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书信集（卷一），飞扬年华：1928—1946

此书光注释就有2552条之多，在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文本的同时也让人感慨著者之认真。这一套《伯林书信集》（目前有四卷 我已经读完包括第二卷的两卷）必然成为研究伯林工作、生活与思想的宝贵文献，也是让国内伯林爱好者深入研究的重要文本。由于书信这一特殊文本加之体量较大，故初读的目标不宜过高，我个人仅仅想试图理清作者在这20年间的一些重大事情和转折启成的关系问题。 简单总结一下，本卷书信集收录了伯林从十八岁到三十七岁近二十年间（1928-1946年）的书信。从就读伦敦的圣保罗学校到进入牛津大学开始学者生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英国政府派驻华盛顿和纽约担任外交职务，到战后前往莫斯科一偿夙愿，再到重回牛津任教，伯林极富个人魅力和传奇色彩，处于事业和身心的“飞扬年华”。大体可分为3个重要阶段：大学期间、工作之初和介入美英关系。 书信开头引用了伯林的母亲对儿子的祝福：“儿子健康成长，在视他为聪明善良的人群中读书学习，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大满足。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 ——玛丽·伯林”，这是多么奢侈的愿望啊！不过玛丽女士的祝福的确伴随了伯林很久，至少在这二十年里，伯林是“在聪明善良的人群中渡过的”。伯林在大学期间就展现了他的个人魅力和学识素养，期间他办过一份校园期刊，对于这个过程我直接引用原文如下，“我们觉得应该创办一份新的杂志，这份杂志的唯一目的是发表由学生提交的各类文章。只要稿子写得漂亮，有真情实感，不管看起来多么不负责任、多么幼稚或多么疯狂都可以发表。我们并不看重文风是否优美，主要看稿件是否言之有物、充满朝气。基于以上考虑，我们从学校最不循规蹈矩的学生中挑选出一批人，组成一个编委会，这份杂志将代表学生会和低年级学生。我们自然希望稿件由在读的学生，而不是已经毕业的校友提供。不过，最为重要的是，《辐射》杂志应该一炮打响，一发行就吸引很多读者。”后来，伯林于1928年的圣米迦勒学期（10月14日开始）来到牛津大学（圣体学院）。10月16日，他被牛津大学正式录取。伯林到来之际，正值牛津大学所谓的黄金时代末期。据伯林日后的描述，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两大学生派别之间的对立：当时学生分为两派，运动派和文艺派。运动派们身体强壮，肌肉发达，围着宽大的羊毛围巾，喜欢喧闹争吵，常常在校园里成群结队，上酒吧喝酒闹事。而文艺派则喜欢独来独往。他们身穿做工考究的昂贵服装，行为举止中充满刻意表现的脂粉气。文艺派不学无术，游手好闲，醉酒闹事且行为不端，顶多就是被开除而已，而这些共产主义者却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出了许多问题，这给教授们出了更多的难题。［……］文学学会似乎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学会。我在牛津大学求学的最后一年，整个生活都被政治化。幸运的是，圣体学院是一个小型、内敛的学院。相对而言，它并没有受到这些对立活动的影响。这些是伯林在大学期间的情况，伯林没有受到当时年轻人赶时髦追随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是积极从事学术学习。 10月份（1932年），以赛亚·伯林开始了牛津大学教师的新生活。伯林终其一生是个坚定理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大学任教期间他观察了学院中不同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他们分成两派，一派认为犹太人的有趣和可爱要甚于他们的粗俗，另一派的观点相反。至于那些犹太人，他们是最奇怪和最迷人的，我和他们在一起觉得不自在，不和他们在一起也觉得不自在，就像那些三十多年没有见面的亲戚，你知道甚至感觉你和他们是亲戚，但是你又从未真正认识他们，你害怕他们，又必须以一种奇怪的熟悉的方式对待他们，即使你对他们一无所知，甚至害怕他们。”伯林自己对于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一开始也有些陌生，他热爱后者，却对前者有些失望。但这种失望是可以理解的，即他们（犹太人）是自尊心被伤害的群体。1938年夏天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导致《慕尼黑协定》签订，对伯林个人来说，他的主要事件是出版商要求他缩短关于马克思的书稿。由于这本书即将完成，新学院又给他提供了研究员职位，他辞去了一年前通过考试获得、为期七年的全灵学院研究员一职（从1937—1938学年年底生效）。伯林准备搬进新学院。1938年9月15日，伯林的书《卡尔·马克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不久出版，迫使伯林以前在全灵学院的一些同事修正了他们对伯林的看法：我曾遭受纯学术的资深研究员的严厉批评，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个浪费时间的闲话篓子，永远也写不出什么，而且也浪费那些有可能写出什么的人的时间。我感到反对之声汹涌而来，不是来自政客们，他们对我很好，而是来自那些五十几岁的人——萨姆纳，后来成为院长，一个叫伍德沃德的人，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G.N.克拉克，他成为剑桥瑞吉尔斯历史学讲席教授［……］他们看不出我可以安心工作，拿出成果。在头三四年，这是真的，而当我写出关于卡尔·马克思的书时，他们对我居然可以写出东西来感到震惊不已。伯林扭转了大学同僚对他的偏见，同时，伯林也迎来了新的身份转换——参与到美英关系中，其间有过一些小波澜，引用原文如下，“［英国驻纽约新闻处］主任身边的济济人才中有一位星光耀眼的人物，他就是以赛亚·伯林先生。他1940年夏天来到华盛顿，对外的说法是，他将作为新闻专员被派往莫斯科，洛锡安勋爵说服他留下来担任新闻顾问的咨询员职位。在杰拉德爵士的领导下，伯林先生负责处理与工会、犹太媒体和名人政要的关系。但事实上，他的深邃智慧使他在更广阔的领域成为炙手可热的顾问。随后，伯林被巴特勒先生调到大臣办公室，负责华盛顿的新闻事务，他负责所有调查事宜，尤其是编写每周的政治报告，由大使发往伦敦。”这是伯林在英国驻纽约新闻处的情报工作。后来，伯林遇到人生中少有的低沉时刻——去做一项临时工作，“伯林终于得到聘用，负责一项具体事务，虽然只是临时性的工作。他回忆道：他们终于对我说：“那么，你愿不愿意就为我们做一件事？”“什么事？”“整理美联社的所有快讯，看他们是否持反英立场，是否宣扬失败主义，和我们唱反调。我们认为他们是这样的。”我问：“办公地点在哪里？”“在驻纽约英国情报图书馆，负责人名叫安格斯·弗莱彻。”我又问：“要干多长时间？”“可能要两到三星期。”因为数量浩大，不仅仅那些从英国发来的新闻，还有发自法国、德国的，因为美联社在许多国家都设有分社。［……］我担任了这项工作，并呈交了证明他们确实不够友好的报告，这正是他们想了解的。”但后来伯林因思乡情节回到伦敦牛津大学继续教书，但却被召回，理由是肯定了伯林的工作，原文如下，“以赛亚·伯林终于搭上飞往英国的跨洋飞机，在英国西南部港市布里斯托尔着陆的时刻富有戏剧性。但对迄今为止一直远离战争危险因而深感内疚的以赛亚·伯林来说，却如释重负：“我们到达时正赶上空袭，我简直欣喜若狂，觉得自己就是为之而来的。我感觉好多了［……］随后我乘火车从布里斯托尔抵达牛津，回到原先生活过的新学院，重新开始生活［……］没有人问我任何问题，我开始重执教鞭。”但这一昔日生活的回归并未持续多长时间： 之后，11月底，我接到英国情报部发来的一封信。信上写道，“亲爱的伯林先生，您的休假似乎超期了。能否请您解释目前在干什么？”我回信说，据我所知，情报部并未聘用我，也没有别的任何人聘用过我，因此我并不认为我有假期。信上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噢，是这样，我明白了。可能有什么地方弄错了。你能否到我们这里来一趟？”于是我心情愉快地去了伦敦的英国情报部。见到一位喝得有点醉醺醺的记者，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他对我说，“瞧，你已经被派到驻纽约英国情报处工作了。”“什么时候？”“噢，三星期前。”“可你们没有告诉我！”“我以为我们跟你说了。”知道我为什么被任命吗？原因是在我整理撰写美联社快讯报告的那段时间里，遇到了两个对我产生好感的人：一个名叫奥博雷·摩根［……］另一个叫惠勒—班纳特。他们俩都在英国情报图书馆工作。这个地方已经［……］变成某种宣传局。”在此期间，伯林一直在争取美国对同盟国的支持后来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美国终于加入了同盟国行列，伯林向美国人宣传英国人的工作变得不重要了。反倒是帮助英国人了解美国人成了目前的急迫任务。伯林由于就他负责的特殊群体所写的相关调查报告十分得力，被派到驻华盛顿英国使馆负责使馆下属一个规模扩大了的政治舆论调查室。这个部门的主要任务为负责起草《每周政治报告》，这是白厅（英国政府）有关美国政治局势的一份主要官方简讯。这份文件原来只是对新闻媒体报道的常规性概要总结，而伯林则在其中注入了他通过广泛的个人关系网获得的大量内部消息。伯林在这之后回到伦敦，“卢斯8月13日回电：“乐于执行您的提议，不过该报道在上周的刊物中已经刊出。十分令人愉悦。你是否依然希望隐去姓名。致以全部问候亨利·卢斯。”这份十分令人愉悦的报道如下：以赛亚·伯林曾发表看法，认为华盛顿不是一座城市：“它更像大选时期一座巨大的临时总部……华盛顿就像是一个临时宿营地。”在华盛顿这片临时宿营地住了三年之后，衣衫凌乱、水桶身材、口才极佳的以赛亚·伯林在上周离开了英国大使馆的同事，返回伦敦。作为使馆的一等秘书之一，他在某段时期为英国官方提供信息，促使其了解当今美国，他所做的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后来伯林有机会去波茨坦，结果被拒了，引自文中伯林父亲的话，“你在停战后不久抵家，期待被派往波茨坦。然而艾登先生干预了此事，你被排除在代表团之外。你很失望，和我们一起度过了几个月，然后去莫斯科待了四个月——我想，那是你过得很开心的一段时间。你在许多方面的好奇心可以得到满足了。你有机会见到我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家人，一切都很新鲜，很不一样。你对俄罗斯事务、他们的文学与文化活动的了解因而清晰明了，我想这次访问、你在那儿得到的书籍、你产生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你专注于旧时代俄罗斯思想与文学的原因，并最终使你于1949年在哈佛做了有关这些主题的讲座。”之后伯林选择来到莫斯科继续情报工作，他在俄国主要在两个城市停留，一个是莫斯科，一个是列宁格勒，在此期间伯林对莫斯科的印象是很不好的，而列宁格勒相对宽松，文中伯林对这一切做了很多叙述（详见“莫斯科”）。两周后，以赛亚·伯林回到牛津，开始了自己的战后工作。 本书第一卷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的，虽然个人不太满意这篇总结性评论，但或可满足自己的需要。

从《伯林传》读到《伯林书信集》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阅读之旅，原来以赛亚伯林私下也是个饶舌的人呐哈哈。 从一份份书信中我们知道，伯林是一位非常爱父母的好儿子，朋友的好伙伴，一个杰出的谈话高手，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一个热爱多彩生活的人。 这些书信中几乎很少干巴巴地探讨学问，比起思想和事件，他更多时候是在写人——人是他最感兴趣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