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

推荐⭐⭐⭐⭐ 版本⭐⭐⭐⭐ 校对⭐⭐⭐ 花了几天时间，把这本书看完了，说实话写得蛮不错的：角度新奇，立论新颖，也很有意思，根本想不到这竟然是一位美国学者的作品——以致于我快看完的时候，还以为是一位中国的文史研究者所写的书——下午，朋友写论文的间隙，打开手机刚好看到我才写的一条笔记，秒赞；然后问我看的是什么书，我给她看书名；她随口问了一句，谁写的？我看看作者“艾朗诺”，随口说了一句：我们国家的一位专家吧？她说应该是外国人，我刚开始还不信，心里嘀咕着：外国人能写这么地道？结果她指着封面那个大大的括号——显示“（美）”，作者分明是美国人…… 我不禁感慨：我看了这么久还不知道作者是外国人？但我却看得津津有味，还欣然有得；这和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多少有点相似；不过很多书，特别是经典，“谁解其中味”？ 此书读罢，更觉自己知之甚少；作为一个古代文学专业的读者，实在是有点不应该。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 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 想见其为人。”诚然，后面还是得多读书，特别是经典！

首先关注苏轼的一个审美命题：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宝绘堂记》 在苏轼看来，对美的过度沉迷会影响到士人作为官员兼济天下的责任，是这样吗？ 首先看看北宋的审美到底有啥特点，按照作者说的，北宋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学界常说的唐宋变革论，各方面变革，典型的是审美趣味突破了以前儒家的审美范式，比如欧阳修就在金石收藏时特别重视一种历史性的趣味，既欣赏收藏品的“书法怪异性”，又不怕因此玩物丧志，在研究花卉方面，欧阳修没有研究代表文人风骨的梅兰竹菊，而是写就《洛阳牡丹记》在诗歌方面，欧阳修首创《六一诗话》，以闲谈的方式点评诗歌，还不被当时鄙视词作的氛围所影响，苏轼在诗词方面摆脱了词作与男女之情挂钩这一限制，以至于像李清照觉得苏轼词作形式忽视词作的曲调，是变形的诗，失去了词的本质，而米芾在笔墨本身技法方面打破对于古代名人作品的迷信，强调个人审美高于历史权威，追求审美的纯粹性，这都放在现代看，宋代文人可以说是代表了一种先锋艺术 整本书个人认为遗憾的就是对于宋代士人的审美焦虑原因分析，没紧密联系他们的政治生活，我下面仅仅是作为补充 其实像欧阳修，苏轼刚开始其实是要构建一种超越儒家道德审美的范式，或者说新儒家的审美范式，但这种审美需要在政治合法性中追求，但遗憾，欧阳修和苏轼做官其实都很失败，这种政治价值追求的失败，导致他们的审美趣味遇到合法性危机，政治价值和审美趣味并不统一在一起，成了一种核心焦虑，所以苏轼的“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正是这种表述，也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苏轼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却又与晚年的王安石在诗歌讨论中相见恨晚，在政治上与司马光相互支持，却又在元祐更化时期围绕科举改革中是否保留诗赋与司马光针锋相对，审美趣味和政治立场是经常分裂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当时宋代士大夫在政治官场的斗争其实不仅是政治的分歧，更是一种由审美趣味而产生的生活方式的差异，用布尔迪厄说：“对那些认为自己是合法趣味的持有者的人来说，最无法忍受，首先是趣味使之分开的各种趣味大逆不道地集合”，这就是说士大夫为垄断审美合法性而进行的斗争不如表面上那样单纯，所谓宋人好议，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一种区分，而审美，以及宋型文化其他各个门类的范式就是在与其他各种思想的区分与斗争中逐渐清晰定型的 所以回头看李泽厚《美的历程》里说的，“美是自由的形式”，到底是什么自由？其实宋后期，大家知道政风就开始走向狭隘了，党争不断，别说豪放的审美方式，就算不同生活方式都要被批判，众所周知，程颐和苏轼交恶的爆发点是在司马光的葬礼上因为对礼的不同态度，所以回头看李泽厚“美是自由的形式”是不是说的简单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审美他们其实更需要政治上的合法性手段以作为基础，士人的美学要影响更多人，还得要有权，权力和美学之间的关系平衡与其说是宋代士人的美学焦虑，不如说是美学权力化问题的突出体现 可能这本书的最大遗憾就是没有通过当时的政治生活面，以及美学和权力之间失衡性问题好好剖析他们士大夫的审美焦虑

读完此书，书评在脑海中婉转荡漾了几个小时，可是仍旧不想落笔写，懒惰和笔墨无才始终缠绕着我的心绪，故而有时候宁愿不结束一本书的阅读，来逃避最后的收煞。许久之前结束的《长安客》的书评空闲缠绕了几天，至今仍旧没有落笔，那时的思绪也想不起来了，以后应该也不会重读那本书，故而将成为永久的小小“遗憾”，当然书评写与否无关痛痒，也够不上遗憾的程度。 不过，仍然希望以最大的赤诚对待每一本阅读过的书籍，作者动用其毕生所学和举心动念写成的作品，读者几天乃至几个小时便读完。就像这本书，一个外籍作家写就的中国古代文人审美等诸多文化历程，包括翻译者的工作，其中艰辛不言而喻，那么真心被其文字思想感染的读者，也花费心力写一写自己的阅读感触也算是微薄的回馈了。 如同文章写道欧阳修对于洛阳牡丹的“他者”视野，作者作为外籍人，在观照我过古代文化及文人的生命历程中，同样独具慧眼，愿意以最大的赤诚来感悟和思辨。另外书中旁征博引，一字一文的审视分析非常细致，也类似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之心力了。本书的中心词是“审美焦虑”，作者的结构也非常紧密，从北宋典型的文人和物相入手，整体书紧紧围绕着“审美焦虑”展开分析，读者阅读故而能一气呵成。欧阳修对碑文、牡丹的珍爱，苏轼米芾和他们的书画收藏，柳永苏轼黄庭坚晏殊等一众文人对于词的“爱恨纠缠”。 欧阳修的金石碑文和牡丹之爱，作者给予了很好的分析诠释，其中饱含的是对作古文人的尊崇敬意，是对岁月悠悠中老去腐朽文化的怜惜，亦是自怜，是对过往时光的追忆和美的怀念。但是金石石碑在当时是不被主流文化集体认可的，而牡丹更是俗气繁艳之物，一代宗师欧阳修同样充满了焦虑，但无论如何，他仍旧选择以最大的心力和热忱乐此不彼投入其中，也为后世之人另辟一块乐园。 苏轼和米芾对于书画金石收藏有着迥乎不同的态度：前者始终游弋不定，他所爱的是书画等背后隐藏的天道，是自然之风，是天地大美；他捐赠父亲最珍爱的吴道子佛像画，似有一种“烧智慧身，求智慧心”的飘然感，仇池之石常伴起其左右，给予他想象的安宁桃园，但他终究没有入佛也未终老山水，因为他的道并非完全是山水和神佛前，而是独属于他一人的解脱道。后者米芾则可称得上绝对的痴心人，坦荡可爱，对于书画的喜欢他无限自由，没有不安也没有犹疑，他的焦虑则在于画的真伪，在于有没有能力和钱财购买到喜欢的画作 。 作者将两人对比来写，文字落笔实乃妙笔生花，东坡的纠结犹疑在一字一文的分析比对中让读者能分外感受到这种纠结，似乎是焦虑着他们的忧虑，快意着他们的快意。对比之下，作者也不落窠臼地未做任何价值判断，因为东坡纠结和米芾坦荡常人看来后者真可爱很多了。 宋词那一节更是笔力深厚，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在这里北宋文人群星闪耀，他们在撑起儒家主流的天空之外，周旋在非议和内心不安不中，思考着生命的更多可能性，一凿一锄开辟另一方文学乐园，成为新一代“以启山林”的领路人。他们观照世间万物，认为一切皆是可以被歌颂和纪念的；他们“由心”出发，珍视感情，对青楼女子亦真诚相待；他们重视“我”的美好，让个体的“我”与集体的“我们”皆可被表达和留存。 在面对北宋文人的审美焦虑时，作者没有批判，亦没有指责他们的懦弱和不够坦荡，他只是用心去揣摩他们的处境和追求。故而在我阅读到的明确焦虑之外，我深深体会到的是欧阳修的独特及勇气，是对东坡的怜惜和尊敬，那些不安和焦虑缠绕着他，却也使其更加智慧和圆润，词人们的闲愁和快乐。 他们的审美焦虑其实是伟大之人求新求变所必然经过的路程，那些焦虑也成为文化发展史耀眼的星辰，照亮后世之人的路。而他们开辟出的新审美丰富了国家与民族和文化基因，也激荡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去奋斗和完善。 是那明净灿烂的文化星空，曾给过一位年轻人无限的勇气。

对美的追求和表达，一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都体现的淋漓尽致。作者以独特慧眼，盯住了北宋士大夫审美思想的敏感部位，诸如艺术品鉴赏与收藏、诗话、花谱、宋词等领域，直抵这个时代这个群体在追求美的过程中的焦虑心理，避开成见，大手笔，新视野，全方位释放他们的审美情绪。

注：过往宋代艺术史研究多侧重宋代美学风格、艺术成就；艾朗诺聚焦审美活动背后的心理压力、道德辩论、自我辩护，把宋代审美史看作一部伦理与审美不断博弈的思想史，而非单纯艺术史。 联想到鲁迅先生刻画酸儒“偷书不算偷”的神来之笔，忍俊不禁。 艾朗诺《美的焦虑》核心主要观点 一、核心总命题：北宋士大夫普遍存在「美的焦虑」 1. 北宋士大夫拥有强烈的私人审美欲求（收藏金石、赏牡丹、作诗话、填词、品鉴书画），但受制于儒家正统价值观：审美玩乐常被贴上玩物丧志、耽于外物、妨害儒者修身治国的标签。 2. 焦虑本质：士大夫一边无法舍弃审美愉悦，一边不断为自身审美行为寻找道德正当性，长期处于审美享乐欲与儒家伦理责任的内在冲突、自我辩护之中，不是单纯爱好艺术，而是持续进行思想层面的自我合理化。 3. 否定传统刻板印象：宋代并非理学主导的禁欲、压抑审美时代，士大夫审美实践高度繁荣，只是始终受道德压力约束。 二、分领域具体观点 1. 金石收藏（欧阳修）：把古玩收藏从消遣改造为史学修身工具 - 欧阳修搜集碑刻不是出于艺术赏玩，而是迫于旁人质疑荒废政务，主动将金石收藏重新定义：以碑刻考证史实、补正史籍、考察古代典制，属于史学研究；观摩碑刻书法体悟古人德行操守，归入儒者格物、修身范畴。 - 观点：北宋金石学诞生的关键动力之一，是为收藏爱好解决道德非议，而非单纯考古兴趣。 2. 诗话兴起：私人诗评在诗教框架内开辟审美独立空间 - 诗话（《六一诗话》）脱离官方经学化诗歌批评，以闲谈、个人感悟论诗，偏重审美趣味、创作技巧，偏离《诗经》「讽谏教化」的正统诗教目标。 - 士大夫将读诗、撰诗话阐释为涵养心性、体察人情，让私人审美品鉴在儒家体系内获得一席之地，诗歌审美不必完全服务政治教化。 3. 牡丹品鉴与花谱写作：赏花从奢靡享乐转为博物治学、比德君子 - 全民赏牡丹被指责奢靡纵欲、玩物耗财，违背儒生勤俭道义。 - 文人策略：将牡丹品性比拟君子品德，观花是观德；撰写花谱记录品类习性，归为博物考据工作，把休闲赏花转化为正经治学修身活动。 4. 书画收藏（苏轼、王诜、米芾）：警惕物欲执念，以悟道消解占有欲 - 书画收藏极易催生占有欲、攀比心，与儒家「寡欲」思想对立。 - 苏轼核心态度：外物短暂，不可执着占有，赏画重在领悟哲理、安顿内心，而非囤积藏品；米芾、王诜一边坚持个性化艺术审美，一边需要向士林证明癫狂嗜好不影响士大夫德行与理性。 - 结论：宋代文人收藏形成一套「重品鉴、轻占有」的自我约束伦理。 5. 宋词「艳科困境」：情爱词作的合法性辩护 1. 词源于酒宴娱宾、书写男女私情，被视为小道、低俗，儒臣填词有损庄重身份。 2. 两层辩护逻辑： - 比兴寄托：用男女离愁隐喻仕途沉浮、君臣关系，对接《诗经》比兴传统； - 情绪疏导：填词是公务之余抒发郁结情绪的私人消遣，不干涉治国理政主业。 3. 进一步观点：男性文人模拟女性口吻写闺情，并非沉溺情欲，而是文学共情与修辞技艺，推动词建立区别于诗歌的独立审美体系。 三、宏观结构性观点 1. 审美繁荣由市场驱动 北宋商品经济发达，艺术品、花卉、词曲商业化交易，让审美成为可消费商品，也让「沉迷审美=贪图享乐」的批评变得更加突出，加剧美的焦虑。 2. 阶层区分功能 金石、诗话、赏花、填词是士大夫阶层专属文化符号，用来和普通民众拉开阶层边界；但又要避免阶层风雅滑向贵族奢靡放纵，必须把握分寸。 3. 焦虑催生宋代新文化体系 为解决审美与礼教的矛盾，北宋士大夫发展出金石学、诗话学、花谱学、词学四大专门学问，拓展了儒家思想的边界，形成「外履行儒道治国、内依托审美安顿自我」的中国文人经典人格模式。 4. 士大夫没有反叛儒家伦理，而是重构、扩容儒家内涵，给个体审美保留合法空间，并未走向纵欲主义或艺术至上主义。

北宋士大夫“美的焦虑”，是在皇权专制与儒家经世传统的双重挤压下，因个人审美爱好与公共责任之间的身份撕裂而生的内心挣扎——它催生了精致的文化成果，却也暴露了精英阶层在根本制度面前集体沉默的局限。 宋代美学是皇权专制这棵毒树上开出的一朵极其艳丽的花。花是美的，但树的本质没有变，甚至这朵花的美还在为这棵树遮丑——让后世的人觉得，这个时代“风雅”极了，“文明”极了，从而忽略了它底下那个依然严酷的权力结构。是结构性困境吗？苏轼在乌台诗案中差点丢了性命。 “缝隙中的审美”不是“创造”，而是补偿。当一个人无法在公共领域实现自己的价值时，他将全部的生命力投入到私人领域，在金石、书画、诗词、园林中寻找意义的替代品。 不是“智慧”，而是适应。在无法改变环境的情况下，他们发展出了一套让自己不那么痛苦的生活方式。这在个体层面上是聪明的，在群体层面上是悲哀的。 不是“文化基因”，而是伤疤。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精致、敏感、婉约的宋代美学，本质上是士大夫阶层在皇权压迫下精神受伤后结出的痂。痂很硬、很美，但它的存在恰恰证明底下有过伤口。

艾朗诺罗列了北宋一代又一代士大夫群体对于“美的客体”历时性的关注典型——碑文拓印、牡丹、园林、书画、词等。分析了这些客体在历史流变过程中的接受态度，重点讲述了诸如欧阳修、苏轼、柳永、米芾、晏几道等知名士大夫（或文人）对待这些“审美客体”略显矛盾的心态，在创作与批评两个视角展现了他们在不同阶段关于清与艳、壮与巧、雅与俗、常与异、善（教化）与美（艺术）的不同抉择。也可以认为是这群士大夫在自己的人生中发现了二者之间不应割裂对立的现实，又无法找到融合之法去说服其他文人的焦虑状态，毕竟近俗的士大夫之于传统文人正如尚文的宋之于北方蛮族，由小及大因果互促。 虽然全书语言冗长且结构略有些不清晰（翻译很好，原文如此），比如应放入理解前提的秦观《逆旅集序》中所揭示的世界观却出现在全书结语处；又比如会将已得出的结论在下一段再次不够自信地重复等，但仍不得不承认艾朗诺的分析十分详尽，虽然结论部分涵盖了前文内容，但完全没办法单看结论，同时结论部分还有诸多待延伸讨论的内容，甚至是性别问题。 艾朗诺凭借海外汉学家的身份反而获得了走进“名家”与“名作”的自由，尤其是最后两章，几乎是对普通读者对于宋词观念与地位印象的拨乱反正——如今我们将唐诗宋词并举的背后，是一群士大夫充满悖论感的修文生涯，在文采的表象之下又揭开了他们文论家的魅力（这往往是海内视角难有的关注），艾朗诺不甚精妙地点明其实宋词地位地提升正是因为一群人率先认识到“情”的内在价值与“言情”的重要意义，找寻出突破“诗言志”家国藩篱的新载体，与思想史书写的礼学路线可谓各表一枝。 附： 书中花了不少的篇幅书写了苏轼关于“物”的想法——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事物之上，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事物本身，这使我又很自然地想到了《三体》中关于“物理学不存在了”的感叹。科学研究者立足于“物”之上架构他们的研究宝厦，其实就是“留意于物”，“物”的扭曲或是“物”与“物”之间关系的碎裂，都能撼动、支配他们的情绪，使他们的大厦坍塌。“科学边界”组织的所作所为就是让物理学家去怀疑自己能否真正凌驾于“物”之上，而这答案，也许必将是否定的。

特别特别可爱的一本书。 读完让人感觉心里暖暖的。 对北宋文人有兴趣的可以直接冲。 他的故事像是无数个五光十色的切面，一同拼凑出一份北宋的风尚。从柳永晏殊到欧阳修到苏轼再到米芾黄庭坚晏几道等人，每个人都有那么鲜活而可爱的地方，存在那么多人性中的纠结与矛盾，他们追求真实的美，热闹的享受着，化俗为雅，点铁成金，在无数的日常生活里践行着自己的艺术观念，而作者恰好有这样伟大的的天赋，去理解这些古人，再向读者揭起那个时代的一角。你像是跟着他坐在小舟上漂泊，看着他微笑着对你讲解天上的星河，阅读体验非常良好。 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去洛阳看欧阳修挚爱的牡丹。

切入点非常别致，从欧阳修首创把石碑铭文的书法当艺术品收藏、撰写诗话和花谱、推动词的发展，发现了他和他们从生命中迸发出的具有审美重构意味的冲破力：善于在不意有之之处接纳书法之美，不再想是否美的“正统”；描绘洛阳市井“俗”物，却没流露丝毫士大夫的非难或厌恶，关注不应被士大夫关注的“卑”物，却没有把它写得很低贱；对民间曲词逐步接受，创造出与市民文化搭界及更多开阔蕴意的新词风；艺术藏品交换与艺术鉴赏力更体现着个人价值和自我认同，延伸着正统之外个人选择的张力。这些都彰显出他们在“限度”问题的充分试探——书里总结为了不起的筚路蓝缕之功。 书里将儒家严谨的道德修养观念作背景，试图揭示人在审美上对以往规范的冲破来源于对某种压抑的挣脱，给我以触动。例如“不甘心只做个生活在道德和说教夹缝中的端方君子——当然，之前也有无数不甘心的人，只是此时他们终于公开地承认了这种不甘”“有人更加关注男性之雅、浪漫抒情和审美鉴赏的同时，也有人对苦节、教化和道德自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两股思潮相互攻讦，结果是各自都向前走得更远”“我们很容易便可以看到广泛存在于朱熹等新儒家和苏门后学之间的不信任，这正是分化在下一个世纪中的继续”。 北宋士人对美与审美崭新的书写尽显活力与巧妙。他们的出现为后世积蓄了太多的宝藏。

我们通常认为美是令人愉悦的，至少是给人以享乐的。但是这篇文章用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告诉我们美也可以使人焦虑。北宋士大夫们对待那些被精英阶级普遍认为是“俗”的美的事物，是怎样努力的为之辩护，洛阳的牡丹花和宋之词，这些“美”的事物不仅受到市民阶级的追捧，也同样被士大夫们所了解。 作者从一些个案研究入手，仔细梳理了史料上或真或假的文献，如米芾对于艺术收藏和艺术品价值的突出是如何挑战了传统对待艺术品的金钱价值避而不谈的态度（以苏轼为代表）。如研究欧阳修的一些市井小词是如何颠覆他常规的正统派形象。又以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结合李格非的后记来研究士大夫对牡丹之美抱以一种怎样矛盾的褒之贬之的态度。那些对待“美”的欲赞之又避之的恐惧都使我们了解北宋士大夫们在儒学和新儒学下对待那些“俗物之美”处于一种怎样矛盾态度。这使我们了解到在社会和精英阶层中审美往往带有外部的压力。 这些研究结果挑战了我们固有的认知，告诉我们“美”的合法性（又或者说“美”的标准的合法性）是不断被建构和接纳的，它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通过一代代的证明和努力，使之成为标准。它告诉我们，人类如何以一种独特的视角，从自身出发去看待这个世界。我们欣赏梅兰竹菊四君子，我们认为牡丹因其女性气质和金钱价值而妖且俗…这给我们一种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用古人的视角去看待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努力，我们又该如何审视和发现当下的各种视角（那些我们自认为是独特的，充满个人色彩的）是被规训和被建构的。只有这样才能发现美之焦虑的原因，也才更有可能发现美之外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