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弟弟们的信

储安平（1909—?）现当代报人。江苏宜兴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次年任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编辑。1936年去英国伦敦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38年回国，历任重庆《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力报》主笔、《中国晨报》主笔。1944年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1946年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等职。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同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失踪，生死不明。著有《储安平集》。—《大辞海》 储安平与《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要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并提出文化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让继续留在大陆的部分自由主义者似乎恢复了先前的动力。1957年4月1日，由胡乔木推荐，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党的政策让储安平似乎恢复了40年代积极发表言论的勇气，在1957年6月1日统战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储安平发言，提出震撼全国的“党天下”之谏，“会上即博得一片喝彩，会下更盛传不衰。大家都记得马寅初当时即用手拍着椅背，连称very good, very good！”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林汉达在会下对别人说：“今天的发言，储安平最好。”第二天储安平的发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一文，由于这次发言，储安平受到影响，不久他提出了辞职。11月12日，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 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一文中，储安平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地位，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插图] 本来“党天下”的说法并不是储安平的发明，早在30年代，罗隆基就用这个说法批评国民党，“党在国上”是那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看不过的，储安平的发言是有很深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础的，那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用自己的言论自由，去批判政府。在就任之初，储安平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1957年夏，储安平说：“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就叫新闻纸，它是报道消息的。”“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他反复强调：“搞头条新闻，时间要争，质量可以少一点。”当时有人问储安平，对于重大新闻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时，他直率地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说到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时，储安平多次说：“这句话说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这些想法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言论自由的思想。 这篇文章彻底刺激了毛泽东，遂于6月8日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全国反右斗争开始。8月，储安平等人被打成右派，从此之后，储安平基本消失在文化的视野之外，结束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涯。储安平成为右派后，一直由九三学社看管，精神上遭受很大的压力。他的长子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他脱离关系，他的婚姻也不幸福，平时在家，很少和人交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他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关于储安平的死，至今仍是一个谜，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终结局。—方光华《中国百年文化思潮》

值得看第二遍，这本书断断续续看完历时很长了，现在印象深刻的就只有书后附的最后一篇论文，正文关于储安平先生的文字都不太记得了，但我知道他很多言论都引起过我的思考，我需要仔细地再看一遍或者是好几遍，下次再看的时候再来留下我的读后感啦。

第一次了解储安平，是在一本不可以言说的传记，仔细研读本书，细细品味之下感觉作者对社会的期冀之情，让人动容呀，前面对英国历史的考据也颇为详细，值得推荐

还没有看过，因为这个人推荐这本书。希望他还在人间。

看待问题之深刻，通观下来除了一些生活、社会现象有所改变之外，本质的问题和角度依然鞭辟入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做到这一点是真的厉害也是真的难，大多人都只是浮于表面或者自以为深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