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钞

本书为张伯行选编，肖瑞峰点校。张伯行，清初理学名臣，康熙三十四年（1685）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以清廉刚直著称。其生平事迹见于《清史稿》和《清史列传》；肖瑞峰，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

原来这是明代茅坤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这是一本很有名气的唐宋文选本。正是因为有了茅坤这个选本，才使得韩愈、柳宗元、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成了著名的唐宋八大家

现在人都浮躁了，这样的好书，竟然评分不足

放在现在看来，不过是儒家人的自唱自听罢了。不如明清小品文好玩

读《唐宋八大家文钞》，实非易事，能够在阅读中一窥其中的一些往圣先贤的智慧，或许又可以暂作一种抚慰吧。今天有感于韩愈文章，以此写下对这本书的评论，不知适合不适合？ 可能的我的理解会有些偏差:韩愈在这篇文章中用“存乎己者，吾将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将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勉励自己，事在人为，努力在提升自身道德修养的同时，自度自身能力力量而行，能够坚守住“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安贫乐道，却也不完全囚困于贫贱之中，而是适时而为，积极进取，有抱负，有理想，不为福祸或喜或忧，只盼实现人生之所愿，此乃才是他人生一大幸事也！ 阅读不仅仅停留在“阅”上面，还要“读”今心里去，“读”到实践中，那么这个是有个前提的，就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去“阅”，又是以一个什么标准去为真正的“读”选择可以参考的标准。可能这个问题需要时间考虑的，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答案就在每个人读的书中，就在每个人自己读的书中。只待自己的主动探索吧！加油，继续阅读吧！

磨磨蹭蹭一整年，中间数次弃读，最终我还是读完了这本汉语言文学生绕不开的巨著，心中颇有感触。 读八大家文，如见八大家人。唐宋文人风骨，闪耀其字间。所选篇目价值，我个人认为，专门议论文与私人信件性质文章，比奏折一类的文章更能体现作者思想与人格。 对我来说，读此书第一所得，是观先贤为人治学之道，涵养自己内心品性；其二，通其文意亦师其章法，学习为文之道。不管你是带着什么目的来读这本书，总会有所收获。 除此之外，这本书还给了我一些专业问题上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评点问题，版本问题，文体问题，选篇策略问题，理学与文章相互影响问题……等等这些，不胜枚举。作为一本专门选编唐宋散文的明清评点本，本书就像一座宝库，精读之后颇有启发，以后写论文做研究，我大概率还会重读这本书，因为他给我的启发实在太多了。 虽然此书的思想价值与文学史价值高，但不得不说，他的毛病也是真多：首先是翻译问题，通读过程中，我是一篇篇复制下来粘贴到豆包上翻译并提炼核心要点，着实麻烦；其次，文末评点话语立场与倾向太强，部分内容确实好，但也不乏迂腐落后偏见之言，需要读者自行辨别；其三，选篇比重不合理，八大家选文比例不平衡，且多重复无新意篇目，看多了无非就是那些程序化的车轱辘话实在索然无味让人头疼，缺乏耐心的人很容易弃书。当然这并不是编辑的问题，而是茅鹿门和张伯行这两个夫子的问题。 最近一直懒懒散散没怎么写下些文字，突然噼里啪啦写这么多东西，还是有点累的。接下来我得复盘并整理一下从这本书中学到的东西，并准备读下一本古文著作了。翻过一座山，更见千座山，古代文学著作研读学习与研究，依旧路漫漫啊😂

明代茅坤的《八大家文钞》选辑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八个作家的散文作品，作为人们学习唐宋古文的范本，于是“唐宋八大家”的称呼便广泛流传开来。 这八位作家的散文成就是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发展中取得的。中唐时期，讲求对偶、声韵和用典而不注意内容的骈体文仍然占有统治地位，韩愈和柳宗元起来提倡古文，即提倡先秦两汉时期的散文形式，反对骈文，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韩愈和柳宗元主张文章必须“志道”，“明道”，即宣传儒家思想，强调文章要抒发个人真情实感，褒贬社会现实。主张文章的形式为内容服务，强调文字流畅，贵在创新。韩愈的大量文章雄奇奔放、富于曲折变化而又流畅明快，语言准确生动，使人耳目一新。柳宗元也写了大量文章，其中的寓言文和游记别开生面、深得人们好评。但是，韩、柳之后骈文又死灰复燃，这就给宋代文坛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欧阳修鲜明地举起了韩、柳“古文运动”的旗帜，与同时代的曾巩、王安石、苏询父子等人扫骈文余风。欧阳修的文章丰富生动、抒情味浓，其《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名作传诵千古。王安石以说理文见长，论辩透辟，用语准确精练。他的游记、杂感也长于议论，表现出政治家的眼光和风度。苏轼的散文可以说集宋代古文运动的大成，无论是书札、杂说、游记、小赋等，“文理自然，姿态横生”，随笔挥洒，词采妙出。他的《石钟山记》、《赤壁赋》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曾巩、苏洵、苏辙的散文各有特点，曾巩、苏洵善辩，苏辙婉转。总之，欧阳修等六人的散文创作吸取了韩、柳文体改革的特点，又着重在文风上加以探索，创造了比韩、柳更为平易流转的风格，取得了最终战胜骈体文的辉煌成果。

一个多月的时间读完。选文中由于历史原因有部分缺字漏字谬误之处，需要结合其他选本勘校。整体而言选文很有代表性。 韩愈文章气势磅礴、开合奔放；柳宗元的文章涤荡万物、喻理喻言；欧阳修的文章平实质朴、穷而后工；曾巩的文章章法严谨、中肯中綮；王安石的文章挥笔如椽、笔力雄健；苏洵的文章纵横恣肆、气势凌厉；苏轼的文章随笔挥洒，文采滂浡；苏辙的文章立意平稳、结构严谨。 除了熟知的韩柳欧苏王之流，最让人意外的是“平平无奇”的曾巩。南丰先生之笔可谓文章之楷式，其文“古雅、平正、冲和”，如颖在橐，可谓“雅正”

古之所称三不朽者，曰立德、立言、立功。是三者果可分而视之哉？夫惟古之圣贤，本其德而垂诸言，以为功于万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曾、思、孟能兼是三者而有之，六经、四子之书是也。自孔门设教分为四科，有以德行称者，有以言语、政事、文学称者。群弟子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至于后世，源远而流益分，则三者之各有所立，以不朽于世者，其不能兼亦宜矣。是以文章一道，近于古之所谓立言者，而盛衰升降，亦同源异流，不可胜纪。综而论之：六经，治世之文，文之本也；《国语》，衰世之文也；《战国策》，乱世之文也；秦焚书，故无文；汉之文，贾谊、董仲舒、刘向为盛；东汉之文弱；三国之文促；六朝之文，淫哇靡丽，乱杂而无章，立言之士，盖寥寥焉。至唐有韩退之、柳子厚、宋有欧阳永叔、曾子固、王介甫、苏氏父子，数百年间，文章蔚兴，固不敢望六经，而彬彬乎可以追西汉之盛。后之论者，因推以为大家之文，傥所谓立言而能不朽者耶！ 夫立言之士，自成一家为难；其得称为大家，抑尤难也！是故巧言丽辞以为工者，非大家也；钩章棘句以为奥者，非大家也；取青妃白，骈四俪六，以为华者，非大家也；繁称远引，搜奇抉怪，以为博者，非大家也。大家之文，其气昌明而伟俊，其意精深而条达，其法严谨而变化无方，其词简质而皆有原本；若引星辰而上也，若决江河而下也；高可以佐佑六经，而显足以周当世之务。此韩、柳、欧、曾、苏、王诸公，卓然不愧大家之称，流传至今而不朽者，夫岂偶然也哉？盖诸公天分之高，既什百于人，而其勤一生之精力，以尽心于此道者，固非浅植薄蓄之士所能仿佛其万一也！虽然，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圣贤非有意于文也，本道而发为文也。文人之文，不免因文而见道。故其文虽工，而折衷于道，则有离有合，有醇有疵，而离合醇疵之故，亦遂形于文而不可掩。韩子之文正矣，而三上宰相书，何其不自重也。子厚失身遭贬，而悲蹙之意形于文墨。欧阳子长于论事，而言理则浅。曾南丰论学虽精，而本原未彻。至于王氏坚僻自用，苏氏好言权术，而子瞻、子由出入于仪、秦、老、佛之余，此数公者，其离合醇疵，各有分数，又不可不审择明辨于其间，而概以其立言而不朽者，遂以为至也。余故选其文而论之，不特以资学者作文之用，而穷理格物之功，即于此乎在。盖学者诚能沿流而溯其源，究观古圣贤所以立言者，则由六经、四子而下，惟有周、程、张、朱五夫子之书可以上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曾、思、孟之心传，兼立德、立言、立功以不朽于万世者。夫岂唐宋文人之所及也哉！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夏穀旦，仪封后学张伯行题于榕城之正谊堂。

作为明代文坛上自张一帜的“唐宋派”的代表作家，唐顺之、茅坤等推崇“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作品，并将其编选刊行，当然有其既定的旨归，那就是试图扭转前后“七子”标榜秦汉所促致的拟古主义倾向：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本意是为了救治明初“台阁体”的空虚、萎靡之弊；但撇却唐宋散文的优良传统，而直接以秦汉散文作为创作规范，刻意摹拟，不敢稍有逾越，这不仅使他们自身创作的散文变得诘屈聱牙，古奥难懂，而且造成了拟古之风的泛滥。在这一背景下，唐、茅等人公然推举“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作品，以与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相抗衡，也就具有了补偏救弊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