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

标题——《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很有点形而上的哲学意味，而副标题——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充分归纳了本书所叙述的这一历史过程。50万字的大部头，从一战到巴黎和会、从中东分裂到群雄并起……近现代社会被这一历史时期分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传统帝国的分崩离析，民族国家的全面兴起，一个接一个的宏大历史事件下有太多的观察视角与分析模式，此书可谓提供了绝佳的样板。简单总结下粗鄙认识： 一、从更宽广层面看历史进程总有似曾相识之感。 从本质上来说，历史从来就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从协约国联手瓜分奥斯曼帝国（包括其在中东的疆土）的方式方法来看，与我们众所周知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中国历史大事件如出一辙，在前现代与近现代社会，军事帝国主义的扩张与侵略之心始终是世界和平的最大掣肘。那么，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呢？诚然，老牌军事帝国主义如大英帝国等已经土崩瓦解，但资本帝国主义仍然试图成为“国际警察”，扶持各类“代理人”，从文化上、经济上、军事上发起多重新形态的入侵，在面对历史和未来有限的视野里，世界从未达到过真正的和平。可笑的是，巴黎和会后不到20年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也印证了黑格尔的名言：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汲取任何教训。按我的浅薄理解就是：历史并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一个轮回。 二、主义也好、信仰也罢，只是获取利益的理由。 中东世界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火药桶，特别是三大宗教发源于此，圣城之争成为了西方历史的主旋律之一。在英法俄划分中东的势力范围之时，宗教信仰、民族主义、国家观念……统统都被抛在脑后，取而代之是：打通欧洲到印度的交通线、获得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将国土边界推进到某个区域、中东可能发现大型油田……就连提出民族自决的美国也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只要中东不被某个帝国所控制，未来石油开采必须依托美国的科技与资本。在利益面前，一切的冠冕堂皇都只是遮羞布罢了。这一点认识带来了这样的启发：经济学上的理性人模型往往遭人诟病，但实际上理性人假设的前提有其合理性，人在正常条件下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在实际生活中与人相处，绝大多数时候真正的理性就是确保参与方的利益。 三、英雄可以是打出来的，也可以是塑造出来的。 本书出场人物众多，基本上都是政治人物，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马克斯·韦伯所诟病的“政治婴儿”——怀有崇高的意愿，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失败之后也常常推脱责任、怨天尤人。当然，乱世也是成就英雄的最佳舞台，各种英雄人物让这段历史更加精彩纷呈。这里面有两个英雄让人印象深刻，一位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一位是“阿拉伯的劳伦斯”。读此书之前，对“阿拉伯的劳伦斯”更为熟悉，毕竟同名电影在影史排名非常靠前，但此书对其进行了“去魅”，将其还原成为了一个被娱乐业与传媒业合力打造的现代神话英雄。而凯末尔则不同，在奥斯曼帝国生死存亡之际，以超高的政治手段与军事能力，打出了一个全新的土耳其，当然凯末尔的成功也有复杂的内外部因素。可见，英雄与英雄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时代总在呼唤英雄，但历史舞台上那如同走马灯式的人物里，谁才是真正的英雄？别急着去崇拜和仰慕，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将会浮出水面。 四、强敌环伺下弱国生存之道是最高境界博弈。 全书下来，丘吉尔是核心人物，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节点都和他有着莫大的干系，但历史的发展往往与他的谋划差之甚远，甚至还一度作为替罪羊而远离了政治中枢，可见政治博弈存在巨大风险。说到博弈，就不得不提凯末尔，按英法俄的原初设计，奥斯曼帝国不复存在之后，原属穆斯林控制的欧洲区域将由基督教国家来接管，意大利、希腊等周边国家都对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土虎视眈眈。强敌磨刀霍霍、大军直抵城下，凯末尔利用苏英法德之间的矛盾壮大自身，并在萨卡里亚河战役中大败希腊，迫使协约国签订《洛桑条约》来承认土耳其的独立国家地位。在对凯末尔的溢美之辞里要看到，他是真正的博奕大师，远非书中的费萨尔、阿卜杜拉等人可比。文的一面，利用地缘政治优势，许以各大国利益，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武的一面，倾尽国力打败西方代理人——希腊，为自己赢得了和平。也就是说，弱者要改变命运，关键是要审时度势，善于在各种势力之间营造与把握对自己有利的平衡，同时还要有勇气与武力来打破一些于己不利的平衡。当然，博奕之难，难在参与者是局中之人。 总体而言，此书卷秩浩繁，对于了解一战历史是很好的读物。巴以局势一直是国际政治热点，为何巴以之间会形成今天的乱局，此书对其成因也有详细的叙述。思想开化与观念进步是推动现代世界形成的重要力量，但与这种力量相伴同行的始终是：尔虞我诈、巧取豪夺、利益至上、实用主义……

中东，当今世界的战略要地，也是纷争之地。战争、宗教冲突、恐怖主义、大国干预、族裔对抗……100年来在这片土地上轮番上演。而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一战”期间和战后，英国、法国和俄国等大国所做的一系列安排和决定。 “一战”爆发前，奥斯曼帝国，这个曾经兵锋直指维也纳的大帝国已经没落。它在欧洲的领土大多已经丧失，而名义上属于帝国的埃及也沦为了英国的附庸。野心勃勃的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基钦纳伯爵已经着手在中东谋取更多利益。战争爆发后，奥斯曼帝国加入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与英、法、俄等协约国作战。协约国并不把这个老气横秋的帝国放在眼里，以为能够很快战胜它。1915年，英法两国发动加利波利战役，企图直取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然而，整场战争竟然演变成了持续250多天的壕堑战，最终以英法两国撤军告终。 战争期间，看到胜利无望的英国政府调整了自己的中东政策。主导英国中东政策的陆军大臣基钦纳伯爵派手下马克·赛克斯与法国和俄国谈判。三方秘密达成了《赛克斯—皮科协定》，大致划分了三国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同时，英国政府积极支持麦加的统治者发动阿拉伯大起义，试图从内部瓦解奥斯曼帝国。1916年底，劳合·乔治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他在中东采取了更为积极的进攻政策，不到两年，英军相继攻下巴格达、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战败投降。 “一战”结束后，温斯顿·丘吉尔成为中东问题解决方案的“总设计师”。然而，中东问题的解决却困难重重。许多地方爆发了反对英法统治的动乱，英法俄三国之间的矛盾又显现出来，美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国也要插上一脚，更重要的是，在经历了“一战”的血腥后，西方各国人民更渴望休养生息，对帝国主义扩张已经兴味索然。1922年，一系列中东问题解决方案才艰难出台，英法两国强行将西方政治体系移植到了中东，并自行为中东各国划定了边界，丝毫没有考虑当地的政治现实和人民的要求。纷争的种子已然埋下。列强声称可以给中东带来和平的解决方案，成了“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

欧洲人发明的现代政治体系将世界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世俗国家，赋予人们国籍，这种政治体系是否能够在中东的陌生土壤上移植成功？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们对欧式政治的预设条件习以为常，没人会对它们加以认真思索。但是，1000多年以来，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居民信仰的宗教律法统辖着生活中的一切，包括政府和政治。对于这里来说，欧式政治有至少一个重要的预设条件——现代文明的世俗平民政府——是陌生的理念。 或许有一天，对1922年解决方案的挑战，无论是对约旦、以色列、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存在的挑战，还是对中东世俗国家政权的挑战，会最终消散。但是，在此之前，现代的中东世界依然会像公元5世纪时的欧洲一样——罗马帝国权威崩溃后的西方人曾经陷入一场文明危机，被迫依靠自己去寻找一个新的政治体系。回首欧洲的历史，我们就能知道那样一场政治文明的巨大危机可能带来多么剧烈的动荡。欧洲人花了1500年时间去解决后罗马时代的社会和政治认同危机：其中1000年用来确立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另外近500年的时间则用于决定哪些民族可以形成自己的国家。 今天的中东危机或许不会产生那么显著的影响，也不会持续那么久远。但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一样的：在他们习以为常的悠久的帝国统治瓦解之后，形形色色的不同民族要如何重组并建立新的政治认同？协约国在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后奥斯曼时代的设计方案，而延续至今的问题就是这一地区的人民是否愿意接受这一方案。

如果说《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适合新手入门，像高中历史一样条理清晰，看这本《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有点像读大学或是读研，对历史新手不太友好。 不是书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它不像《征服》一样提供了一个了解阿拉伯历史的全景视角，而是截取“一战”前后（奥斯曼帝国最后8年）的历史，把这段时期英法俄在中东地区的博弈从叙述层面不断拉长、放大，讲述了非常多的细节。 这些细节错综复杂，如果不是本身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就会读着犯迷糊，绕进大国博弈的漩涡里。 读完这本书有两个最深的感受，其一：世界是个草台班子。 英国在这本书里也不算太聪明，只是够“搅屎”，它对奥斯曼帝国、对犹太人充满了误解，对自己干扰别国政务又充满非常自洽的自信。 在英国内阁里，每个人的利益又不一样，有些人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相一致，有些人的利益则和国家利益相悖，所以面对同一件事，大家各怀心思，难以统一，看起来就像在瞎搞。 奥斯曼帝国这边也是如此，有些在其他历史书里只是被客观记载下来的人，也变得有血有肉起来，他们也有人性的弱点，也有“幸运之神”降临下的侥幸。 在达达尼尔战役中，依照奥斯曼帝国的实力无法对抗英国，但是他们依然赢得了这场战争。 因为英国的舰队撞上了一串平行于海峡的水雷，还不是横着封锁海峡的雷阵。 实际上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接到命令打完手里的弹药就放弃海岸阵地，英国的海军上将在遇到水雷之后，却选择了撤退，如果他能坚持到第二天，会发现岸上的敌人都不见了，舰队可以畅通无阻的驶入伊斯坦布尔。 如果英国取得达达尼尔战役的胜利，奥斯曼帝国可能会提前迎来覆灭的命运，历史就会改写，也就没有后来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那些事儿，但历史没有如果。 第二个深刻的感受是：国与国之间“好了是闺蜜，不好了是敌蜜”。 其实就是丘吉尔说的：“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一战时期，中东不仅成为协约国和同盟国厮杀的战场，在协约国内部，也充斥着各种各样利益的纠纷。 奥斯曼帝国几经波折和德国结盟，在协约国里，英国想要占领埃及、法国想要叙利亚，俄国想要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作为出海口，各个心怀鬼胎。 所谓的“大博弈”，是为了各自利益产生的敌友关系变化。不过在这一视角上，也让人明白了一战二战的起源，他们的理由是那样不堪，尤其是英国人，唯恐天下不乱。 读完这本书后，才看到书的副标题是：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 从宏观来说，整本书也就讲了这两件大事，不过讲述的内部细节很丰富，在揣摩历史人物心理方面，还有种读推理小说的感觉，对这两件事感兴趣可以一读。

废墟上的铸剑者：一战如何终结了所有和平，又锻造了所有命运 ——读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 1918年11月11日，当停战协议在贡比涅森林的一节车厢里签署时，欧洲各大城市的钟声齐鸣。人们以为，这是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的胜利时刻。然而，历史给出了一个残酷的答案：那不是终结，而是一场更大灾难的序曲。大卫·弗罗姆金用他这部恢弘的《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将答案藏在了书名里——这不是“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而是“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因为它没有终结战争，而是把旧世界的地基整个炸毁，逼着所有人重新打地基。 读完此书，再回头看20世纪的风云变幻，你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我们至今仍生活在一战打下的地基上。中东的国界、巴以的冲突、俄乌的恩怨、联合国的框架——几乎一切现代地缘政治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1915至1922年间，伦敦某间地图室里某个人的某个决定。而更令人震撼的是，那些后来主宰世界命运的名字——丘吉尔、斯大林、希特勒、凯末尔、罗斯福——他们的人生轨迹，无一不是在一战的废墟上被彻底改写。 一、旧世界的葬礼：四大帝国的崩塌与权力真空 一战最深刻的破坏性，不在于伤亡数字，而在于它一次性摧毁了四个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这四个帝国统治着从莱茵河到波斯湾、从波罗的海到北非的广袤土地，维系着一套以王朝外交、均势平衡、殖民分赃为核心的旧秩序。弗罗姆金在书中详细描写的英国入侵达达尼尔海峡的决议、阿拉伯起义的煽动、《贝尔福宣言》的发表、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秘密签署——这些看似孤立的决策，共同构成了一场对旧世界的“定向爆破”。 爆破之后，是巨大的权力真空。而每一个真空，都在等待一个强人来填充。问题是：谁能从废墟中站起来？ 二、废墟上的铸剑者：一战如何锻造了五个人的命运 弗罗姆金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把历史写成抽象的结构分析，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人物的决策，展现历史的血腥与偶然。读完此书，你会发现，一战最深刻的遗产，不仅是地图上的线条，更是那几个被时代选中的人。 1. 丘吉尔：从加里波利的失败者到不列颠的守夜人 如果没有一战，温斯顿·丘吉尔大概率会以“失意贵族作家”的身份终老。1904年从保守党跳槽自由党，1924年又跳回保守党，他被同僚视为“变色龙”；1915年，他作为海军大臣主导的加里波利战役惨败，数万澳新联军命丧滩头，他因此被踢出内阁，政治生命几近终结。此后二十年，他虽靠写作和政治投机回归，但保守党大佬们牢牢记住四个字：“此人鲁莽。” 然而，正是那个被一战“杀死”的丘吉尔，在1940年5月被命运重新召唤。张伯伦在挪威战役失败后被迫下台，首选接班人哈利法克斯勋爵因贵族身份无法领导下议院，丘吉尔在走投无路中被推上前台。与其说是“复仇”，不如说是张伯伦把一颗“毒丸”喂给了他——当时德军闪击西欧，英国濒临崩溃，谁接手谁大概率成为“亡国首相”。结果丘吉尔不仅没垮，反而凭钢铁意志逆天改命。 这是历史最残酷的戏剧性：一战用加里波利砸碎了丘吉尔，二战又在最后时刻把他从悬崖边拉了回来。如果没有希特勒准时踩下战争油门，丘吉尔将永久错失历史窗口，以“加里波利的失败者”载入史册。 2. 斯大林：察里津的枪杆子与“慈父”的成人礼 在列宁去世前的党内排名中，斯大林并不靠前。他既没有托洛茨基的演说才华，也没有季诺维也夫的理论功底。但俄国内战给了他一样别人没有的东西：枪杆子和地方武装。 1918年，斯大林被派往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征粮。他绕开托洛茨基的正规军体系，自行组建忠于自己的工农武装，铁腕守住了伏尔加河上的交通枢纽。这次“胜利”是斯大林政治生命的成人礼——他手里握着的“察里津帮”，后来成了他推行肃反和大清洗的组织底牌。如果没有一战引爆的俄国内战，斯大林可能终其一生只是一个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民族事务委员”，而绝不会成为那个钢铁般的“慈父”。 3. 希特勒：帝国废墟上的无国籍流民与复仇的代言人 希特勒1913年从奥匈帝国跑到慕尼黑，1914年自愿加入巴伐利亚军队，作为一名奥地利人在德军前线作战。奥匈帝国1918年瓦解后，他的奥地利国籍失效，魏玛德国尚未承认他的公民身份——他陷入长达七年的“无国籍”状态。 但恰恰是这种帝国崩溃后的“身份真空”，让一个在维也纳潦倒落魄的明信片画家，可以毫无包袱地拥抱“大德意志民族主义”。如果奥匈帝国还在，他只能是一个不满帝国统治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帝国垮了，他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所有德意志人必须统一在一个国家里。”一战的“碎地”效果，硬生生把一个奥地利流民，推成了德国民族主义的代言人。 4. 凯末尔：从边缘军官到“土耳其之父” 在奥斯曼帝国战前，凯末尔是一个被青年土耳其党三巨头边缘化的“刺头”。恩维尔把他打发到保加利亚当武官，实质上是政治雪藏。如果帝国不崩，凯末尔要么被雪藏终老，要么在政治清洗中被干掉。 但加里波利战役改变了一切。作为第19师师长，他在悬崖上死守，硬生生把协约国联军钉死在滩头。那句“我不是命令你们进攻，我是命令你们去死”，成了奥斯曼帝国最后的军事荣光。战败后，他没有像其他军官那样投降，而是在安纳托利亚另起炉灶，建立大国民议会，不仅打败了希腊人，还顺手废除了苏丹制和哈里发制。他是用奥斯曼帝国培养的军官，带领土耳其人，埋葬了奥斯曼帝国本身。 凯末尔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是唯一一个主动“自毁”旧身份的人。帝国可以死，但民族可以生。这是他在废墟上钉下的第一根桩。 5. 罗斯福：威尔逊的继承者与英法霸权的掘墓人 罗斯福是威尔逊某种程度的继承者，但他比威尔逊高明得多。威尔逊1919年带着“十四点原则”去巴黎和会，被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当空气——因为美国当时虽然经济第一，但军事上没在欧洲驻一兵一卒。国联的“集体安全”没有强制力，英法根本不怕。 罗斯福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没有军事和经济杠杆的理想主义，就是一张废纸。1940年英国单独抗德，丘吉尔求罗斯福给50艘驱逐舰。罗斯福的回应是“租借法案”——不是白给，是租，是借，条件极其冷酷：英国要交出海外基地、开放市场、接受美元结算体系。罗斯福不是“帮英国打赢二战”，他是用租借法案当绳索，把大英帝国的全球霸权一点一点勒死。从纽芬兰到百慕大，从加勒比到太平洋，英国用祖传的军事基地换美国的旧军舰。战后，威尔逊的“国联”被升级成美国的“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把美元钉死在全球贸易的锚点上。国联那种“英法联席主宰”的结构，被彻底改写。 三、时势与英雄：谁锻造了谁？ 读到这里，那个古老的问题再次浮现：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弗罗姆金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但他用整本书的叙事结构暗示了一个立场：时势负责“开门”，英雄负责“进屋”。 没有一战，凯末尔终老军旅，希特勒落魄画家，斯大林民族事务委员，丘吉尔政治流放者，罗斯福大概率是个平庸参议员。他们所有人在1914年之前，都看不到任何登上世界舞台中心的希望。是旧秩序的崩溃、帝国的废墟、全球权力的真空，为他们打开了那扇本来永远关闭的门。 但废墟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是凯末尔而不是恩维尔帕夏抓住了安纳托利亚？为什么是斯大林而不是托洛茨基守住了察里津？为什么是希特勒而不是魏玛共和国某个将军煽动起了民族复仇？为什么是丘吉尔而不是哈利法克斯在1940年选择死战不退？为什么是罗斯福而不是胡佛完成了美国霸权的临门一脚？ 时势造出了英雄的“原材料”，而英雄造出了历史的“成品”。一战提供了铁矿、焦炭和熔炉，但铸成什么剑，握在谁手里，那是另一回事。 四、中东：一战最漫长的阴影 如果说弗罗姆金这本书有一个最核心的地理焦点，那就是中东。他写这本书，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今天中东的每一滴血，源头在哪里？ 答案是：在1915至1917年间，英国为了打赢一战而开出的一系列“空白支票”。为了拉拢阿拉伯人发动起义，英国通过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承诺支持阿拉伯独立；为了争取犹太人的支持，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承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为了和法国分赃，英国又秘密签署了赛克斯-皮科协定，把中东切成一块块势力范围。这三份相互矛盾的文件，构成了中东问题的“原罪”。 更致命的是，英国画地图时完全无视教派和部落分布，把铁路和石油管线当作尺子。今天的库尔德问题、ISIS的滋生土壤、巴以冲突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那张赛克斯-皮科协定的草图上。二战没有改变中东任何一条国界，而一战彻底画出了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 结语：我们至今仍活在一战的地基上 弗罗姆金写这本书，是在冷战结束前夕的1989年。他潜意识里是在为即将成为“世界唯一霸主”的美国提供“前车之鉴”：警告美国别像当年的英法那样，为了短期利益乱画地图，留下千年祸根。事实证明，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这本书成了美国国防部官员的必读书目。 读完此书，再看今天的中东新闻、俄乌局势、中美博弈，都会多一层“历史纵深感”。这本书不给你答案，但它给你一副能看穿时间迷雾的眼镜。 一战不是“过去”，它是“现在”的施工图。而我们每一个人，都还住在这座尚未完工的建筑里。那些在废墟上铸剑的人——丘吉尔、斯大林、希特勒、凯末尔、罗斯福——他们的影子，至今仍投射在我们的世界里。 “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弗罗姆金用这个名字告诉我们：有些战争，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有些和平，不是和解，而是引信的延长线。

对现代中东格局做了详细的历史梳理，文笔优美，精彩纷呈

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巴尔干半岛一直是“欧洲的火药桶”，错综复杂的族群矛盾和政治积怨使得这里一场看似细小的冲突都可能引起大爆炸——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么开始的。但至少在二战以后，巴尔干的历史就渐渐平静了（波黑战争这样的例外，对当代欧洲人而言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火药桶”，其实已经是中东地区。 这并不只是地理上的迁移，也折射出深层次的国际政治结构变动。这两大火药桶原本都曾是奥斯曼帝国版图的组成部分，但自从1683年维也纳之战后，西欧列强与奥斯曼帝国攻守易势，东南欧万花筒般的族群政治渐次兴起，都想脱离土耳其人的控制，谋求自立，巴尔干这才成为国际政治中出了名的棘手问题。讽刺的是，待到1914年夏天的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终于引爆各国大战之后，英法等西欧列强下决心彻底击败并肢解奥斯曼帝国，奠定国际新秩序，但却又因此在无意中制造了另一个延续至今的大火药桶——中东。 在此之前，除了波斯和一些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带之外，中东几乎所有剩余部分都属于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哪怕像埃及和突尼斯这样已沦为欧洲殖民地的地区，至少在名义上也是如此。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站错了队，成为协约国必须击败的敌国，原本尊重其领土完整原则的英国更成为肢解它的急先锋，其结果，在1918年《凡尔赛和约》之后，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出现了多达十余个新国家。这在当时被欢呼为全新的国际秩序，将奠定新的和平，但当时的英国将军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就暗含讥讽又不失预见性地说道：“在打完了‘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之后，看起来他们在巴黎大获成功，缔造了‘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 美国学者戴维·弗洛姆金在撰写这段历史时，就将“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一语用作书名，因为它确实很好地概括了当时那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不仅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终结所有战争”，战后安排的那种“和平”甚至还搅扰了中东地区原本复杂微妙的政治平衡，使这里从此不得安宁。

看电子书的一个缺点是对书籍篇幅没有概念，看到后面才发现这本事有45w字，对我来说算大部头了。 前期有点难读，频繁地对历史文献、书信扣细节，还有大量一战史实，对于历史小白有点困难，作者产生的质疑我难以判断。不过前面几章坚持下来就会越来越顺畅，作者对于1914-1922年间（截止到一战结束）若干场博弈都梳理出缜密的脉络，读完能对一战前后的中东有更宏观的认知。 和我读的前一本《穿越中东百年》不同，这本更偏学术，视角更多的是站在英国，而前者是中东当地游记的视角。 这本书通过推敲过往的书信、报纸、日记等等，将一战对中东产生的影响、以及中东如何影响一战的进程，做了一个带有个人色彩的还原。一战历史部分我有一些疑虑，作者刻画的内容实在是非常荒诞，许多战争、博弈的结果都是基于偏见、无知和一些愚蠢的巧合，不过评论区也有大佬说整个一战史就是这样，姑且信服，后续再找点一战历史书来佐证吧。 对于英法美、以及意大利等国家对中东的立场变化，我还挺惊讶的，之前只单纯地认为是英法出于私利将这片地区胡乱划分，读完这本书才知道背后有诸多派别表达出形形色色的意见，但帝国之下的政治家大多缺乏对穆斯林、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的了解，都是基于非常主观的认识在中东布局，甚至在一战后，丘吉尔反而更主张回到战前状态（用奥斯曼帝国或者说这片地区形成对俄国的屏障）英国也逐步失去对战利品的控制。但即使是这样，在大英帝国的主导下，以色列、外约旦、伊拉克还是形成了，历史就在一群政客的翻云覆雨中走向下一页篇章。 总体来说，这本书对初识中东（无论是地图、还是历史变迁）都很有帮助，《穿越》是让我基本了解某些名词，比如真主党、什叶派、沙特家族等，这本书都将之前学到的关键词串联起来，了解背后错综复杂的历史真相（而且两位作者的观点在某些地方还有些不一样）。两本书读下来能差不多看懂中东新闻了，也不会那么线性地解读中东局势了。

《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内容总结 核心论点 本书揭示了现代中东的国家和边界完全是由欧洲列强（主要是英国和法国）在1914-1922年间一手炮制的。他们摧毁了延续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旧秩序，却没有建立起真正符合当地政治现实和人民意愿的新秩序，从而埋下了中东百年动荡的种子。书名"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是一句反语，出自英国元帅阿奇博尔德·韦维尔，讽刺一战后列强标榜的"和平解决方案"实际上开启了中东无休止的战乱 。 时间线与关键事件 第一部分：战前十字路口（1914年前） - 奥斯曼帝国已沦为"欧洲病夫"，在欧洲的领土大多丧失，埃及沦为英国附庸 - 青年土耳其党人掌权后急于寻找盟友，在英法拒绝后倒向德国 - 1914年7月，丘吉尔扣押奥斯曼帝国在英国订购的两艘战舰，成为奥斯曼参战的导火索 - 1914年10月，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对协约国宣战 第二部分：战争与秘密交易（1914-1918） - 加利波利战役（1915-1916）：英法联军企图直取伊斯坦布尔，却遭遇惨败，迫使英国调整中东政策 - 《赛克斯-皮科协定》（1916年5月）：英国、法国和俄国秘密划分了中东势力范围：法国获得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获得伊拉克和约旦，俄国获得伊斯坦布尔和黑海海峡 - 阿拉伯大起义（1916年6月）：英国支持麦加的侯赛因·伊本·阿里发动起义，承诺战后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但这一承诺与《赛克斯-皮科协定》直接冲突 - 英国军事胜利：1916年底劳合·乔治出任首相后，英军在中东发起全面进攻，1917年攻占巴格达和耶路撒冷，1918年攻占大马士革 - 《贝尔福宣言》（1917年11月）：英国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为日后巴以冲突埋下伏笔 - 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战败投降 第三部分：战后分赃与1922年解决方案 - 俄国十月革命后退出中东博弈，放弃了《赛克斯-皮科协定》中的权益 - 温斯顿·丘吉尔成为中东问题"总设计师"，主导了战后安排 - 1922年，一系列中东解决方案最终出台： - 法国获得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 - 英国获得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 - 奥斯曼帝国解体，土耳其共和国在凯末尔领导下建立 - 英国将外约旦从巴勒斯坦分离出来，交给侯赛因的儿子阿卜杜拉统治 - 侯赛因的另一个儿子费萨尔成为伊拉克国王 主要人物 - 赫伯特·基钦纳：英国陆军大臣，一战初期主导英国中东政策，策划了阿拉伯大起义 - 马克·赛克斯：英国外交官，《赛克斯-皮科协定》的主要起草者 - 温斯顿·丘吉尔：战后英国殖民大臣，1922年中东解决方案的总设计师 - 戴维·劳合·乔治：英国首相（1916-1922），推行积极的中东扩张政策 -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阿拉伯的劳伦斯"，英国情报官员，参与并领导了阿拉伯大起义 - 穆斯塔法·凯末尔：土耳其国父，领导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建立土耳其共和国 遗留问题与历史影响 1. 人为划定的边界：英法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划分边界，无视当地的民族、宗教和部落分布，导致伊拉克、叙利亚等国从诞生之日起就缺乏合法性 2. 民族与宗教矛盾：将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强行拼凑在伊拉克，将马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拼凑在黎巴嫩，为日后的内战和分裂埋下隐患 3. 巴以冲突：《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同时又承诺阿拉伯人独立，导致双方在巴勒斯坦的冲突持续至今 4. 库尔德问题：库尔德人被分割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四个国家，成为中东最大的无国家民族 5. 西方干预的传统：确立了西方列强干预中东事务的模式，这种干预一直延续到今天 本书特点 - 作者戴维·弗罗姆金花费十年时间研究大量档案文献，史料详实 - 不仅关注英国和法国，还将俄国纳入分析框架，认为现代中东的形成也是19世纪英俄"大博弈"的高峰 - 强调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详细描绘了基钦纳、丘吉尔等关键人物的决策过程 - 指出1922年的中东解决方案并非已经结束的历史，而是至今仍在影响中东局势的核心因素

翻开戴维·弗罗姆金的《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首先击中我的不是那些熟悉的地名和人名，而是这个带着浓郁反讽意味的书名。一战结束后，协约国领导人曾宣称他们签订的和约将“终结所有战争”，让世界获得永久的和平。然而历史给出了最残酷的回答：那场被寄予厚望的巴黎和会，恰恰为中东地区开启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动荡与血火。这哪里是“终结所有战争的和平”？分明是一场“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 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像是一次不断被颠覆认知的旅程。在此之前，我对现代中东乱局的印象是模糊的——无非是宗教矛盾、民族仇恨、石油争夺。弗罗姆金却用厚达七百页的叙述告诉我：不，这一切的根源远比我想象的更偶然、更荒唐、更令人扼腕。 书中给我冲击最大的，是那些帝国主义者面对中东时的轻率与傲慢。1916年，马克·赛克斯爵士和弗朗索瓦·乔治-皮科这两位英法外交官，在一张地图上用彩色铅笔随手画了几条线，就将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行省一分为二。赛克斯甚至从未去过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他对当地部落、教派、地理的认识，大多来自旅行者的二手叙述和自己一厢情愿的想象。 然而就是这几条“铅笔线”，日后凝固成了伊拉克、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等国家的国界。逊尼派、什叶派、库尔德人被硬生生塞进同一个“伊拉克”里；德鲁兹人、阿拉维派、基督徒被划归法国的“大黎巴嫩”和“大叙利亚”。民族学家和社会工程师们早在一百年前就警告过这种做法的危险性，但伦敦和巴黎的决策者们充耳不闻。他们更关心的是铁路特许权、石油管道和地中海的港口——至于当地人民愿不愿意在一个陌生人为他们设计的国家里生活，那是以后的事。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到：我们今天在新闻里看到的伊拉克教派冲突、叙利亚内战、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它们的种子在赛克斯和皮科放下铅笔的那一刻就已经埋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内在的凝聚力，只是外部势力为了方便控制而拼凑出来的“人工制品”，那么它迟早会沿着那些隐藏的裂缝分崩离析。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目睹这些裂缝的不断扩大。 如果说赛克斯-皮科协定展示了帝国主义的傲慢，那么英国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做出的那些相互矛盾的承诺，则展示了帝国主义的不堪。 书中详细讲述了英国军官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故事。劳伦斯怀着一种浪漫的骑士精神，帮助汉志的侯赛因及其儿子费萨尔发动阿拉伯起义，对抗奥斯曼帝国。他不断向费萨尔保证：英国将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阿拉伯王国，从阿勒颇一直延伸到亚丁。那些骑着骆驼的阿拉伯战士为此付出了数千人的生命——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劳伦斯信誓旦旦地做出承诺的同时，他的政府已经和法国签署了赛克斯-皮科协定，悄悄地把阿拉伯人应得的土地分给了自己的盟友。 更令人震惊的是《贝尔福宣言》。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给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罗斯柴尔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英国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这封信不过两百多个英文单词，措辞含混、模棱两可——它说的是“民族家园”，不是“国家”；它说的是“支持”，不是“承诺”；它加了一句“不得损害现有非犹太社群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轻飘飘得像是事后补上的免责声明。然而就是这样一封信，日后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宪章”，也成为阿犹冲突的直接导火索。 最令我感慨的是英国做出这些承诺时的心理状态。弗罗姆金的笔触冷静而锋利：伦敦的决策者们从未真正打算履行所有这些承诺。他们只是在进行一场多线博弈——拉拢阿拉伯人反对奥斯曼，拉拢犹太人影响美国舆论，同时与法国盟友瓜分战利品。每个承诺都是战术性的、暂时的，是为了赢得眼前这场战争而开出的空头支票。他们天真地以为，战后总有办法糊弄过去。 这种“先把蛋糕做大了再分”的思维方式，在当时的欧洲外交界似乎是家常便饭。但他们忘记了：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认知里，这些承诺是神圣的文字，是流了血的代价换来的白纸黑字。当一个帝国同时向三方保证同一块土地属于他们的时候，它不是在设计和平，而是在预埋战争。 弗罗姆金笔下的人物群像，让我看到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那些如果、也许、本可以。其中最触动我的是费萨尔亲王。 费萨尔是侯赛因的儿子，受过良好的教育，眼界开阔，既有阿拉伯传统的骑士风范，又有对现代政治的敏锐理解。在一战期间，他带领阿拉伯军队与劳伦斯并肩作战，攻克亚喀巴、进入大马士革，一度看到了建立统一阿拉伯王国的希望。他是那种天生适合领导一个多元国家的人物——因为他不拘泥于部落偏见，愿意与基督徒、犹太人合作，甚至与法国人谈判。 然而费萨尔最终还是失败了。失败并非因为他无能，而是因为他面对的力量太过强大。法国人决意将叙利亚变成自己的保护国，英国人为了安抚法国而背弃了对他的承诺。1920年，法国军队开进大马士革，费萨尔被迫流亡。英国随后给了他一顶“伊拉克国王”的帽子，算是一种补偿——但这就像是把一件已经打碎的瓷器碎片硬拼凑起来，再涂上金漆。伊拉克的教派矛盾、部落割据，根本不是任何一个国王能够弥合的。 费萨尔的故事让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一个有能力的人，一个怀抱善意的人，却被更大的地缘政治浪潮无情地吞没。历史不总是给好人留一扇窗——有时候它会冷酷地关上所有门。 与费萨尔形成对照的，是那些制造了这一切的英国政客。丘吉尔在书中登场多次，每一次都令人五味杂陈。他是“加利波利战役”的策划者，那场战役以失败告终，造成数万澳新军团士兵的伤亡，也让丘吉尔本人一度身败名裂。但他在战后担任殖民地大臣时，又以惊人的效率完成了现代中东版图的最终定型——1921年的开罗会议，他召集了一群“中东通”，在几个星期内敲定了伊拉克、外约旦、巴勒斯坦的边界和统治家族。会议期间，丘吉尔甚至抽出时间去耶路撒冷观光，还即兴画了几幅水彩画。 弗罗姆金没有刻意丑化丘吉尔，反而承认他的才干和魅力。但正是这种轻描淡写的笔触，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寒意：那些决定了无数人命运的边界线，对丘吉尔而言不过是地图上的涂鸦，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注脚。他画完水彩画，回到伦敦继续享受雪茄和威士忌。而在那些被他随手划定的土地上，人们将用整整一个世纪的血与火，来为这份轻松埋单。 读完全书，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最大的感受是：和平不是一种可以“制定”出来的东西，而是一种需要被持续培育、精心维护的状态。巴黎和会上的那些政治家们似乎以为，只要签下一纸协议，和平就会像发电机一样自动运转。他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和平必须扎根于对人的尊重、对现实的尊重，以及对自身局限性的清醒认识。 为什么说那场和平是“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因为它的缔造者犯下了三个根本性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忽视当地人的意志。无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独立国家的渴望，还是库尔德人对自己历史家园的依恋，又或是什叶派和逊尼派对彼此身份的坚持，西方决策者都没有真正去理解。他们习惯于用一种家长式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中东人民，仿佛后者的情感和诉求是幼稚的、可以被忽略的。 第二个错误是低估承诺的力量与责任的分量。英国同时向阿拉伯人、犹太人、法国人做出了相互矛盾的承诺，却没有认真思考过“如果这些承诺无法同时兑现，会发生什么”。在一个复杂的国际体系中，信誉是一笔无形的资产。当一笔笔空头支票被戳穿，损失的不仅是一时的信任，更是未来数十年对话与合作的基础。 第三个错误是混淆了“结束战争”与“建立和平”。结束战争只需要战胜敌人、签署停战协议；但建立和平需要重建秩序、弥合创伤、培养互信。后者比前者困难一百倍，需要的时间也长一百倍。而巴黎和会后的欧洲列强急于抽身回家、恢复贸易、削减军费，他们没有耐心去做这些细致入微的工作。于是他们选择了最省事的办法：画一条新边界，找一个听话的统治者，然后告诉自己“任务完成”。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延长线上。巴以冲突、伊拉克教派战争、叙利亚内战、库尔德问题……每一条新闻，都可以追溯到那个多事之秋。不是宿命，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几个帝国在一战硝烟中的一系列短视决策，铸成了今日中东的枷锁。 《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虽然写的是百年前的中东，但对今天的我们有着强烈的警示意义。 第一，它提醒我们警惕“宏大叙事”背后的私心。任何冠冕堂皇的口号——“捍卫文明”“传播民主”“维持秩序”——都可能服务于比它肮脏得多的真实动机。读者读完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章节后，很难不带着怀疑的眼光去审视今日国际政治中那些“高尚”的宣言。 第二，它促使我们反思“强加和平”的荒谬。今天某些大国依然相信，可以用军事力量和外交压力将“和平”强加给另一个地区。阿富汗、伊拉克的例子已经证明，没有本地人真正认同的和平，不过是暴风雨前的片刻宁静。和平不是出口商品，无法用集装箱打包寄送；它必须从土壤里长出来。 第三，它教会我们谦卑。弗罗姆金的叙事充满了反事实的可能性——如果英国在加利波利成功了，如果俄国没有爆发革命，如果美国没有退出中东……这些“如果”并非空想，而是提醒我们：历史的走向从来不是唯一确定的，今天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国界、政权、冲突，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可能根本不存在。认识到历史的偶然性，就是认识到我们自身判断的局限。 最后，这本书让我重新理解了“和平”这个词的分量。和平不应该是政治家们在一场大战后急于宣布的“成果”，不应该是媒体头条上庆祝的“结束”。和平是一个过程，是每天、每小时都在进行的对话、妥协、修复。和平意味着承认对方的痛苦与自己的痛苦同等重要，意味着放弃简单答案的诱惑，忍受模糊与不确定。 读罢掩卷，我想到书中的一个细节：1922年，国际联盟正式批准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在那一年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偶尔还会在咖啡馆里一起喝咖啡、聊天。没有人知道，三十年后这里会爆发流血的战争，七十年后会建起隔离墙，一百年后两个民族仍然在同一个地方流着不同的血。 那杯咖啡，那场闲谈，那种稀松平常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不过是不要把它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