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明馆丛稿初编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陈寅恪《忆故居》。很开心❤️🉐到这本书。（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一说字彦恭（均未用），江西省义宁县（今九江市修水县）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景星学社社员，陈宝箴之孙、陈三立三子。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并称为“清华四大哲人”，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又与王国维、章炳麟并称“近代国学三大师”，被誉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柳如是别传》等，并编有《陈寅恪集》。陈寅恪的研究范围甚广，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代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古代各民族语言、敦煌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民国十五年（1926年）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教授），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并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及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逝世，享年79岁。

品读陈寅恪先生的《金明馆丛稿初编》，深深折服于先生严谨博大的治学精神。这本论文集聚焦汉魏至隋唐的历史，贯通政治、宗教、文学与民族文化，以详实史料，发掘许多被忽略的历史真相。 先生擅长从小细节切入，由微知著。无论是考证天师道与地域社会的联系，还是重新解读《桃花源记》、辨析四声的起源，他不盲从旧说，广泛结合诗文、墓志、佛经，做到史论互证，推陈出新。他提倡对古人抱持“了解之同情”，拒绝用现代眼光简单评判古人，力求还原时代本来面貌 。 书中不止是冰冷的考据，更藏着一份深沉的文化情怀。先生身处动荡岁月，依旧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依附成见，实事求是探求历史因果。 读书治学不能流于表面。看待历史与现实，应当放下固有偏见，尊重客观事实，多一份审慎与包容。

读这本书期间又是我觉得我人生处于某处转折之中，有点不知道接下来的方向。但是，读完这本书，也没有改变这种心情，刚好二十一岁，始知人生艰难，并非外事所扰，多由心起。我并不是正牌的中文系学生，读着自己并不是最喜欢的专业，有时也很喜欢这个专业，城规。很希望自己通过跨专业考研考到中文系。读陈先生之书，始于大一，起于其所著成最晚之《柳如是别传》，五月至六月，历时整整一个月，八十万字，还是向近代史涂老师借的书，他当时并无此时，还是特地为我买的，然后借我的，后来我还向他借了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又依次读其《寒柳堂集》《元白诗箋证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略述稿》，皆不如今日所读之《金明馆丛稿二编》所读之清楚明白。这几日，始知人生真是无常，我常常戏称我心始坏于读完《柳如是别传》，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又会有这样不好的心情，不知道是不是我不适合读陈先生，一笑，但我最喜欢的学者除了叶嘉莹老师之处，就是陈寅恪先生。我一直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假若陈先生天上有知，希望能从陈先生书中得一希望。或许是我犯“读书太少，想得太多”之病，我不过一二十岁之少年，抱负宜轻，不可偏执，如果读书过于功利，将来之心病必甚于今日。或许是我总想我不该想之事，越是想做道德君子，越是内心狭隘，如果我心能光明，一似从前，还有少年鲜气，就该看一行书，得一行的快乐。总之，遇陈先生，读陈先生，能在此时，不为遗憾，自家心病，自家来治。结缘寅恪，终生考证。读这本书期间又是我觉得我人生处于某处转折之中，有点不知道接下来的方向。但是，读完这本书，也没有改变这种心情，刚好二十一岁，始知人生艰难，并非外事所扰，多由心起。我并不是正牌的中文系学生，读着自己并不是最喜欢的专业，有时也很喜欢这个专业，城规。很希望自己通过跨专业考研考到中文系。读陈先生之书，始于大一，起于其所著成最晚之《柳如是别传》，五月至六月，历时整整一个月，八十万字，还是向近代史涂老师借的书，他当时并无此时，还是特地为我买的，然后借我的，后来我还向他借了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又依次读其《寒柳堂集》《元白诗箋证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略述稿》，皆不如今日所读之《金明馆丛稿二编》所读之清楚明白。这几日，始知人生真是无常，我常常戏称我心始坏于读完《柳如是别传》，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又会有这样不好的心情，不知道是不是我不适合读陈先生，一笑，但我最喜欢的学者除了叶嘉莹老师之处，就是陈寅恪先生。我一直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假若陈先生天上有知，希望能从陈先生书中得一希望。或许是我犯“读书太少，想得太多”之病，我不过一二十岁之少年，抱负宜轻，不可偏执，如果读书过于功利，将来之心病必甚于今日。或许是我总想我不该想之事，越是想做道德君子，越是内心狭隘，如果我心能光明，一似从前，还有少年鲜气，就该看一行书，得一行的快乐。总之，遇陈先生，读陈先生，能在此时，不为遗憾，自家心病，自家来治。结缘寅恪，终生考证。

第一流的学问，读的根本停不下来。个人最喜欢《書世説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述東晉王導之功業》、《支愍度學説考》、《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論唐代之蕃將與府兵》几篇。陈先生的论文入手处往往是史料中的细节考辨，出口处却豁然开朗，已是以地域、民族、宗教、阶级、婚宦、家世、学术等诸要素之分合、互动勾连出中古史之大关节，虽时有求之过深之嫌，却已为后人进入中古史的社会与政治之大事因缘打开了整体的结构与图景。人们常对陈之“了解之同情”或者“政治集团”等说法津津乐道，反复陈说，但是不读其书完全无法体会陈氏史学之妙。况且不加分辨地直接援用其概念进行阶级、集团分析，往往流于政治斗争之弊（也因此被更为细致的权力结构实证分析所推翻），但陈氏在揭示政治与社会变动脉络的背后，实寄托着一种深切的“文化理想”，在论述如王导、陶渊明、崔浩、支愍度、韩愈等当时精英士人的代表之时，必先不避繁琐，检讨他们所处时代之种种条件、问题，进而通过论述他们保存文化、革新弊端的功绩，使之成为凝聚其心目中纲常名教之人格象征，所谓“邻于理想”。其次，陈氏为文之高妙，在于其虽严守史家笔法，但字里行间却渗透着身世、时运之感。如其论述曹操为取得政治上之胜利，必须借求才三令等手段将汉代士大夫之儒教精神堡垒摧折殆尽，且提醒读者其影响非谓一时一地，而有转移数百年时局之作用等等，未尝不令人浮想联翩。其于《讀哀江南賦》一开篇即提出“蘭成作賦，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雖不同物，若於異中求同，同中見異，融會異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斯實文章之絶詣，而作者之能事也”，实是以此为论文之高妙境界。而其标举陶渊明、韩愈所谓新自然说、道统论之发明于华夏文明之重大意义，所谓“造极于赵宋之世”融汇外来学问而固守本民族立场，有怀疑时代不容置疑之笃定。然而正如第一篇论文《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最后所言，“東西晉南北朝時之士大夫，其行事遵周孔之名教（如嚴避家諱等），言論演老莊之自然。玄儒文史之學著於外表，傳於後世者，亦未嘗不使人想慕其高風盛況。然一詳考其内容，則多數之世家其安身立命之秘，遺家訓子之傳，實爲惑世誣民之鬼道，良可嘅矣。”所谓自然与政治、与名教之关系，与汉儒相较，是否渊明以至宋儒能真正做到“融合精神於運化之中”，或未可知。

陳寅恪先生（一八九〇——一九六九），江西修水人，我國著名歷史學家。早年留學日本、西歐，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又到美國和德國鑽研梵文，歸國後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嶺南大學等校教授，解放後任中山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等職。他學識淵博，精通我國歷史學、古典文學和宗教學等，通曉多種文字，尤精於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關於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學、佛教典籍的著述尤爲精湛，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早爲國内外學術界所推重。

读完陈寅恪先生的《金明馆丛稿初编》，仿佛经历了一场与大师的深度对话。这部文集收录了先生关于中古时期（汉至隋唐）历史、宗教、文学与思想的精辟论述，每一篇文章都如投石入湖，荡开层层涟漪，令人叹服其“以小见大”的治学功力。 书中《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从王羲之“写经换鹅”的典故切入，巧妙勾连起宗教信仰、地域文化与书法艺术，展现了先生灵活的想象力与跨学科的视野。而《桃花源记旁证》则将陶渊明的寓言置于北方坞堡社会的现实背景中，颠覆了传统认知，虽然后世学者如唐长孺提出质疑，但其大胆假设、严谨求证的精神，仍为后人提供了无尽的思考空间。 最令我震撼的是先生对“古典今情”的把握。他在分析《哀江南赋》时，不仅还原了庾信的身世之悲，更将自身在战乱中的流离之感融入其中，使历史文本焕发出跨越时空的生命力。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历史洪流相融合的写法，让冰冷的史料有了温度。 陈寅恪先生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圭臬，其学问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人格的映照。读此书，不仅是在学习中古史，更是在感受一位学者如何在动荡年代中坚守学术尊严与人文关怀。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学问，永远根植于对人与时代的深刻理解。

陳寅恪先生繼承和發揚了清代乾嘉學派和歐洲近代研究梵文、佛典的傳統，以其深厚的文、史、哲以及語言文字知識，融會貫通，縱横馳騁，不斷開拓學術研究的新領域，取得學術著述的新成果。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研究、教學、著述事業中，儘管尚未擺脱傳統士大夫思想的影響，但是，他治學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態度，却也使其學術成就達到了很高的境界。 本文集中除《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元白詩箋證稿》在陳寅恪先生生前已有單行本外，其餘《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所收舊文以及長篇專著《柳如是别傳》等多經陳先生晚年修訂。文集的整理校勘由復旦大學蔣天樞教授承擔；編輯部只做了一些文字標點校訂工作，至於學術觀點方面則保存其歷史面貌，未加改動。我們希望本文集的出版有裨於我國文史研究的深入開展，有助於學術空氣的活躍。（一九八〇年出版说明）

陈寅恪先生（一八九〇——一九六九），江西修水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早年留学日本、西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又到美国和德国钻研梵文，归国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等校教授，解放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他学识渊博，精通我国历史学、古典文学和宗教学等，通晓多种文本，尤精于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本的研究；他关于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典籍的著述尤为精湛，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早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推重。 論韓愈 古今論韓愈者衆矣，譽之者固多，而譏之者亦不少。譏之者之言則昌黎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昌黎集伍調張籍詩），不待贅辯，即譽之者亦未中肯綮。今出新意，仿僧徒詮釋佛經之體，分爲六門，以證明昌黎在唐代文化史上之特殊地位。至昌黎之詩文爲世所習誦，故略舉一二，藉以見例，無取詳備也。 一曰：建立道統，證明傳授之淵源。 華夏學術最重傳授淵源，蓋非此不足以徵信於人，觀兩漢經學傳授之記載，即可知也。南北朝之舊禪學已採用阿育王經傳等書，僞作付法藏因緣傳，已證明其學説之傳授。至唐代之新禪宗，特標教外别傳之旨，以自矜異，故尤不得不建立一新道統，證明其淵源之所從來，以壓倒同時之舊學派，此點關係吾國之佛教史，人所共知，又其事不在本文範圍，是以亦可不必涉及，唯就退之有關者略言之。 昌黎集壹壹原道略云：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二曰：直指人倫，掃除章句之繁瑣。 三曰：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 四曰：呵詆釋迦，申明夷夏之大防。 全唐詩壹貳函韓愈拾贈譯經僧詩云： 萬里休言道路賒，有誰教汝度流沙。 只今中國方多事，不用無端更亂華。 五曰：改進文體，廣收宣傳之效用。 關於退之之文，寅恪嘗詳論之矣（見拙著元白詩箋證稿長恨歌章）。其大旨以爲退之之古文乃用先秦、兩漢之文體，改作唐代當時民間流行之小説，欲藉之一掃腐化僵化不適用於人生之駢體文，作此嘗試而能成功者，故名雖復古，實則通今，在當時爲最便宣傳，甚合實際之文體也。至於退之之詩，古今論者亦多矣，兹僅舉一點，以供治吾國文學史者之參考。 退之雖不譯經偈，但獨運其天才，以文爲詩，若持較華譯佛偈，則退之之詩詞皆聲韻無不諧當，既有詩之優美，復具文之流暢，韻散同體，詩文合一，不僅空前，恐亦絶後，決非效顰之輩所能企及者矣。後來蘇東坡、辛稼軒之詞亦是以文爲之，此則效法退之而能成功者也。 六曰：獎掖後進，期望學説之流傳。 據舊唐書壹陸拾韓愈傳云：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奥，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鋭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 及新唐書壹柒陸韓愈傳云：愈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 退之所以得致此者，蓋亦由其平生獎掖後進，開啓來學，爲其他諸古文運動家所不爲，或偶爲之而不甚專意者，故「韓門」遂因此而建立，韓學亦更緣此而流傳也。世傳隋末王通講學河汾，卒開唐代貞觀之治，此固未必可信，然退之發起光大唐代古文運動，卒開後來趙宋新儒學新古文之文化運動，史證明確，則不容置疑者也。綜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啓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啓後轉舊爲新關捩點之人物也。其地位價值若是重要，而千年以來論退之者似尚未能窺其藴奥，故不揣愚昧，特發新意，取證史籍，草成此文，以求當世論文治史者之教正。 四聲三問 古今論四聲者多矣。寅恪於考古審音二事皆未嘗致力，故不敢妄説。僅就近日在清華園講授所及，提出三淺顯之問題，試擬三簡單之解答，並擇録舊籍之有關者，略加詮釋，附於第二解答之後，以資參證。凡所討論，大抵屬於中古文化史常識之範圍，其牽涉音韻學專門性質者，則謹守「不知爲不知」之古訓，概不闌入，藉以藏拙云爾。 初問曰：中國何以成立一四聲之説？即何以適定爲四聲，而不定爲五聲，或七聲，抑或其他數之聲乎？ 答曰：所以適定爲四聲，而不爲其他數之聲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爲一類之入聲，復分别其餘之聲爲平上去三聲。綜合通計之，適爲四聲也。但其所以分别其餘之聲爲三者，實依據及摹擬中國當日轉讀佛經之三聲。而中國當日轉讀佛經之三聲又出於印度古時聲明論之三聲也。 再問曰：四聲説之成立由於中國文士依據及摹擬轉讀佛經之聲，既聞命矣。果如所言，天竺經聲流行中土，歷時甚久，上起魏晉，下迄隋唐，六七百年間審音文士善聲沙門亦已衆矣。然則無論何代何人皆可以發明四聲之説，何以其説之成立不後不先適值南齊永明之世？而創其説者非甲非乙，又適爲周顒、沈約之徒乎？ 答曰：南齊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聲沙門於京邸，造經唄新聲。實爲當時考文審音之一大事。在此略前之時，建康之審音文士及善聲沙門討論研求必已甚衆而且精。永明七年竟陵京邸之結集，不過此新學説研求成績之發表耳。此四聲説之成立所以適值南齊永明之世，而周顒、沈約之徒又適爲此新學説代表人之故也。 南史叁肆周颙传云： 转国子博士，兼著作。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始着四声切韵行于时。后卒于官。子舍。舍善诵诗书，音韵清辩。 梁书拾叁沈约传（南史伍柒同）云： 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南史肆捌陆厥传（参阅南齐书伍贰陆厥传）云：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后又论其事。厥与约书曰：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 梁书肆玖庾肩吾传（南史伍拾同）云： 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 钟嵘诗品云：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妍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者异矣。 故据此可断定始兴录之作者必为江左南朝之人。而其生年至早为南齐武帝之世，或即永明时人，亦未可知。是始兴录中曹植详定瑞应本起经之语乃受经呗新声之影响，采用东晋末年之传说。其书晚出，远在刘敬叔异苑及刘义庆宣验记之后也。又考高僧传载江左善声沙门始于昙籥。籥于东晋孝武时梦天神授以声法，觉因裁制新声。证以成于孝武时之道安经录未有曹植详定瑞应本起经之语。可知东晋中晚时代经声虽已流行，而尚无鱼山制契之神话。逮东晋末年，始有此传说。此传说实含有一善声沙门与审音文士合作之暗示。而此二种人之合作即四声之起原。 三问曰：读宋书谢灵运传论南史陆厥传所载厥与沈约问答之书及诗品所记王融告钟嵘之语，窃有疑焉。凡约之所论，及厥之问约，约之答厥，融之语嵘者，皆四声之问题也。然俱以宫商五声为言，而绝不及四声一语。若四声与五声同物，则约仍用五声之旧说可矣，何必又新创四声之说，别撰四声之谱乎？若四声与五声不同物，则约论非所论，融语非所语，厥问非所问，约更答非所答矣。然则四声与五声之同异究何在耶？ 答曰：宫商角徵羽五声者，中国传统之理论也。关于声之本体，即同光朝士所谓「中学为体」是也。平上去入四声者，西域输入之技术也。关于声之实用，即同光朝士所谓「西学为用」是也。盖中国自古论声，皆以宫商角徵羽为言，此学人论声理所不能外者也。至平上去入四声之分别，乃摹拟西域转经之方法，以供中国行文之用。其「颠倒相配，参差变动」，如「天子圣哲」之例者，纯属于技术之方面，故可得而谱。即按谱而别声，选字而作文之谓也。然则五声说与四声说乃一中一西，一古一今，两种截然不同之系统。论理则指本体以立说，举五声而为言，属文则依实用以遣词，分四声而撰谱。苟明乎此，则知约之所论，融之所言，及厥之问约，约之答厥，所以止言五声，而不及四声之故矣 诸语，又可知颜黄门乃以金陵士族所操之语音为最上，以洛阳士庶共同操用之语音居其次，而以金陵庶人所操之语音为最下也。其所以有此评断者，音辞篇云：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 乃就庶人所操之音辞而比较言之，盖切韵序云： 吴、楚则时伤轻清。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 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沈浊。

初读这本书的读者，往往会被陈寅恪先生旁征博引的史料功夫震撼：他随手就能调动起正史、墓志、佛经、诗文、敦煌文书等各类看似毫无关联的材料，抽丝剥茧般还原出历史事件背后被掩盖的深层逻辑，很多流传千年的“常识”，在他的考证下会立刻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真实面貌。 它最珍贵的地方，从来不是给出了多少确定的历史结论，而是传递了一种“以小见大、通贯古今”的史学思维：陈寅恪从不孤立地讨论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物，而是始终把个体的选择放在整个时代的社会结构、文化脉络、民族互动的大背景下进行观察，让你看到历史从来不是帝王将相的流水账，而是无数普通人的选择共同交织出来的复杂网络。哪怕你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读完这本书也会彻底跳出“非黑即白”的历史认知误区，学会用更通透、更包容的视角去看待过去与当下的世界。 更动人的是，你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这位身处乱世的史学大家，藏在冷静考证背后的文化情怀：他研究中古史的终极目的，从来不是钻故纸堆，而是在国难当头的岁月里，从华夏文明最鼎盛的那段历史中，寻找文明传承的力量。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底色，让这本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论文集，至今依然拥有直击人心的强大生命力。

发前人未发之覆，尤其将这些文章放诸产生的时代背景下阅读时，其文章价值更是令人惊叹，试举几例，陈寅恪先生在《書世説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中将曹氏与司马氏划分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与“外廷士大夫阶级之代表”，这一论断对魏晋嬗代的研究影响深远，后人学者虽对这一论断多有批评，但几乎都在这一框架内修正完整。《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与《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所提出的各种政治集团直接或间接塑造了当今普通网民的历史素养，如今网络论战随手拈来各种“昂撒资本”、“文官集团”、“东林党”、“东南财团”等名词，充分说明陈先生这一套历史分析工具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桃花源記旁證》则可以视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典范，想象力天马行空，论证过程则抽丝剥茧，落在实地，作者一颗“八卦”求知之心令人颇觉可爱。《四聲三問》和《從史實論切韻》关于声韵问题的论证过于专业，我看得似懂非懂，但是结论四声源于佛教转读之声，陆法言之切韵所定标准音“乃东晋南渡以前，洛阳京畿旧音之系統，而非杨隋开皇、仁寿之世长安都城行用之方言也”，可谓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其他文章诸如《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崔浩與寇謙之》等不再细论，请诸君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