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与时间：丸山真男思想史学的交响曲

4.5星。“历史意识的根本，就是永恒与时间如何相关的问题。”区建英以丸山真男后期的“古层”论为完结形态，回溯性地将“永恒”与“时间”这一对范畴作为理解丸山思想史学的内在矛盾与转变的主轴。第Ⅰ卷揭示了历经战后的反思与挫折，丸山如何由早期“儒教近代化”的历史主义（时间），经由曼海姆提示的“相关主义”，走向了“作为理念的近代”的普遍价值（永恒），对其思想史对象、方法的形成进行了一个清楚的说明，并且作者颇给人一种忠厚长者的感觉，在关键环节处反复提点，可以作为入门读者全面了解丸山思想二手文献。 在丸山看来，“近代思维”，也就是国民自主人格与内面的普遍规范始终未能确立。不仅如此，无论是近世朱子学的解体，亦或是战后民主主义的实践，民众都轻易地甩掉了规范性的契机，而仅仅只是追随情感与欲望，未能成为自律的自由主体。对现实的失望这一“超学问的动机”促使他将目光投向了历史传统中阻碍“永恒”在日本扎根的深层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丸山在这个“转向”中已经在价值/目的上脱离了早期的历史主义，但是他所采用的“个体性”分析方式仍然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即将整体作为个别之整体，将个别作为整体之个别。日本文化的整体无法被拆分、还原为各个组成部分，而是必须作为个别而加以历史地考察，且个体并非普遍之下的特殊。以其在特定的空间背景下（“所与”）考察日本文化的模式如何在历史中形成为一套反复作用的模式，其形成的原因即是其之所是而别无更深层次的本质——可以说，丸山在后期是在更为纯粹、更为彻底的践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与此同时，这种“个体即整体”在考察顺序上的优先性又恰恰导致了读者对于丸山走向“文化本质论”的批评不绝于耳。 丸山认为，日本思想史中未能形成对各种（外来）思想发挥坐标轴作用的思维传统，因此对外来思想的同化是通过气氛和情绪来进行的，结果往往甩掉规范性的契机，使外来思想的原理性被解体；他进而将这种反复阻碍思想“传统化”的、非实体的思维模式作为一种负面的对象，使之进入意识的层面（从而加以克服）。因此，丸山的学术研究也就同时针对这两个一体两面的问题而展开：深入解剖阻碍“思想传统化”的负面“传统”，也就是“自我批判的思维史”；在此基础上发掘那些因被压抑而未能实现“思想传统化”的可能性，也即“可能性的思维史”。其中，第一部分“自我批判的思想史”最终使其创造出了“古层”/“原型”/“执拗低音”的分析框架。作者充分利用以1964-1967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系列讲座和三篇“古层”论文（第Ⅱ、Ⅲ卷），对尚未翻译到中文世界的文献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丸山真男通过在横向上引入“开国”与“文化接触”的视角，考察“原型”对外来文化的铸模作用和修改；纵向上考察思想的“层叠结构”，建构了一套“原型”与“普遍者的觉悟”相对抗，“古层”不断隆起的宏大论述，从历史、政治、伦理三个层面的意识把握了“古层”的思维方式。其在历史意识中表现为“生成”和“延续”的不断“流动推移”之“势”；渗透在政治意识中，表现为咒术性的“祭政一致”，规范理念的缺乏和“无责任体系”；渗透在伦理意识中，体现为心情纯粹性与集团特殊主义、功利主义的结合。第二部分“可能性的思想史”同样贯穿在系列讲座的论述中，与第一部分相互交织在一起，这就得益于丸山真男非常特殊的、战略性的“思想史的写法”，也就是所谓思想的“双重方向性”：其一是特别要注重过去的思想在到达结局之前的发端和发展期曾蕴含的双面价值；其二是关注历史上不占据支配地位的、没能成为传统的非主流思想。这二者都是为了从过去中自主创造出通向未来的新传统。对系列讲座的详细阐发，为这一方法论的运用提供了丰富的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基本上完全认同丸山所揭示的“古层”，但在讨论丸山系列讲座中“武士的精神特性及其发展”和“日本近世儒教史”两个主题的同时，介绍了学界对丸山观点的批判，尤其是反对丸山将儒教理解为一种内在于政治秩序的普遍性而非超越的普遍者（因此也缺乏觉悟自己为独立个体的契机），认为儒教的天道是超越于具体政治秩序并对君臣均具有约束力的存在。但是，能否径直将这种宽泛意义上的儒教理解为作为中国思想传统的永恒？在不同的“超学问的动机”支配之下的国内读者，一定会将其置于与传统政治的关系加以考察，丸山指出的政治与道德缺乏交锋的契机，政治权力无限地侵入精神领域，道德领域具有强制性的支配关系这一问题在本书中也只是被一句话带过而没有得到真正的回答。 其次，作者虽然在终章介绍丸山的“福泽谕吉论”时强调了福泽谕吉对于丸山树立“独立自尊”国民精神（在误读基础上）的启发意义，并由此转向在丸山的“中国观”重塑过程中揭示孙文、牟宗三等人接续传统儒教资源所创造出的“主体性”，这一点在与上述对儒教普遍主义的再评价结合之后显得看似极为稳固。但事实上，由于作者全书重在强调从“时间”中抽取“永恒”的意义，对丸山思想史学中同样贯穿其变革前后并且同样具有歧义性的“主体论”着墨甚少，而普遍主义不会自动产生主体尤其是丸山意义上的“近代主体”，比如他经常强调主体就是在与超越性理念的紧张感、内面的被束缚感中形成的；主体的“制作”立场有一种对被造制度之虚构的清明与自觉因此追求“民主主义的永久革命论”；主体内在非合理的部分支撑知性主义的思想与行动等等。这一点恐怕反映了作者对丸山所借重的霍布斯、洛克、韦伯、施米特、凯尔森等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史资源并没有多少有效的对话。因为这些侧面或许都是较为简单的“儒教普遍主义”论述所难以涵盖的。 最后，用今天的流行表达来说，战前知识分子“雪崩”式的转向，以及民众对于“国体”的盲从，这种被丸山称为“同族集团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共同体心情”的东西给他造成的创伤也需要用一生的学术来治愈。但在拥有不同体验与追求的后辈学者那里，所谓“国体”与“共同体”的同一性就反而成了丸山理论的命门。而本书作者对丸山的“古层”论在整体上照单全收，缺少对其精英主义视角的批判，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古层”论确实无法完全理解（尤其是中世与近世）拥有自身的丰富多异道理的民众/民俗的世界。

《丸山学述》，通透，有述有辨，术语巡览，古层，回心，内面，低音，开国，很好地抓住了丸山思想的主要阶段，从历史主义的学术积累到更有内生动力的古层论，某种系谱学，在江户儒学中寻找近代化的因子，执拗低音，很大程度上重绘了东亚思想史的研治图景。早年受康德费希特影响很深（作者这里的论述有点单薄），也种下了复返普世主义的种子，坚持被占时期赏赐民主也是民主，也能推向更正确的普遍主义路径，重塑民族精神（内面），有种坚持理念刮骨疗毒的悲壮感，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再来本《丸山编年事辑》，多点八卦辣评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