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

人的成熟是多方面的，但归结到底就是看待事物的角度。此一角度之下，又可以把所看事物区分为自己与世界，其中他人是世界的一种表现形式，用另一对概念来表达就是主观与客观。个体幼小时期，没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也不能形成自我秩序，于是受到环境影响，被外界所浸染。之后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在与客体的分离中实现的，人能够真正清醒地看世界、有独立判断力，其前提是主体足够强大，能站在世界的对面，不被同化、不被裹挟、能独立思考、自主选择。 要成熟，或者说完成对自身不成熟因素的否定，人是需要不断克服矛盾的。化用现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发展过程，就是数据投喂，发现数据之间关联，形成问题处理模式，这与人类认知的发展是一样的。个体由于经历不同，一生中所克服的矛盾也是不同的，这也导致他们发展出在不同方面的能力。萧功秦笔下的清朝最高统治者光绪帝，他在政治斗争，国家治理方面是没有被投喂过数据的，也没有经历太多的挑战，一直受慈禧的看护，这也让他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合格的统治者，更遑论大清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萧冬连《探路之役》中所记录的党的领导集体，他们都是久经斗争考验，富有政治经验的。也因此，虽然同样是面对未知的前途，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仍能在抓住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把控好改革的方向和大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提出，正体现了党的领导人能够较好地克服主观臆断，正确认识国家改革的发展规律。 两宫之一，与光绪帝共享最高统治权的慈禧对王朝治下生民疾苦是不了解的。在政治权谋上，慈禧有相当的手腕，但是她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对政权统治是没有认知的。可以这么说，慈禧或许是一个宫斗家，权谋家，但她绝对不是一位政治家，甚至称不上政客。再看同时期的大臣，即使张之洞之流，也陷入制度决定论的陷阱中。这其中自然有群众心理的影响，但同样也体现出了士大夫阶层对现代性问题的无知，对新时代下国家治理问题的主观偏激和不成熟。书中提及的立宪反对意见中有很多人是给出了中肯且合理的意见的，但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却不是学术主张的一家之见所能左右。 我个人的拓展是，这种不成熟同样体现在民族或者国家这一层级上，亦即把国家或民族看作一个有机体来思考就能发现中国文化对比西方文化的某种后发性。鸦片战争后诸国通过条约体系、资本输出、军事威胁等方式，把西学嵌入中国社会结构，同时也在经济上剥夺、在政治上削弱了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迫使士大夫阶层重新解释世界和自我。与之对比的是佛学西来后韩愈等人接续儒家道统的努力，只是那时尚不涉及民族危机，国家并没有面临外部威胁。可以说一直以来我们眼里都只有自己，也都是以自己的主观去评价和理解其他文明。于是，当一个旗鼓相当，甚至在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超越我们很多的异质客体出现的时候，我们民族的主体性真正被激发，进一步表现为“自我立法”、“自我证明”。 在中国大历史的角度来看，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是在国家管理体系上实现一定客观化，但皇权的绝对主观性始终是制度的天花板。这一结构在清末面对西方挑战时，既无法提供足够的客观判断框架来应对危机，也无法通过制度自我更新来适应变化。这一逻辑的意义是：制度的客观化进程与最高权力的主观性之间，始终存在张力，这也是清末变革困境的重要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