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名篇）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胡适甚至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外来进口的主义”指的是什么？他没有明说。他只是表示反对谈“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而主张去研究诸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 胡适讨厌谈“主义”，不要理解狭隘。我们读书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轻易把历史中的人物想象的太笨。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和当时人的视角不同，获得的信息亦不同。如果设身处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似不符合逻辑的举动，自有其正确的逻辑和动机。和此刻我们讨论历史制度一样，全该注意当时的历史传统与当时人的历史意见，作为主要之参考。不该把我们的时代意见来抹杀当时的历史意见。读书从书中读出来什么？或者到底怎么评价书里的某句话某一个观点，都应该想到这个代差。不管我们读什么书，既要读得进去，也要能走得出来。读进去是为了与作者进行对话，结合时代背景环境氛围融入其中，获得更好的阅读体验，吸收精华。走出来是为了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以史为鉴，就是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历史事件，要是用现在的思想去看历史，那就成了刻舟求剑，只会看到历史的遗憾，也不会从历史中受到启发。 那么回归到这句话中，胡适之所以反对主义，并不是他反对我们这代人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回到他的时代，在那个年代，社会面真实的情况是乱用“主义”之语的年轻人太多，比如熔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工读主义为一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等等。所以应该注意避免提出各种各样的主义。 回归到今天，以史为鉴，我们需要做的是避免用独断专行的意见提出命令，或者下发一堆面面俱到都是大口号的通知，那才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看似面面俱到，实际更是一种不担当，甚至推卸责任的表现。还是要踏踏实实久久为功的解决好几个具体问题。但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不要就问题解决问题，而要找到问题背后的问题，也就是根子问题。比如监狱管理中常见的个别人爱背后搞小动作，搬弄是非，只打击小动作一时会收到成效，但又会有其他问题随之产生。这个问题背后根源的问题是没有严格执法，没有把规矩立起来，没有在高压的态势下让他们感到畏惧，反而助长了气焰，让他们有搞小动作的市场。那么，再进一步思考，没有执法不严不狠的根源又在哪里呢？一层一层追下去，“道”就出来了。 当然，现在今天的视角我们会觉得胡适主张不空谈主义有些狭隘，应该说妥善稳慎提出主义。但从当时胡适主张对具体问题解决，可窥见其目光和格局还不够高远。只想去解决具体问题是不行的。具体问题要素单一，摊开在平面上，大家都能知道看见，也是最容易做出成效的。不去深究具体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反对谈根本解决，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标不治本。做事情遇到瓶颈的时候不去研究“道”，只是去研究“术”是行不通的。何为术与道，只注重事物的话就是术，而明白这之间的关系就是道。就像道德经中，道可道，非常道，这样的思想事物往往是动态性发展，思考问题不要被表面的现象迷惑。而是从人上升到群体，再上升到制度框架，再上升到文化，意识形态，再上升到主流思想意识形态，再上升到历史发展过程中。

写得很好啊，大部分都同意，胡适对美国的过度推崇也是有理由的，身处当时的世界，作为亲历过中美两国生活的人，不可能不推崇美国，对麻将的看法，在当时可以作为一种民族性的论据吧，有合理之处，现在看来肯定是不合理的

断章取义害死人。想想过去我们对胡适先生的批判，再看原文，觉得那种批判实在是浅薄。

整个系列的论证模板是固定的：先定结论（渐进改良对、根本解决错、谈主义有害），再回头找例证、造概念、设稻草人，而且为了宣传，往往杂糅私货进去。这些文章里，他一次也没有从证据出发推到结论，永远是结论先行，材料殿后。先射箭再画靶，箭和靶总还有些出发点和目的的关系，他这里面四处偷换概念，属于是靶也画不好，只好画空气了。 比如他规定"有价值的思想"必须：研究事实→提出丹方→推想效果。听着像科学方法。但注意第二步"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丹方"——丹方从哪来？从学理来，从主义来。他自己下文承认"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竹痴坐"。也就是说，他的方法内部自己就包含了主义的必经位置——那么他反对的"谈主义"就只剩"把主义挂在嘴上"这一个修辞行为了。 又比如，他的"绝大发现"是：道里（旧俄租界）禁人力车，道外遍地人力车，故东西文明之分即摩托车与人力车之分。 道里为什么禁人力车？不是俄国人发明了更好的交通所以人力车自然消失——而是租界当局用行政禁令把穷人的职业驱逐出景观区。人力车没有消失，只是"拉空车回去"。也就是说，他赞美的文明分界线，实质是一条把贫苦劳动者赶出视线的管理线。他把"看不见穷人"当成了"没有穷人" 再看他的归因：人力车文明=把人当牛马的精神文明缺陷。可是道外车夫并非热爱弯腰拉车，而是没有第二条活路。把经济问题偷换成道德文明。何其陋哉

胡适说得很对，那个年代的西方确实很好很先进，就连现在的西方也在很多领域做得非常好。今天仍有诸多不足，何况是那个年代呢？可是有些内容或许就是为了贬低自己而贬低自己了，什么中国老百姓看到车子不会闪避就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太麻木，这是毫无依据的。指出自己的错误，向西方学习好的地方，这是正确的，很多点（比如说鼓励创新发明来减少劳动人民的劳苦），但是为了贬低而贬低可就没什么意思了。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去盲目的去捧胡适。 你们说“断章取义害死人”，说过去“对胡适先生的批判”是断章取义，而“再看原文，觉得那种批判实在是浅薄”，那么我想说，你不去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及他发表这篇文章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而单单凭借对这一篇文章的自我感受，就盲目地为胡适洗白，又何尝不是一种断章取义呢。 你们也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和当时人的视角不同，获得的信息亦不同”，那么我请问，你真的站在当时人们的视角去观察问题了吗，你真的获得了当时的社会信息去分析问题了吗？ 你们说，胡适之所以反对主义，是因为乱用“主义”之语的年轻人太多。我不否认他的动机，我也不否认他是有可能真的想要为了这个国家好而写的这篇文章，但是作为一个文人，作为一个学者，作为《每周评论》的同人编辑，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你的文章会被很多人看到，通过对你文章的理解和思考，去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即使你的本意再怎么客观，也不可避免的会有人主观臆断出什么其他的东西来。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无以矫枉”，而适之先生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矫枉”，却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 那么我说的“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呢，为了反对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北京十几所学校成立学联，实行总罢课，学生们组织成数千小团体深入茶馆，戏院进行演说，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被后人称为“五四运动”）甚至有一批学生自愿放弃学业，组成南下宣传团，南下到各大城市进行演说，把北京的火种撒向全国，以至全国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北洋政府殴打逮捕爱国学生更是激起民愤，在上海发起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三罢”运动，随后唐山、长辛店等地的铁路工人也举行声援游行。同时，仲甫先生得知爱国学生们被北洋政府殴打逮捕，义愤填膺，与守常先生等人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入狱。这位爱国领袖的被捕，更是激起民愤，反对北洋政府的声音日益高涨，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去寻找救国道路方针。这时候的中国，急需一个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什么“主义”去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而这个时候，适之先生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无疑是在刚刚高涨起来的爱国热情头上泼上一盆冷水。并且点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适之先生是一向反对暴力革命的，但事实恰恰证明，没有暴力，没有武装不能救中国。五年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北伐战争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当然1927年因为仲甫先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共产党丧失武装力量导致革命成果被掠夺也同样可以证明。 我说这些，并不是否定适之先生这篇文章的价值，我也知道他是想“矫枉”那些“空想”之人，但是我认为，他矫枉的实在有点不合时宜了，他的这篇文章，一定程度上，是引起了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而作为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守常先生怎么可能置之不理。（可参考《李大钊全集》）守常先生从1918年7月起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他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五四运动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参考《中国共产党简史》）而正是在他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时候，看到适之先生发表在《每周评论》的这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驳适之先生之观点，写下一篇《再论问题与主义》，开篇即点名“适之先生”。“他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批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证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需要的深刻道理。”——《中国共产党简史》。

过往对胡适的印象，或许来自于多年前流传于网络的胡适日记。字里行间，是百年前与当代学生并无二致的心理状态。当时只觉得胡适也是性情中人，嬉笑怒骂皆付文字。 后来了解到胡适，是因为他对西方的青睐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贬低，总让人觉得屁股有些坐歪了。不过我没有读过太多胡适的作品，所以不敢深论。如今读罢这三篇，只能浅谈几句胡适为什么会给人一种别扭的感觉。 其篇「多研究者问题，少谈些「主义」」，多少是有些针砭时事的，讽刺了那些开口闭口主义，实则一知半解，缺乏实践深究能力的人。但论据或许给的有些简单了，胡适归因于一个「懒」字，认为虚谈容易，务实很难，且虚谈容易让人自鸣得意。胡适没有深究那个年代为何会主义盛行，为何有不同的主义主张，而只归咎于是治学理念的差异。胡适倡议关注具体问题的解决，却看轻主义对于问题根源的追问。行文至后段，胡适或许也觉得言过其实，又引「格物致知」来解释并非主义不重要，而是更应专注实际问题的解决。 直至读至后两篇，我才意识到，这个别扭感来自胡适的逻辑——「先射箭再画靶」。行文开篇，立论先行。按逻辑，后文应以论据论证观点。但胡适不然，他写的是客观事物在先入为主的视角下，被裁剪成的论据，看似理性中立客观，实则经不起推敲。 比如「漫游的感想」所记是胡适访美见闻，居然由摩托车与人力车的区别，引申为东西方文明优劣之证；甚至以西方行人需留意来往车辆、而国内乡间百姓遇车不知反应，来说明「摩托车文明」对人体官能训练的功效，令人瞠目结舌。胡适盛赞英美人爱好运动，痛恨国人沉迷麻将，斥之为浪费光阴、亡国误民的毒害，却不知自家太太攒局他来凑角时，心中是否也如此义愤填膺。 论及「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了吗」，胡适引古论今，畅谈了中国在文学、哲学上的演进，在其熟悉的领域自然是无可指摘。但终究也只是为驳斥而驳斥，对提出该问题的背景——当时社会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危机——避而不谈，反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民族性的「乐天知命」，这倒是符合了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宗旨。 从三篇文章中，其实已能感受到一种浓烈而熟悉的味道，那就是在本世纪初盛行一时的「公知体」。除了「先射箭后画靶」的逻辑缺陷，以知识分子审视的目光替代对普通民众生活的真实理解，也是造成这种虚浮观感的本质原因。研究问题没错，但最终仍要回归到解决问题。主义的实质，也正是从根源解决问题，是行为指引，是方法论。显然，胡适对主义的认知，恰恰与他讽刺的那些只会高喊主义的人一般，同样一知半解。

重读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初读确有其理——如胡适所言，"阿猫阿狗"皆能侈谈主义，而躬身研究问题、踏实解决问题方为真学问。此论置于今日，亦不失其价值。 然若将文章放回一九一九年的历史语境中审视，其意涵则全然不同。彼时王揖唐等政客以"民生主义"为招牌作秀，胡适所针对者，实为这一现象。此文之批评自有其积极意义，然不可奉为思想纲领。 李大钊旋即撰《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回应，将讨论提升至另一维度：主义之价值，在于为问题研究提供方向指引与思想凝聚；若无主义为指导，则问题之遴选与研究之路径皆无从谈起。尤为关键者，李大钊提出中国问题须作"根本解决"——经济制度不改，具体问题必将层出不穷。 二人之分歧，实乃渐进改良与根本革命之别。 胡适方法论自有其长：他警惕教条主义之先见，后来确为历史所验证。空谈误国之诫，放诸任何时代皆成立。然在一九一九年救亡图存之紧迫情势下，李大钊之判断显然更为精准。 此理甚明：一人病重，你固可日日研究其饮食调配、用药细节，但若未明病根所在，则一切枝节之务皆属徒劳，甚或南辕北辙。李大钊所主张者，正在于先明病根、再施对症之方。 胡适为优秀学人，李大钊为革命先驱，二人境界自有高下。此文值得一读，然须与李大钊之回应参互阅读，方能窥见当年思想交锋之全貌。

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谈具体问题比谈大主义难很多。 大主义不需要解释，抛出大师的观点和结论就好，是拾人牙慧，貌似博学，实则不深。 具体问题可以被具体分析，谁的分析都是片面的，是可被辩驳的，不若大主义般，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谈具体问题的后果很严重，很容易被旁人看出自己的深浅。 可以，被看出深浅之后呢？结局有两种，一种是泡沫破碎，人设崩塌，完了；一种是借机修补，逾加完善，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