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二版）

一 本书所谓的“祖宗之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说，就是“一切按祖宗的既定方针办”。诚如作者所说： “这一类寻求既定方针的思维模式，执行者对于既定方针的界定修饰，以及在‘既定方针’的说法下各行其是的做法，自古至今的人们都并不陌生。” 具体到赵宋，其“祖宗之法”“主要是内政方面的措置”，由“防弊”出发，本着“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精神，力图“保证政治格局与统治秩序的稳定”。 作者由“做法”与“说法”的不同来理解“祖宗之法”的“实”与“虚”。一方面，其“根本精神与宋代诸多法度的深层意义相联系”，这是“祖宗之法”“实”的面向。与此同时，它“又并非固定具象、条目清晰的实体，它更多反映着一些探求治道的政治群体心目中的理念，受到追述者主观立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它的内容远非统一确定，甚至给人一种难以捉摸把握之感”，这是其“虚”的面向。 在作者看来，“祖宗之法”原本的意义在于“务实求变”，可是“自其不容轻议之日起，即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它的反面”。尽管“祖宗”留下的若干具体规则仍然发挥着影响力，朝廷“对其特定条件下的合理精神却缺乏自觉，更谈不上突破与发展”。 张宏杰在讲到嘉庆皇帝时说： “清朝历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们一以贯之的特点，一是现实精神，二是超凡勇气。从努尔哈赤到多尔衮，正是因为他们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才成功地从东北走到了北京。从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现实精神的指导下，才出现了连续百余年间多次不拘定式的政治创新。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势，不断生长、修正、完善的制度演变，才导致了康乾盛世的诞生。” “法祖”应当“法”的是“祖先们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宏大气魄”。高喊“守成”的嘉庆帝恰恰“丢掉了祖先们的精神内核”。 二 本书对我的一个启发是对于“历史过程”的强调，作者由此出发，提到了“长时段研究的必要性”。她指出： “以赵宋开国以来的政治进程为例，如果我们不局限于在朝代更易的框架之下认识问题，则可能注意到，中晚唐、五代乃至北宋初期（太祖、太宗朝至真宗前期）应该属于同一研究单元。变革因素的出现，经历着漫长波折的历程；尽管新王朝的建立为制度变革提供了契机，却并不意味着全新制度的开始。” 比如： “就枢密院而言，自唐末朱温改以亲吏担任枢密使起，开始了该机构走出内廷的过程。从那以后又经历了一百年左右，枢密院才成为严格意义上负责军政的外廷机构。” 所以，研究历史不应当仅仅关注那些“戏剧性的瞬间”。就像“杯酒释兵权”，“释兵权”未必“发生在觥筹交错之间”，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分了好几个步骤，进行了好多次才完成的”，贯穿其中的原则是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以金银、田宅、官爵、婚姻为代价”来“和平转移大将兵权”。研究者应当“厘清”“渐变与突变的脉络关系”。 从“长时段”的视野来观察，会对历史得出不同的认识。比如宋真宗一朝，尽管有着“天书符瑞及东封西祀等惹眼事件”，而从长远来看，凸显在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则是“行政管理中制度化、程序化”日渐加强的大趋势。 三 本书对一些历史细节的解读也丰富了我的认知。比如，宋太祖废宰相“坐论之礼”很有名。本书认为，除了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这“关涉到君主对于宰相的尊崇与否”，它“更反映出行政体系运作过程中君相互动方式的调整”，即宰相不是“坐而论道”的“咨询者”，而是“参总庶务”的“政务官”、“皇帝推行政令的组织首脑”。由于“劳碌纷繁、酬酢不逮”，没有时间再“在殿廷进对时”“命坐、赐茶”。 又如，很多书籍将君臣“共治天下”作为宋朝的特点之一。本书则指出，从汉唐到宋初，所谓“共治”、“共理”，无论从君、臣哪一方的口中说出，其意义： “都不是强调士大夫作为决策施政的主体力量，而多是通过士大夫，藉助于士大夫的人手、能力来治理天下，亦即原则上将士大夫的作用定位为听命于帝王、替帝王治理天下的工具。”

（初学者碎碎念，书友听个乐就好） 太好了终于上架了！！！很早之前就听说这是宋史入门的第1本书，结果来微信读书一找发现没上架……等了太长时间都没有上架，所以去买了实体书，今天中午发现竟然上架了，真的很欣喜！！（实体书确实有点沉，携带不算方便，而且笔记均匀地分散在每一页不便于检索）目前看到的第2章还没看完。 内容就目前的阅读章节而言，第1章是回看宋之前中国历代的祖宗成规。第2章追溯晚唐五代演变脉络，主要是通过史实来研究其中具体的演变（我个人觉得第2章对于理解宋朝祖宗之法非常重要，重塑了我对整个宋史及其研究的认知。之前听到过一种观点：研究宋朝不能只看宋朝，还需要看晚唐五代。五代的政治生态会非常影响宋代的政治走向） 从行文风格而言，虽然邓小南老师自己也在书中承认行文干涩，但也许因人而异，本人并没有觉得这本书存在很难读的成分（但愿我这种想法这不是因为学识太过浅薄而导致的狂妄自大😥）。只是非常遗憾由于时间零碎抽不出整块时间来读，等下次读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忘了上次读的什么内容了，思维不连贯导致只能慢慢往前啃。以后争取能抽出整块时间来读 与各位书友共勉，期待看到各位书友的精彩点评~

宋人心目中的“祖宗之法”，是“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为目的，以赵匡胤即位后制定的政治、军事、财政等各项法规制度为基础，经历朝历代皇帝的巩固强化而延续形成。它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统治者应该循守的治事态度。 所谓“祖宗之法”，是我们熟悉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义”气节，是限制狄青、岳飞、韩世忠等武将掌权的以文驭武，是限制宗室、外戚、宦官权力的权力制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法”与“国法”混溶为一体……这些构成了《清明上河图》中的两宋王朝。 从东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从唐朝到五代十国，察举制到科举制的选人用人机制在变化，与门阀政治的兴盛到衰落环环相扣，而个人家世背景的淡化、能力素质的凸显、不同特长的兼纳以及内部关系的调整，也为北宋时期文臣群体面貌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而文官群体的形成，是“祖宗之法”的重要一部分。他们中的多数以镇重勤勉著称，如赵普、薛居正、沈义伦、吕余庆。 宋太祖和太宗期间，通过创法立制形成了“祖宗之法”的基调，“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是太祖一朝的政治原则。真宗朝，从“保祖宗基业”到“守祖宗典故”，各项制度陆续成形。仁宗朝正式提出“祖宗之法”。仁宗前中期，与士大夫“求今朝祖宗之烈”的强烈愿望相应，形成为编修、进读《宝训》的第一波高潮；而哲宗元祐前期，则涌起了另一高潮。向年轻的帝王灌输祖宗积累的经验，成为继承光大“祖宗之法”最为要切的铺垫。 北宋中后期的变法，从来不曾直接否定“本朝家法”，但都强调对于“先帝”即神宗之政的“绍述”，都将对于“家法”的继承具体解释为对于熙丰“新法”的奉行不辍。 熙宁时期，尽管有对于“祖宗之法”的强烈冲击，但基本上是针对政策设施及具体法度，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赵宋家法的性质。而徽宗以后的北宋晚期政治则大不相同：祖宗法度被君相臣僚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已经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防弊兴治”的基本原则。 南宋一百五十年间，朝延上经常是了无生气，而对于回顾与标榜“祖宗之法”，却怀有相当的热情。就“祖宗之法”自身而言，并非没有发展再创之可能，而南宋君臣的举措，却导致了一系列历史机遇的接连丧失。 其实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祖宗之法”，如“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的西晋，如“以内制外、内外相制，以下制上、上下相维”强化中央集权的朱明。有明确目标和宣传标语，是统治者最好的答卷和勋章。

没觉得这本书有太多创见。 作者过度聚焦文人嘴上的诠释、朝堂辩论话术，放大话语博弈的影响力，却弱化了祖宗法度作为硬性制度规章，在财政、军事、官僚体系里实打实的强制约束力。 选材偏向朝堂上层士大夫文书、帝王诏令，几乎没有地方行政、基层吏治视角，仅以中央高层话语定义整个宋代“祖宗之法”的全貌，视角单一狭隘。 全书大半篇幅，都在拆解文人如何解读、包装祖宗概念，聚焦朝堂奏折、奏议文字、文人笔记里的话术争辩，深耕“说法如何被建构”；却很少落笔这套祖宗法度，在财政、军事、地方州县行政、基层吏治里真实如何落地、变形、失效。只盯着中央高层的文字辩论，避开了制度在社会层级真实运转的动态细节。 她写了“活的话语史”，而非完整的“活的制度史”，舍本逐末偏重上层文本诠释，淡化制度实操脉络。

古代两难：集权带来稳定，但僵化；放权带来弹性，但容易分裂割据。 现代国家没有消除这个矛盾，但是工业和技术给了新工具： 1. 交通、通信技术（铁路、电报、互联网），极大降低中央收集信息、下达指令的成本。古代千里之外前线，信息传递要数月；现代可以实时通讯。中央不用要么完全放任地方，要么层层严防死堵。 ​ 2. 财政能力大幅提升。现代税收体系，依托工商业，可以获得巨大财政收入，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行政、司法、军队，而不是古代靠农耕微薄赋税维持简陋官僚。 ​ 3. 制度设计上，用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法定权责划分，替代古代“全部权力押在皇帝一个人身上”。不再把整个国家系统的可靠性绑定在单一个人的智力、精力上。 但是老问题依然变形存在： - 集权的风险：庞大现代官僚体系依然会形成自身的部门利益，产生官僚主义、规避责任、钻规则漏洞； ​ - 分权的风险：地方自治权力过大，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区域利益冲突，甚至分离倾向； ​ - 现代民主同样有成本：选举、议会、司法诉讼，耗费大量社会资源；游说、利益集团同样会利用制度规则套利。 也就是说：古老两难没有消失，但是生产力、技术，把矛盾的烈度、约束条件改变了。古代是生存级别的生死抉择，现代变成社会层面的利益博弈。 四、一个很关键的辨析：不能简单理解为“民主=富裕”而是富裕了必然走向民主，富裕代表生产力高，生产力高必是私有产权保障的好和劳动力素质高的结果。 1. 先发国家（西欧）是先工业化，慢慢扩大选举权。英国18世纪工业已经起步，但是全民普选，要等到20世纪。选举权是一步步扩张，不是一步到位。最开始同样只有财产达标、受过教育的少数人拥有投票权，和雅典逻辑有相似之处，只是不再依靠奴隶制，依靠工业剩余。 ​ 2. 后发国家的困境：很多后发国家直接移植现代民主制度，但工业化没有跟上，生产力不足。制度运行成本太高，财政撑不住，教育跟不上，就会出现制度空转，政客争夺选票、派系斗争，但是没有能力解决民生，这就是很多拉美、非洲国家的现状。 刚好呼应我们之前聊的：制度不能脱离土壤，而生产力是土壤最重要的一块。 五、简短总结 1. 一切复杂的现代政治、法律、民主机制，都是高成本制度，农业时代经济基础无法支撑全民版本。雅典民主建立在奴隶劳动提供剩余的基础上，只能是少数人的民主。 ​ 2. 工业革命与科技带来生产力跃升，释放大量人口、剩余财富，普及教育，才让现代的这套治理模式具备经济上的可行性。生产力是必要前提，而非充分条件。 ​ 3. 古代“集权僵化 / 分权分裂”的两难并没有被彻底消灭，只是工业、通信技术，大幅改变博弈条件，不再像古代那样非此即彼。 ​ 4. 制度理念很重要，但脱离物质生产力，单纯移植政治架构，很容易变成昂贵、无法落地的摆设。

“遵循‘祖宗之法’，说的浅白一些，就是‘一切按祖宗的既定方针办’。这一类寻求既定方针的思维方式，执行者对于既定方针的界定修饰，以及在‘既定方针’的说法下各行其是的做法，自古至今的人们都并不陌生。 一、“祖宗之法”内涵有怎样的变迁？ 本书第一部分介绍了“祖宗之法”一词在不同朝代的含义。汉唐时期，这个词出现于君臣往来文件时指的是“尊祖敬宗之制”。而“本朝祖宗制定的法度规矩”的含义在汉朝用“汉家故事”、“如故事”来指代；在唐朝则用“国朝故事”、“祖宗成式”这样的语词。 至唐后期与北宋初期，“祖宗之制”、“祖宗之法”的含义逐渐被确定为本朝祖宗奠定的政策基调和治国主张，自北宋中期就更为明确及广泛使用。 二、研究“祖宗之法”所讨论的问题是什么？ 作者在结语中概括道： “如果我们把宋人当做一个集合名词，……可以说祖宗之法在宋人的叙述中，既是统辖万世的纲，也是包容万物的筐。……祖宗之法时时处处被不同群体在不同场合下就其不同侧面不同意义加以引述。” 故而研究“祖宗之法”并非确定其具体条目内容和概念外沿，而是以其说法及用法来探知宋代的君臣关系、文武关系、家国关系。 这要从宋太祖的“欲武臣读书”和“宰相当用读书人”说起。一个广为争论的问题是：是否由此开启了宋朝重文轻武的导向？作者认为“重文轻武”的判断是草率的，通过对较多历史材料的交叉研判，本书认为要求武臣读书的目的在于“驭武”，让武将们在经史子集中自我教育、改造思想。改造成什么样的想法呢？作者说的很幽默：显然不是让他们成为“有脚书橱”，而是要强化他们上下尊卑次第井然的意识。 这种政策导向的理由也是很现实的。赵太祖是马上得天下的君主，且称帝后仍有边境压力，他不可能轻视军事力量的建设。同时他是从五代出来的、陈桥兵变而成的君主，所以他抑制武将权势膨胀的“戒惕而制御”是合理且有必要的。 也就是说，这种政策导向的核心是政权的稳定与皇权的至上。宋人对此也有相当的认识，由此对这项祖宗之法的用法也始终以此为落脚点。 “宰相当用读书人”作为祖宗之法，起初的重点应当在“用”一字上，作者对此旁征博引，说明太祖对“读书人”的任用都在掌控之内。同样又有不少文献记载了宋人对此项祖宗之法的解释以及实际的人事任命，他们认为太祖实际是“重文吏”而非“重文士”，这证明了“祖宗之法”的解释弹性。 书中引用大量一手的古籍资料作为例证对祖宗之法在“不同群体”、“不同场合”的“不同侧面”和“不同意义”展开说明，称得上本书过硬之处。其中庆历新政是十分典型的一例： “双方为论证自身意见的合理性，皆标榜‘祖宗之法’以为依据，而他们所阐述、所宣扬的祖宗之法，关键迥然不同。一派力量要求更张变通，以期再振祖宗纲纪；另一派则强调成规旧制的稳定，反对纷纭生事。” 或许革新派还有着形式上高举祖宗之法以便保护自己的意图，但在实际政事中也不乏他们再现创业君主精神原则的愿景。 三、是什么推动着“祖宗之法”对两宋政治的影响？ 从本书所罗列的诸多“祖宗之法”的说法与用法来看，它的内核是稳定政治局面、维护皇权权威。为什么呢？第一要归因于历届帝王在权力接替中的斗争现实与警惕心态，这使得他们用“保祖宗基业”、“守祖宗典故”来强化自己上位的合法性，实现一段时间的人事震荡后的稳定。 这点在兄终弟及的宋太宗那儿最为明显，无怪乎其确立“祖宗之法”的导向了。后续诸位宋家皇帝的继位也大多气氛紧张，比如宋真宗的皇位差点儿被王继恩搅黄了，幸好宰相吕端“大事靠得住”。 第二个原因来自天下二主的阴影和北疆边境的军事压力。对综合能力不及太祖太宗的宋真宗而言，谨遵祖宗之法自然是做守成之君的好方法。同时，他在澶渊之盟的阴影下以“神道设教”的方式树立君主权威，自然也为官僚士大夫所抵制，抬出祖宗之法自然也是臣子抵制的好方法。 由此可以看出“祖宗之法”的大旗帜对臣子而言兼具“好用”与“安全”，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四、作者对“祖宗之法”的总结与评价 对此作者有两段超棒的总结： “‘祖宗之法’的落脚处是规矩法度，而较之于冷冰冰的‘法度’二字，它从整体上着意强调‘祖宗’的威灵，突出作为家族尊长、人治象征的祖宗之导向与决定作用。……赵宋的‘祖宗之法’联结着‘家’与‘国’两端，既体现着朝廷‘法治’的意向，体现着对于‘人治’的限制与规范，又依赖‘祖宗’的权威，因而仍然是‘人治’的延伸，是寓含一定理性精神的‘人治’。” “‘祖宗之法’被提出，本来是为了保证制度与政策的延续性，保证创业君主精神原则的渗透与延展。……当‘祖宗之法’作为一个整体被视为神圣以后，立国初期注重实际的合理务实取向反而不得发扬。” 真是相当精辟的看法！

邓小南在书中分析了赵宋王朝的“祖宗之法”（垂范两宋的政治原则），以此为脉络贯穿全书，论述宋代政治精神发展史。 “祖宗之法”起于开国君主太祖、太宗，承袭自真宗、仁宗，在两宋政治中被赋予权威，并在不断诠释与再诠释中充盈内涵、包罗“万象”。其设立初衷，是为了防范唐末及五代弊政，稳定宋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后代君主亦借助“祖宗之法”强调自身继位正统性与政策合法性。“祖宗之法”的注意力主要在防范重臣（尤其是武将与地方藩镇）篡夺之祸，避免重蹈五代血腥政变的覆辙，发展出防微杜渐、集权中央的政治制度（“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随着制度的完善与士大夫积极参政，宋代逐渐形成了君主“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局面，并未走向君主的极度独裁。官僚机构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虽仍属于“人治”模式，但已寓含一定的理性精神与“法治”色彩。 “祖宗之法”讲究恒定、警惕纷乱，可随着时代变迁、军务瞬息万变，“祖宗之法”中“稳定”与“时效”的矛盾暴露更甚。宋人称赞本朝宽仁文明、浸润礼制的同时，也承认本朝军事实力不如汉唐。宋末，时代精英的思想枯竭，除了将先王“道理”与“祖宗之法”相联系，并未创新“祖宗之法”。士大夫过度期望“政治道德化”与“道德政治化”以富强国家，更反映出“治国”到“平天下”能力的缺环。

读邓小南《祖宗之法》，最耐人寻味的是同一套话语在南北宋截然不同的命运。 北宋时，祖宗之法是活的框架，核心稳定而外缘宽泛，士大夫可以在其中辗转腾挪，做出不同解释。到了南宋，阐释空间急剧收窄，“祖宗之法”从弹性框架变成了不容置疑的教条。 正是这种转变，让人看清一个悖论：这套话语帮宋朝走出了五代，却也在南宋锁住了王朝的上限。当“活的传统”变成“死的教条”，走出乱世的钥匙，便成了困住自己的牢笼——南宋救亡图存的机会，正是在这种因循中一点一点流失的。

在返程高铁上挣扎读完最后一章，这次读书太考验文言文阅读理解能力了，虽然有点拉慢速度，但每读完一段可结合论述检查自己理解是否正确，也蛮有成就感的！ 开头一章读得有点云里雾里，没太搞清楚为何要从汉开始评宋祖宗之法的沿革，但第二章五代时期的政治分析十分带感，正因五代文武关系变化、胡汉矛盾淡化，才会引出宋初政治伦理和社会道德的重建，需要立祖宗之法以防弊。一旦开始探讨祖宗之法的提出、祖宗形象的塑造直至神话，这个过程就相当精彩了。比如分析宋太祖对“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求证，从不同记录分析前后矛盾之处和如何固化为一句“名言”，有种站在历史舞台上探案的感觉，颇有水落石出之喜。读到北宋时期，感谢去年啃下《苏东坡新传》恶补了神宗到哲宗三朝政治变迁，又见到了一堆“老朋友”。祖宗之法相较真宗朝更遥远，诠释自由度也更大，也让士大夫们以此为“武器”宣扬自己不同的政治主张。 纵观全书，理解祖宗之法就是树“治国理政”的家国一体标准和完美帝王楷模，感慨一下怪不得北宋皇帝（除徽宗）活得这么累。但再完美的先人规训，再漂亮的君王姿态，都无法是唯一的标准答案，只有务实的态度，才有可能走出积弊，只不过那是一条更难的道路。 唯一的小问题，就是书中有些表述不知是历史学特有还是作者自创，好像现在不太通用，会有卡壳之感。但总体来说，这是一顿很扎实的正餐，读完感觉自己变强了，也变秃了。

鄧小南老師對祖宗之法的觀察還是很深刻，很感謝微信讀書最近上架了這本宋史學的必讀書目。祖宗之法是多層次的，已經成為了宋代無法迴避的關鍵詞，相當於“為人民服務”之餘我黨，不過效用還是有很大不同。宋代大多數人都不會直接反對“祖宗之法”，至少表面上不會。有機會會再讀一遍這本經典，應該會有一些新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