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旅行

一、东西时空的碰撞：19世纪末的文明分野 《蒙古纪行》的底色，是19世纪末东西方文明的剧烈反差。彼时西方已完成工业革命，以“科学考察”之名掀起全球殖民探险热潮，学术研究与殖民扩张深度绑定；而东方的中国正处于清末动荡，蒙古地区作为边疆腹地，既保留着游牧文明的原始肌理，又因清廷衰落沦为列强觊觎的“学术真空地带”。鸟居龙藏的旅行，本质上是西方近代学术体系对东方传统社会的一次“闯入式观察”，他的笔记里既有对草原风光的客观记录，也藏着东西方发展落差下的视角偏见。 二、殖民傲慢的印记：考察者的俯视姿态 鸟居龙藏的“无礼”，是殖民时代学者的典型心态。他未经当地部族正式许可便深入腹地，将蒙古人的生活习俗、宗教仪式视为“原始资料”随意记录拍摄，甚至对部分文化传统持“猎奇式”解读——这种将研究对象“工具化”的态度，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他的考察虽以“学术”为名，却暗含日本对中国东北及蒙古地区的地缘野心，字里行间难掩对当地社会“落后”的隐性评判，暴露了殖民扩张背景下学术研究的非中立性。 三、东方探索的勇气：开创性的学术足迹 抛开立场争议，鸟居龙藏的“勇敢”与“开创”无法否认。他是最早以近代人类学、考古学方法系统考察蒙古地区的学者之一，首次实地记录了蒙古部落的语言、服饰、墓葬及辽金时期的考古遗存，填补了当时国际学界对蒙古地区研究的空白。他冒着风沙、疫病穿越无人区，以日记体详细留存了20世纪初蒙古社会的鲜活样貌——这些一手资料，成为后来研究该地区历史、民族与考古的重要文献，其开拓性在于将西方近代学术方法引入东方边疆，打破了此前对蒙古地区的模糊想象。 四、同期中国文人的选择：救亡与学术的交织 当鸟居龙藏在蒙古草原考察时，中国文化人正处在“救亡图存”与“学术转型”的双重焦虑中。一部分人投身政治改良或革命，如梁启超以“新民说”呼吁思想启蒙；另一部分学者则转向“边疆史地研究”，试图通过梳理边疆历史增强国家认同，如王国维对辽金元史的考证、顾颉刚发起“古史辨”运动重新梳理中国历史脉络。他们的研究虽未像鸟居那样深入草原实地，却在书斋中以自己的方式回应时代危机——相较于鸟居的“外部观察”，中国文人的探索更带着“救亡”的紧迫感，试图从历史与文化中为国家寻找出路。 综上，《蒙古纪行》是一部充满矛盾的著作：它既是殖民时代的产物，带着无法抹去的立场偏见；又是学术开拓的见证，为东方边疆研究留下了珍贵史料。而鸟居龙藏本人，也成为那个时代的缩影——既有学者的探索精神，又难逃殖民体系的裹挟。

本来以为是一本旅行的书，结果还是一本一百多年前日本学者的学术日记！为什么说一般不推荐，对于翻译这本书的人没啥意见。对于鸟居龙藏的学术地位也没有太多的评价，不过对于介绍中一再强调与军国主义的划清界限一开始就有点怀疑。读完整篇日记，果然印证了我的猜测。其一，对中国人充满偏见，尤其是汉人，满篇充斥着汉人狡猾，人品差的论述。对蒙古人也有各种分类，南面的蒙古人被汉人带坏了等各种描述。第二，当时的旅行年代，中国还没有分裂，也就没有内外蒙之分，各地将军府直辖下的属地管理（北方）尤其没有什么护照之说，只有当地允不允许外国人进行考察的证明！其三，满篇透露着日本人的优越感，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种优越感，不管蒙古族汉族都是闯进家门呵斥，人家才肯接待。这种强盗式逻辑估计也只有日本人做得出来，而且还把它记录下来，智商不是一般的低！也不知道一百年后会被人翻译出来公之于众！其四，学术水平堪忧，尤其是索伦族的描述居然是听当地蒙古族人的叙述就断定是两个族裔之间的过渡，简直了！包括对古城遗址的一些发掘，也是点到为止。绝对算不上专业二字。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民俗学和民族志调查的方式可以再作推敲！其余带🈶浓厚军国主义倾向的调查真的不值一提！这本书实质反应了日本军国主义向东侵略的野心，以及在出兵之前对中国北方地区的调研，放到现在就是妥妥的间谍罪！！！！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于1908年初携带妻子、幼子一行对中国蒙古的考察的日常记录，个人感觉是为了出版而缩水了的日记，味道有些寡淡。1906年4月，鸟居龙藏借夫人赴蒙古喀喇沁王府女子学堂任教的机会，首次踏上蒙古高原的土地。自此，鸟居龙藏对于蒙古东部的调查多达五次以上。1907年6月，鸟居龙藏携夫人及其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幸子再度赴蒙，直至1908年12月。 本书所记录的调查始自1908年5月，自赤峰、翁牛特，渡西拉木伦河，至巴林、阿鲁科尔沁，翻越大兴安岭，经乌珠穆沁、喀尔喀、车臣汗，自贝尔湖向南，经阿鲁科尔沁、喀喇沁至北京。1908年9月，再经多伦诺尔、克什克腾、奈曼、敖汉、土默特至朝阳、北京。 作者携带妻子、一岁的幼子一起考察勇气可嘉，更令我感叹的是，以作者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在明治维新以后就已经把研究的目光转向了亚洲甚至全世界，而经历了甲午战败、百日维新失败的中国国内是震惊、惶惑、不知所措、万马齐喑的局面。与此同时，以鸟居龙藏、橘瑞超、斯坦因、斯文赫定为代表的所谓考察团、探险队，纷纷深入中国腹地进行文化劫掠、资源调查、情报搜集等工作，而我们却对此不管不顾。 作者所谓的考察，其实带着很大的情报搜集的目的，从他简单、看似漫不经心的记录中，可以看到他除了收集古钱币、陶器残片、铁片等，还对河流的走向及分布，山的分布、高度、走向，人种的测量及数据采集，各地早中晚的气温记录，村庄的分布，蒙汉杂居情况，各地的民风等等，所谓为科学研究收集的数据，战时就是最可靠的情报资料，可惜当时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认识不到这一点，或者被人家打怕了，任由人家想干啥干啥。 另外，从书中披露的作者可以肆意责骂为其提供服务的衙役、强行要求马夫涉深水过河、强行闯入住户或者店家要求留宿、对拒绝为其提供方便的人一律视为野蛮、不懂开化等一系列行为，可以看出其蛮横霸道，也可以看出国家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时代，人民是多么的卑微可怜，所以要努力让国家保持强盛，让任何人都不敢欺凌我们。

读后感有点两极化。 一方面，觉得作者在20世纪初带着妻子、幼女克服语言、环境、天气等重重困难开展调查研究着实勇气可嘉；另一方面，又深知其调查的深层目的里含着扩张、占领等野心。 一方面，惋惜其获得五铢钱等文物太过轻而易举，导致了文物流失；另一方面，也看出彼时彼刻当地人尚无文物概念，留在当地可能最终也会归于尘土。 一方面，备礼赠送沿途各类人体现了日本人的礼仪；另一方面，看其与众人交往，也体现出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跋扈、凶狠的本性。 总之，这是比较流水账的一本书，没有太多调查研究的过程，更没有体现出学术研究成果。强烈建议游记配地图啊！

就是去哪了吃了啥 走了多少路温度如何，我倒觉得学术研究价值不大，“调查毕”。调查了什么？怎么调查？完全没有。就是日记。说是无心为军方，专意为学术，我觉得日本人很难如此单纯的做事，尤其当时侵略中国的时代背景下。描述风土人情，不过是接待就热情质朴，不接待则沾染汉人习气过多骂人。五铢钱斧子等获取也很轻易，拿到就说相谈甚欢，拿不到谁知道会怎么蛐蛐！

人类学家这行，干什么都容易错：当时做得不对会被喷，过了几十年还可能被翻旧账再喷一遍。 没被谋财害命，算是运气爆棚；被当成间谍，遭盘问、刁难，则属于田野调查的必修课。调查结束时，往往已经落下一身病；好不容易回到原来的社会，又发现自己哪里都融不进去。至于调查笔记，更是怎么写都不对：写得温柔一点，被骂美化当地人；写得尖锐一点，被骂丑化当地人；如实记录吧，又会被扣上歧视、狡猾、奸诈的帽子。再不然，就是被怀疑别有用心，或者被指责拿公款旅行。 总之，进了田野，里外不是人；出了田野，前后不是人。人类学家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自己迟早会被喷。区别只在于，是当场被喷，还是死后被考据出来再喷。

对这种身体力行的学者 特别是带着妻子孩子一起的 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需要妻子的理解和支持。其次作者的基本观点是越往北 也就是汉化不足的地方 民风越淳朴，南边汉化严重 反而越不可靠 狡诈。与其说汉化不足 倒不如说是他接触到的越接近“未开化”或者说是一种“原始”的状态，把未开化的原始状态认为是淳朴。

1908年鸟居龙藏一行的蒙古访古日记。他们边走边收东西，最后拉了一车文物回来，尽享时代的红利。 书里记录了很多小心思。比如撒谎骗牧民的食物、装蒙古人套话等等。这是日记的可贵之处——笔下不会有任何情绪保留。但也提醒人们，写日记就要做好终有一天被逐字研究的准备。 我知道作者是在台湾的原住民博物馆，他对旁人看来都差不多的土著民族分类极为细致。但这本读下来，我感到的是彻头彻尾的“日式无机感”——只记录看到的，几乎没有情感起伏和思维发散。我近几年开始对这类没有一点有趣灵魂的学者祛魅。

喜欢历史地理人类学的读者可以补充很多知识。书中很多地方正好几次旅行中都去过，与百年前的风物对照很有意思。

鸟居龙藏的人品还是可以的：1929年秋他就受聘燕京大学，1940年燕京大学坚持本校自聘教授，鸟居龙藏拒绝与日本侵略政府合作而应聘。这本书记述了1906年到1908年之间的察哈尔、热河一带，目的在记述东胡与蒙古的承继关系，其实两者并不是简单承继，但此行所见所闻倒成为很有价值的旅行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