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榷（箱装套装6册）

终于上架了！不枉蹲守多年！！！ 既然兴奋那就说两句，关注的人都知道这是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倾尽毕生心血撰写的一部编年体明史，谈迁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史书呢？这是因为明朝官方虽然修有历代实录，但由于历任史官多为权臣所控，实录中存在大量忌讳失实之处。而当时民间流传的各种编年体明史著作，又大多肤浅伪陋、错误百出。谈迁读了陈建所著《皇明通纪》之后，发现其中史实谬误比比皆是，深感这类书根本不足以传世，于是下决心要写一部真正翔实可信的明史。而最特殊的一点是，谈迁写史的过程恰逢明清鼎革——大明覆灭之后，他写史的心情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最初只是"留心国史"，变为了一种"以遗民之心存故国之史"的文化担当。可想而知当时是满怀悲愤的心情！ 《国榷》的史料价值之所以特别高，首先在于谈迁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他没有盲从官方实录，而是广泛参考了一百多家明代私家著述，每条史实都相互印证、择善而从。其次，《国榷》成书较晚，且长期未公开刊行，只以抄本形式在文人之间流传，因此避开了清朝四库馆臣的系统删改，保存了大量原始面貌。书中对女真族的发展、后金与明朝的关系，以及李自成起义军在北京的活动，都做了相当详细的记载，这些材料在今天仍是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手资料。 当然，《国榷》也并非没有瑕疵。谈迁在文字叙述上追求简洁，但有时简得过了头，正德、嘉靖、万历三朝的记载尤其显得过于简略；此外，全书在前后照应上也存在一些疏失。但这些小问题，丝毫不影响《国榷》作为一部明史巨著的崇高地位。黄宗羲曾评价它"按实编年，不衒文采"，八个字精准道出了谈迁治史的根本精神。 写这本书的谈迁，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谈迁，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浙江海宁枣林人。他生于万历二十二年，也就是1594年，卒于顺治十四年，正好横跨明清两代。他的先祖在南宋灭亡后南迁至海宁，家里世代读书却无人入仕，到他这一代，家境已经相当贫寒。谈迁虽然博鉴群书，但在科举上只考到诸生，也就是秀才，此后就再也没往上走。他的谋生手段主要靠替人抄书和担任幕僚，说白了就是一个靠笔墨吃饭的底层文人。 但真正改变谈迁人生轨迹的，是大明的灭亡。明朝覆灭之后，他毅然将自己的名字从"以训"改为"迁"，字也从"仲木"改为"孺木"，号"观若"，并自称为"江左遗民"。"迁"字当然有两层含义——一是改朝换代带来的迁徙流离，二是他在史学上的"迁延"求索；"江左遗民"这个自称，更是直白地宣示了他对故国的忠诚与怀念。这种身份意识的转变，直接影响了他修史的立场和心态。 谈迁一生最令人动容的故事，莫过于《国榷》手稿被盗后重写的事迹。顺治四年八月，小偷光顾了他家，看到家徒四壁、无物可偷，便误将锁在箱中的《国榷》手稿当作值钱的财物搬走了。二十多年的心血——数百多万字的书稿——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此时的谈迁已经53岁，这个打击几乎令他崩溃，据说他常常拊膺流涕、寝食难安。但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吾手尚在，宁已乎！"意思是我的手还在，怎么能就这样算了？正是这种"向死而生"的决绝，让他从废墟中重新站了起来。这老兄太励志了！！！ 重新动笔之后，谈迁更是拼尽全力。他接受弘文院编修朱之锡的聘请，以幕僚身份北上北京，在北京两年半的时间里，他白天替东家处理文墨，夜晚则四处走访明代的降臣、皇亲、宦官和公侯门客，广泛搜集史料。经过四年多夜以继日的努力，他终于完成了新版《国榷》，内容甚至比原稿更加精彩。朱之锡后来在序言中称赞谈迁"或途听壁窥，轶事绪闻，残楮圮碣，就耳目所及无遗者，其勤至矣"——这十六个字，把谈迁治史那种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执着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 谈迁的史学成就，离不开明末清初那个特殊时代的思想土壤。有学者指出，每当政治高压有所减弱、文网稍稍转疏之时，史学家的思想往往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谈迁正是在这样的夹缝中，以布衣之身担起了修史的重任。他与张岱、查继佐、万斯同并称为"浙东四大史家"，这一称谓本身就昭示了他在清初史学界的崇高地位。顺治十四年，谈迁在前往山西平阳祭奠先师张慎言的路途中病逝于旅舍，结束了他颠沛而执着的一生。今天当我们翻开《国榷》，读到那些翔实而克制的记载时，或许应该记住：每一页纸的背后，都站着一个穷秀才用五十年人生与命运反复较量的身影。 向坚定追求人生理想的谈公致敬！！！ 附吴晗先生1959年在谈迁《北游录》出版时写的序，分享给大家： 爱国的历史家谈迁（代序） 　　公元一六四七年，是清朝顺治四年。四年前的五月初一，清摄政王多尔衮入北京。同一天明宗室福王入南京，过了十二天作了皇帝，改次年年号为弘光。第二年五月清军入南京，弘光被俘，明朝亡国。 　　一六四七年八月间，浙江海宁县的一个村落麻泾，村边一片枣林里，住着一位老秀才谈迁，此人既老且穷，半夜里忽然被小偷光顾，破衣烂衫，什么也没有动，只偷走一部文稿，叫做《国榷》。 　　这部书是谈迁编的明朝编年史，从公元一三二八年到公元一六四五年，每年按月按日编的大事纪。内容主要根据明朝的实录和一百多家明朝史家的著作，经过细心的编排考订，写了改，改了再写，一连改了六次才编成的一部大书。 　　他是一个穷秀才，买不起书，当时也没有图书馆可以借书。明朝实录是纪载每一皇帝在位时的编年史，没有刻本，只有少数的大官僚家里才有传抄本。他为了研究明朝历史，托人情、拉关系、左求右求，好容易才求通了邻县的几家大郡绅，经常跑一百多里路，带着铺盖伙食去抄书，抄了多少年，费了多少精力，终于把这部五百多万字的大书编成了，十分得意。纵然刻不起板，不能传布开去，但是，只要有了稿子，将来总会有机会出版的。 　　他为什么要编这部书？公元一六二一年，他二十九岁，那一年，母亲死了，在家守孝。他原来对历史有兴趣，读了不少书，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恰好得到一部陈建着的《皇明通纪》，便仔细阅读，不料越读越生气，书里记载的史事有很多错误，见解也很肤浅，心想这样的书不是害人吗，不但糟塌人的时间，还给人以错误的史实和看法。便下决心自己编写。编书的主要根据是明朝实录，经过仔细研究，有几朝实录也很不可靠，例如明太祖实录是经过三次改写的，改一次便隐没了不少历史真相。明孝宗的实录是正德时的奸臣焦芳编的，凡是他所不满意的好人都乱骂一通，把白的说成黑的，很不可靠。为了求得历史事实的比较真实可靠，他便发愤通读所能借到抄到的一百几十家明朝历史家的着作，互相对证比较，一条条的札记，按年月分别放在有很多抽屉的柜子里，再按年月按事综合研究，择善而从，编成这部书。总之，他原来编《国榷》的目的是从历史的真实性出发的，要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编成一部可信的国史。 　　不料一六四四年清人入关，一六四五年弘光被俘，这一年他已经五十三岁了。亡国之恸，十分悲愤，在所著《枣林杂俎》里写上一段题记说：“我的祖先，因南宋亡，避难搬到海宁的枣林。如今不到四百年，又是南宋亡国时的局面了。我年纪大了，说不上那个早上晚上死去，能逃到哪里去呢？桃花源在哪里呢？只好在枣林算了！”崇祯、弘光这两朝是没有实录的，他便根据当时的《邸报》(政府公报)继续编写，认为国虽亡了，但史不可亡，保存故国的真实历史，是亡国遗民应尽的责任。从此，他的著作，署名为江左遗民， 原来他名以训，字观若，也改名为迁，字孺木，纪念亡国的哀痛。 　　书写成了，慢慢传开了。他家虽穷，但这部书确是件大财富。当时有的人有钱有地位，独缺少社会名望，很想有部书出版，流传后代。但写书要有学问，要花苦工夫。知道谈迁生性梗介，拿钱是买不动的，便只好偷了。结果，这部花了二十七年时间、改了六次才编成的书被偷走了，谈迁一生的精力白费了。 　　谈迁遭受了这样严重的打击，伤心得很，在大哭一场之后，下定决心：我的手不是还在吗？再从头干起！ 　　为了保存祖国的真实历史，也为了通过历史给后代人以深刻的教育，于是，这位五十多岁的老人，满头白发，背着雨伞、包袱、干粮、纸笔，跑到嘉善、归安、吴兴、钱塘，向乡绅大族说好话求情，借书抄书，读遍了有关的参考书，抄得了所需要的材料，不顾严寒，不顾酷暑，以炽盛的精力，像三十年前一样又投身到学术的战斗中。 　　这样，经过了四年，他已经六十岁了，又第二次完成了《国榷》的初稿。 　　但是，还有困难。南方虽然有许多大乡绅，有些史书可以借读借抄，毕竟他们注意的是举业，更多收藏的是八股帖括之类。有好多性质较为专门的书对他们没有用，因之也就看不到。更重要的是万历到崇祯这几十年的史事，由于党争翻覆，各人的立场不同，纪载也就是非不一，同一事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差别很大。崇祯一朝史事，有许多纪载是得之传闻的，很不可信。要多找书读，要多找人谈，特别是找身经其事的人谈，要达到这样要求，就非到北京不可。 　　北京怎么能去呢？没有路费，即使借到钱，到北京后的吃住又怎么办呢？ 　　谈迁过去的职业是当官僚的幕友，替东家代写些应酬文字，办些文墨事务。例如一六四二年他就胶东高弘图之聘，作高的记室，一直到一六四五年高弘图罢相为止，在当时官僚中有些名气。一六五三年义乌朱之锡进京作弘文院编修，聘谈迁作记室，约他一路从运河坐船进京，谈迁多年来的愿望实现了，一口答应。在北京朱家住了两年半，除了替朱之锡做些文墨工作以外，便用全力搜集史料和访问有关史事的人物，补充和纠正《国榷》这部书。 　　当时在北京有不少藏书家，著名的一个叫曹溶，浙江秀水人，由于同乡关系，谈迁写信给他，见了面，曹溶答应借书并且介绍别的藏书家。由曹溶的介绍，他又认识了太仓吴伟业和武功霍达。这三个人都是现任官员，都是明朝崇祯时的进士，都收藏了很多外边不经见的秘书。其中吴伟业熟识明末掌故，亲身经历过许多事变，是当时的大名士，交游相当广泛，从此谈迁便经常和他们往来，问以先朝遗事，一一笔录。又借到《万历实录》《和崇祯邸报》，和《国榷》原稿核对。 　　他到北京去的时候是带着《国榷》去的，把原稿送给曹溶、吴伟业、霍达，要求他们指出错误，随时改正。 　　此外，他到处访问明朝的降官、贵族子孙、太监、官僚贵族、门客、城市和乡村居民，只要有一点线索，就不放过。他还访问历史遗迹，如景泰帝和崇祯帝的陵墓，金山明代皇族丛葬地区，香山和西山的古寺等等。从运河北上和南下时，所过城市也都核对史书，纪载有关事迹。到一六五六年回家时，已经记录了几千张纸的材料，满载而归了。 　　朱之锡序他的《北游录》，描写谈迁搜访史料的情形说：“为了访问遗迹，登山涉水，脚都起了泡，有时迷了路，只好请看牛的小孩和雇工带路，觉得很高兴，不以为倦，人家笑他也不理会。到一个村子里，就坐下笔记，一块块小纸头，写满了字，有时写在用过的纸背上，歪歪扭扭的，很难认出。路上听到的看到的，一堵断墙，一块破碑，也不放过，只要耳目所能接触的都用心记下，真是勤勤恳恳，很感动人。” 　　这两年多的生活，使他的历史知识更丰富了，《国榷》的史料质量更提高了。除此以外，他还把所作诗文编成《北游录》，内容包括在北京时的日记和见闻记录，北游的旅程，把一部分材料补充了以前所著的《枣林杂俎》。 　　他在学术上有很大收获，但在精神上则很痛苦。因为他只是一个穷老秀才，一个替人帮忙的幕客，这样的身份求人借书，访人问事都不是很容易的。他在给朋友信中诉苦说： 「我不善于说话，年纪又大，北京游人多得像蚂蚁，成天去拜访贵人，听候接见，往往早上去等到中午，有时得等到晚上才能见见面，简直受不了。北京气候又干燥，到处是尘土，鼻子口腔都脏得很。无处可去，只有离住所两里外的报国寺有两棵松树，有时跑到树下坐一会，算是休息了。」他早就要回南方，只因东家挽留不放，后来朱之锡奉命修书，想来或者可以看到一些难得秘书，一打听内阁的书也都残缺不全了，没有了指望，便决心回家了。 　　一六五七年他又应聘作幕友到山西，一来是为了生活，二来也想趁机会去拜哭平阳的张慎言墓。张慎言是弘光时的吏部尚书，高弘图的朋友，很契重谈迁。这年十月，他还没有到平阳，就病死在路上，年六十五岁。 谈迁的《国榷》，三百年来只有传抄本。二十五年前我因为要查对一些材料，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翻阅了一遍，因为不能外借，没有机会细读。想望了这多年，现在中华书局终于把它出版了，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大好事。对爱国的历史家谈迁说，隔了三百年出版了他的著作，他应该十分高兴。对学习历史的我来说，也是绝好的今昔对比，从前看不到的书现在置搁在我的书桌上，不但有机会细读《国榷》，而且还能读到他的《北游录》，比较深切地了解谈迁这个人，十分感动，也十分高兴。这篇短文的目的，介绍这部书，也介绍这个人。这书的编写经过，这人对历史的求真精神和顽强的研究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中国历史大辞典》: 国榷　书名。明末清初谈迁撰。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四卷。编年体明史。迁初不满诸家编年体明史之讹陋肤冗，又因明代历朝实录颇多忌讳失实，遂以实录为本，参阅有关明代史书一百余种，编成是书。天启元年(1621)开始编写，六易其稿，六年成书。起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止天启初。清初续补崇祯、弘光两朝事迹。顺治四年(1647)全稿被盗，发愤重写。十年，携稿入京，再作修订，十三年离京，历时三十五年完稿。撰述时曾遍考群籍，广征博采，但不盲目轻信，凡实录及诸史所记失实处，均予指明。明亡后又大量收集明代邸报、政府公文、方志及前朝官吏、遗民的口述，进一步充实和订正。所载万历以后明与后金之史实，为它书所不及，史料价值较高。但叙述文字过简，脱稿后未作仔细复审，前后内容失于照应，同一事件先后叙述不一，甚至张冠李戴，画蛇添足，且于灾异祥瑞叙述太繁，是其短处。全书四百三十万字，分为一百卷，只有少量抄本流传。张宗祥依蒋氏衍劳草堂抄本和四明卢氏抱经楼抄本互相校补，重分为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四卷，于1958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 谈迁(1594—1657)　明末清初浙江海宁人，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明亡后自署“江左遗民”。明诸生，终身未仕，多为人佣书，或任记室。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之幕僚，出谋赞画，力图恢复。曾受高弘图、张慎言等人赏识，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辞不就。性喜博综，致力于子史百家之言，谙于历代掌故，立志编撰明史。明天启元年(1621)，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著《国榷》，天启六年完成初稿。后又陆续修订，清顺治二年(1645)续补崇祯、弘光两朝事迹。两年后全稿被窃，发愤重写。顺治十年，携《国榷》稿北上。在京两年半，走访降臣、皇亲、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代遗闻，作补充、订正。另曾拟写纪传体明史。顺治十三年夏南返海宁，次年夏应故人邀请游山西，十一月病死于平阳（今山西临汾）。尚著有《枣林杂俎》、《枣林外索》、《枣林集》、《枣林诗集》、《北游录》、《西游录》、《海昌外志》、《史论》等。

这套书上架了，打破我的惯例，一般我是读完再确定是否推荐，但是这套书我先推荐下。 这套书挺值得读的，喜欢读明史的朋友，必不可少应该读的一套书，这套书的史料价值是比较高的。 虽然我没有读完这套书，但是有时候在引用史料的时候，还是会时不时引用到这书里的史料，所以对这本书里的一些记载，也是知道一些的。 我个人认为，这套书对我来说，比较大的优点就是崇祯皇帝死了以后的情况，这书也有所记载。这点还是挺难得的。 明末的史料，尤其是南明时期的一些史料，错综复杂，说法众多，这套书也提供了一些参考价值。 相比别的史书，这套书有的地方写得比较简单，但是史书就是这样，没有完美的。对待史书，还是要多阅读，小心求证。 而且这套书属于私人修史，在读的时候，还是要多份史料对比着读。私人修史，会填补正史的一些涉及不到的内容，但是因为修史的时候，毕竟是个人修史，有的地方还是会有局限性。 以下是补充： 这套书的古籍底本用的是哪个古籍底本？ 大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可以多参考一些其他的古籍底本，对比着看。

一次偶遇，一段蹲守，得之即爱不释手。阅读44天，耗时33小时25分，荡气回肠中结束。期间，参阅了《明实录》《南明史》等资料，所花时间另计。 一、关于《国榷》 《国榷》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是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立志私修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其内容多取材于官修实录，保存了大量原始奏牍与政令，包括万历朝四十八年与崇祯朝十七年的完整记录，为后人研究明朝、特别是神宗与思宗的治国理政，即期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外交、军事与国防运作，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涉及制度演变，如“九卿互推”等；记录官员奖罚，如神宗万历元年“刑科给事中朱南雍上言四事：懋心学以成德，亲贤辅以熙政，终俭德以足国，恤时艰以保治。上嘉纳之”，而“江油知县赵佐，侵帑二千余金，论死”；载有兴教事例，如洪武早期“四川云南边夷皆立学校”。同时，关于明代两京制度的记载——南京与北京并设两套完整中央官署，官员由皇帝分别设置与任命，并实行对等互调，以确保制度运转与政令畅通——为理解明代制度设计提供了珍贵线索；所载朝贡国及其附属行政清单，为研究明代舆图提供支持。 书中战争记载可知，元末明初，明军已向包括火器在内的多兵种联合攻防转型。如顺帝至正年间的康郎山战役，“丁亥，遇敌康郎山，汉巨舟当我，公曰：‘彼舟不利进退，可破也。’乃分舟师十一队临敌，先火器，次弓弩，近则短兵。” 书中所记内乱与外患，为理解明代、特别是晚明政局的多重危机提供了线索，如杭州兵变、范俊削籍、吕宋献俘、粤云贵川等地平叛、辽东战事、倭寇与海盗侵扰等事件。 此外，书中详载历年天文、地理与自然灾害信息——如“晓刻，金星犯亢宿”“癸酉，昏刻，月犯鬼宿积尸气星”及每次月食等，以及地震、洪涝、冰雹和霾的发生时间与地点——其中部分天文历法内容代表了当时世界先进科技水平，为研究区域灾情提供了珍贵记录。 二、如何看待谈迁及其《国榷》 谈迁撰述《国榷》，历经艰辛。黄宗羲《谈君墓表》记述其“两苦三难”：访求崇祯朝邸报以补实录之缺；家贫如洗，曾受南明大臣高宏图、张慎言礼遇，却辞谢史馆之聘而不出仕；书稿一度遭窃失，只得重撰。清初，朝廷大规模收缴销毁“违碍”书籍，关键史料散佚严重；而官修《明史》，亦多有删改、曲笔。在这样的困境中，谈迁取“木横水上曰榷”之意，定名《国榷》——“于是汰十五朝之《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五年《邸报》，补其缺文”，力求在明、清官方叙事之外，保留一代历史的真实轮廓。这正是本书弥足珍贵的地方。 此外，《国榷》中谈迁本人的点评，亦为读者理解相关叙事提供了多一重参考的视角。如卷一，“谈迁曰：宋帝㬎降元，封瀛国公，俾尚公主。后因侍宴，有奇怪之征，忌之，遣学佛法于帝师，遂居漠北。”看似自然陈述宋恭帝赵㬎投降元始祖忽必烈的前后变化，却意味深沉。又如卷六十八，载录万历前的诏书评价，“二百余年，重熙累洽”，字少情长。若将这些点评与全书一百零八卷的结构联系起来想，耐人寻味：似警世，又是男儿当自强的自省。 三、阅读体验 合上厚重书卷，久久难以平静。触碰这段历史，确实需要勇气。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清政府为确立自身正统，修《明史》除删改、曲笔外，还将明史截止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而对与清初平行的南明十八年（1645年—1662年）——南京朝廷与流亡朝廷——不予正史载录。但国外《剑桥中国明代史》“第十一章　南明，1644—1662年”及“明王朝诸帝”一表，介绍并列载南明六帝，从朱由崧弘光帝至朱由榔永历帝；国内史学家顾诚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原件及其他馆藏档案专著的《南明史》，则更详细地述说了这段十八年“内斗”史，以及清廷如何解决东南沿海郑成功与西南永历朝廷夹击之势。那么今天，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这段被官方叙事遮蔽的历史，还它一个更完整的面目？ 关于这一问题，吴晗在《谈迁和〈国榷〉》一文中已有专论，将该书与明官修《明实录》、朝鲜《李朝实录》进行对比，互相印证，似乎抛砖引玉；[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似乎旁观者清；顾诚著《南明史》，似乎推波助澜。

一部寄托亡国之痛的编年体明史——谈迁与《国榷》 在中国史学史上，有一部耗费了史家三十余年心血、历经书稿被盗之痛仍发愤重修的皇皇巨著，它因未遭清代官方删改而保留了明季历史的本来面目，更因其独特的私家修史立场而被学界誉为研究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这就是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所著的编年体史书——《国榷》。 一、作者与成书背景 谈迁（1594—1658），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观若，又字孺木。明朝灭亡后，他改名“迁”，以寄托亡国之痛，自号“江左遗民”。他出生于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的一个贫寒家庭，虽为明诸生（秀才），却终生不仕，以佣书、作幕僚为生。 谈迁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尤重明代典故。明末动乱的时局促使他踏上修史之路：他痛感明代列朝实录多为官修，忌讳失实，而各家私家编年史书又“多肤浅伪陋”，遂立志编修一部翔实可信的明史。关于《国榷》的卷数，据近人张宗祥校订本，正文一百零四卷，外加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全书约428万余字，另有记载称近500万字。 二、曲折的成书历程 谈迁编纂《国榷》的过程堪称跌宕起伏，饱含了个人辛酸与治史精神。 始修与初稿。 天启元年（1621年），二十七岁的谈迁开始着手编纂工作。他走访各地，遍借群书，“卑词仰恳”，艰难地搜集资料。初稿于天启六年完成，前后历时约六年。 稿本被窃与发愤重撰。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清顺治四年（1647年），历经二十余年心血积累的原稿竟被小偷偷盗一空！时年五十余岁的谈迁“拊膺流涕”，痛苦万分。但巨大的打击没有击垮他，他以无畏的意志从头开始，誓言续成此书。谈迁曾说：“吾手尚在，宁遂已乎！”他的坚韧不拔令人动容。 二次搜集与最终成书。 为重写《国榷》，谈迁不仅在家乡浙江继续搜集史料，更于顺治十年（1653年）受邀赴京，借阅公私文献，访问故明遗老，搜求邸报等大量档案，深入补订史实，完成质量远超原稿的第二稿。前后历经三十余载春秋，直至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左右，终于完成了这部记述有明一代历史的巨大著作。 三、内容与史学特点 《国榷》通览上下三百余年，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时间跨度完整，重点突出。 《国榷》记事起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终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南下、福王政权覆灭，囊括了有明一代共计三百一十七年间的重大史事。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关于万历以后七十年的篇幅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尤其是明末三朝（天启、崇祯、弘光）的记录，为解决这一时期的史料匮乏问题提供了宝贵依据。 私家立场，秉笔直书。 谈迁敢于批判官方实录，在《国榷》中对明中期以后宦官专权、党争误国等阴暗面予以无情揭露。特别是由于清代统治初期该书未曾公诸于世，遂没有遭到清代四库馆臣的任意篡改删削，这使得《国榷》保存了大量他书未见的第一手原始史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信度。 考订精审，兼收诸论。 谈迁以官修《明实录》为基础，但不盲目信任，对其中避讳失实的错误逐一驳正与补充。对于明代重要历史事件，常将自己的评论以及当时各家史论并列附于文后，以启来者。 四、历代流传与现代印行 由于《国榷》持遗民立场，成稿后不久适逢清廷严查私修野史，谈迁的作品被列入禁书，无法刊刻。此后三百余年间，该书只能以少数抄本形式私下流传。幸有海宁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宁波卢氏“抱经楼”抄本等得以存世，使得文稿几近完整地保存下来。 1925年至1927年，海宁籍学者、著名书法家与校勘家张宗祥多方奔走追寻，借得上述几个著名抄本，以极大的毅力互相校补，完成了《国榷》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整理、考证和重新分卷，为后世的整理出版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由张宗祥主持，根据这几个珍贵的精抄本互相校补，于1958年由中华书局首次排印出版这部共计六册的《国榷》，使这部沉寂了三百年的历史巨著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 五、史学价值与影响 《国榷》作为一部私家编纂的编年体明朝断代史，后世好评如潮，学术价值极高。 史料价值的独特性。 书中广泛记录了明代女真（即后金）各部与明朝之间的关系，若干不见于他书的史料对研究明清交替史和满族早期发展史至关重要。此外，谈迁还探访了农民军在旧京的活动并录入书中，为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留下了可贵的真实记录。 对后世研究的贡献。 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对《国榷》的研究不断深化，研究视野和方法日趋多元化。《国榷》中展现的编年体系、史料取舍原则及考据精神，对后世史学研究产生了深刻且长远的影响。这部书不仅是谈迁个人毕生心血的结晶，更是明末清初在野知识分子基于深沉家国之痛所留下的不朽史卷。 总而言之，谈迁和他的《国榷》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它不仅记录了一代王朝的兴衰存亡，更凝聚了一位贫寒书生坚韧不拔的治学意志和深沉似水的爱国情怀。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至今仍为我们回望有明一代历史提供了最可信赖的窗户，其厚重与辉煌，历数百年而不稍减。

《国榷》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明代编年体史书，由明末清初的著名史学家谈迁倾注毕生心血编撰而成。 ​谈迁自幼喜好历史，鉴于当时关于明朝的史料多有散佚、错漏或忌讳，他立志要编写一部真实、详尽的明朝全史。他从29岁开始动笔，历时二十余年，广泛搜集了明朝的实录、邸报、奏疏、方志以及大量的私家笔记，六易其稿，终于在54岁时完成了初稿。 ​然而，在顺治四年（1647年）的一个夜晚，《国榷》原稿不幸被盗。面对半生心血化为乌有的沉重打击，年过半百的谈迁并未屈服。他凭借惊人的毅力和记忆力，从头开始重新撰写。为了让内容更加精准，他又历经数年四处奔走，甚至远赴北京寻访补充史料，最终在晚年完成了这部比原稿更加详实、完备的巨著。 ​“国榷”一词中，“国”指国家（明朝）历史；“榷”本意为独木桥，引申为衡量、考订、商榷之意。书名寓意着作者对明朝三百年的国家历史进行了严格的审视与考证，力求去伪存真，还原历史本来面貌。 ​《国榷》与张廷玉等人主编的《明史》、夏燮的《明通鉴》等著作并列，被后世学者誉为研究明代历史的“必读之书”。

这本书字有点长 我把他分为五个部分总结一下 第一部分 故事的主角是明末的谈迁，他是个普通读书人，看着明朝一天天烂下去，想写一本不掺假的明史。可官府查得严，他只能把书稿藏在墙缝里，白天种地，晚上就着油灯写：从朱元璋打天下，一直写到崇祯帝上吊。 第二部分 谈迁在书里说：朱元璋当了皇帝后，杀了三万多功臣，比如徐达是吃了他送的蒸鹅死的，蓝玉被剥皮填草，挂在城门口。他没写朱元璋是为了稳江山，只写宫里的血流了半个月，连宫女都不敢出门。 第三部分 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谈迁就记他的日常：天天在宫里喝酒，让太监给他找民间美女，连大臣的奏折都堆在宫里发霉。最狠的是，万历派太监去江南收税，太监们抢商户的钱，拆百姓的房，江南的街头上，天天有人哭着骂皇帝是活阎王。 第四部分 崇祯帝每天只睡四个时辰，衣服上全是补丁，可他越忙，明朝越乱，杀了袁崇焕，把辽东的防线搞垮，催着地方官收税，逼得李自成造反，最后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在煤山上吊，谈迁在书里写：他不是不努力，是这江山早被前面的皇帝蛀空了，他再使劲，也撑不住了。 第五部分 书快写完时，小偷把书稿偷了个精光。谈迁没疯，坐在地上哭了三天，然后重新写，他跑遍江南的藏书楼，找老举人打听旧事，整整十年，终于把《国榷》重新写完，而这时候，明朝已经亡了十几年了。

这套书我有pdf影印版，还是默默地留个爪子祈祷能出个电子版🙏🏻最好能是横排简体像《明通鉴》那样（我在做梦）。 这套是竖排繁体版本，有句读，且评论中不仅有谈氏自己的见解还把王世贞的评论加进去了，版本还是不错的。 但pdf版看得属实累人，眼睛都瞎了，关键是不能检索真的很痛苦，迫切需要能检索的版本🙏🏻

读完《国榷》，仿佛与一位在历史废墟中执笔的孤勇者同行。谈迁以“江左遗民”之名，用三十余年光阴，在稿本被盗、家贫无依、朝代更迭的绝境中，重写这部三百一十七年的明史巨著，其精神本身，就是一部比史书更震撼人心的史诗。 它最珍贵之处，在于“未被删改的真相”。清代官修《明史》为避讳祖先，对建州女真臣属明朝、朱棣篡位等事多有隐晦，而《国榷》因长期以抄本流传，躲过了文字狱的刀锋，完整保留了建文年号、直书“燕庶人”、详载后金崛起等被官方抹去的史实。谈迁不盲从《明实录》，广征邸报、方志、遗民口述，甚至亲赴北京调查李自成起义军的活动，这种“求真”的执着，让这部私修史书拥有了超越官方的可信度。 书中对万历以后七十年的详述，尤其令人动容。那不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而是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他写农民起义，不称“贼寇”，而记其起因、过程与民众之苦；他写朝堂党争，不偏袒任何一方，只录各方言论与后果。他的笔触冷静克制，却字字带着温度——那是对一个王朝覆灭的悲悯，对历史真相的敬畏。 《国榷》不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在权力可以篡改记忆的时代，总有人愿意用生命守护真实。谈迁没有留下豪言壮语，但他用一部书告诉我们：历史的价值，不在于谁书写，而在于是否忠于事实；人的尊严，不在于地位高低，而在于是否敢于在黑暗中执笔。

从抄本秘传到电子阅读：重读谈迁《国榷》的另一种意义 《国榷》登陆微信读书，表面上只是又一部古籍有了电子版；但如果了解它的传播史和抄本系统，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因为《国榷》并不是一部自成书以后便顺利刊刻、广泛流通的史书。恰恰相反，它长期依靠抄本在少数藏书家和史学家之间流传，几经散佚、转抄、避讳、删改和校补，才最终进入现代出版系统。今天我们在手机上读到的《国榷》，背后是一条曲折的文本幸存史。 《国榷》的作者谈迁，是明末清初一位极具韧性的史家。他最初编纂此书，是在晚明史学风气和考信意识影响下，希望纠正旧有明史叙述中的不足。早年书稿曾在顺治四年被盗，二十余年心血几乎毁于一旦。谈迁并未因此放弃，而是重新搜集材料，抄录《明实录》，参考群籍，又北上北京访问前明旧臣，查阅实录、崇祯邸报以及外间罕见的明末史籍。也就是说，《国榷》从一开始就不是普通的历史故事书，而是一部建立在实录、邸报、私家史著和口述见闻基础上的明代编年史料汇编。 但《国榷》的成书时代，恰好也是它难以公开流通的时代。清初文字狱阴影深重，顺治十八年的“庄氏史案”尤其使涉及明清鼎革、建州女真和南明记忆的史书变得敏感。《国榷》具有较强的明遗民色彩，对明末清初的一些历史问题并不刻意回避，因此很难公开刊刻，只能以抄本形式小范围传播。这一点决定了《国榷》的命运：它不是靠刻本进入市场，而是靠藏书楼、史馆、私家抄本和学者之间的借阅网络得以保存。 清初，《国榷》并非完全无名。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和《明史·艺文志》都著录了《国榷》一百卷，说明它在当时仍有一定影响。清廷开馆修《明史》时，《国榷》也进入了史家视野。万斯同虽认为它可供参考而不可尽作典要，但这本身已经说明它被纳入官方修史的参考范围。黄宗羲为谈迁作墓志铭，对其据实编年、不炫文彩的史学态度给予肯定。朱彝尊、徐乾学等参与明史纂修的学者，也曾在著作中引用《国榷》。与此同时，清初不少私家晚明史著，如《怀陵流寇始终录》《小腆纪传》《孤儿吁天录》等，也明确提到或利用了《国榷》。这说明，在清初史学圈内，《国榷》并非完全沉入地下，而是在官方修史与私家修史之间保有一条隐秘而有效的传播线索。 不过，这种传播始终是有限的。到了乾隆时期，《国榷》由于没有刊刻，反而避开了四库馆臣大规模抽毁、删改的风险；但也正因为只靠抄本流传，它几乎陷入湮没。谈迁同乡藏书家吴骞曾感慨，《国榷》已成“残编断简”，散落在荒村旧塾之中，几乎有彻底亡佚之虞。这是《国榷》传播史中很关键的一点：它躲过了官方整理带来的改造，却也付出了难以广泛流布的代价。保存与沉寂，在这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清代晚期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随着思想文化环境相对松动，加上江浙地区藏书传统深厚，《国榷》重新进入少数学者和藏书家的视野。汪日桢、李慈铭、罗汝怀等人曾提及或引用此书，一些地方志也开始参考《国榷》，如《永平府志》《抚宁县志》《乐亭县志》《泰兴县志补》等，其中《永平府志》引用数量尤多。这说明《国榷》在清末不仅被少数藏书家珍藏，也开始重新发挥史料功能。不过，即便如此，它仍是罕见之书。目录著录有限，傅以礼以未见全本为憾，刘承幹也称其“甚可贵”。直到民国时期，吴晗仍指出《国榷》罕为人知，连史语所所藏本也极为珍贵，不能外借。可见，《国榷》真正走向普通学界，并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而依赖后来的整理与校勘。 这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张宗祥。他在1925年得以全抄蒋氏衍芬草堂藏本，但发现此本缺简甚多，叙事首尾不全。后来他又在江南图书馆见到丁氏八千卷楼抄本，却发现两书脱简情况相同，说明二者同源，不能互补。直到1954年，张宗祥又获得四明卢氏抱经楼抄本及一部专记崇祯朝事的抄本，才得以将多种抄本合校，整理出较为完整的《国榷》，并由中华书局影印刊行。换言之，现代读者所见《国榷》，不是某一个单一抄本的直接呈现，而是建立在多个抄本系统互校基础上的整理成果。 也正因为《国榷》长期以抄本流传，它的文本并不只有一个面貌。现存或可考的《国榷》抄本，包括国家图书馆藏蒋氏衍芬草堂抄本、朱彝尊旧藏残本、刘氏嘉业堂抄本，南京图书馆藏八千卷楼抄本，浙江图书馆藏卢氏抱经楼抄本，上海图书馆藏鄀庐瓯江抄本，台湾相关机构所藏莫友芝旧藏抄本及其他残本等。这些抄本并非彼此孤立，而大体可以分为两个系统。 一个系统可称为蒋氏衍芬草堂本（蒋光焴）系统。蒋氏衍芬草堂本、丁氏八千卷楼本、莫友芝藏本以及国家图书馆五册残本，大体属于这一系统。它们在行款格式、分册情况、称谓习惯和缺简情况上具有较高相似度。此系统的特点是保存痕迹较多，常见空格、缺叶和未完全补足之处；在涉及明帝后尊号时往往前空一格；称明末满人时，有时作“建□”或“建虏”，称蒙古诸部则作“西虏”“套虏”等。这些用语和书写痕迹显示，它可能保存了较多早期传抄面貌，文本较为原始，但也因此缺损较多、阅读不够完整。 另一个系统可称为卢氏抱经楼本系统。朱彝尊旧藏本、刘氏嘉业堂本、卢氏抱经楼本，大体属于这一系统。与蒋氏系统相比，这一系统在内容上更为简略，某些官职、升降、赠谥、诏书、奏对等内容有删省，民族称谓也更趋温和。例如有的地方将较刺激的称谓改为“建州”“金师”，或将“虏”改写为“鲁”“卤”，将“夷”改作较不触忌的字样。卢氏抱经楼本还存在避清帝名讳的痕迹，说明其抄写或整理时间较晚。由此可以看出，卢氏系统并不是简单的“另一个抄本”，而可能经过了有意识的删改、避讳和润饰。至于这些删改究竟出自谈迁本人后期修订，还是后世传抄者因政治环境所作调整，则仍需谨慎判断，不能轻易下结论。 此外，上海图书馆藏鄀庐瓯江抄本也值得注意。它是民国时期的抄本，卷首题记说明其与张宗祥借抄蒋氏别下斋（蒋光煦）藏本有关。其内容既与蒋氏衍芬草堂系统相近，又在若干文字上与刘氏嘉业堂本相合，因此可以视为带有校本性质的文本。它提醒我们，《国榷》的抄本流传并不是简单的“一本抄另一本”，而是存在借抄、互校、补订、合成等复杂过程。 更进一步说，《国榷》早期文本可能还不止现存两个系统。《孤儿吁天录》所节录的《国榷》文字，与今天所见蒋氏系统、卢氏系统都存在差异；《明史纪事本末》（《国榷》是《明史纪事本末》的明确史源之一）中若干崇祯朝内容，也与《孤儿吁天录》所录《国榷》较为接近。这说明，《国榷》在早期流传过程中，可能还有一种较为精简或不同形态的文本，只是后来未能完整保存下来。这个问题很重要：它提示我们，今天的《国榷》虽然已经相当珍贵，但并不能被简单等同于谈迁手定原稿；它更像是一个经过长期流传、抄写、删改和校勘后形成的文本群。 因此，《国榷》的价值至少有两层。第一，它是研究明代尤其晚明历史的重要史料，保存了大量按年月日排列的政治、军事、财政、边疆、党争和社会事件记录。第二，它本身也是一部值得研究的古籍流传史个案。它让我们看到，一部史书如何在政治高压下不能刊刻，只能依靠抄本秘密流传；如何在藏书家手中辗转保存，又因缺叶、避讳、删改而形成不同系统；如何经过现代学者合校整理，才成为今天可以阅读的版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榷》进入微信读书，不只是古籍数字化的一小步。它意味着一部曾经只能藏于书楼、传于抄本、阅于少数学人案头的明史巨著，终于进入更广泛的公共阅读空间。普通读者未必需要从头到尾读完它，但至少可以借此理解：历史并不是天然以完整、透明、稳定的面貌来到我们面前的。我们读到的每一部古书，背后都有它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