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这是一次非常意外的收获之旅，《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这本书放在书架里很久，久到已经想不起当初是怎么看中的这本书。但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绝对称得上是我个人的“年度之书”，因为在这本书中，作者佩里·安德森不仅用其详实的资料汇集和阐述，展现了从中世纪到近代，欧洲各大主要国家在国家体制方面的发展脉络，更从政治经济视角，给出这些脉络变化发展的内因与外力，以及相互作用的过程。可以说，按照从西欧到东欧的顺序，欧洲主要大国都拥有了一个基于历史大背景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演变概览。依照这个概览，再去深入阅读每一个国家的中世纪和近代史，相信就会无数的历史细节和纷繁八卦中，看到全然不同的脉络和真正因果。可以说，这本书第一吸引我的，正是这种近乎指南式的高度凝练和提纲携领式的总结提要。相信下一步再去看欧洲史的时候，我一定会反复重读本书中的那些国家类目章节，仔细对照其中的分析和论述。现在我已经开始期待这种对照可能带来的启发和豁然开朗的阅读体验了。 但是，上述收获，可以说还只是流于表面的。更为深刻的启示，其实佩里在全书一开始，就毫无保留地做出了完全揭示——即在当前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流叙事中，针对欧洲从封建等级制国家，向“绝对主义国家”转变的过程中，被马基雅维利定义为：“欧洲近代历史上继等级君主制之后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的‘新君主国’”的“绝对主义”，是与“专用于”描述同时期东方世界国家政体的“专制主义”并列存在，而又具有非常强烈特征差异的国家政体概念。但在佩里看来，绝对主义即便是在欧洲，也不是一个可以“一概而论”的唯一概念。其演变路径、经济基础、政体结构等等特征，具体到欧洲的不同区域、不同国家，都呈现出不同的变化逻辑。这其中既有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也同样存在众多离散式的不确定性在历史上留下的明确印记。其结果就是绝对主义国家即便是在欧洲，也呈现出由西向东，逐渐改变；在社会基层特征（自由农民与农奴制）上，西欧东欧截然相反的鲜明特征。换言之，佩里一上来就明确了其核心的史学观点——所谓“历史的必然”其实并不存在！人类社会演化的路径和结果，其实与生物物种的自然选择进化类似（此为我对本书作者核心观点的归纳），在受到外部环境、内在社会结构和生产力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每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即国家）都会在其存续期间，不断演变其政体。这种演变的路径，有其内在规律，但绝不能简单“归纳”到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种单一的路径之中。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学术观点，佩里非常详尽地从西欧到东欧，逐个国家一一展开论述，并在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典型差异和共性之间，做反复对比，从政治、经济、生产力表现形式等等多角度展开讨论。最终，在全面呈现了欧洲近代各国的绝对主义演变图景之后，真正精彩部分，却是在结语完成之后，以“两篇笔记”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正如作者在开篇时所说的那样，一直以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所有涉及东方、涉及中国的叙事，基本上就是以“封建专制主义”来概括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但是，我自己就困惑了很久，所谓的封建，无论是西方意义的，还是中国历史认知中的，在真实的历史上，其实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终结。始皇帝之所以为“始”，今天的学者们之所以能反复指摘、归咎于“大一统”，不就是因为自战国之后，中国历代王朝正统或许还有“封”，但也必然不是“分封”。所以，每每涉及所谓中国的“封建社会”，其实更多是说“专制社会”，而封建更多则是形容其落后反动，而全然不会有任何封建这一词汇的本意。但恰恰是在这两篇笔记中，佩里从亚里士多德（是他首先提出了专制主义这个名词，并用以专指东方。）开始，沿着西方哲学、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术的脉络，一直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然后，在充分引用了诸多学者的论述，包括马恩本人的书信段落之后，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看到的所谓亚洲的这些国家的相似性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缺乏资讯的产物，因为当时东方历史研究在欧洲才刚刚起步。”“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看来都未能对中国历史进行充分的研究和思考，因为他们的偏见也在其他地方显露出来。”可以说，马恩基于当时欧洲对亚洲国家现状和历史的各种错误认知，而形成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沿袭“专制主义”这一充满东方主义色彩的伪概念，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大缺陷，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至此，本书给予我的最大收获，就是对马恩，及其学术思想的祛魅。每个人的认知，都必然受到其所处环境和所在历史阶段的制约。对于自己没有真正了解的事物妄加揣测、盲目相信缺乏实证的第三方证言、把自己的推理任意泛化到超出自身认知范围的领域……所有这些每个人都常犯的错误，伟大睿智如马恩，一样躲不过。认知到马恩理论中存在的、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缺陷和错误，并从新的历史和现实事实中，重新认知、构建起符合唯物主义史观的中国历史演化路径推演，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应该做的事情，也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践行。

收获很多，作者通过比较政治的视角分析西欧、东欧十几个国家从封建主义过渡到绝对主义、资本主义的路径差异，直观地体感到历史的复杂变体，相似的结构，在不同的内外条件下，可能走向截然不同的历史路径，更清晰地认识到西欧封建社会与西周的本质不同、中西文明发展的路径差异，安德森认为中国不存在封建主义，倒是日本幕府时期可与之对比，布洛赫也在《封建社会》里提到了日本，但没有展开，安德森在这本书里作了很详细的分析，很值得一看，另理解了德国东西部差异的历史渊源，还有历史的“交错斜线”，旧的经济基础废除后，上层建筑不一定立刻崩溃，可能会适应、甚至扭曲新的经济现实。 以下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逻辑比较混乱，忽略： 1.概念错置与中西封建差异 从秦到清，虽然是中央集权帝制，但我们也会将这段历史概括为“封建专制社会”，很容易导向一个误区：越封建，越专制，将封建和专制划上等号。然而，如果将视野转向欧洲，就会发现二者的内在矛盾，封建和集权专制完全是两个概念。按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东方社会没有‘封建主义’，只有‘东方专制主义’。无论是西周的封邦建国还是秦至清的“封建社会”，显然都不符合，我喜欢安德森在文中说的“不要随意地把适用于欧洲的历史分期和概念滥用于中国历史”。欧洲的封建主义本质是一种基于采邑与契约的权力分散结构：国王与领主、领主与封臣间层级分权，缺乏统一的官僚系统、常备军等国家机器，更像是一种权力下沉”的松散合伙模式，内核是分权而非集权，而即便都是封建主义，也呈现出多种复杂变体，所以这也是我很纠结该怎么称呼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治形态。勒高夫认为政治、国家这些概念在10世纪时还未存在，要到13世纪亚里士多德著作再发现，才逐渐形成国家观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将国家定义为阶级斗争的产物，根据这个定义，可以称作封建国家，安德森将之细化为封建等级君主国、封建绝对君主国，而按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主权国家，是不具备国家形态的。很难用一个概念来定义国家，而概念的同一往往遮蔽了历史的异质性，学会辨析概念的流变和语境很重要，我之前很容易犯概念套用的毛病，现在能够学会辨析语境，算是这两年读历史的一些收获。 不得不感慨，西欧和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路径真的完全不同啊，一直到16、17世纪，那些国家才有正式的常备军，在这之前公共权力被分割，王权有限，官僚机构小，财政收入主要来自自己直辖领地的收入，而没有面向全国臣民的征税权，无力支撑起常备军，主要是靠外国雇佣军打仗。对于长期浸淫于中央集权叙事的人来说，这种“无官僚无征税无军队”的封建国家形态真的很难理解。这种格局要追溯到西罗马崩溃留下的权力真空和经济衰退，在缺乏中央权威下，地方领主和贵族通过提供庇护来换取封臣的效忠和农民的劳动，逐渐形成了封建依附关系，西欧的国家形成，可以说是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从极度破碎和权力下放的状态中，通过漫长的征伐、竞争，以及与教权的博弈，才重新将权力收归到君主手中，最终形成现代民族国家。 与西欧的“破碎”相比，中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国家机器，并且有大一统、天下共主的政治意识形态，比如“宅兹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等，并建立了强大的官僚机构，当然这里和我们的地理环境和小农经济相关，高度依赖土地和水利，需要集中力量进行水利建设，自秦统一建立中央集权帝制后，维持了长期的超稳定结构（如马克思所言“对于时间来说毫无咀嚼的味道”），而面临的挑战则是结构僵化转型异常艰难。西欧虽然起点晚，长期处于战争与分裂状态，但催生了多元的政治实体、城市自治、法律传统以及后来的议会制度，也为后来资本主义、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两种路径，塑造了完全不同的文明和风景，有意思。联想起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一书中，作者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封建社会演化的动力主要来自战争，而在欧洲，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除了来自战争，还有商业竞争，后者国家-社会权力弱给予了商业发展的空间，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前者中央集权下经济驱动力不足导致无法在内部产生工业资本”，安德森也强调货币经济的发展是王权能够突破封建领地束缚、建立超越性的中央权力的关键杠杆，没有货币化这个经济基础，欧洲的王权就无法长出新的国家形态。 2.东欧和西欧的绝对主义路径分歧 东欧的封建内部关系网络“远不如西欧完整紧密”，没有复杂的采邑链条，骑士、贵族与君主之间没有那么多层级，缺少强大的中间领主阶层，也因此东欧的君主在向“绝对主义”过渡时，面临的阻力比西欧君主小，更容易利用国家权力整合对贵族和土地的控制，从而形成了更为专横和官僚化的绝对主义国家形，比如沙皇帝国，封建扩张和资本主义扩张的混合体，但军事封建主义占据了主导。耐人寻味的是，同样的制度在不同地区扮演了相反的角色：在西欧，绝对主义取代了农奴制；在东欧，它却成为巩固农奴制的手段，并且来自西方的军事威胁，迫使东欧贵族形成普遍向心力，促进了绝对主义。安德森敏锐地提及到历史具有强大的路径依赖和惯性：即使其最初的经济基础（农奴制）因外部冲击而崩溃，由其塑造的政治上层建筑仍能延续很久，并以新的形式适应变化，继续塑造着该地区的历史轨迹。 3.德意志的东西差异历史渊源 历史的偶然性。同盟国把莱茵—威斯特伐利亚送给普鲁士，目的是阻止普鲁士在德意志东部和中部的领土扩张，从而保持德意志邦联的分裂状态，便于自身操控；同时也让普鲁士承担对抗法国的责任，但他们没有预见到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的经济潜力和普鲁士的整合能力。同盟国的决策是基于短期均势考虑，但意外地赋予了普鲁士人口、经济和战略优势，最终导致了德国统一和欧洲格局的巨变。而这个领土安排也给德国内部划下了一条潜在的裂痕，构成了日后东西差异的基础。西部拥有繁荣的城市、悠久的商业自治传统和矿产资源，后来成为欧洲最大的工业区，而东部主要是容克贵族统治，封建大庄园农业经济，社会封闭、保守。而这种内在的分裂塑造了德国的独特基因，虽然功能上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马克思形容“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 4.其他 即便是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伟大的导师，也可能受限于史料和时代，提出一些谬论，比如黑格尔认为中国绝对平等、没有阶层分化？马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式”扩大到从原始社会到近代早期的印度和中国，还有边缘的部落，文明程度差距如此巨大的社会经济形态，都被压缩在同一种生产方式里，难以想象会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 基于安德森的论述，一个强大的、能够统摄贵族阶级的君主，是绝对主义成功构建的关键，波兰恰恰缺乏这样一个君主，由于贵族势力强大且均衡，国王权力被议会架空，任何尝试都会被“自由否决权”扼杀，最终导致无政府状态，被瓜分灭国的命运。但这里的论述有种从结果（绝对主义国家的胜利和波兰的灭亡）出发，反向推导出“因为没有产生绝对主义而消亡”的原因，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化成某种必然性。波兰的贵族民主制，尽管有其致命的缺陷，但它也代表了一种不同于中央集权绝对主义的政治想象——一种更强调“协商”和“自由”的共和传统，尽管只限于贵族阶级。 总的来说，这本书很精彩，知识密度高且不乏批判，洞察很深刻。

绝对主义原本特指欧洲近代历史上继等级君主制之后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的“新君主国”（马基雅维利的用语）。在西方学术界，这种政治体制的另一个名称是absolute monarchy（德文：die absolute Monarchie），直译成中文就是“绝对君主制”。 在这个世纪，马克思主义学者相信欧洲社会—经济发展连续阶段的普遍适用性，普遍认为，封建主义是世界范围的现象，涵盖欧洲、亚洲和非洲各国。因此，他们揭示和研究奥斯曼、埃及、摩洛哥、波斯、印度、蒙古和中国的封建主义。政治上反抗欧洲优越性这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学术上把从一个大陆的历史得出的历史概念加以扩展，用以解释其他或所有大陆的演变。从未有任何一个术语像封建主义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普遍地推而广之，在实践中经常用来指介于部落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两极之间的、没有打上奴隶制烙印的任何社会形态。在这种用法中，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界定是，大土地所有权同小农生产相结合，剥削阶级用超经济强制的习惯方式——劳役、实物贡赋、货币地租——来压榨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另外，商品交换和劳动力流动也因此而受到限制。这种复合体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经济核心，它可以存在于许多各式各样的政治外壳下。换言之，基于一种不变的生产核心，法律体制和政治体制是可选择的和外在的人工产物。这样，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就同经济基础结构脱离了，后者单独构成这种实际的封建生产方式。 这种理论普世主义在科学上的失效可以从其导致的逻辑吊诡看出。如果封建生产方式可以在不考虑与之相伴的各种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的情况下加以界定，那么在地球任何地方，凡是原始部落社会形态被取代的地方它都会存在，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国际封建主义的欧洲舞台的独特动力应如何加以解释?还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敢说，除了欧洲及其美洲外延，工业资本主义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会自发地发展起来。欧美恰恰是凭借着经济优势而征服世界其他地区，根据自己的帝国体系的需要和冲动，在国外阻碍或移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换言之，一旦整个主权和法律结构脱离了无所不在的封建主义经济，其阴影就会令人意外地笼罩这个世界：因为它变成了能够解释全部生产方式发展差异的唯一原则。这种无所不在的封建主义概念把各大陆的命运都变成纯粹地方方言的表面游戏。患色盲症的唯物主义不能辨别在同一历史区段的不同社会总体的现实而丰富的色谱，从而不可避免地沦落为一种刚愎自用的唯心主义。 安德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但是他反对线性进化历史观和单一模式。在他看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本书的目的在于，既“一般地”又“具体地”考察欧洲的绝对主义。也就是说，既考察绝对主义国家的“纯粹”结构——这些结构使之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范畴，又考察欧洲中世纪以后各种君主制所呈现的“复杂”变体。在今天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中，这两种实在（reality）通常被一道鸿沟分开。一方面，人们构想或设定“抽象”的一般模式——不仅是绝对主义国家的模式，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或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而不考虑它们的实际变化；另一方面，人们研究“具体”的地区个案，而不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 在历史解释中，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没有严格的分界，即不能绝对地区分成“长时段”（long-run）和“短时段”（short-run）或“抽象”和“具体”两种互不相涉的研究。这里只有已知的——由历史研究所确定的——和未知的：后者或许是个别事件的机制，或许是整个结构的运动规律。 我们这项研究中，没有这种整齐划一的时间媒介：因为欧洲——东欧和西欧——的主要绝对主义（国家）的时代恰恰是极其不统一的，而这种不统一性本身就影响着国家制度的各自性质。西班牙绝对主义是16世纪在尼德兰遭受第一次重大失败的；英国绝对主义是在17世纪被铲除的；法国绝对主义延续到18世纪末；普鲁士绝对主义保留到19世纪后期；俄国绝对主义直到20世纪才被推翻。这些重大结构在时间上的巨大差异必然呼应着它们的构成和演变的深刻差异。由于这项研究的特定对象是整个欧洲绝对主义的系谱，因此不能用统一的时间来涵盖它。 今天，当“自下向上看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已经变成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一句口号，而且在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中产生了重大成果之时，十分有必要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最终是在社会的政治层面——而不是在经济或文化层面——得到解决。换言之，只要阶级存在，国家的形成和瓦解就是生产关系重大变迁的标志。因此，“自上向下看的历史”（history from above）——阶级统治的复杂机制的历史，其重要性不亚于“自下向上看的历史”：实际上，没有前者，后者最终只是片面的历史（即使是较重要的一面）。马克思在成熟阶段曾写道：“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今天也是如此，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译者注） 在文艺复兴时期造就新君主政体的双重力量有着同一个法律凝聚点：当时最伟大的文化运动之一——罗马法的复兴左右逢源地适应了两个社会阶级的需要。不平衡的两个力量与层次造就了西方绝对主义国家的机构。 从政治上看，罗马法的复兴适应了那个时代改组后的封建国家的政制需求。实际上，毫无疑问，在欧洲范围内，采用罗马法的首要决定因素来自王室对加强中央权力的渴望。不应忘记，罗马法律体系包括截然不同而且显然相互矛盾的两个部分：规定公民之间经济交换关系的民法和规范国家与其臣民之间政治关系的公共法。前者是jus，后者是lex。 事实上，外交一直是文艺复兴时代国家诞生的标志：随着它的出现，欧洲的国际性国家体系也诞生了，在此体系中，总可以找到一个国家周边环境的弱点或其他国家对该国的威胁之处。构成中世纪欧洲的成分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具有同一性的政治单位——即国际性国家体系，其政治版图必然是相互重叠、犬牙交错的，不同的司法诉讼程序在地理上相互缠绕、分层，充斥着各种不同的誓忠、不对称的主权、不规则的飞地。在这错综复杂的迷宫中，不可能产生出正式的外交体系；因为并不存在伙伴之间的一致性或对等关系。由所有人组成的拉丁语基督教世界的概念为各种冲突与决断提供了一个普遍主义的框架。 百年战争长期考验的最重要遗产就是它终于使君主政体在财政、军事上摆脱了中世纪政体的局限。因为只有在抛弃由骑士服役的宗主召集附庸作战的体系、建立领取薪俸的正规军队之后，才赢得了这场战争。 在100年内，西班牙绝对主义曾执欧洲之牛耳，但先是因荷兰革命而受挫，最终在17世纪中叶，被法国绝对主义在荷兰的支持下打破。不过，法国绝对主义并未尝到在西欧称霸的类似滋味。在比利牛斯条约订立20周年之后，其扩张行动已被彻底遏制住了。路易十四的彻底失败倒不完全因为那数不清的战略错误，而是与在1640年和1688年英国革命前夕法国在欧洲的政治中相对地位变化有关[30]。17世纪后期，甚至在法国全盛时期，英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崛起以及国家的政治稳定超过了法国绝对主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真正胜利者是伦敦的商人和银行家：他们迎来了称霸全球的不列颠帝国主义时代。封建晚期的西班牙国家已被受到荷兰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支持的法国打败。封建晚期的法兰西国家在其发展道路上则遭到受其对头奥地利支持的、力量并不均衡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荷兰的堵截。从本质上讲，波旁绝对主义比西班牙绝对主义更强大。事实证明，路易十四王朝为对外征服进行的紧张的国内准备劳而无功。凡尔赛霸权主义时代的钟声从未敲响过，尽管在17世纪60年代它一度显得近在咫尺。 实际上，法国绝对主义国家的历史性覆灭直接与其封建结构的僵化有关。引发1789年大革命的财政危机，究其原因，正是君主政体无力向它代表的阶级征税，而国家与贵族之间僵硬的关系最终加速了他们的共同灭亡。 总的来讲，中世纪英国封建君主政体的势力比法国强大许多。诺曼王朝和金雀花王朝所建立的王权国家的权威和效率在欧洲是无可匹敌的。正是英国强大的中世纪君主政体使其得以在大陆上进行损害法国利益的领土冒险。百年战争期间，几任英王及其贵族跨越险阻重重的海上障碍，力图控制并占领法国大片地区。这是中世纪独一无二的武功：岛国结构优势的充满进攻精神的象征。但是，西方最强悍的中世纪君主政体造就的却是最虚弱、最短命的绝对主义。当法国成为西欧最强大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发祥地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英国都经历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日渐收缩的绝对主义统治。 为镇压爱尔兰起义必须征召军队，而对英国军队控制权的争夺使国会和国王走向内战。英国绝对主义被其边陲的贵族地方主义和氏族动乱引入危机：它们本是支持它的历史性因素。而商业化的乡绅、资本主义化的城市、平民化的手工业者和自耕农则在中心置它于死地：它们是超越绝对主义的推动力。英国绝对主义在进入成熟期之前就被资产阶级革命腰斩了。 绝对主义国家崛起于文艺复兴时代。其许多技术手段——包括行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均由意大利首开先河。因此，有必要发问：为什么意大利本土却从未建立过全国性的绝对主义政体?当然，十分明确的是，中世纪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跨国体制使意大利和德意志两地不可能产生以领土划分的、正宗的君主政体。 因此获得自由的北部、中部城市可以醉心于政治和文化发展。帝国与教皇国同时黯然失色使意大利与西方封建主义的联系非常脆弱：从14世纪中期到16世纪中期，在阿尔卑斯山到台伯河（the Tiber）之间的各城市经历了革命性的历史进程，被人们称之为“文艺复兴”——在“中世纪”的黑暗间隔之后古典古代文明再生。 新型王国使城市共和国的活力化为乌有，又无法依赖封建领地化乡村的忠诚和纪律。因此，尽管它们表面上在技术手段上非常现代——诸如纯“权力政治”的著名发明——但僭主政治其实根本不可能产生近代早期典型的国家形式，即统一的绝对主义王权。 瑞典绝对主义并未经过一般封建国家自“中世纪早期”向“近代初期”的过渡阶段，因此，突如其来出现的瑞典绝对主义在西欧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新国家是在外力推动下产生的。 资本主义是历史上第一个用“纯粹”经济方式——工资契约——来压榨直接生产者的剩余的生产方式。那种工资契约是自由当事者之间的平等交换，但却每时每日地再生产出不平等和压迫。 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写道：“社会关系总合起来构成了现在称之为产权（property，又译为“所有权”——译者注）的东西。”这并不是说，法律上的所有权本身仅仅是一种虚构或错觉，可以用一种对在它背后的经济基础结构的直接分析加以打破。 这些批判段落十分清晰地表明，马克思本人非常清楚把封建主义概念不分青红皂白地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区的危险性，因此不赞成把德里（Delhi）苏丹国或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印度说成是封建社会。另外，他的这些边注也表明，他是以一种极其透彻和敏锐的态度对待这些“上层建筑”形态，强调它们对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类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这些论述如果不附加过多的引申，大概可以概括如下：封建主义主要是指，由一个贵族组成的社会阶级对农民依法实行的农奴制和军事保护；这个贵族阶级享有个人权威和财产，垄断着法律和私人司法权；其政治架构是主权分裂和纳贡制度；有一种赞美田园生活的贵族意识形态。 封建主义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启蒙运动的发明。甚至从这个术语刚开始流传的时候起，就产生了争论：在获得这一名称的欧洲之外是否也存在这种现象?众所周知，孟德斯鸠就曾宣称它绝无仅有，它是“一度在这个世界上发生过，但也许再也不会发生的事件”。同样著名的是伏尔泰的反对意见：“封建主义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形式，它以千差万别的行政机制存在于我们这个半球四分之三的地区。”显然，封建主义确实是一种制度“形式”，而不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事件”。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它所附有的“行政机制差异”的范围之大，往往使得人们难以对它作出明确的界定。总的说来，用今天的眼光看，毫无疑问，具有更深刻历史意识的孟德斯鸠更接近真理。 事实上，甚至高唱凯歌行进的资本主义本身——第一个变成真正全球性的生产方式——也绝不仅仅是收容和消化了它在自己发展道路上所遇到的和征服的各种原有的生产方式。在此之前的欧洲封建主义更不会这样做。没有任何一种统一的目的论能够以这种方式支配着迂回曲折而分道扬镳的历史轨道。因为众所周知，具体的社会形态通常都包含着若干属于不同时代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的兴起，只有打破历史时间总体直线发展观念才能获得解释。通向资本主义的历程不是展现了一种循序渐进的编年史（在这种编年史中，一个阶段继承和取代另一个阶段，又产生出一个将会取代它的后继阶段），而是显示出在一种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另一种生产方式遗产的存留效应（remanence），这种遗产的符咒在向第三种生产方式过渡时的活化作用（reactivation）。 因为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诞生也伴随着古代的再生。文艺复兴尽管遭到了各种批判和修正，但始终是整个欧洲历史的关节点：既是史无前例的空间扩张的时刻，又是同样史无前例的时间复苏的时刻。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由于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和新世界的发现，欧洲国家体系获得了一种彻底的独特性。一种无所不在的全球性权力最终成为这种独特性的结果，也结束了这种独特性。 列宁一再强调：“没有外贸，就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可能出现。” 霍布斯（Hobbes）是第一个在17世纪谈论专制权力的作家，但是他很奇怪地把它说成是正常而恰当的主权形式。这种用法当然是一个例外了。相反，随着这个世纪的时间的推移，专制权力普遍地被愈益等同于暴政。 “专制主义”概念的明确出现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站在外面对“东方”的评价。人们从中发现了真正的希腊世界本身（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说法）的古典古代，一个主要的经典说法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断：“野蛮人比希腊人更有奴性，亚洲人比欧洲人更有奴性；因此，他们毫无反抗地忍受专制统治。这种君主政体很像是僭主政体（tyranny，即“暴政”——译者注），但是由于它们遵循成法而世代相传，所以很稳定。”这样，在欧洲全部政治哲学的源头（fons et origo），专制主义就被明确地说成是亚洲的属性。 孟德斯鸠‘’专制政府的原则是恐惧……它处处强求一律。”这种一律性是古典古代城市统一的不幸反题。“在共和国中人人都是平等的。在专制国家中人人也是平等的。在共和国，人人平等是因为他们就是‘一切’；在专制国家，人人平等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是’。” 中国古代国家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是惩罚性的，只是一味地镇压犯罪，而没有提供指导经济生活的正面的法律架构。同样地，除了技术发明的实用智慧和官方扶持的精制的天文学外，中国文化没有形成自然法（natural laws）的理论概念。它的各种科学往往是注重分类而不是因果关系，用一种有弹性的宇宙观把它们研究的各种异常现象——往往比同时代西方科学更精确——包容起来，而不是对它们提出质疑和解释。因此它们缺少因果关系的范型——众所周知，对后者的反驳能够引起科学内部的理论突变。 但是，在程序上有一个十分显然的教训，即绝不能先建立欧洲进化的规范，然后把亚洲的发展情况归入遗留的一个统一范畴。凡是在封建欧洲之外的历史领域进行的严肃的理论探讨，都必然会取代传统的一般性的比较（同欧洲的比较），实事求是地建立一种具体而准确的社会形态和国家体系的类型学。这种类型学尊重它们各自结构和发展的重大差异。只有在无知的黑夜，一切不熟悉的形象才会具有相同的颜色。

西欧那种绝对主义，我概括下来就是分散的土地，领主掌实权，主权分割，没有很强的官僚系统。皇帝收不到税，只能去求助城市商人阶级，然后政治交换，让城市自治，形成自治市。然后绝对主义国家其实是自治市里的商人替代采邑制贵族的过程，所以绝对主义皇帝要尊重私权要听商人的话，而中国没有那方面的限制。然后东欧又不一样，东欧城市和附属的商业薄弱，农奴制发达，农本位为主，皇帝得靠大地产主的支持才能上位，所以这些地方普遍把农奴固定在土地上进行残酷剥削。这也是为什么西欧(英法意)等国对犹太人比较友善，而东欧的普鲁士，波兰，沙俄，奥匈帝国等都比较反犹的原因。而在中国，皇帝既不需要听大商人的，也不需要听大地产主的，只要听官僚的就能源源不断收税，(韦伯定义的俸禄官僚制)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特点。中华文明在近代的失败恰恰是古代过于成功的结果。求变是需要承担风险和代价的，既然不断农业开拓就能养活更多人，确保收上来足够多的税，那么统治者自然不需要依靠商人去求变了。这也是各代王朝打压地主和大商人的底层逻辑。

绝对主义来自博丹提出的不可分割的主权，所以这个概念基本是沿袭着法国展开，不得不说启蒙运动都是围绕法国。既可以看成法国把自己的模式传遍欧洲，也可以看成把绝对主义作为一把工具来衡量欧洲，因为还是有英国荷兰这种跳出绝对主义的国家，意大利波兰这种在绝对主义上失败的国家。 读起来很通顺，很有线索，而且刚好绝对主义在欧洲是自西向东缓慢展开，一边成功一边失败，比较角度非常强，可以回答绝对主义的发展，不同路径，模式问题。最遥远的俄罗斯甚至在20世纪还在反复折腾农奴制，一直到一战。不过本书的门槛可能偏高，二度农奴化，白银革命，私有制这些概念都是偏复杂，不了解这些内容很难把历史串联起来，如果变成历史连续剧就读不出来线索感。 可能成书比较早，有些问题在字里行间没有表达出来，然后结论比较少。给出的结局比较众所周知，作为历史读物，确实也没必要放入这么多总结问题，因为怎么解读这些内容还是很多角度的。不过作者作为大理论家，应该在其他刊物上仍然在讨论这些内容，因为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深度讨论的问题。特别是历史学越发展以后，东方的问题可以更加明晰。安德森也和很多不同的人在打交道。 有一个隐藏的角度就是超经济强制问题，西欧的超经济强制在减少，东欧的超经济强制在加强，中间的德国把这个制度共存了。说明历史不是经济决定论，不存在经济好了大家就一定有好日子，决定历史的内容是很多元的。超经济强制和绝对主义有什么关系？这个只能靠读者自己体会了。毕竟这个是马克思那一代人开始的问题，绝对主义以后的时代不是简单的历史进步主义，很多东西都可以再在绝对主义时代找答案，仍然有启蒙未竟的事业。

微读算法难得推了一本真正的好书给我，让我意外地了解到在带英竟然存在如此富有学识和洞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森真是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我对带英的部分看法。 本书的主体部分对欧洲绝对主义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在结论部分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对以往将欧洲历史发展的阶段论推广到非欧地区的做法（主要是将欧洲的封建主义强加给亚洲地区的做法）进行了批判，显示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全书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展开分析，显示出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深厚造诣和在历史研究上的强大学力。可以说，本书极高的知识密度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阐述时常让我拍案叫绝。总的来说，这本书值得反复翻阅。 话分两头，重要的不仅是对这本书已经取得的成就进行褒奖，而是对这本书能够提供的灵感进行尽可能多的新鲜思考。因此，我想在这本书已有的科学分析基础上，记录一些新的想法: 在我国常见的历史阶段论中，在欧洲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是不存在绝对主义这么一个过渡阶段的。而在中文中的“绝对”二字也很难提供一种望文即生义的认识来指出“绝对主义”是如何有别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当然，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佩里的研究逐步理解绝对主义是如何建立在它的封建历史之上，又是如何为资本主义做出它应有的准备的。根据佩里在书中的描述，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绝对主义是欧洲中世纪结束后，到确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制度中间的各主要王国（公国）出现以中央集权化的王权、行政机构官僚化、对外积极谋求军事扩张为特征的一个历史时期，大致从15世纪延续到20世纪初期。在这一时期，各王国（公国）以普遍的农奴化来巩固贵族的统治，同时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步要求政治权力，这样，团结在国王（大公）身边的贵族就和资产阶级一起在以宫廷为核心的行政官僚机构中共同谋求官职。 （一）欧洲从封建主义走向绝对主义的历史动力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欧洲绝对主义带有极为强烈的欧洲地方色彩。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封建等级制，所追求的就是中央集权化和行政官僚化的帝国体制。这样，我们就容易察觉到，从封建等级制向君主专制的转变似乎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相对早熟地完成了这一历史转折，从秦王扫六合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以中央集权化和行政官僚化为主要特征的帝制时期。欧洲在资产阶级力量相对软弱的东欧，以俄国、普鲁士为代表也曾建立起在性质上较为接近的沙皇俄国和德意志帝国。应该说，绝对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延续，而君主专制是封建主义的最高阶段，绝对主义正是君主专制的准备阶段。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在封建等级制的基础上自觉出现了中央集权化和行政官僚化的历史动力。这是为什么？因为战争的需要（书中提到的日本从帝制的倒退无疑很大程度上源于战争需要的消失）。无论是为了应对穆斯林的进攻还是各王国间经常的战争，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必然要求君主将王国内的剩余价值实现为军事机器，而当这种支配剩余价值实现方向的能力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时，中央集权化和行政官僚化就为自己的前进开辟了道路。首先，君主将避免掣肘，也即阻止其他人分流其支配剩余价值实现方向的能力，这就必然导致其对有实力的贵族进行打压；其次，君主将致力于扩大能够支配的剩余价值总量，这就必然导致他将巩固农奴制，将农民完全束缚于土地，以便更好地剥削；最后，君主为提高剩余价值实现为军事机器的效率以及该机器的水平，就必然对官员的专业化程度和能力大小提出要求，贵族头衔就将逐渐成为官员的奖赏而非成为官员的前提。这样，一个对内残酷压迫农民，对外谋求军事扩张的中央集权化行政官僚体制就将逐渐形成，君主绝对主义正是这个孕育阶段的产物。 这个总的向君主专制过渡的绝对主义之所以存在还有一个必要的前提，那就是君主能够压制贵族群体，但却无法彻底压倒贵族势力。因此，在佩里的书中，我们不难发现欧洲君主与他们的贵族之间的妥协，总的来看，君主仍然和贵族拥有同样的阶级利益，因为无论如何，君主是最大的贵族，而君主专制本身就是从贵族专政走向唯一的贵族专政，所以绝对主义仍然是贵族专政的绝对主义。而站在这个问题上颇有意思的，正是波兰贵族。在此，我摘录一段书中的原文来回忆：“为什么举世无双的刚愎自用和桀骜不驯的波兰贵族不能建立起本民族的绝对主义……从实际情况看，一旦构成中世纪政治体系的多种中间权力的结合链条被打破，贵族就再也没有实现统一的天然动力。贵族通常会分裂而形成纵向的等级制，这种等级制同任何平面的代表分配制具有结构上的冲突，后者是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特征。因此，有一个实现统一的外部原则要强制性地把他们结合成一个整体：绝对主义的功能恰恰是从外面强加给他们一种严格的正规秩序。由此在绝对主义君主同贵族之间就经常可能发生冲突；正如我们所知，这种冲突在欧洲各地普遍发生。这种紧张是这两者唇齿相依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在贵族阶级内部没有任何内在的利益调节器，绝对主义只有“凌驾于”贵族之上才能实行“有利于”贵族的统治。但是唯独在波兰，由于乡绅的异常规模及其内部没有任何等级头衔之分，在贵族中间产生了一幅自我毁灭的代议制漫画。这两者之间的不相容是由自由否决权怪诞地展示出来的。因为在这种制度内，任何一个贵族都无须放弃自己的权力，任何一个地主都能解散省级议会，任何一个省级议会的代表都能解散国会。非正式的庇护关系不能为统一提供一个充分的建设性原则。无政府状态、软弱无力和任人宰割乃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贵族共和国最终被其绝对主义邻国从地图上抹掉”。因此，一旦君主无法凌驾于其他贵族，那么它将悲剧性地葬送掉这个国家，因为他无法调动这个国家的多数剩余价值为他所用，它将处处都是弱点而为其他的绝对主义国家所轻易击破。 （二）欧洲绝对主义走向君主专制进程的中断 显而易见的是，欧洲绝对主义没能完成实现君主专制的历史任务，这是因为无论是绝对主义还是君主专制，归根到底仍然是封建主义的，而资产阶级的崛起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无疑使这个目标提前“流产”。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经济发达、商业繁荣、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强大的西欧，始终困于绝对主义向君主专制的过渡中难以自拔，最终在法国大革命后，整个欧洲向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逐渐过渡。绝对主义是建立在以普遍的人身依附为特征的生产关系之上的。如果在生产力领域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革，那么绝对主义将在它做好准备之后过渡到君主专制，在欧洲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帝国。但是欧洲的重商主义传统以及商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发轫自英国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筑牢了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真正基础，在君主专制尚在酝酿之时，就从内部爆发出可怖的社会革命性力量，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将整个封建主义埋葬。但是在革命仍处于“自在”阶段时，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就是城市要求自治，以及由于绝对主义行政机构官僚化所不可避免的，拥有小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合理合法地进入行政机构，且经常是通过贵族自发的卖官鬻爵（无论是个人腐败还是官方为筹措战争资金所采取的临时手段）。总之，在经济社会，资产阶级的力量愈强大，其进入政治社会的动力就愈充足，愈要求经济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受到合法的国家保护，从而愈为资产阶级革命开辟自己的道路。而欧洲绝对主义就在这样的后知后觉中，只能接受由资产阶级为他们准备好的末日，除非如德意志贵族一般，顺应时代发展，从封建贵族转型为资产阶级。 （三）中国的历史阶段论思考 在佩里的书中，他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拒绝把封建生产方式推广到欧洲之外的地方”，并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东方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了理论上的辨析。佩里所让人敬佩的是，他指出“在程序上有一个十分显然的教训，即绝不能先建立欧洲进化的规范，然后把亚洲的发展情况归入遗留的一个统一范畴。凡是在封建欧洲之外的历史领域进行的严肃的理论探讨，都必然会取代传统的一般性的比较（同欧洲的比较），实事求是地建立一种具体而准确的社会形态和国家体系的类型学。这种类型学尊重它们各自结构和发展的重大差异。只有在无知的黑夜，一切不熟悉的形象才会具有相同的颜色。”总之，将欧洲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论照搬到中国显然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是不合适的。划分中国的历史阶段必须基于中国历史的实际，在更深入的历史研究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进行分析。 回顾比较常见的社会形态划分公式：原始公社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会发现这种命名的依据或者说标准是不统一的。在原始公社社会，公社的存在是公共事务和经济活动的有机统一体，建立在政治社会与经济社会尚未明显异化的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之上。“原始公社”一词本身是一种人类社会组织方式。奴隶社会，已然发展为典型的阶级社会，存在着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阶级对立，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奴隶主既作为在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存在，也作为在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存在。选取“奴隶”一词，就选取了这个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来进行命名。这个词的好处是更进一步地提示人们这个社会在产品分配上的典型特征，那就是处于被统治和剥削地位的奴隶常常无法获得满足其再生产的必要产品。封建社会，是在奴隶社会上发展出严密的针对政治社会中统治阶级的等级制，这是本质的特征。而其在经济上，只是十分有限地提高了被剥削阶级的地位，例如在名义上解放出一部分的奴隶，给了奴隶十分有限的自由，但往往还是能够保证农奴的再生产，尽管封建贵族对剩余产品与奴隶主一样拥有完全的支配权。在此，“封建”一词，昭示着人类社会在阶级社会的一次精致的发展，那就是政治社会从经济社会中异化出来并反过来支配经济社会的第一次摆脱原始蒙昧，发展出自己的精细结构。但也因此，“封建”一词只是比较粗浅地解释了贵族的由来。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是划时代的。许多东西产生了质变：在经济社会，雇佣劳动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意味着一种看似自由却更为隐蔽的人身依附关系），分工获得广泛的社会性意义，剥削从直接占有剩余产品转向货币形态的剩余价值（甚至是未来的剩余价值），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第一次获得了自己的历史主动性，资本的自我增殖需求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提供了根本动力；在政治社会消灭了贵族等级制，建立了行政官僚制，统治集团由血亲贵族转向资本贵族（交往关系的重大转折），血缘亲疏让位于资本规模，支配剩余价值的能力不再由一种先天的血缘所决定，也就是说权力的合法性不再通过血液继承，而是由后天所积累的剩余价值本身的多少所决定，也就是说资本已经成为合法性本身。总之，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的异化取得了新的形式——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异化。“资本”——人类社会关于“剩余”的伟大总结，第一次赤裸裸地毫无顾忌地从“原始”“奴隶”“封建”的表象下走向台前。 所以我认为，除了“资本主义社会”，欧洲步入阶级社会后所使用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表述都是有进一步精确的空间的，更何况是直接套用到中国的历史之上。“奴隶”处于被动地位，一直被统治、被剥削；“封建”只阐明了贵族的由来，不具有触及根本的意义。两个词所遮蔽的正是被“资本”所揭示的——剩余价值问题。资本主义社会是第一次剩余价值能够支配自己，也就是实现为以资本增殖为目的扩大再生产。在这之前，剩余价值由谁来掌握、谁来支配就是社会的核心问题。立足中国历史，从秦至清这两千年的帝制历史在表述上仍然以“封建社会”为主流。但是欧洲的“封建社会”是“封建贵族社会”，其所不具备的中央集权化和行政官僚化特征就注定它不适用于中国的帝制历史。从我所指出的“谁来掌握剩余价值的实现方向”来重新思考这一段历史，我认为可以用“皇帝官僚社会”来总括这一段历史时期。无论皇帝与他的臣子在每一个具体时期究竟有着怎样此消彼长的权力分配，皇族作为封建贵族在帝制时期唯一仅存的硕果，却是始终与官僚集团结合成紧密的统治阶级，形成“帝与士共天下”的局面，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他们共同行使帝制中国支配剩余价值的权力。

本书清楚明白地辨析了几个不相容的概念：封建主义、绝对主义和专制主义。封建主义是一种由某个有机的政治经济统一体来决定的生产模式，该统一体的形式体现为国家权力和土地产权分散于各封建领主之间。随着实物租折合为货币租金这一普遍过程，分散的政治经济权力对农民的压制也受到严重削弱，并面临解体的危险。其结果便是分散的政治—法律强制权逐渐向上位移并最终演变为集权的、军事化的最高权力形式——绝对主义国家。绝对主义一方面政治权力日益集中于王室破坏了原有的封建主义，另一方面经济权力开始取得一定的自主权，商品经济获得解放并被允许按照其自身规律发展形成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作者通过追溯西欧和东欧发展出绝对主义国家的不同轨迹来体现欧洲产生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独特性，并在最后的两篇笔记里探讨了专属于东方的专制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概念的鸿沟。 试对比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里“绝对主义”这个词的使用和翻译： "zur Zeit der Manufaktur Gegengewicht gegen den Adel in der ständischen oder in der absoluten Monarchie" —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发表的德语原版本； "in the period of manufacture proper, serving either the semi-feudal or the absolute monarchy as a counterpoise against the nobility" —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88年恩格斯审校的第一个英文译本； “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 —— 《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局2014年的译本。

一、绝对主义国家 1.君主制国家，君权神授，有强大的常备军和官僚机器。 2.对更早的封建社会进行了中央集权的改革，在当时欧洲的语境，绝对意味着最高、最正当和最光荣。但在后来资产阶级革命当中，绝对主义成了革命的对象，绝对就变成了贬义的暴政、独裁和专制。 绝对主义国家的理性模型就是马基雅维利的新君主制、博丹的主权国家和霍布斯的利维坦一路走过来的。 绝对主义国家是封建王朝的升级版，是现代国家的初级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前身。 二、绝对主义国家为什么诞生在欧洲 封建主义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罗马帝国崩溃后，日耳曼蛮族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和组织体系。用分封制来建立军事贵族集团的统治。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军事互动契约，就是封建关系的核心。封臣有义务追随领主打仗，而且自带干粮。领主也有义务保护封臣，封臣又可以把土地分封给下一级封臣。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关系只存在于契约双方之间，领主只能管自己下面的一级，不能越级管理。 这种欧洲式的封建主义，意味着权力是分散的，政治共同体是多元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根本不存在。皇帝和国王的势力薄弱，大大小小的领主和诸侯割据一方。绝对主义国家兴起的基本逻辑，就是君主改造政治格局，让权力从分散到集中。它在主动地克服封建主义，核心是王权，使命是战争，而常备军、税收系统和官僚系统就是支柱。 不是从封建主义当中实现的中央集权，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绝对主义，也就不是现代国家的前身。欧洲式的封建主义在其他地方并不常见。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政治逻辑是不一样的。中国秦国统一天下之前存在在斯的封建主义，吞并天下之后很像绝对主义的逻辑，但秦王朝之后的基本政治逻辑就不再是克服封建主义、打造中央集权的机器，而是以维护大板块的均衡为目的的政治管理升级，吸收新资源来提高帝国的控制力。中国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建立的现代国家的基本逻辑叶欧洲14、15世纪的大不一样，当时中国的基本政治前提不是封建主义，而是延续了两千年的集权帝国。 绝对主义国家的诞生和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封建主义危机直接相关，绝对主义是解决封建主义危机的方案。 黑死病瘟疫夺走了欧洲三分之一，也就是两千多万人口，劳动力严重流失，商品供求关系失衡，物价普遍下跌，经济萧条。作为封建经济基础的庄园制度，如果被瓦解，自由经济产生的可能性就大，如果被强化，专制权力产生的可能性就大。 在中世纪，战争是家常便饭，每个国家怎样选择自己的强国之路，来实现保家卫国，对于绝对主义国家的形成大有影响。 三、绝对主义国家的种类 1.自由农+强势城镇，典型的西欧绝对主义模式，以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为代表。 （1）法国：最典型的代表，其政治、经济、文化成为欧洲各国竞相模仿的榜样，法语一度成为国际语言。 贵族特权等级对第三等级，也就是自由农民和城市市民的统治，而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是不纳税的特权阶级。随着城市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商业资产阶级崛起了，商人、律师和银行家凭借财富和专业技能，大量进入国家机器，成了新贵族。他们和传统贵族既有冲突，又有合作，共同塑造了法国的绝对主义国家。虽然还只是半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经济基础已经变成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慢慢进入了政治核心，但它还没有完全用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来实现中央集权，仍然只是个半拉子工程。 法国的军事威胁首先来自百年战争，差点被英国灭国，为了建立领取军饷的正规军，设立了人头税。逐渐扭转了败局，巩固了君主统治。到了波旁王朝，官僚制建设也开始了，官职成为可以买卖和继承的私人财产，整个国家权力也就被私有化了。国王通过卖官充实了财政，买官的钱来自资产阶级，也不会引起底层的反叛。新兴的资产阶级纳入官僚体系，打破了贵族集团的僵化。到了18世纪早期，君主、贵族和资产阶级混杂的绝对主义国家迅速成长，高等法院销声匿迹，城市自治受到压制，重商主义大行其道，绝对主义的法国登上了巅峰。但因为有其内在缺陷：不够绝对，没能完全实现彻底的中央集权，整个国家税务负担都落在农民头上，负担越来越重，各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越来越明显，不可持续导致结构的崩溃；与此同时，遭遇到了英国这样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光荣革命已经半个多世纪，是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也有独到的一套方法，政治形态领先法国半个时代，制度更先进、规模更庞大、效率更高，导致绝对主义的法国几十年后就被大革命彻底摧毁。 （2）意大利：始终没能建立起统一、强大的绝对主义国家，导致强邻环伺，外地进犯，四分五裂，内战不断。 意大利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北部商业兴旺，城市经济繁荣；南部相对落后，没有发达的城市经济，文化相对闭塞，而且长期受到神圣罗马皇帝的直接或间接控制。贵族集团成功地址绝对主义君主制，导致长期分裂，无法统一。 2.自由农+弱势城镇，非典型的西欧绝对主义模式，是瑞典绝对主义模式。 瑞典城市发展很缓慢，自由农没有挑战君主和贵族统治的能力。瑞典也没有建立起金字塔式的封建贵族集团，之所有有繁荣的货币经济，也拥有充足的财政资金和军需物资来支撑中央集权，是因为有大铜矿，可以的对抗美洲白银流入导致的世界性通货膨胀，而且是制造枪械和大炮的关键原料，还能用于抵押借贷，让瑞典也能养得起大批军队，东征西讨，称霸东北欧，成为波罗的海第一强国。 瑞典的制度结构很独特，总是在绝对主义和宪政主义之间来回调试。始终保留了国会和大贵族参政会，君主和贵族在特定时期通力合作，建立强大帝国；但又会在特定时期削弱王权、强化贵族特权。在这期间，王权壮大，贵族也壮大，实力都强大的两方难以继续相处，结构性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国王遇刺，绝对主义国家也随之崩塌。 随后逐渐走上宪政主义国家的道路，采取政治中立立场，一改往日好战的秉性，成为温和内向的国家，为日后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福利国家模式铺平了道路。 3.农奴+弱势城镇，典型的东欧绝对主义模式，以普鲁士、波兰、奥地利和俄国为代表。 东欧夹在强势的西欧绝对主义国家和强悍的奥斯曼帝国、蒙古游牧民族之间，君主不得不团结贵族以抵抗入侵。贵族自己也应付不了劳动力流失的问题，必须依靠君主。东欧地广人稀，贵族之间为了争夺劳动力经常大打出手，君主是裁决者，颁布法令，确立农奴制，将农奴固定在土地上，解决贵族矛盾，贵族支付的代价就是为君主服役。农奴制和贵族服役制度的结合，成为东欧绝对主义国家机器的核心。 （1）波兰：16世纪是东欧最强大、富有的国家，到了17、18世纪，几乎成了其他国家磨练绝对主义军事机器的操场。波兰的失败原因： 主观上，波兰贵族目光短浅、自私自利，始终拒绝建立绝对主义君主制，不希望看到强大的中央集权，为此不惜牺牲国家的统一性，为了稳定地保住自己的利益，刻意选择外国王公做国王，目的是为了让中央政府软弱无能，最终葬送了自己，更葬送了整个国家。 客观上，地理环境得天独厚，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在周边国家不够强大的时候可以悠哉游哉，但当其他国家强大起来之后，自然成为待宰羔羊。 （2）俄国：谋划瓜分波兰的主要元凶，也是接替瑞典成为东欧霸主的大国。 17世纪初，农奴制和贵族服役制度稳固下来，成为东欧霸主。但绝对主义国家即便再强大，仍然是半资本主义国家，必定会被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打败，最终走向崩溃。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败给英法，又在日俄战争中败给日本，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摧毁。 4.农奴+强势城镇，仅在理论上存在，实践中不可能。因为城镇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就会呼唤新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落后的农奴制瓦解。 四、绝对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根本区别 专制国家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没有土地私有权，帝国的一切都是苏丹个人财产，不可能存在强大的贵族阶级，也不存在封建主义。所有被征服的基督徒都是奴隶，向征服者缴纳人头税。 政治体系是基督徒奴隶、穆斯林武士和宗教阶层混合构成的奇特组合，苏丹手握大权，为了巩固专制统治，强化神权和武力，甚至把基督徒奴隶训练成禁卫军和行政官僚，这在欧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专制不是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奥斯曼帝国，在经济上没有朝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农和贸易城镇，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可能过渡到资本主义国家，其结局也必然是被先进的绝对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击败。

我花了四十多小时，断断续续近二十天，读完了佩里·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谱系》。这本书最让我触动的，是它填补了我们对欧洲历史认知中一段关键的缺失环节——以往我们对欧洲历史的理解，常是从 Medieval 跳到文艺复兴，再从文艺复兴似乎一跃到法国大革命前夕，进而到1789年革命与英国工业文明的“双元革命”，却始终模糊这段进程的来龙去脉。 看过不少相关书籍，唯独安德森的讲述最为清晰。《绝对主义国家谱系》恰恰把这段“缺失的链条”补全了，让人明白这一系列历史转折并非突兀的跳跃。相比之下，韦伯用新教伦理解释资本主义起源的说法，总显得有些苍白；而安德森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全面且深刻地剖析了背后的逻辑，把一切讲得清清楚楚。 这对中国人而言，其实是重要的“补课”：它让我们意识到，社会发展必然有其深层动因，绝非片段式的跳跃，更不是人们凭空构想“社会应该怎样”就能实现的。在我看来，大部分时候，社会结构的形成都是现实问题催生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应对——这才是真实世界的运行逻辑。

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 古代中国在明清的专制主义时期，社会的中心架构是皇权—官僚绝对统治下的伦理专制。 维持这个中心运转的社会结构，是一个权力金字塔的分层结构，每个金字塔下方由若干的小金字塔构成，而一般民众个体则被镇压在最底层。 而在民众之中，伦理专制深入到家庭之内，忠孝伦理作为父权镇压下一代个体的有效手段，在家族之内，仍然是一种金字塔的伦理分层结构。 对于一个庞大帝国的维持，最重要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古代中国官僚系统的早熟迎合了这种需求。郡县制、流官制的早早产生，极其利于皇权独尊，进行主权集中。 在这种专制主义帝国的社会结构下，主权向上集中，所有大权都归于中心，而个体的力量是被高度分散的，也只有分散，皇权才能分而治之，保持绝对统治。 科举制只是皇权的恩赐，它本质上只是给这个权力自上而下绝对镇压的封闭社会内的一般民众个体，一个自下而上的极其狭窄的流动通道。 所有的权力向上集中，与之而来的是所有利益与资源也向上集中，一般民众个体不过是匍匐在强权脚下求生存保安全的奴隶。 因此，古代中国要想实现向现代国家的演进，最根本的是打破原有社会结构，改变利益分配格局。 只有摧毁权力向上集中的皇权社会结构，建立权力分散型的民选社会结构，才能保证个体具有普遍的政治权利，官僚与民众个体在现实利益上才能形成互相制约，一般民众个体才能得到更为普遍性的利益和资源。 也只有官僚与民众个体利益相生相克，才能打破主权高度集中的状况。当主权分散，民众个体才有可能与当权者进行非暴力的博弈。 一旦地方完成主权去中心化，皇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它的作用势必被另一个国家主权的代理机构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