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传

李约瑟的政治立场，尤其是对中国最高领导人日益坚定的推崇，加之他对革命左派的坚定支持，使他在英国主流社会遭受学术与社交的双重孤立。这也导致他形单影只，郁郁寡欢。…当时他几乎不参与教学工作，他的这种特权虽获官方同意，但仍令部分同事耿耿于怀。同事的不满多源于嫉妒，因为按剑桥大学的标准，李约瑟的生活看起来过于轻松。更多人不满他随意涉足两个他毫无资历的学科领域：他在中文系无任何职衔，却处处高谈中国；他未受历史学正规训练，却说服古老、权威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允许其撰写科学史巨著。对这种有意涉足不熟悉的学科领域的行为，有些人仅视为无礼，但也有人视作切实的威胁。因此，《中国科学技术史》首次出版将关系重大。若这部著作获得好评，单凭此或可挽回他的声誉，确保他重获接纳与学术尊严。但他没有万全的把握，他深知自己的读者群体对东方存有深重的偏见。这群怀疑论者中，即使是最聪慧者，也几乎会无意识地陷入西方文化智力优越性的窠臼。李约瑟启动这部巨著出版计划本为改变人们的观念，但如今却渐渐丧失信心。自这项工作启动以来，任务已大幅扩展，而且20世纪50年代西方大众对中国的偏见并非基于单一论点，而是基于两个不相干的论据。尤其讽刺的是，他形成该书的基本观点之后，新增的那个论据才出现。…1942年，当他写下“普遍意义上的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时，西方因种种陈旧且众所周知的理由对中国抱有偏见：视中国为落后、残酷、僵化的国度，认为中国是脱离黑格尔所谓“世界精神”之地。这种偏见的由来实际上很简单，主要源于种族厌恶、恐惧与文化傲慢。政治意识形态在其中几乎不起作用：中国人遭轻视只因他们是中国人。但12年后（1954年），令西方震惊且沮丧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已在北京稳固建立。这个红色的新中国，正如遭到排斥的苏联执政党布尔什维克一样，对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而言，是十足的公敌。因而西方厌恶中国有了第二个理由。在20世纪50年代，陈旧偏见与极端反共主义结合，西方因此形成对新中国的尖锐反感。任何支持新中国的人皆被西方视为骨子里反美。长期以来，支持中国只被西方视为古怪糊涂，但支持共产主义中国则在西方眼里成了彻头彻尾的背叛。李约瑟的左翼倾向众所周知，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中的反美结论仍广遭抨击，即使是素来自由的美国大学校园，对他的态度也已转变。他正遭受广泛批评，原因与其科学造诣、履历或才智无关，而与其政治立场、思想倾向与人际往来有关。这一切非议，都发生在他这部本质上客观、不涉及政治、纯粹属于学术范畴的著作及相关内容发表之前。因此，在当时，撰写挑战西方传统对华偏见、支持中国在世界创造史中应有地位的一部——确切地说是一套著作，从李约瑟的视角看突然变得风险重重。关于这部著作的评论可能充满敌意，甚至给他个人带来毁灭性打击。…然而事实证明，他的忧虑近乎多余。诚如他所料，许多评论家选择观望后续卷册，但已发表的书评皆真知灼见，无一不是充满肯定。尽管他心存恐惧，但全球学界似乎毫不在意他的政治立场。即便他因选择支持中国共产党而与美国交恶，也没有影响外界对这部学术作品之卓越的肯定。意识形态分歧被搁置一旁，各方都响起了对这部作品最热烈的赞誉之声。阿诺德·汤因比在《观察家报》盛赞；西里尔·欣谢尔伍德爵士（Sir Cyril Hinshelwood）于《新科学家》杂志发声；理查德·波士顿（Richard Boston）在《纽约时报》撰文；清史研究泰斗恒慕义更在《美国历史评论》杂志上发文不吝赞美。本是最有理由恶语相向的劳伦斯·毕铿也在《曼彻斯特卫报》称李约瑟的成就“空前绝后……或许是个人所尝试过的最伟大的历史综合与跨文化沟通的壮举”。苏联学者则评价《中国科学技术史》是“对中国人民、其创造天赋及其对中华文明的伟大贡献的深切尊重”。这无疑是一场完胜。剑桥大学出版社印制的5000册《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全部售罄，在随后数年不得不定期加印。该书始终是经典必读之作，从未绝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始终遭到美国的排斥：美国未给予新中国外交承认；原则上禁止美国公民赴华；实施对华全面贸易禁运；不允许与新中国有任何金融交易；竭力阻止新中国在联合国占据中国席位。当时美国官方政策宣称：“美国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会持久，终将消亡。通过拒绝给予新中国外交承认，以期加速这一进程。”然而李约瑟这个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喜极而泣的人，始终毫不掩饰地支持新中国。他尽可能频繁且公开地宣称：社会主义制度是治理中国这般庞大国家的最佳社会政治框架。他不断抓住一切机会谴责美国政策，进而也谴责数量较少且表态较温和但被他视作反华的英国政策。他完全接受由此导致的与世界多国立场相悖的局面。1955年，他以一种微小但实际的方式强调了对新中国的支持——协助创建英中友好协会并担任首任主席。这个组织曾一度颇具影响力，但始终存在争议。他与班以安和廖鸿英夫妇共同推动英中友好协会的创建与运转，10年前李约瑟曾在中国促成他们的婚姻。他们三人都在这个旗帜鲜明的左翼激进团体中表现突出。该组织的2000名成员在10年中高度活跃，从事他们至为珍视的“桥梁”搭建工作：批评英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冷淡政策，游说各方增加英中贸易，以及推动中国重返联合国。当有人质疑李约瑟“中国已是自由国度”的论点时，他会反驳道：“首要自由是温饱，如今中国人民已获得食物。”这或许是他能给出的最佳回应。但外界，尤其是凯斯学院的成员们，都认为李约瑟这番说辞极其无力。李约瑟试图解释“若将毛泽东的政策置于中国历史长河中考量，必将赢得外界广泛同情”，也很少有人能理解他对毛泽东路线的这种坚定拥护。毫无疑问，他虽总以温文尔雅的方式削弱言辞的锋芒，但对观点的固执坚持和鲜明表达仍让他在20世纪50年代颇为不得人心。——西蒙·温切斯特《李约瑟传》

◆ “要胸怀广阔地思考，要气魄恢宏地思考。 李约瑟传，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要靠一个外国人书写？ 落后就要挨打，国力不行一切都是空谈。 经济基础催生对应的社会阶层，推动科技文化进步。 李约瑟难题如何破解？其实今日依旧，我们更擅长工程应用，从0到1的发明依然匮乏。或许应该从我们的文化思想基础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