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书怨

则天时，婉儿忤旨当诛，则天惜其才不杀，但黥其面而已。

这几天，我重新读了张说《上官昭容文集序》、上官婉儿墓志铭、《彩书怨》、现存应制诗，又对照《旧唐书》《新唐书》。 越读，越觉得遗憾。 真正让我感到震撼的，并不是史料之间存在分歧。史料互有异同，本就是历史研究的常态。真正让我难以释怀的是，对于一位女性政治人物，后世的许多叙述，似乎总是更容易将目光停留在她与男性的关系上。 张说笔下的上官婉儿，是掌制诰、典文章、参与国家政务的昭容。墓志铭中，她以文学、才识与政绩立传。她留下的诗作，也足以让人看见一位成熟政治人物的文学修养与时代气象。 然而，当这些史料与后世一些记载放在一起阅读时，却会发现另一种倾向。关于她的政治能力与文学成就，往往寥寥数语，而涉及男女关系的记述，却常常被反复引用、不断放大，甚至成为许多人认识她的第一印象。 我并不是想否认这些记载一定真实或一定虚假。 历史本就难以还原，我们今天看到的，也只是幸存下来的部分史料。 但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意识到，任何一部史书、任何一种叙述，都可能受到作者所处时代、价值观念以及写作目的的影响。 回望中国古代史，不难发现，许多身处权力中心的女性人物，在后世评价中，常常难以完全摆脱关于私德、情感甚至男女关系的讨论。这样的现象是否意味着历史事实本身如此，我们未必能够断言。但这种叙述倾向本身，值得认真思考。 相比之下，同样活跃于政治舞台的男性人物，人们更多讨论的是他们的治国、军事、文章与功过。而女性的政治作为，却时常被情感故事所遮蔽。 也许，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偏见，而是某种长期形成的历史书写习惯。 因此，我越来越觉得，阅读历史，不能只停留于一句评价、一段轶事，而应该把不同来源的史料放在一起，相互印证，相互质疑。 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尽可能接近那个真实存在过的人，而不是停留在后世不断重复的某一种形象之中。

一些史家在常规叙事时往往笔触客观，毫章不乱。而一旦落到女人的身上，笔墨便自动曲延，一路淌进自我臆想的沉沦与沟壑。男人为政，史书可以只谈政绩而遮掩私德，女人为政，编史者却恨不能扒开国事的缝隙，伸出手来，意图在她的身上撕下两缕“有染”的衣袍，仿佛这抹龌龊，便足以玷污她曾拥有、曾建立、曾改变的一切。仿佛只要沾上一点暧昧的污痕，她的才干就会被改写为狐媚，她的权谋就会被贬作依附，她的政治判断就会被拖回身体与私情之中。 当然，史作的编写者也有其考量所在。已退幕的政治秩序，世俗的性别观念，由胜利者操刀的史书立场，都会形成左右史家笔墨方向的附蛆。历史对淘汰者向来不乏抹黑，而男性失败者多半被写成野心、谋逆、贪权、昏庸，女性失败者却常被拖进身体和性里审判。她们从“政敌”变成“淫妇”“妖姬”“惑主”“私通者”，上官婉儿、武则天、太平公主、韦后、吕后、赵飞燕、冯太后，几乎都逃不开这种叙事模板。 于是，一个真实参与历史的女人，必须先接受道德的恶意搜身，才被允许进入史书的侧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