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亨利·亚当斯
纽约公共图书馆「世纪之书」系列。本书是他以第三人称写成的自传体作品,是享誉世界的经典传记,也是世界一流的教育经典与历史文化名著。本书运用自传与德式教育小说相结合,对一个时代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价。它要说的不是本书所讲述的历史,而是对那一段历史的反思,因此,亚当斯希望人们这样来看他这本书,把这本书当做一个历史哲学的思辨过程。这部起初只印了100本、只打算在私人友好小圈子中传阅的自传,后来成为20世纪的美国青年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自己的时代的必读教科书。1919年,即亚当斯逝世后的第二年,该书获得了普利策奖。
对人性的认识是政治教育的开端,也是政治教育的终结。 友谊需要生活的平行,思想和目标的一致。 有史以来,几乎所有的崇高智慧都曾淹溺于自己思维的倒影之中,其中有迟钝的幸存者冒昧地说出了这个事实,却没能使其它智者受到触动。 对现实的人而言,这样的尝试真是蠢得要命,而单就目前来说,现实的人可能是对的。然而,如果一定要究其对错的话,无论对错,历史学家都别无选择,只能独自前行。即使在专业领域中也少有同伴能提供帮助,他很快就变得形单影只,他的旅程向前再向前,直至蜿蜒进入一片广袤的天地,在那里,微光瞬逝,夜色深浓。 这种品性是人类坚决拒绝承认的,尤其是在政治和诗歌这样的中世纪事务领域内。它也不值得让一位教师反复强调。他坚持强调的只有一点:在国内政治界,每个人都在为一个即时目标而努力——通常是为了私下的工作,并且一贯地短视,而国际事务领域的视野则极为开阔,涵盖的范围如同世界一样宽广。在这个领域中,最浅薄的学者都能看出自己在做什么。国际关系是历史变动唯一确定的衡量标准,是局势地图的唯一根据。因此,亚当斯总是坚称国际关系是历史图表唯一可靠的基准。 作为一名教育家,卢梭很容易就能成为某个方面的魁首。他立起了一座纪念碑,提醒人们提防“自我”。从他的时代起——而且正因为他,“自我”才能甘于平静,而且还为充当典范而化身为模特,把造型工作交给了教育,看看它选的服饰是否合身。学习的目标在于服装,而不是模特。 弗农山大街上的那一小群人就是这个制度的子嗣:他们是政治家,但不是政客;他们引导民意,但很少被民意所引导。 他们认为自己的功德在于没有坚守某一种教义,而是在教导、或者尝试教导大众如何才能有正直、有益而又无私的人生——他们认为这样就足以获得救赎。对他们而言,困难可以忽视,疑虑也只会浪费脑筋;世界上没有非解决不可的问题。 说到哈佛学院在教育方面的贡献,那就是它校规宽松、风气自由,能教即将走入社会的年轻人怎样才能成为体面的公民,同时还传授一些实用技能。人类领袖从不是它的培养目标——这与它的理想南辕北辙。唯一神教会的牧师赋予了这所学院一种稳健、沉着、明断、内敛(法语称之为“mesure”)等优秀特质,使它获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些品质也成为了其毕业生的标志,但这样的性格往往是不适合出现在自传中的。实际上,这所学校培养的并不是意志,而是模范。如果顺利的话,哈佛学院4年的学习生活能带来的,是一份空空如也的自传与只盖着本学院水印的思想。 种植园主阶层目光狭隘、性情粗野,简直世间少有。他们构成了一个群体;权利的喷泉通过财富与奴隶将恩惠洒在他们身上,其后果无异于火上浇油。他们给这个年轻学生上了他的第一堂实例课,教会了他过剩的权利是怎样在少数人的手中运作的。 他心仪崇高的道德原则,视政治策略如草芥;他对萨姆纳先生本人也敬重有加。但是那道晴天霹雳给他的生活留下了一条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他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直觉,认定了一条法则:朋友一旦得势,便不再是朋友。他一辈子都将这条法则奉为真理,就像相信砒霜有毒一样,从不加以确认。 亚当斯在教育方面的最新尝试于1861年3月4日结束,以上就是他所学到的一切。坦白地说,这与他的希望简直是南辕北辙。他在华盛顿上的这堂课有一些教育意义,但它并没有产生积极的结果 没有一位专业的外交官担心不实之辞。对于他们来说,言语只是因人而异的表达形式,而谎言则几乎是世人生活的必需品。坦诚之人是最差劲的说谎者。外交官想知道的是表达形式背后的动机 他以其雄浑、从容的语调开场,“而每个清早,无耻的声音充斥着我们的街道,诅咒美国的共和制度。特权阶级在过去多年间目睹了一幅动人心魄的场面。它目睹了三千万人民快乐而繁荣,没有皇帝,没有国王(欢呼声),没有宫廷的簇拥(再一次欢呼声),没有贵族——除了那些由智慧和美德彰显的贵族,没有国家主教和国家神职人员——他们只是一帮摊贩在变卖普渡众生的爱(欢呼声),没有庞大的军队和海军,没有累累的债务和苛捐杂税。料想到这场伟大的实验成功之后将对古老欧洲产生的影响,特权阶级经已哆嗦颤栗!” 公使馆各成员已养成了公务员惯有的风气——适应了公职而丢失了自由意志,于是继续参加英国上流社会的常规活动,而这正逐渐从习惯向坏习惯发展。亨利·亚当斯要是沾染上同时代英国年轻人的任一品味,也必定感到迷失,但他与他们唯一相同的消遣就是每天在乐敦路上策马驰骋,而这尚且谈不上品味。显而易见,他必须奋力工作,必须接受新的教育,必须开展属于他自己的崭新生涯。 社会是永生的,可以自由地上演永生。亚当斯的生命是有限的,因此无法感受永生。死亡在缤纷美丽的环境中增添了他从未见过的特点。自然享受着死亡,和它玩耍;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增加了自然的魅力,她喜欢死亡的折磨,并用爱抚来窒息受害者。从没有人看到过自然像现在这胜利般的迷人姿态。 爱国主义似乎是从“政府商店”中拿出来的,分配给每人几克。人们看到自己的亲朋好友被不情愿地拽去参战;看到自己的兵团没有一丝热情地向前线行进,相反,每个人都因为心理明白此次危机的重量而变得凝重与焦虑;但是在巴黎,所有的人都密谋这忽略自己触手可及的危机。 亚当斯只希望教给学生一点并非毫无用处的东西。以他的经验来看,十个中勉强能有一个学生智能高于平均水平;剩下的那些不会对老师的引导产生多少反应。所有的学生都是可敬的,在七年的接触中,亚当斯从来没有理由去抱怨任何一个;但是十分之九的人都只是被动地接受打磨,就像坚硬的物体表面,只有第十个人理智得给予回应。 教育就像政治,是一条坎坷路,每一个教育者都必须像牧师那样闭上双眼,保持沉默。只有学生对教育满意。他们觉得自己学到了东西。也许他们确实学到了一些,因为即使美国二十世纪的生活也不可能完全地工业化。亚当斯热切的希望学生们可以继续保持满意; 伴随着这个结论,亨利·亚当斯的教育结束,生活从此开始。他必须尽最大努力用生活中偶而得到的教育——那时运气的赠予——来对待生活;但是他认为这样是错误的,如果他要开始自己的生活,他要在一个更好的体系上进行。他认为自己几乎知道该追寻什么体系。那时亚历山大·阿加西还没有崭露头角,还不能像二三十年后那样成为榜样;但是做《北美评论》的编辑有个好处,就是他结交了全国各地可以写作或者值得被书写的人。亚当斯非常高兴自己能被这些人接受,成为其中的一员。 历史和科学在人们的视线中,一直向不远处的目标延伸。没有教育适合他们两个。尽管他们已经取得现在的成就,他们还是必须忍受世界的偶然。当亚当斯返回砍布里奇继续自己卑微的教师和编辑职位时,他被强制的带到了马车上。无论是体制教育还是随机教育都坏到了极点。因此,他继续顺从地进行着一切。 再一次声明!这是一个教育故事,不是冒险故事。它的目的是为年轻人,那些足够聪明,知道寻求帮助的年轻人提供帮助,而不是供他们消遣。接受教育后用它来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询问者的麻烦;这是个人问题,只有这个问题困扰他。亨利·亚当斯可能不值得被教育;大多数敏锐的批评家都倾向于认为一百个人中鲜有一个人的头脑能够不论何种目的,对他们周围的力量做出反应,而且至少有一半的反应是错误的。教育这样百里挑一的头脑的目的就是教育它如何灵活地做出利落的反应。毫无疑问,社会总是远远地落后于活跃的头脑,以便能够自制出懒惰的垫子,方便掉在上面,正如它对亚当斯的所作所为;但是教育应该尝试减少阻碍,降低摩擦,激发能量,训练头脑不是随机性而是选择性地对吸引他们的力量做出反应。年轻时知道什么并不重要;那些人善于学习,他们知道已经足够多了。纵观人类历史,浪费智慧的现象令人瞠目,而社会却推波助澜,正如这个故事想要展示的那样。教师无疑是罪魁祸首,但是世界站在他们身后,把学生从他们的课程中硬拉出来。道德声音洪亮。只有精力最旺盛,体魄最强健和最受偏爱的人才能克服惰性的摩擦和粘连,而做到这些,他们不得不花费四分之三的能量。 社会无法寻获最适合自身的教育。财富对社会地位和经典教育的青睐,与社会地位或教育对钱财的重视程度相仿,而女士们仍然倾向于把天秤放平。 尽管社会所掌控的能力已经大幅度提升,1900年的他也不比1850时更有能力。教育的机密仍然隐藏在无知的背后,他的摸索和以往一样无力。在这样的迷宫里,拐杖是比腿更有必要存在的力量;笔则成为了导盲犬,引领他避开陷阱。笔自行工作,指挥着手,一遍遍重塑着元素,直到它们变成最适合它的形式。这些形式从来不是随性的,但却如同结晶一样自我生长,每位艺术家都很清楚这一点。铅笔或钢笔常常误入歧路,又或是塑成了没有形状的东西,失掉了关联,裹足不前或是陷入泥沼。然后它不得不回到原来的轨迹上,尽可能重新恢复字里行间的力量。要让一整年的工作拥有成效,关键在于坚持主旨,而不是靠最后筛选;在于思维的主线逻辑,而不是靠花哨的笔法或庞杂的内容。 他们无法认真商讨等价共赢的条款,每位参议员都不愿意让自己那个州牺牲五块钱,来换取另一个州赢得五十万美元。不过,每当某国愿意送出一份免费的优惠时,海依就有机会向参议院提交一项条约了。在这些谈判中,所偿付的代价尽数都付给了参议院,它们并不是什么很贵重的物事,只不过是时间的浪费和体力的消耗而已。 双重标准对文人来说是灵感的来源,但对于政客们而言则可能是致命的东西。亚当斯无需在意其标准是否受大众欢迎,别人就更不在意了。但是罗斯福和洛奇正在玩一个游戏,游戏中他们往往会发现:流沙般变幻不定的美国舆论突然就臣服在他们脚下。 帕斯卡,他发现无聊厌倦造就了人类的主要动力,这也很合理:“我总是说人类的所有麻烦都源自于他不知如何安定。”仅仅是这种躁动就强迫人们行动。“终其一生皆是如此。我们克服障碍,目的是为了安宁的休息,而当我们得到安宁时,又觉得它不可忍受,因为我们不是在琢磨自己已有的麻烦,就是在琢磨未来将有的麻烦;甚至就算我们在方方面面都很有安全感,无聊厌倦也会自内心深处涌出——它天然根植于心底——并将其毒液灌满我们的心灵。” “若善未能引领他, 疲惫也将让他投入我的怀抱。” 皮尔逊否定了科学在19世纪所取得的所有进展。他告诉自己的学生,他们必须容忍宇宙的一个碎片,一个非常小的碎片——感官能够触及这个宇宙圈子,在此处秩序被视为理所当然——就像深海鱼将它自己制造的光团视为当然一般。“秩序和缘由、美与善,这些特性和概念我们只在人类意识中发现过。” 直白地说,混乱是自然的法则,秩序是人类的梦想。没有哪个人说过的每句话都是自己真心所想,也极少有人会把他们真正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因为语言是靠不住的,思想也是粘滞的。 如果历史学家看重自己的诚实,那就绝对不能试着去了解什么是真理,因为如果他在乎自己的真理,那他就必定会使自己对事实进行虚假的陈述。历史的法则只重复力或是思想的逻辑。哪怕他的意志坚强如铁,面对恐惧时也会禁不住时不时恢复自己的人性或类人猿性。思想的运动与一枚呼啸着直扑观察者的炮弹的运动有相同的价值。人们可以观察到它在五千年中的曲线轨迹。思想运动在历史中的第一次疯狂加速结束于310年的大灾难,下一次偏离轨道则发生在1500年。伽利略和培根赋予了它一条静止的新轨迹,改变了它的价值。但所有这些改变都从未改变其连续性。一直到了1900年,这种连续性才突然首次中断。 历史在新秩序中揭开了自己的面纱,人类意识在过去的行为方式就像一只年幼的珍珠贝,它隐藏着自己的宇宙以适应环境,直到长成完整的珍珠母贝壳,其中包裹着它所有的完美概念。人类知道它是真实的,因为是人类自己创造了它,人类也为了同样的理由钟爱它。他牺牲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来获取他的统一性,但却得到了它,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是个艺术品。 总有人幻想说社会能自我教育,又或是清楚自己的目标,但是这种幻想被十字架和火药推翻了。它们正在随意拖曳着并驱使着欧洲穿行过可怕的教学泥沼。 培根早已预言了这一状况:“单凭身体的力量或思想上的理解,都无甚成绩。只有利用工具和辅助才能完成工作。”这种状况一旦确定,意识便重归其幻想世界,而社会忘却了自己的无能。但是没有人比培根更了解其中诀窍,对他真正的追随者而言,科学总是意味着自我克制、服从、以及对外界刺激的感受力。 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美国历史学家、学者和小说家。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185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是亚当斯家族的成员,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孙子。
不能以自身的无知与狭隘去评判一部伟大的著作 但对于无知的我来说 确实此书涉猎范围太广 除非你是一位熟知18、19世纪欧美历史的 并且从苏格拉底 柏拉图开始 对早期希腊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都有深入了解的 可以轻松入手 否则建议倒过来看 从书最后的所有注解开始了解 或许可以管中窥豹 最后3章才是悟道 力学改变物质与意识 到是第一次了解🥵
这本名为《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实质是一本 19 世纪美国通史,以个人教育经历为基础,记录了 19 世纪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科技,社会交往等巨变,文中重点记录美国南北战争前后历史人物的行为活动,书中涉及美国乃至西方文化哲学社会的内容又广阔又深邃,它自比现代版圣奥古斯丁《忏悔录》。
《赵元任早年自传》:我看的书籍有《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维尔斯(H.G.Wells)著的《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及《世界战争》(War of the Worl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