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文集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读《陈寅恪文集》有感 捧读《陈寅恪文集》全九册，如登巍巍高山，顿生仰止之情。这套文集不仅是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及敦煌学等领域的学术结晶，更是一部记录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动荡岁月中坚守文化本位的精神史诗。读罢全书，最令我震撼的，莫过于先生那贯穿一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先生被誉为“教授的教授”，其治学之严谨、视野之开阔，在近代学人中罕有匹敌。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论稿》中，他以惊人的语言天赋和考据功力，穿透历史迷雾，重构了隋唐制度的演变脉络。他不盲从旧说，亦不迎合时流，而是秉持“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神游冥想于古人之境界。这种不依附于权势、不屈从于俗谛的治学态度，正是“独立之精神”的最佳注脚。他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提出的“四不讲”原则——前人讲过的不讲，近人讲过的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更是将这种创新精神推向了极致。 然而，文集最动人心魄之处，在于字里行间流淌的深沉家国情怀与文化苦痛。晚年的陈寅恪先生，在双目失明、膑足不便的困境中，耗费十年心血撰成《柳如是别传》。这部看似“颂红妆”的巨著，实则是先生“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寄托。他借表彰明末奇女子柳如是，反思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的气节与文化的兴衰。在《寒柳堂记梦》与诸多诗作中，我们读到了“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苍凉。这种苍凉并非颓废，而是一种高贵的孤独，是一位文化托命人在风雨如晦的时代里，对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执着守望。 先生曾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在《陈寅恪文集》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精湛的史学考证，更是一位大儒在乱世中挺立的脊梁。他拒绝宗奉某种主义，坚持学术不应受政治干扰，这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气节，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 掩卷沉思，陈寅恪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几部史学巨著，更是一种精神坐标。在当今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重读《陈寅恪文集》，不仅是为了汲取知识的养分，更是为了寻找那份久违的学术良知与人格力量。先生虽已远去，但他那“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的精神，将永远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

读《陈寅恪文集》，第一感受是"慢"，不是阅读节奏的慢，而是思想必须沉下来的慢。文集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寒柳堂集》及晚年巨制《柳如是别传》等，横跨中古制度、政治集团、宗教传播、诗史互证、明清易代士人心态，表面是考据，内里是通识。 最打动我的是他治史的方法与立场。他不以"总结规律"凌驾材料，而是把敦煌残卷、梵文佛典、唐诗唱和、墓志碑刻都拉进同一张证据网，以诗证史、以史释诗，在看似枝节的名物、行年、姻党、语种里，逼出隋唐制度的三源流、关陇集团的升降、白香山讽喻背后的社会结构。 细密到让人屏息，却始终有一个"通"的史观在背后撑着，文化高于种族，风气关乎兴亡，个体命运与时代变局互为注脚。 《柳如是别传》尤其撼人。双目失明、晚年口述，却为一个被正史轻贱的明末女子作百万字传，考钱柳唱和、梳易代士风，实则是借柳是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他1929年写在王国维碑铭里，后来一辈子没离开过：不借势利、不曲学阿世，眼盲而心不盲。 读这套书，专业层面学到的是"史料要穷、判断要慎、解释要通"；人格层面读到的是乱世里读书人的定力，学术不是避风港，而是一种不喧哗的抵抗。它难，繁体竖排、典故层叠，但难处有难处的诚实：他不肯把历史压扁成口号，也不肯把判断交给时风。 所谓"教授的教授"，教的不是知识量，而是怎么在材料里忍住聪明、在时代里守住尺度。七百字装不下文集的分量，但它至少留下一句：治学之难，不在考得细，而在细完之后，还能站得直

一九七八年一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更名成立，便立即重印了《元白詩箋證稿》，並接受了陳先生弟子、復旦大學教授蔣天樞先生的建議，啓動《陳寅恪文集》（以下或簡稱《文集》）的出版工作。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二年間，我社陸續出版了《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别傳》，共七種著作。其中，《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據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版紙型重印，《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據三聯書店一九五七年一版二印紙型重印，《元白詩箋證稿》據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重印；《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柳如是别傳》四種，都是首次出版。

陈寅恪先生的著作中虽未直书“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却处处彰显这一理念。阅读其作品，能清晰感知他在浩瀚历史资料中，以纯粹学术姿态潜心钻研，不受外界丝毫干扰，为我们呈现出真实深刻的历史图景。他从不盲目沿袭传统史学观点，面对复杂史料与历史谜题，始终秉持独立判断。在研究过程中，无论是剖析魏晋政治格局，还是考释明清文人轶事，都凭借自己深刻的思考与独特的见解，挖掘出被掩盖的历史真相。正是这种独立自由的风骨，让我深深着迷，也让我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他的学术态度与著作警醒着我：身处复杂世界，面对任何事物，都要坚守独立思考。不盲目屈从权威，不轻易认同所谓“公认”的观点，时刻保持质疑精神与理性判断 ，才能在求知与人生之路上，不迷失方向。所以我想陈寅恪先生的著作是值得每一个人认真去读的！

古代汉语课，讲到《资治通鉴》选《淝水之战》。开篇太元六年，初皆不意。下课后，老师突然又说，“刚刚没注意，这个太元六年不就是《桃花源记》里的晋太元中吗?”我也突然意识到，之前风闻陈寅恪先生有指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应为“前秦苻坚故事”，但并未拜读，心中纳闷，疑窦丛生。课后拜读，五体投地，真乃一代学人风采！

我觉得，最近四十年唐代文学的研究，其中包含的问题就在于到底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是不是要切割？陈寅恪把文学看作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文学活动，从中见到从皇帝到官员各种交往的过程中所包含的内容，就是史书会忽略的历史的某一个场景中的特定真相，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陈寅恪先生的方法和治学的影响是最为巨大的。我在前年年底写过一篇文章，认为最近四十年国内的唐代文学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我甚至用了“唐诗研究的黄金时期”的说法。唐代文史研究中陈寅恪先生、岑仲勉先生等前辈所达到的高峰，使得后继学者必须到了这个层面上才有继续展开研究工作的可能（陈尚君教授在纪念《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暨纪念版发布会上的发言）。

《陈寅恪文集》 陳寅恪先生作爲二十世紀極具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以其深厚的學養及獨到的學術眼光聞名於世。 他的著述，也成爲一代又一代研治中國文史者的必讀之書。 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古典文學出版社，即出版了經陳先生修訂的《元白詩箋證稿》；又約請陳先生將有關古典文學的論著編集出版（陳先生應允後，擬名爲《金明館叢稿初編》），並聯繫出版其正在撰寫的著作《錢柳因緣詩釋證》（後更名爲《柳如是别傳》），但兩書未能及時出版。一九七八年一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更名成立，便立即重印了《元白詩箋證稿》，並接受了陳先生弟子、復旦大學教授蔣天樞先生的建議，啓動《陳寅恪文集》（以下或簡稱《文集》）的出版工作。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二年間，陸續出版了《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别傳》，共七種著作。 其中，《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據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版紙型重印，《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據三聯書店一九五七年一版二印紙型重印，《元白詩箋證稿》據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重印；《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柳如是别傳》四種，都是首次出版。 作爲第一次對陳寅恪先生著作的規模性出版，《文集》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也讓更多人認識到陳寅恪先生的學術成就及思想的價值。

大师里的大师，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的国学造诣确实非常高，难怪梁启超说自己著作等身不及陈寅恪三百字，也难怪陈寅恪无过硬学历却任教清华国学院成为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一生颠沛坎坷，却始终勤学不辍，值得我辈敬佩。《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在近乎双目失明无法执笔的情况下，口述而成的大部头，洋洋洒洒八十万言……太多不易……

《陈寅恪文集》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国学大师陈寅恪；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学习中华文化的“繁体文字”。

微信读书太牛了，陈寅恪先生这套书居然上架了。因为一直在订阅的关系，上架之后直接分享免费领，这也太幸福了吧(^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