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及其时代（增订本）

今年读到的最佳：《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 三联去年新出的增订版，补入张之洞，使晚清士大夫的精神图景更趋完整。书很薄，分量却极重。杨国强先生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的出世为官之路切入，以三人受教育背景的殊异，牵引出晚清数十年事变，让人看到他们在“义理”与“事功”之间无尽徊徨的身影——辛苦，更心苦。 曾国藩的故事最见这种撕裂。他一生奉理学为圭臬，讲求“诚”与“礼”，然而天津教案中，明知曲在法方，却只能惩办本国官民以全和局。事后他自谴“内疚神明，外惭清议”，那种坚守义理却不得不屈从事功的锥心之痛，几乎透纸而出。更堪玩味的是，他平定太平天国后主动裁撤湘军，这既是理学名臣的自全之道，也深藏着对君臣大义的最后持守。可裁军之后，淮军代兴，事功的逻辑早非个人所能驾驭。 李鸿章便沿着这条逻辑滑向更现实的一端。他出自曾幕，却不喜空谈心性，一生扑在洋务上，造轮船、建北洋水师，笃信“师夷长技”足以自强。甲午一役，半生心血灰飞烟灭，他自嘲为“裱糊匠”，清醒得无比苍凉。这种心苦不是失意，而是在事功的极限处，看清了没有义理支撑的事功终究是纸糊的老虎。张之洞则试图以《劝学篇》调和两者，“中体西用”既是文化理想，又是施政纲领。他办汉阳铁厂，亟亟于求强，却因固守官僚体制而左支右绌；庚子年违诏参与东南互保，以事功保全东南，却又背负着对朝廷的“不忠”。三人皆在“理”与“势”的撕扯中，体会着人随事走、心长力绌的宿命。 书中收录的《军功官僚的崛起和轻重之势的消长》一文尤见史识的深刻。杨先生细密地梳理了湘淮军兴之后，“兵为将有”如何催生军功集团，督抚手握兵权、财权，中央的“重势”日益下移。曾国藩尚能以内圣外王自持，可到了袁世凯小站练兵，军功私属性已无法回头，最终演成军阀割据。义理所维系的礼法秩序，被事功催生的实力政治无声瓦解，这便是晚清至民国板荡历史的必然理路，读来让人顿生感慨。 前年读《两头不到岸》，那本书专论最后几年的彷徨无地，与本书恰成镜像。两著史观一致，都在追问过渡时代里的人如何自处。今天同样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重温这群在夹缝中左冲右突的士大夫，我忽然觉得，他们的徊徨并不遥远。也许读懂那份心苦，便能在纷繁的世事中，多一丝清醒与定力。

作者的文笔很好，笔墨纵横间不禁让人拍案叫绝，风格颇近似于其师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深谙辩证法之道。能准确捕捉到近代中国社会中最为复杂的群体，地方督抚的挣扎两面。义理与事功之间徘徊恰好道尽了地方督抚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他们是脱胎于传统儒学教育体制的士大夫，可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受益于近代变局的得利者，与高居于朝廷庙堂上的公卿士大夫、清流们不同，他们是士人群体中的边缘人，处于中西交锋的夹缝之中，深刻体会到西方冲击的强大力量，迫使他们不得不变，最终在中西力量的挤压下尴尬徘徊。历史将这一群体推上舞台，在晚清的五十年间，他们是主导变革，统治政坛的强大势力，塑造了晚清以将的中国社会。但成也变局，败也变局，不新不旧、不中不西的尴尬身份最终还是限制了他们，在一轮新过一轮的社会变革中他们还是被时代所淘汰，随他们而淘汰的还有他们耗尽毕生心血所维持的大清王朝。

读杨国强老师的书，遣词造句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享受。论文集中多次提及的「新陈代谢」与「新旧冲突」可以看出杨老师受其老师陈旭麓先生影响之深。对晚清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有精辟的见解。对中兴名臣的评价客观严谨，一针见血。尤其对李鸿章的评价，实是字字诛心。

读了张之洞二篇，杨国强的文字像历史散文，自由地表达对历史的看法。

顶层观念未变，底层心态未变，一边阉割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一边彻底拒斥现代化，但是要忍受工业化、全球贸易与人力资源的所有直接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