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的转向：美国科学战略与大学变革（1945—1970）

美国研究型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历史，源于二战后政府对研究型大学科研功用的重视。 战后美国政府在所有科学领域的投资均急剧增加。战时在武器——原子弹、雷达和近炸引信研发方面的大量积累，现在都已成为美国政府的永久固定投入。麻省理工学院的电气工程教授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后来担任政府战时研发主管。在他具有远见卓识的指引下，美国政府不断扩大对国内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拨款并且与之签订合约，致力于永久资助政府实验室的基础与应用研究。1950—1961年，政府用于研究和发展的资金每年稳定增长14%。从这一时期开始，为了赶上苏联在太空方面的成就，政府的资金投入呈现出了更加急剧的上升趋势 。1945—1969年，政府的研究经费几乎每5年翻一番 。10年之内，美国国防部的研发经费从战争结束时的3亿多美元增加到了18亿美元。战时大量涌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特别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以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实验室，纷纷得到重新分配与安置，并得到了更慷慨的拨款。在主任艾伦·沃特曼（Alan Waterman）的指导下，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ONR）迅速成为美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最大资助者，而AEC则扩大了战时“曼哈顿工程区”的设施，创建了几个“国家级”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都由附属大学进行管理并提供人员配备。到1949年，原子能委员会（AEC）资助了800名博士研究员，ONR则支持了1200名。各大高校开展的工程与生物科学研究，其中有96%是由这两家机构共同资助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拨款和合同占整个大学部门收入的5%，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一比例已上升到26% 。这一数字并未完全反映政府资助对于研究团队的实质性影响，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另外6所大学。这些高校的学术预算近50%来自政府资助，教授们可能只要一门心思搞科研而不需要教书上课了。…这个故事的关键是，在这段时期之内美国领先的研究型大学和政府之间发展起来的独特关系，因为这些大学转变成了美国海军、空军、AEC、NASA（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附属研究机构 。由政府所有但由大学运作的实验室这一独特模式——这也是解决官僚机构对科学过分严格控制问题的一种独特办法，在数量和质量上产生了非凡的科学突破。由此产生的大学—政府轴心一直延续至今。这种结构确实成功地推动了世界级的科学发展，但代价或许就是大学文化的完整性逐渐缺失。随着美国州立研究型大学和地区性教学院校在财政和学术实力上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或许不禁会自问，在追求最好的科学发展道路上，美国是否牺牲了高等教育体系。…20世纪40年代末，国防部和AEC的大型承包商已经成为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重要资金来源，以至于这些资助项目实际上扭曲了大学生活。大学会根据长期政府合同建立整个学系和实验室。大学会聘请不承担教学任务的教授，这些教授的工资并不依靠学费收入。一些大学，特别是芝加哥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伯克利大学，正在建造全新的校园来容纳这些合同研究项目，容纳与所在机构关系不大的科学家，校园没有本科生，也几乎没有研究生。 合同研究项目可能会让大学的注意力脱离核心教育活动，使年轻科学家的工作脱离基础研究。沃特曼忧心忡忡地写到，合同资助的诱惑破坏了教员之间的基本公平，加速了从事军事问题科学家的研究产出，同时削弱了基础科学家以及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教员。…1960年，白宫的一份报告重申，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是“美国科学的核心”，而这两者都要在美国的大学进行。强大的大学撑起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意味着政府的研究投入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实力至关重要。“大学的科学应该尽可能强大”符合国家的利益（用报告的话说）。 大学成为基础研究的中心，并非一开始就注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很少有大学会开展大量的研究，而将其视为核心使命的大学就更少了。过去，基础研究往往由富有的个人在私人实验室（通常在他们家里）进行，或者是个人以俱乐部或团体的形式组建私人科学联盟来开展。 整个19世纪，大学教授指导学生学习实验科学和技巧的情况并不常见；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1910年提交给卡内基基金会的报告《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教育》（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中提到，在155所医学院中，只有6所拥有足够的实验室设施和课程来培养攻读医学博士学位的学生。 本科院校就更不可能拥有必要的实验室设施了。…大多数主张在大学开展基础研究的人，都承认教学和研究的协同作用。研究生显然能从接触实验室中受益，他们可以在那里学习相关的技术，参与项目，目睹资深科学家如何将项目从概念推进到资助和落实。要证明研究能够加强本科教学比较困难，要证明只有大学实验室才能为崭露头角的科学家提供合适的实习机会也不容易。但与之相反的情况是，教学能够加强和促进研究这种说法更没有说服力，参考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大多数成功的科学家利用他们的政府合同和资助来摆脱教学义务。但研究生明确的提问及僵化地参与项目，有时能迫使科学家要不断提炼他们的理论和研究方案，但这种情况是否必然会出现很难证明。许多最具创新性的战时研究，都是在没有研究生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政府和工业实验室中许多最成功的科学家都很珍惜他们被免于教学义务的自由。…1960年，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强调需要增加拥有“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群体”的大学数量，以更快地推动科学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全美拥有近2400所四年制大学（这一数字在战后的几十年里随着回国的美国大兵不断求学而迅速增长），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估计只有15到20所大学有能力开展认真的研究。 …1960年，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强调需要增加拥有“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群体”的大学数量，以更快地推动科学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全美拥有近2400所四年制大学（这一数字在战后的几十年里随着回国的美国大兵不断求学而迅速增长），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估计只有15到20所大学有能力开展认真的研究。 政府资助削弱了对教学的投入，扭曲了传统大学的优先次序。在那些最专注于研究的大学，教学的重要性下降，而资助申请和专著发表（尤其是在高知名度的期刊）的地位也随之上升。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给学院同事的信中写道，教学负担“耗尽了一个人最好的时间和最有创造性的精力”，为了国家的科学事业，教学负担需要大幅削减。 虽然大学在薪资上无法与私营企业竞争，但它们可以延长暑假、减轻负担和增加支持资助，从“休闲”和研究机会层面与私营企业竞争。 格伦·西博格更进一步指出，最好的大学有必要设立全职、永久的研究教授职位，主要是针对最优秀的科学家，让他们永远摆脱教学责任。 …更慷慨的拨款资助也削弱了行政权威。虽然一直以来，教授们在分配工作时间、确定课程内容和研究问题方面有着不同寻常的独立性，但他们会屈服于机构的压力，加入各种执行委员会，按要求进行授课。但那些得到慷慨研究经费支持的教授对系主任和院长没有那么感激，他们往往会退出大学事务，加入较少的委员会，自由决定自己的教学偏好。校长和院长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教师合同要求宽泛，获得充分资助的教师完全可以拿着他们获得的拨款转到其他大学。——乔纳森·恩格尔《科研的转向：美国科学战略与大学变革（1945—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