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古传奇》杂志社
他曾是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代理过总书记,与毛泽东同睡一个地铺。三年后,他却以“每月20元党费太多”为由退党,摇身变成蒋介石的“文胆”。抗战爆发,他又抛下蒋介石,追随汪精卫做了头号汉奸,狂言“人生有此一段,不虑生一世”。临死前,他留下自述——“我想成为中国的列宁,却走上了另一条路”。从革命先锋到民族罪人,他到底是投机者,还是被命运裹挟的悲剧?本书用周佛海自己的笔,揭开他三面人生的全部真相。
此文虽以“自述”为名,实则通篇更似他者在场的社会病理切片,而非传主本人的灵魂独白,这造成了文本形式与实质内容间的微妙错位。然而,正是这种“他者凝视”下的叙事张力,反而为读者剖开了一部鲜活的“灵魂堕落史”。书中精细还原了周佛海从沪上热血青年、中共一大代表,到背离初心、投蒋反共,最终彻底沦为汪伪政权要员的完整轨迹。这一路从“进步旗手”到“三易其主”的政客行径,不仅描摹出了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样本,更以其极端的人生坍缩,为后世提供了一份关于信仰、忠诚与民族大义的深刻镜鉴。这份“反面教材”的厚重,远胜于单纯道德批判的苍白。
其实这本书不能称之为周佛海的自述。 可以说是周佛海的描述,总体不差。周佛海是一个投机的一生,是为了自己不顾国家和民族前途的一生。 但是好在他还有一个抗日的儿子。 这也就是说,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他们之间不完全独立,但也不能完全混为一谈。
简单介绍周佛海一生 他一生的目标就是入阁。 他做到了。 入阁的目的是大富大贵。 脱党为钱,投蒋为钱权,投日为钱权,再投蒋还是钱权。最后在监狱里的都是浮云的感慨,是投机者的悔恨么?不是,是对算计失败的无奈。 聪明有才,用于投机。可惜了的啦! 教员说:人间正道是沧桑。不走正道只能被唾弃,即便讲义气、惜才的蒋公也救不了。人民不答应。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人的选择往往被时代的浪潮裹挟,最终走向意想不到的彼岸。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一旦信念的基石动摇,欲望便会乘虚而入,将曾经的理想主义者改造成权力的囚徒。背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一次次妥协与算计中逐渐沉沦,最终将自己塑造成了曾经最反对的模样。这种从云端跌落深渊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迷失,更是对人性在极端考验下脆弱性的深刻注脚,警示后人莫让野心吞噬了灵魂的底线。
鲁迅先生曾评周佛海“无担当、易反覆”,这一定性代表了进步知识分子对其人格的普遍看法。 综合来看,周佛海一生在信仰、立场和道义上不断摇摆: 早年革命理想迅速被个人功利取代; 中途背叛同道、投靠强权,丧失基本忠诚; 晚年沦为汉奸,又以诡辩掩饰罪责,更显品格低劣。 因此,无论从其历史行为评价看,周佛海的人品都被视为投机、反复且缺乏底线的典型。
这篇文章写得相当的梗概。标题改为《周佛海汉奸历程概览》或许更为恰当。 原文出处应该是一篇杂志报刊上投稿的文章,摘引成一本书,我认为是不合适的。这是一篇值得看的文章,但不是一篇值得付费去阅读的书。 全文对周佛海自述当汉奸的始末和心路历程着笔很少,很多的所谓“自述”只是从周佛海自己的作品里面予以摘引然后稍加说明解释就成了“自述”了。这样的文章称为“自述”很显然是不够格的。(对比其他自述完全可见一斑) 如果仅从这篇文章概述的内容、引起的思考来讲,这篇文章还是很值得阅读的。 周佛海倒是很纯粹,始终都是一个追逐升官发财的投机倒把的利己主义者,他的内核始终稳定,他始终追求着他精致利己主义升官发财的“美好梦想”,这是非常值得批判的事情。 只是他对历史看得并不够鲜明,他的眼里没有群众,没有唯物史观,没有那些乍一看对他“升官发财”所谓“追逐美好生活”没有利益的事务。他的眼光始终狭隘短浅,是个只能看得清他自己周围一丁点蝇头小利的白痴。汉奸汉奸耳! 他的才华倒还是突出,倒配得上一句有小慧而无大智。这也倒是很典型的完全和他精致利己主义思想相适配的技能了,巧言令色,和周作人一般。 背叛了自己的国家,背叛了自己的民族,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而且这些背叛都完全是邪恶落后反动的——周佛海和那些看周佛海故事如照镜子一般的人——都是很合适自悬于耻辱柱林间的。 白痴至极。 二六,六,五
翻阅《毛泽东传》时,我得以完整了解周佛海跌宕扭曲的一生;读完《周佛海自述》,站在人性角度复盘其抉择,更觉他是投机者一类人的典型缩影。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蒋介石、汪精卫本身便是深谙权术的投机之人,自然欣赏周佛海这般精于钻营、擅长攀附逢迎之辈。他熟稔人情世故,懂得曲意讨好上位者,步步算计,一路爬到权位高处。 书中他曾写下这样一句:“人生有这样一段经历,也不负此生。”他的确清楚自己想要追逐权与利,却从一开始就选错了道路。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党的早期奠基人之一,他背弃初心、反复倒戈,根源便是心中毫无坚定信仰。 若是放在几年前,我或许还会片面佩服他长袖善舞的生存手段;年过三十再读这段历史,才真正明白人这一生必须立住信仰。信仰是人立身的脊梁、灵魂的支柱,是支撑人守住底线的精神底气。失去信仰的人,如同一滩无骨浊水,一身软媚奴气,行事猥琐趋利,这般投机无骨之人,实在难以让人心生认同。
如果周佛海只是出于政见不同才背叛革命,选择不同政党,那尚且算是个人选择无可厚非,但是周每次的选择实质上都是为了名与利,不管他自己怎么解释都是苍白的,他自己获利多少,人民群众受害多少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周又确实是极具才华的奇才,不得不说他的诗才极佳,也能当得大任,在共,国,日伪时期都担任要职,只能说个人的才华越出众,路线出错时带来的危害性越大
《今古传奇》杂志社《周佛海:自述为何当汉奸》1.2万字 书页间没有慷慨激昂的辩白,只有一个在历史岔路口反复摇摆的投机者,留下的斑驳自白。这本书以周佛海的狱中回忆、私人日记为核心,串联起他从中共一大代表一步步滑向汪伪集团核心的完整轨迹:早年他接触进步思潮、参与建党工作,却在革命的艰苦面前萌生退意,转身投靠国民党,靠钻营成为蒋介石身边的反共幕僚;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抱着“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机幻想,暗中与日寇勾结,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要组织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彻底背叛了家国大义。直到抗战胜利前夕,他又试图靠输送情报、维护上海秩序向蒋介石输诚,妄图洗脱汉奸罪名,最终还是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病死在南京老虎桥的监狱之中。 让人震撼的是他所有选择背后一以贯之的逻辑:从来没有坚定的信仰,只有对个人利益的极致算计。早年接触马克思主义,他把这当成博取政治资本的“捷径”,一旦发现革命需要付出牺牲、无法快速实现自己“光耀门楣”的野心,便毫不犹豫地转身背离;投靠蒋介石,他把政坛的钻营当成人生的全部目标,把民族气节当成可以随时交易的筹码;沦为汉奸之后,他一边为日寇的清乡运动奔走,一边暗中联络军统,脚踩两只船为自己预留后路。他为自己找了无数“不得已”的借口,却在字里行间不经意地暴露了真相:他从来没有站在民族的立场上考量过半分,所有选择的出发点,永远都是自己的官位、财富和前途。 这段历史读来格外让人警醒,周佛海的人生轨迹恰恰说明,信仰的滑坡从来某不是一瞬间的崩塌,而是从一次次“为自己打算”的小心机开始的。当一个人把个人利益放在民族大义之上,把投机钻营当成生存智慧,哪怕曾经站在离光明很近的路口,最终也会一步步滑向黑暗的深渊。历史不容篡改,气节不容交易,那些在民族危亡之际背叛家国的人,无论用多少花言巧语为自己辩解,最终都会被后世永远唾弃。 开篇简介就被书友的评论笑到,简介说“周佛海是著名的汉奸”,书友评论道,“汉奸就汉奸,还著名汉奸”,另一书友指出,“即大汉奸”。另外,文中提到“一大”会议开展期间,“周佛海曾与湖南老乡毛泽东同住一室,同睡一个地铺”。当即就有书友提出疑义,他称自己“实地参观一大会址代表宿舍楼,毛泽东与周佛海同在二楼,不在一室,同室另一位老乡何代表,周佛海单独住隔壁一室”。在第一章结束时,有书友评论道:“周佛海,晚年积极的共产主义先锋,后退党,加入国民党,是蒋介石的股肱之臣。日本投降后,跟随汪精卫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汉奸。三姓之臣。”确实啊,我在确定把这本书加入书架之前,先去浏览了看完整书后的书友的评价,第一条就说,周佛海这个人最开始积极创建共产党,后来投入蒋介石的阵营,接着又加入汪精卫的伪政权。根据他的个人经历,我忽然想到有一个人跟他很像,那就是死于“三总管之乱”的司马消难,司马消难也是一个典型的三姓家臣。这些不断变换阵营的空心人,最后的下场出奇的相似。
周佛海大事年表 1897年: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 1917年:东渡日本留学。 1920年:与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11月离沪,返回日本读书。 1924年: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 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 1929年:出席国民党三大,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兼总司令部训练主任。 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被任命为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 1937年: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等职。 1938年12月:与汪精卫一起投靠日本。 1940年: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任汪伪政府财政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9月,被押送重庆。 1946年: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 1947年3月:蒋介石下令对周佛海“特赦”,减为无期徒刑。 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 ——出自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