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政府：流域水资源的公共治理之道

流域水资源是自由流动的，流域水资源陷入衰败或枯竭，流域区各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社会公众等，谁也无法独善其身。面对日益严峻的流域水资源危机，各地方政府、各种公权与私权主体均需要相互携手，共同做出应对。 传统属地治理模式存在固有短板，在属地分段管理之下，各个地方政府优先考量本辖区经济发展、财政收益，上游地区保护水源要承担产业限制、污染治理的成本，良好的水环境收益却外溢给下游，而下游享受优质水资源，却不用承担保护成本。当出现水污染事件时，容易出现责任划分模糊，互相推诿。自上而下的目标考核、专项督查能够实现短期治理成效，但属于运动式治理，没有理顺府际之间的利益关系，督查力度减弱之后，污染问题极易反弹，难以形成长效治理。仅仅依靠强化中央问责，无法从根源消解跨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 协同政府理论，核心是构建一套兼顾科层权威、利益调节、多元参与的整体性治理体系。 第一，强化科层协同。完善正式制度与流域统筹机构，理顺府际权责关系，要打破属地各自为政，需要确立流域整体性治理理念，把流域整体目标置于地方局部利益之上。一方面完善流域层面专门管理机构的职能，赋予其跨区域协调与执法的权限，改变过去机构权责虚化的局面；另一方面则要压实责任制度，清晰界定上下游、左右岸地方政府的治理权责，完善流域层面统一行动，用制度约束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 第二，平衡上下游利益。制度约束可以划定责任，但单纯依靠行政强制很难调动地方主动保护的内生动力，而生态补偿和水权交易正是重要的政策工具。通过横向生态补偿，下游地区向上游支付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上游承担水源保护任务，获得对应的经济回报，让保护生态的地区不吃亏。水权交易则能实现水资源使用权流转，用市场机制优化流域内部水资源配置，用经济手段把流域治理的外部性内部化。 第三，拓展社会协同。流域治理不能局限于政府之间的协同，企业是污染排放的主体，公众是水环境的直接受益者，应当搭建制度化参与渠道，完善环境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并引导企业落实环境主体责任，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流域监测，综合构建出公共能量场。 流域治理本质上是对跨区域利益关系的治理，有言道“治水先治岸，治岸先治人，治人先治官”，治水表面是治理水体，深层是协调不同行政区、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只有科层、市场和社会主体多元协同，才能跳出碎片化治理困局，实现流域水资源可持续的长效公共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