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兴衰四十年3：雄略暴君

蒙曼笔下的隋炀帝杨广，像极了一个“表演型人格的孤注一掷者”——他的一生，是一场为后世“观众”导演的壮丽个人秀。从十年如一日在父母面前扮演乖儿子以谋得皇储之位，到登基后疯狂上马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三征高丽等超级工程，他太享受聚光灯下万众瞩目的快感。蒙曼的高明之处在于，她写透了这种理想主义包裹下的毁灭逻辑：当一个人的表演欲与帝王无上权力结合时，帝国的所有人力物力都成了他挥霍的舞台道具。他把做事的声势规模当成评价政绩的唯一标准，至于民众的温饱死活，不过是舞台上无关紧要的尘埃。如此巨大的张力，使杨广成为了那个万人恨、也令万人迷的悲情角色。书中有雄略亦有暴虐，有千秋功业亦有民怨四起，读来令人扼腕叹息。这场最终失控的帝国演出，再次印证了一个朴素真理：一个拒绝倾听现实声音、将个人宏图凌驾于苍生之上的君主，无论披着多么华丽的外衣，都终将走向历史的反面。

隋炀帝登基以后，定年号为“大業”，从他定的年号可以看出他的野心，他志向宏远欲建千秋万代的伟业以垂名青史 大业初年，隋炀帝就马不停蹄地营建东都、开运河、游江都、巡塞北、修长城、重开丝绸之路，隋炀帝的脚步走到了敦煌玉门关以西，这些事都是在四年以内完成的 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在第二次亲征高句丽且势在必得的情况下，收到一封密信，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隋炀帝迅速撤兵讨伐杨玄感，两个月后杨玄感兵败自杀，隋炀帝在处置叛军时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一时间九州鼎沸，大小乱贼流寇骤起…

好消息是，又完成了一本书的阅读，蒙曼的《大隋兴衰四十年3.雄略暴君》，这一册主要讲了隋炀帝的一系列大手笔的，每一章做的事情，单独拉出来都可以说是功在千秋，雄才大略：营建东都，千秋运河，游幸江都，扬威塞北，经略西域，炀帝西巡，三征高丽,在位这十几年干了这么多大事，真正做到了？雄才大略，独夫民贼；读到这些历史，可以真正感受到隋炀帝极端聪明，才华横溢，千古奇才；但是性情乖张，做事极端，这两点就是隋炀帝的正面与侧面，隋炀帝，有理想，却急功近利；有才华，却蔑视一切；有功业，却不能造福当时百姓。古往今来，大凡超越现实、急于求成者无不受罚于事物发展规律，望后来者鉴之。 这里，我引用张笑宇在商贸与文明里对封建社会，农民的生活生产成本。“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吧。根据经济史学家宁可的估计，西汉一家自耕农一般有五口人，其中主要劳动力一般有两个，每个劳动力耕作的土地面积大约合今天的14.4亩；根据土壤条件的不同,14.4亩的产量折合成小麦大概在1,450——2,900斤。与此同时，汉代人口平均每年消费的粮食大约是480斤，按每个劳动力负责养2.5人计算，所需口粮大约1,200斤。乍看起来，即便是条件较差的土地，也有100斤左右的余粮。但是，这个数字既没有考虑荒年、歉收，也没有计算税赋和徭役。仅就田税而言，汉初的税收比例是“十五税一”，按较低的1,450斤计算，刚刚好把余粮收走；如果遇上灾年，这家人就要揭不开锅。后来，汉景帝把这个比例改作“三十税一”，实际上也就是给较差状况的农民每年多留出了50多斤余粮。单就这一条，已经足够让汉景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两千年的“贤帝”美名。 然而，田税并不是西汉农民唯一要承担的负担，西汉农民还需承担人头税（成年人每年约一百二十钱）、财产税（每万钱家资征收一百二十钱，即1.2%的税率）和徭役（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向国家提供一个月的劳动力，一生中还要额外有两年为国家义务劳动）。此外，即便这些都纳入进去，这里计算的还只是自耕农的状况。如果考虑到佃农，也就是向富户租种土地进行耕种的农民，地租比例在1/3左右，而像这样的收租比例，佃农连自己吃饱饭都困难，被迫典身为奴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汉代只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缩影。根据气候学家的估计，汉代在中国历史上属于温暖期，粮食产量水平还算比较高。但即便是在这些年代，根据我们的税赋负担统计，农民也只是勉强能够温饱，一遇天灾人祸，就要卖身为奴隶，罔论安居乐业。 而且，“十五税一”的负担刚好把农民生产的剩余财富压榨殆尽，让其维持在生存线上下，这可能不是偶然，而是在漫长的零增长社会博弈中，统治阶层自发摸索到了对农民极限压榨水平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正常年份下，武士集团对农民的统治刚刚好达到了没有官逼民反的程度。如果遇到天灾减产，大规模起义就无法避免。”

炀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谥号之一，《谥法》说：“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又好色，又害民，又违礼，又逆天，真可谓坏事做绝。但隋炀帝杨广曾经是气吞六合的风流天子。 他是志存高远急功近利，精力旺盛，才情横溢骄傲自负的独夫民贼。细究隋炀帝到达江都之后所做的两件大事就能明白，隋炀帝巡游江都，绝不仅仅是游山玩水，而是有着宣扬国威、巩固统一、促进交流的重大意义。通过一次巡游，不显山、不露水地解决了这么多问题，既震慑了南方，又恩养了人心，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实上，隋炀帝巡游江都，和他之前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一样，都是找准了时代脉搏，也把握好了历史发展方向的大举措，让隋炀帝的政治眼光和政治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隋炀帝的弱点在这次巡游过程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前面屡次强调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之外，还有一点同样非常致命，那就是讲究排场，铺张浪费。

很多皇帝会让人又爱又恨 但隋炀帝真的是一无是处，绝对配得上亡国之君的头衔。他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暴虐无度、铺张浪费、毫无底线，他在位时劳财伤民，民不聊生。

"翁媪黄昏闲来坐，指点晚霞话隋皇。"读完第三卷，我一直在想序言里这句诗：一个搅动过整个时代的人，最终沉淀为田头巷尾晚霞里的一句闲话。可在他活着的时候，隋炀帝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一场实验，他登基不过数年，就同时启动了营建东都、开凿运河、巡游江都三件大事，此后又扬威塞北、西巡西域，把帝国的疆域和声威推到极盛。蒙曼不骂他，也不替他辩护，只给出四个字的新评价：理想高、精力好、功业大、才情美。然后轻轻补了一句诊断：不是他的理想错了，而是他实现理想的节奏错了，操之过急。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破了我对"暴君"的所有刻板想象。我忽然觉得，隋炀帝或许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太喜欢用理想的蓝图来衡量现实，而不是用现实的承载力来调整蓝图，整个人完全沉浸在自我感动之中。他无法把自己的理想转化为可持续的实践：眼光能够越过地平线，却看不见脚下的裂缝。可话又说回来，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游幸江都，每一项都具备前瞻性！皮日休说得好："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把龙舟的排场去掉，炀帝的功业足以与大禹论高下。这才是最让人惋惜的地方：他不是没有看见远方，只是不肯低头看路。理想的列车开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听见轨道断裂的声音。 读这一卷时，我总忍不住把它和前面两卷摆在一起。文帝用三十八年攒下满仓府库和精密制度，却把人心饿成了空壳——那是"饥饿盛世"；炀帝接手，连攒的耐心都没有，直接把帝国未来预支干净。文帝是"多威少恩、多政少德"的赶工者，炀帝是升级版：他赶工赶得更急、铺张铺得更凶，还要在赶工的路上诛功臣、杀老臣、灭书生。杨素自污求活仍被逼死，高颎从被废到被诛，薛道衡因言获罪，张衡忠心难保，容不下功臣，容不下老臣，容不下无威胁的书呆子，最后身边只剩苏威、裴矩、虞世基那样的专家与秘书。一个拒绝杂音的系统，是听不见裂缝开裂的声音的；而一个只要专家、不要宰相的朝廷，也注定没有人能拦住他走向深渊的那一步。隋炀帝自始至终用同一套逻辑行事，相信大工程的伟力，也迷信个人意志的伟力；对时代大势有惊人的远见，对人心民力有惊人的短视。 隋炀帝值得惋惜吗？值得，因为他的理想并非虚妄；该警惕吗？更值得，因为每个时代都有自认能越过地平线的人，而历史反复提醒我们：看不见脚下裂缝的雄心，终会把整座帝国带进裂缝里。

太雄才大略太理想宏大太自信刚满了！ 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有这么好大喜功的一个人，南下船队那么长，移动的宫殿，打高句丽需要一百多万兵力去不战而屈人之兵，就算这样也得有点军需常识。 现在已经没办法了解到具体史实了，隋炀帝被后代黑太多了。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以前只知他是骄奢淫逸、滥用民力的暴君，现在才知道他藏在争议背后的雄心：营建东都、开凿运河、经略西域、扬威塞北……每一件事都透着成就千秋伟业的雄心，也确实为后世留下了深远影响。 可这份雄心，终究被他的刚愎自用、好大喜功拖入深渊。他自负才略，急于求成，不顾民生凋敝，一次次透支国力，最终让盛极一时的隋王朝走向崩塌。 隋炀帝并非昏庸之主，与沉溺酒色的北周宣帝、耽于享乐的陈后主截然不同——他有经略天下的抱负，却因过度自负与急功近利，亲手将王朝推向了覆灭的边缘。所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到头来，都为唐做了嫁衣裳，真是可悲可叹！

隋炀帝最能代表的就是人的多面性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因为他的英雄气概，他的好大喜功。隋朝建立东都洛阳，开凿运河，巡幸江都，留下了好大的工程。但也因他的刚愎自用，骄傲自大，在一次次工程和战争中没有体恤过百姓的辛苦，没有采纳大臣的建议，一意孤行最后导致隋朝灭亡。

最后有点嘎然而止的感觉！怎么就只写到二征高句丽，狼狈而归这里，我还以为会详细讲到老广嘎掉那时呢。跟前面的风格有点不搭呀！ 感觉隋炀帝的故事真的是太戏剧性了，或许戏刷本身就来源于生活，想象不到的荒唐，不代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只是咱们这个时镜这个阅历想象不到。 其实还可再写一半那么多的，只讲到第一次开始有人真正起来造反，杨谅那次先忽略不计，后面应该还有很多精彩转折的，看不够，希望老师以后出个增补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