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声楼读记

作为崇宋派优秀学者，虞先生在本集中的「论史」部分还是「爱憎分明」，同样对封建余毒有所抨击，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批判更加「非人」的王朝崇拜；在论及中外关系上，则还是传统的国家主义；另外还保留了一些批判文革的反思回忆小文。

比較通俗易懂，虞氏讀書較雜，專業外也有一定量閱讀 很符合個人口味，論史論人論事都見識不錯，惟偶不免天真。

这样的历史评论书还是第一次读。

读虞云国《三声楼读记》 作为宋史研究的学者虞云国，其随笔集《三声楼读记》划分五辑的内容：帝阙斜影、前贤遗籁、学人謦欬、涛声隔岸、书味会心。第一辑“帝阙斜影”重心旨在批判君主专制集权，笔墨之间尤具现实意义。在“皇帝与皇权：中国历史的沉重遗产”一文里，作者由读周良霄的《皇帝与皇权》展开论述，一针见血地指出：“皇帝即位虽有不同叫法与相关仪式，但之所以能登上皇位，倘以新朝取代胜国论，靠的是武装与实力，禅代只是历史表象与官样文章；若以一朝一姓传承言，新帝与旧君也并非都是和平交班，更多玄武门之变式的骨肉自残与烛影斧声式的勾心斗角。”接下来作者扯去了历代皇帝标榜道德的遮羞布，说他们口头上鼓吹“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帝道，自扮为“道德的模范与导师”，实际上只是未必躬行的障眼术与假幌子，以法家学说为核心的统治术才是看家真本事。最后强调：“越到专制皇权后期，越是所谓事业型的明君英主，越会把专制政体的紧身衣收得让天下臣民无所逃遁而濒临窒息。”谈及“皇权”，作者认为：在帝王权势观念中，诸如“君父”之类的宗法称谓，“万乘”之类的权势称谓，“天子”之类的神化称谓，“圣王”之类的圣化称谓，“陛下”之类的礼仪称谓，随着帝制退场而淡出历史。但将领袖颂为“红太阳”，誉为“北斗星”，仍是帝制时代神化称谓的残余。至于林彪奉上的四个“伟大”，如果说“导师”与“领袖”，分明是帝制时代君师合一的现代版，应该归入上述“圣化称谓”，而“统帅”与“舵手”，则俨然是“万乘”的改造版，自当归入“权势称谓”的范畴。而“万岁”与“万寿无疆”之类帝制时代的礼仪称谓，在“文革”期间不但照用不误，而且变本加厉，列入“早请示”与“晚汇报”时挥舞红宝书遥祝“红太阳”的必备程式。这让我们想起马克思所说的经典论断：“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为其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是事实。”“祖龙魂死秦犹在”一文则是针对孙浩晖的《大秦帝国》所做的批评，锋芒毕露，显示出作者不忘历史不忘现实的敏锐触觉。孙浩晖的《大秦帝国》旨在重新树立秦始皇的“丰功伟绩”，鼓吹秦始皇“铁血文明”的现代价值。孙浩晖认为：“后世不思其功，唯加其罪，对如此一个被扭曲变形为残暴恶魔的历史巨人，我以为，无论用多少文字去发掘，去表现，都不过分。”然而小说家孙浩晖似乎遗忘了“焚书坑儒”的大悲惨，居然说出“焚书是帝国新政面对强大的复辟势力被迫做出的反击，是新文明为彻底摆脱旧时代而付出的必然代价。并强调坑儒在当时有着最充分的政治上的合理性。”好一个“政治合理性“，虞云国拍案而起，写下这样的话：“然而，哪一朝独裁者在做掉异见者时不打出政治合理性的堂皇旗号呢！”事实上，秦政的残酷暴虐，早已盖棺论定。历史学家张荫麟说过：“秦朝武力的统制不够，还要加上文化的统制；物质的缴械不够，还要加上思想的缴械。”大史学家吕思勉针对“焚书坑儒”，断然判决道：“这两件事，都是无道到极点的。”为秦始皇及“焚书坑儒”翻案的小说家孙浩晖，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实乃是“百代多行秦政法”的现代鼓吹者。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果不其然。

虞先生是《细说中国史》中宋史的续写者，读后受益匪浅，特地查找到了他的其它几本著述，本书是其中之一，进一步了解了作者的治史态度和方法，对其历史观，价值观和客观公允的写作原则及语言风格都頗为欣赏，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