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六记

《平生六记》为老“运动员”曾颜修先生于95岁高龄时所写的关于其参加历次政治运动的回忆录。书中讲述了其在担任《南方日报》首任总编辑和《人民日报》“五人领导小组”组长期间，作为工作队队长亲身参加建国初期的镇反运动、肃反运动、1952年土改运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打虎运动”（即反贪污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5年的“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反胡风运动、“六十一人案件”等政治运动中的经历与工作经验。 曾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勇于担当作为，不随波逐流，不畏浮云遮眼，不唯上，自觉克服教条主义简单生硬、轻率粗暴的工作方式，通过扎实细致的调研与审查，一次一资助为无辜者洗刷冤情、平反昭雪。即使1957年自己被错打成右派、被批作“匈牙利的纳吉”，自身已岌岌可危之际，仍然将那些正在受审查而其实并无问题或并无什么大问题的人一个一个地放行。 曾老总结了其一生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做任何工作都一定要深入细致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是坚持底线原则，做人做事一定要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自己良心。明知其错的事情坚决不干。即使为此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无条件地承担。始终把别人的政治生命和身家性命看得比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身家性命更加宝贵。自己可以一百次骂自己是乌龟王八蛋，但决不会说一次别人是小狗、小猫。 这就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赤胆忠心和家国情怀，为当今整日口口声声高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砥砺前行”的共产党员树立了标杆和榜样。正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平生六记》的作者曾彦修先生，是一位人们尊敬的革命前辈和知名学者，写这本书时已95岁高龄。在这本书里记述了1949年后他亲历的6次政治运动：镇反运动、土改运动、三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和四清运动。这6次运动都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震动全国的大运动，是把中国最后推向文革的前奏曲。通过个人经历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人，无疑是这本书的重要贡献，但我认为它的更深刻的意义还不仅于此。  在这6次政治运动中，除了反右后的四清， 曾先生都是这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49年他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社长，1954年3月调到北京后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57年他还一面担任着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组长，一面被《人民 日报》点名为第一个“党内右派”。反右以后，他的身份变成了共和国的一名“贱民”，但1964年，他还是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奉命参加了上海一个印刷厂的四清运动。不管他的身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社会处境多么艰难，他的政治人格和知识分子的良心始终不变，对人对事的原则绝不动摇。 在当时的中国，这些完全不受任何法律制约的政治运动，都是明火执仗，也都是随时可以造成千万无辜者死亡悲剧的运动。  奇迹也就在这里。曾彦修先生以他的人格和良心，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和条件下，努力改变这些运动，以一己之力阻挡运动的“扩大化”。  当时所有的运动领导人，无不以扩大打击面来表现执行中央指示的忠诚度，有哪个人能像曾先生这样，不顾险阻，去挽救几十个无辜者的生存命运！这其中既包括四清中那三十几位最低 微的普通工人，也有在肃反中作为重点打击对象的“特嫌分子”戴文葆这样杰出的文化人。在曾先生的心中，人是没有贵贱之分的，生命的价值是平等的。  但是，为了解救一些危难的人，就会冒犯和得罪一些有权势的人，自己就要付出惨重的代 价。他的党籍、职务、待遇，最后都被剥夺了。曾先生不但无悔，反而认为这是他几十年间做过的 最有价值的事。因为他把别人的生命“至少看得 和自己的生命一样的重要”。这就是他的政治 人格。  这本书开篇的第一段话，就是这样说的：“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 曾先生的政治人格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磨练中铸就的，体现了他的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理想。他不唯上，不盲从，不趋炎附势，不见风转舵；他在几十年政治风浪中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独立思考。他信奉“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他的革命理想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活得自由幸福，受人尊重。他为此奋斗不息。在这本书的每个章节里，他的每一次抵抗和奋争，都展现出他的人格在历史冲突中的力量。  细读《平生六记》，能让我们看到一种正直的、坚定的、高洁的人格，坚强而充满爱心，疾恶如仇而柔情满怀，这才是国人向往和追求的人格。

在历史教科书里，"土改"二字是裹着革命红绸的里程碑，但在《平生六记》泛黄的纸页间，这个词汇剥落了意识形态的釉彩，露出斑驳的肌理。曾彦修以亲历者的体温，熨贴着历史褶皱里那些被遗忘的褶皱，让读者看见华南沿海华侨在土改风暴中飘摇的身影，听见革命理想与现实困境撞击的轰鸣。 华侨群体在革命叙事中始终是个暧昧的存在：他们既是革命资金的秘密输血者，又是需要警惕的"海外关系"携带者。当对岸反攻的威胁化作悬在华南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种暧昧迅速凝结成寒冰。曾彦修笔下的工作队像是行走在钢丝上的杂技演员，既要完成"三天扎根、五天发动"的军令状，又要在宗族网络密布的侨乡甄别敌我。某位华侨地主为地下党送过金条的往事，在阶级成分的显微镜下竟成了"投机革命"的罪证，这种荒诞的叙事逻辑背后，是新政权建立合法性的深层焦虑。 但人性的光芒总能在体制的缝隙里找到出口。书中记载的某个深夜，当工作队员准备将"逃亡地主"的幼子送进收容所时，老炊事员默默给孩子披上自己的棉袄；在批斗会上声嘶力竭的贫农组长，私下里偷偷给华侨家属送米。这些未被写入会议纪要的细节，构成了另类历史档案，证明即便在非黑即白的年代，人心的色谱依然存在灰度。 作为1938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曾彦修的反思显得尤为珍贵。他坦言在划分阶级成分时"手会发抖"，面对华侨家书里掉出的全家福会"眼眶发热"。这种知识分子的犹疑与革命者的果决形成的张力，恰恰印证了革命不是实验室里的化学反应，而是裹挟着人性温度的历史进程。当他把没收的银元换成药品救治疟疾患者时，土改政策在具体情境中获得了伦理的正当性。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彦修先生以惊人的勇气守护着人性的底线。他拒绝在"胡风案"中落井下石，这种选择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异于自寻死路。但正是这种"不识时务"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最可贵的坚持。在集体疯狂的时代，保持清醒已属不易，而敢于对抗疯狂更是需要非凡的勇气。这种勇气，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植根于人性深处的道德力量。 书中记录的那些普通人的善举，犹如黑暗中的烛光，温暖而明亮。在劳改农场，有人偷偷递来一个馒头；在批斗会上，有人投来同情的目光；在绝望时刻，有人伸出援手。这些微小的善行，构成了人性最坚实的底色。它们证明，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人性的光辉也从未熄灭。 曾彦修先生以平静的笔触记录苦难，却让我们看到了超越苦难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对人性的坚守，对真理的追求，对善良的信仰。在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后，他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对他人的善意，这种精神境界令人肃然起敬。 这部回忆录最震撼的启示或许在于：历史正义的实现从来不是单线程的突进。那些被错划成分的华侨后来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当年没收的侨汇建起的粮仓在饥荒年月救活无数生命，这种因果的回环构成了历史的复调叙事。曾彦修没有用后见之明苛责前人，而是在记忆的废墟中打捞文明的碎片，提醒我们任何时代的制度设计都需要为人性的脆弱预留弹性空间。 合上书卷，窗外已是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那些在土改风暴中战栗的华侨故宅，如今多已变成网红咖啡馆。但《平生六记》留下的拷问仍在回响：当国家机器的齿轮高速运转时，我们是否还记得在政策与人之间垫上柔软的衬布？这种思考，或许就是历史留给未来最好的遗产。

这本外表看并不起眼的薄薄的小册子却包含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内在力。它督促我们这些以往时代的过来人，不管今天还在位的或者已经退下来的，都该认真地思索一下：自己在对待人的问题上是否真正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否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坚持原则、明辨是非？是否真正重视了人，重视了人的积极性？对于别人的政治生命和身家性命是否看得和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身家性命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为重要的话）？

这本书不长，读得也很快，很多历史情节我也是首次看到，也算初步了解了当时反右派、四清等运动的一些情况。在读的过程中，就为老先生的行为和品格心生敬佩，读完之后看了点评更是如此。一辈子长也短，在困难时期更是难以自保何况保他人呢？老先生的坦荡、认真、无私以及处事上的经验都让人敬佩，他对人的尊重、对他人政治生命的看重与对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尊重一样。 下面摘录了点评文中的一段话作为我的评价，以致对曾老先生的敬仰： 作者在书的末尾对自己这段工作有这样一个评价：“1957年以后的二十多年中，我虚耗国帑，坐食工农，什么事也没有做，唯一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就是做了上述的这一件事。我将永远为这桩事感到问心无愧。当然，二十多年只做了这一件事，最终还是要感到惭愧的。而且，这一生大概我也就只能做这么一件像样的事了。”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这个平日不大动感情的人在读了这段文字之后也不禁有些黯然。这是一个对党怀着赤诚之心然而因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却正常工作条件的人所发出的至深的感慨啊！作者斥责那种对审干的必要性和获得巨大成绩持否定态度的人，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审干中即使有人被冤枉也是暂时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审来审去，并没有冤枉我什么。”话虽如此说，但这一“审来审去”毕竟使他们虚度了好多时光。在二十多年当中，他当然并非什么事也没有干，但他强调自己在这“二十多年只做了这一件事”，我想是有道理的。这道理大概就是在“问心无愧”这四个字上。

一本好书，于业余读者而言，是知晓肆玖年之后历次疯狂运动的窗口，于专业学者而言，是佐证正史档案的绝佳材料。曾老先生活了九十六岁，在他年富力强的日子里，解救了许多陷入运动漩涡而即将失去尊严与生命的男人女人们，有时候蕴含人性良善的一句指示、一行文字或者一次谈话足够把一个活生生的单薄个体从地狱拉回人间，所以我坚信有福的长寿之人一定与他行善具有重大关联。

读之前，我对曾老了解不多，读之后，肃然起敬。以朴素的语言、真挚的感情如实记录那个荒谬的年代及盲目、卑微、有爱、勇敢的人，渗透着独立的思考、真切的关怀、深刻的反思。相比于人性的恶，当时人更多是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以至丧失基本道德底线。这也是那个时代给人最大的教训，也就是书中一再强调的：“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这是人与非人的界线。”包括作者在内的睁眼的人之所以未被浊流裹挟，也是基于这一点。作者说自己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就是为那三十多个人平反，并谦称是小事、例行公事。但带入那三十来个活生生的生命身上，这些莫须有的政治问题直接关系他们一生的命运，“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甚至更大的责任”。《四清纪实》也是书中最精彩的一篇，十个冤案的平反读起来像侦探小说一样，如朱某的案子，一波三折，从中可以看到曾老民主的做事风格（找本人详谈）、清正的气节，也能感受到当时的政治气候、时代氛围，尤其是它们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创伤。有的人明明没问题，但因害怕，先撂了，如朱某被问及有没做过好事时，连连否认：“没有！没有！我是反动资本家，我有罪，我有罪。​”憋屈得让人心疼，噤若寒蝉。充满质疑、相互揭发的年代，有人能够理解、伸出援手，更不容易，能让人感动得掉眼泪。如作者在跟清洁工、阎某、朱某妻子谈话时，他们都哭了，因为感受到了冷漠世界里的一缕阳光。但即便做了这么多，作者也不居功，并认为自己做得不到位：“我们当时工作没有做到家，未把问题完全弄到底，是个遗憾。”合上书，堂堂正正的背影、盎然坚挺的脊梁毅然树立在眼前，耳边也萦绕着掷地有声的呐喊：“没有个人尊严，就不可能有民族尊严。” 【摘录】 “胡适的威望大体上是越批越高，因为过去不知道胡适为何人的人，现在也都知道了。” “其实，当时从全国说来，有些地方还未解除饥饿状态，现有无数篇文章证明，​‘四清’在农村也是老一套，要先‘诉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不过，行不通，老百姓一诉就诉这几年如何苦法。几乎全都不得不改变老办法。” “我看了哭笑不得：我们在做些什么呀！” “就是说，全国人民都必须个个通体透明，像个水晶人似的。” “不过，我们也太会制造‘敌人’了，似乎举国之人都有‘特嫌’似的，其实，往往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不说得‘左’一点儿，他们就有可能挨整，这是长期以来‘左一点保险’造成的结果。” “我总觉得，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老年的劳动妇女，像老鼠一样地生活着，对周围的人都像怕猫一样地害怕，这是我的理智、良心和我学得的一点儿马克思主义所不能接受的。” “像1957年那样九级、十级地震式的反右派运动，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这样被提前一点儿反了右从而免掉了我去发号施令去打他人为‘右派’​，其实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使人人有很高的自尊心，而决不能几十年天天叫人检讨自辱，放弃任何自尊心。真正到了人民都必须放弃自尊心的时候，这个民族恐怕也就难于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一个民族的自我削弱，几全来自内部因素，而非外力。”

严秀说大字报或者审讯是一种神经战。顶不住的要么会软下来什么都说，要么自杀。所以一定要先下不自杀的决心，算阿Q一番若无其事，敬候裁判就是。我想是这样，又想从这样的年代活下来，也大抵成了一个名声上的残废，总要被旁人疑心扣上同流合污的帽子。也许这不重要了，能活下来的人毕竟是为自己而活的。

这是一部曾先生在三反五反，四清运动中亲身经历的事情，及粉碎四人帮后为冤假错案平反的一些案例。对党史感兴趣的书友可以读一读，了解一下那个年代的人和事。

自己在对待人的问题上是否真正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否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坚持原则、明辨是非？是否真正重视了人，重视了人的积极性？对于别人的政治生命和身家性命是否看得和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身家性命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为重要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