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革命的一生

很多年前，我从深圳骑了一辆单车前往福建泉州，寄希望于是否能像格瓦拉的摩托旅行一般，发现一点什么足以改变寡淡工作生活的契机。 那时候的我，对格瓦拉了解了了，虽然一直用着他的头像，但只知道这是一个代表着激情和浪漫主义情怀的形象，并不知道他的实际斗争经历，以及他为什么会从一个医学生转变为另外一个国家的革命者，然后在掌握权力之后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又一个国家的游击战争中，而这一切起始的两次摩托车旅行又给他带来了什么改变。 然而什么都没发生。旅途是寡淡的，我没有格拉纳多一样“不要脸”的队友，也没有像他们一般经历过各种难以为继困境的磨练，更主要的，我没有深入到各种各样角色的生活当中去，我发现不了他们的生活与我的生活之间的必然联系。 如果没有第二次旅行，也许格瓦拉和格拉纳多的第一次旅行也是如此，他们依旧回到他们的过去，继续他们本该完成的职业生涯。但是第一次旅行种下了两颗种子，一颗给了第二次旅行，还有一颗深埋于底的，包放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里。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拉丁美洲的现实情况就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军人独裁，贪污腐败盛行，贫富差距令人瞠目结舌，权贵阶层跟国外资本勾结，由于垄断了国家的资源而得以夜夜笙歌，而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却只能像蝼蚁一样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这旅行中的这第二颗种子，就在第二次旅途中碰上的危地马拉政变中，开了花。 在古巴流亡的革命者中，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一拍即合。他们如洪水猛兽般的社会主义理念在拉丁美洲其实并没有太大市场，但共同的反帝反美立场，让他们逐渐改变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个本应是资产阶级革命者的领导人，在时势的左右下，不得不一步步走进了社会主义阵营。 相对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左右为难，格瓦拉的观念似乎一直没有改变过。他从一开始就认定，不彻底反美就不可能有拉丁美洲真正的独立，因此他从不考虑在两强之中左右逢源，夹缝中求生存。他的立场一以贯之，因此也被视为美国和中情局眼中比菲德尔·卡斯特罗更有威胁的存在。在古巴整体向苏联靠拢后，对于赫鲁晓夫的妥协政策，格瓦拉也颇有微词，他更钦佩他年少的偶像毛泽东的战争理论，对于输出革命乐此不疲。从理念上看，他似乎更像是一个纯正的“托派”。 格瓦拉一生清廉，钱财对他来说不值一提；对于权力，他也不置可否。他的唯一信念，似乎就是光大他的游击战理论，让它在所有殖民地和被剥削的土地上遍地开花。因此，他可以抛弃他的妻儿、亲友、古巴工业部长国家行长等各种职位，带领几十个人，到非洲、到南美，将战火烧到他的祖国阿根廷去。 这是一个纯正的革命者，以至于他忽略了大部分人并不像他一般，没办法把家人、财产、地位乃至生命置于不顾；他也忽略了大部分国家的革命无法像古巴革命那般天时地利人和，还有卡斯特罗的纵横捭阖巧妙周旋；更为主要的是，他的理论也不为大众所接受，他得不到各种支持，结果是只能处处碰壁，最终陨落在玻利维亚的丛林之中。 理想主义怎样改变一个人？它可能成就一个人，也可能让人异化。历史的功过评价，与成功或失败有莫大关系，似乎盖棺之后也难定论。但一个纯粹的人，找到一件用一生以奋斗的事情，对他而言，应该是一件幸事。据说格瓦拉的受难像绝似耶稣，我想这大概是理想主义者给一些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人留下的一点慰藉之光吧！

T恤上那个看起来很帅、很革命的切·格瓦拉头像，和那个真实的、会吃发绿腐肉、会在日记里自省、会冷酷地处决俘虏、也会为自己的信念跑到死的人，不是同一个东西。

亲爱的脏猪同志，要回答关于火的疑问，我们只有走向火。你永远令我感到亲切。

信息量不大的大部头。与其说格瓦拉是个理想主义者，倒不如说他是个存在主义者。毛的游击队理念，托的革命输出理论，对切来说，更像是启示，而不是方略。过程才是切想要的，胜利的结果只是选项，他在斗争中获得了意义。对意义的需求，可能正是切被符号化的时代背景。 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谁是主要方向？这个问题几乎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成为了重要议题。格瓦拉是阿根廷人，这天然使得他无法走菲德尔的民族主义路线。与菲德尔的告别信写的和梅西的告别信如此同构，以至于我对阿根廷人的饱满情怀有了新的认识。

20世纪浪漫革命者传记 《纽约时报》年度杰出图书。 医生、革命家、政治家、作家，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切·格瓦拉的多重身份。本书作者乔恩·李·安德森做了充分研究，查看并使用了切·格瓦拉遗孀保存的个人档案以及古巴政府保管的文件，以翔实的叙述，走近切·格瓦拉复杂的性格、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