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时代

转书友 本书虽然很多是作者的历史推论，很多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历史底蕴进行的时代划分，是作者对于历史规律的思考和根据历史事实的提炼做出的趋势分析和推论。 这本书的角度很宏大很新颖，与目前很多历史书籍单纯的“事件人物”分析，本书从历史事实出发提炼出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是跳出圈外看这历史长河的鸿篇巨制，虽然不免带有个人色彩，但是这样的治史方式聚沙成塔聚滴成河具有清晰的逻辑性和规律性。为我们看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角度。 我觉得多看这样的书才能形成自己的历史观，才能对历史事件有跳出局外的宏观判断。希望也能多读到这样结构的关于历史的书。 首先看完本书想先谈谈自己的几点直观感受（部分个人观点），再对几个主要内容进行简单的整理。 1. 中国国家文明何以延续不断 中国是古老文明中唯一一个延续不断至当今社会的国家。书中也分析很多原因。地理决定论就不谈了，个人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文化精神。那么是什么样的精神，首先就是“尚一”的精神，这个“尚一”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共识，中国民族是注重实践的。无论是上古时代黄帝结束无序竞争的战争，还是后来的治水实践。无不体现了在“一”之下的好处。有序竞争，集中力量办大事（治水）。可能从这些实践中就形成了中国“一”的基因。 除此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从周开始的文化（或者叫文明）开创。中国的“一”有形基因个人觉得是从周的“周易”开始的。为什么这么说，“周易”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两个字“变化”，白可以变成黑，黑可以变成白，体现在文明中了中国文明的包容性，任何外来势力都可以被同化为“中国”。从“华夷之变”，到后来的民族同化。早期区分“华”和“夷”的最重要标准就是是否遵守周礼，遵守周礼即为华否则则为夷。到后来的是否遵从儒家文化。无不体现了“变化”和“吸纳”。大家也都知道中国自古是没有很强的民族观的，直到近代民族观念传入中国才形成“中华民族”这一说法。因此，以往是通过文化和礼来区分“你”和“我”的。跟我同一文化信奉的就是“我”。 如此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包容力和吸纳力，谁要入主“中原”就必须在这一“文化体系下”运作。多以不管是汉人、蒙人、还是满人建立国家。在这片土地上总体上都是一个“套路”的传承。这也是中国不靠宗教能团结阶层的文化内涵。 西方文化一是地理割裂，二是没有统一同一的文化信仰。这就要说道本书中的一个观念即西方古典国家是“质胜于文”的。特别注重武力扩张，不注重文化同化和统一。因此武力消退之后只剩一地鸡毛。再加上民族观念的加持，更加剧了分裂。唯一统一的信仰“基督教”，在分裂的基础上只能造成中世纪的黑暗。 2. 本书的几个重要内容及思考 国家发展脉络： 原始部落-部落联盟形成大部落-无序竞争-强大部落建立秩序-有序竞争-部落联盟（邦联制）-邦联制国家-联邦制国家-统一集权王朝国家-现代民主国家。 其实现代的西方国家名义为民主其实是大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掌握在大资产阶级或者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客手中。从本质上说还是一种贵族政治。 从中国的政治权利发展模式可以看出中国的先进性，从古至今中国国家权利发展为王权-王权贵族共治（直到隋朝）-士族进入国家权利（科举）-民权时代（当代）。可以清晰的看出权利的逐级转移（王-封建主-大夫-士-民）。 国家的历史分期及早期国家速亡现象： 古典国家的四个时期（不包含国家创立的酝酿期）， 第一历史时期，国家初创时期共16个国家，主要分布在西亚（12个）。主要的特点为带有实验性质，文明发展不具备连续性与继承性。以及多中心替换（除中国外）。 第二历史时期（轴心时代），之所以称为轴心时代，是说这一时期形成了普遍影响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文化基因均在这一时期产生。如基督教、中国的文化争鸣爆发期。 第三历史时期（复杂蜕变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新国家，尤其是欧洲和西亚。这一时期国家文明的创造力大幅度衰减。只在以往的文明架构上修修补补，甚至滑向腐朽黑暗期。国家间的生存竞争加剧，且出现了文化差异导致的消除文化异端的战争。 第四历史时期（衰减期），古典国家普遍走向僵化腐朽。文明冲突空前泛化。 国家文明的三次危机 生长停顿危机，国家文明处于停顿期，也蕴含着变化基因（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其本质是国家文明的陈旧性，需要革命性创建新的国家文明。在这一停顿期过后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 文明僵化危机，在新国家的修修补补中，改革投入已经很难产生正向效应。中国的宋至清，欧洲的中世纪。中国以“存天理灭人欲”的僵化文化为开端，欧洲则进入宗教黑暗统治。 文明发展停滞危机，是当代世界国家文明危机。科学技术空前发达，但是国家文明发展无力。具体为文明的“拉帮结派”畏惧其他文明的发展壮大。信奉零和博弈，拒绝共同发展。呈现的是低道德水准的文明沉沦。这里当然指西方国家。 从整书看来作者对中国文明基因具有很强的信心，但也提出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病灶。以及对当代中国文明认知混沌状态的担忧。以及对中国文明的一些重建思索。 这其中，个人觉得文化思想状态的额多元性与统一大帝国意识形态的矛盾是最应该解决的问题。 图大则缓 远不畏行！

我来搜索关于孙皓晖《国家时代》这本书的主要观念和思维导图相关信息。 根据搜索结果，我为您整理孙皓晖《国家时代》的主要观念和详细思维导图： --- 一、核心思想体系 1. "国家时代"概念 《国家时代》是孙皓晖在《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后潜心沉淀近十年的文明史力作。该书以"国家文明"为切入口，提出国家作为社会发展的"人造平台"，是人类文明发生质变提升与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历史条件。作者以"国家"的兴亡存灭为轴心，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五个历史分期，涵盖创世神话直至当代社会。 2. 问题意识与写作缘起 该书从对中国当代社会道德基础和价值体系的危机性焦虑出发，提出站在历史实践的立场，对整个人类社会文明重新加以审视。孙皓晖认为，当代中国处在文明重建、实现文明跨越的重大历史时期，必须厘清文明根基问题。 3. 核心方法论 - 以中国人的语言谱系解析世界文明，看人类国家文明的历史发展逻辑 - 以世界文明的视野呈现中国文明，在对比中发现中国绵长生命力的历史基因 --- 二、主要观念详解 五大历史分期 孙皓晖以"国家"的兴亡存灭为轴心，提出国家时代的五个历史时期： 分期 核心特征 神话时代 创世神话与文明萌芽 早期国家时代 国家文明的初步形成 古典国家时代 国家文明的成熟与鼎盛 中世纪国家时代 国家文明的僵化与衰落 现代国家时代 工业文明与当代社会 中国文明的三大历史特征 孙皓晖认为中国文明在5000年历史实践中锤炼出原生生命力的三大特征： 1. 强势生存价值观——面对危机时的顽强生命力 2. 政治文明创造力——不断创新的制度设计能力 3. 多元均衡文明体系——包容并蓄的文明整合能力 中国政治文明的五个良性价值 1. 大公传统——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 2. 力行统一——追求大一统的政治实践 3. 国土神圣——疆域完整的国家意识 4. 文明融合——多元一体的文明整合 5. 人才兴国——尚贤使能的治国理念 文明史视角的三大跨越 孙皓晖提出中国正面临有史以来的第三次文明跨越： - 第一次跨越：从五帝到大禹治水，直到启建立夏朝，是国家文明的开端 - 第二次跨越：从春秋战国到秦统一中国，从诸侯分制到中央集权，跨越到统一文明时代 - 第三次跨越：从农耕时代创建工业时代新的中国文明体系（正在进行中） --- 三、详细思维导图 ``` 《国家时代》 │ ├── 总论：文明重建的历史使命 │ ├── 问题意识：当代社会道德基础与价值体系危机 │ ├── 方法论：历史实践主义立场 │ ├── 核心命题：国家作为"人造平台"的文明意义 │ └── 目标：破除西方文明观思维定式，确立中国文明话语权 │ ├── 第一编：国家文明的历史分期 │ ├── 神话时代——创世神话与文明萌芽 │ ├── 早期国家时代——国家文明的初步形成 │ │ └── 大禹治水：奠定中国国家文明根基 │ ├── 古典国家时代——国家文明的成熟与鼎盛 │ │ ├── 春秋战国：大争之世的国家竞争 │ │ └── 秦帝国：古典国家文明的最高巅峰 │ ├── 中世纪国家时代——国家文明的僵化与衰落 │ │ ├── 汉武帝"独尊儒术"：对国家文明的致命打击 │ │ └── 宋代：古典中国政治文明的蕞大跌落期 │ └── 现代国家时代——工业文明与当代社会 │ └── 第三次文明跨越：创建工业时代新的中国文明体系 │ ├── 第二编：中国国家文明的独特性 │ ├── 6000年文明史的独特地位 │ │ └── 世界唯一存续的文明体 │ ├── 三大历史特征 │ │ ├── 强势生存价值观 │ │ ├── 政治文明创造力 │ │ └── 多元均衡文明体系 │ └── 五个良性价值 │ ├── 大公传统 │ ├── 力行统一 │ ├── 国土神圣 │ ├── 文明融合 │ └── 人才兴国 │ ├── 第三编：世界文明比较视野 │ ├── 破除西方文明观的思维定式 │ │ ├── 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线性史观 │ │ └── 批判"东方专制主义"偏见 │ ├── 中国vs西方：文明发展路径比较 │ │ ├── 中国：连续不断的文明跨越性 │ │ └── 西方：断裂与重建的文明模式 │ └── 大国文明兴亡法则 │ ├── 兴：制度创新、人才汇聚、精神凝聚 │ └── 亡：制度僵化、人才流失、精神涣散 │ ├── 第四编：当代中国的文明重建 │ ├── 历史经验 │ │ ├── 秦帝国统一文明的历史经验 │ │ └── 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教训 │ ├── 现实挑战 │ │ ├── 文明形态的残破：农村、城市、商业文明混合体 │ │ └── 价值观分裂：西方思潮与儒家复兴的矛盾 │ └── 未来方向 │ ├── 越过两千年地平线，与文明最高峰对接 │ ├── 恢复思想体系的多元化 │ └── 实现向工业时代新文明体系的跨越 │ └── 结语：文明话语权的确立 ├── 重建中国文明的精神信念 ├── 发现构成民族精神生命的核心价值观 └── 为世界文明提供中国智慧 ``` --- 四、与《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的关系 《国家时代》与《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构成孙皓晖文明史研究的双璧： 维度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国家时代》 时间跨度 前三千年（五帝至秦帝国） 六千年（创世神话至当代） 空间视野 主要聚焦中国 世界文明比较视野 核心概念 原生文明 国家时代 理论深度 文明正源的梳理 国家文明兴亡法则 现实关怀 寻找文明话语权 文明重建与第三次跨越 两书在史观上一脉相承，都是大时代的问题、整个原生文明的问题。《国家时代》将视野从"原生文明"拓展到"国家时代"，从"中国前三千年"拓展到"世界六千年"，从"寻找正源"深化到"文明重建"。 --- 五、学术定位与评价 孙皓晖通过《国家时代》试图实现： 1. 突破西方在文明史领域的话语霸权 2. 为当代人提供所亟需的国情认知与价值观认知 3. 确立中国文明话语权的有力尝试 该书被认为是继《大秦帝国》《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之后，孙皓晖数十年文明史力作的首次结集，呈现真正体现民族精神的文明内核。

阅毕。这是当代历史大家孙皓晖先生的力作，拜读过《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对其印象深刻。本书更是场面恢弘，从氏族形成到国家形成的演变，从国家形成到文明形成演变，以及文明的中断/恢复/反思，中国与同时代文明国家的比较等，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自身。孙皓晖先生的《大秦帝国》，大家一定印象深刻，是我们很喜欢的大作。推荐ing。

看了127页，几点感受：一是较多感慨性的结论，而又论据不足，主观色彩较浓，二是定位有点散乱，作为学术著作，被广为认可的名词术语较少，自创的较多，容易引起歧义。如果作为文学作品，语句相对冗长幽深，不够简练明快，不便于理解。先放弃了，有更多书友读到后面强烈推荐时再捡回来看

这本书总体来讲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也非常佩服作者的宏大叙事。作者努力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几千年起起伏伏，一直屹立在世界东方，并且在积贫积弱以后又重新振兴，这振兴的背后的强大文明基因是什么？作者在分析西方和穆斯林部分个人有保留态度。作者在外国部分检索的文献不够全面，所以得出来的结论有一些偏颇，明显偏向一个，打压一个。作者更善于中国部分的分析，也相对比较令人信服。作者对于中国的军事作战部分和中医部分以及政治智慧部分分析的非常精彩。 不足之处，个人感觉中华民族确实是生存下来了，而且也非常的伟大，但是对于各个朝代人民的幸福指数分析的几乎没有涉及，所以正如王朔所质疑的，中国所谓的盛世是老百姓的盛世吗？还是君王和臣宰的盛世？比如康乾盛世，就是一个贫穷的盛世。

本书虽然很多是作者的历史推论，很多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历史底蕴进行的时代划分，是作者对于历史规律的思考和根据历史事实的提炼做出的趋势分析和推论。 这本书的角度很宏大很新颖，与目前很多历史书籍单纯的“事件人物”分析，本书从历史事实出发提炼出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是跳出圈外看这历史长河的鸿篇巨制，虽然不免带有个人色彩，但是这样的治史方式聚沙成塔聚滴成河具有清晰的逻辑性和规律性。为我们看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角度。 我觉得多看这样的书才能形成自己的历史观，才能对历史事件有跳出局外的宏观判断。希望也能多读到这样结构的关于历史的书。 首先看完本书想先谈谈自己的几点直观感受（部分个人观点），再对几个主要内容进行简单的整理。 1. 中国国家文明何以延续不断 中国是古老文明中唯一一个延续不断至当今社会的国家。书中也分析很多原因。地理决定论就不谈了，个人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文化精神。那么是什么样的精神，首先就是“尚一”的精神，这个“尚一”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共识，中国民族是注重实践的。无论是上古时代黄帝结束无序竞争的战争，还是后来的治水实践。无不体现了在“一”之下的好处。有序竞争，集中力量办大事（治水）。可能从这些实践中就形成了中国“一”的基因。 除此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从周开始的文化（或者叫文明）开创。中国的“一”有形基因个人觉得是从周的“周易”开始的。为什么这么说，“周易”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两个字“变化”，白可以变成黑，黑可以变成白，体现在文明中了中国文明的包容性，任何外来势力都可以被同化为“中国”。从“华夷之变”，到后来的民族同化。早期区分“华”和“夷”的最重要标准就是是否遵守周礼，遵守周礼即为华否则则为夷。到后来的是否遵从儒家文化。无不体现了“变化”和“吸纳”。大家也都知道中国自古是没有很强的民族观的，直到近代民族观念传入中国才形成“中华民族”这一说法。因此，以往是通过文化和礼来区分“你”和“我”的。跟我同一文化信奉的就是“我”。 如此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包容力和吸纳力，谁要入主“中原”就必须在这一“文化体系下”运作。多以不管是汉人、蒙人、还是满人建立国家。在这片土地上总体上都是一个“套路”的传承。这也是中国不靠宗教能团结阶层的文化内涵。 西方文化一是地理割裂，二是没有统一同一的文化信仰。这就要说道本书中的一个观念即西方古典国家是“质胜于文”的。特别注重武力扩张，不注重文化同化和统一。因此武力消退之后只剩一地鸡毛。再加上民族观念的加持，更加剧了分裂。唯一统一的信仰“基督教”，在分裂的基础上只能造成中世纪的黑暗。 2. 本书的几个重要内容及思考 国家发展脉络： 原始部落-部落联盟形成大部落-无序竞争-强大部落建立秩序-有序竞争-部落联盟（邦联制）-邦联制国家-联邦制国家-统一集权王朝国家-现代民主国家。 其实现代的西方国家名义为民主其实是大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掌握在大资产阶级或者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客手中。从本质上说还是一种贵族政治。 从中国的政治权利发展模式可以看出中国的先进性，从古至今中国国家权利发展为王权-王权贵族共治（直到隋朝）-士族进入国家权利（科举）-民权时代（当代）。可以清晰的看出权利的逐级转移（王-封建主-大夫-士-民）。 国家的历史分期及早期国家速亡现象： 古典国家的四个时期（不包含国家创立的酝酿期）， 第一历史时期，国家初创时期共16个国家，主要分布在西亚（12个）。主要的特点为带有实验性质，文明发展不具备连续性与继承性。以及多中心替换（除中国外）。 第二历史时期（轴心时代），之所以称为轴心时代，是说这一时期形成了普遍影响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文化基因均在这一时期产生。如基督教、中国的文化争鸣爆发期。 第三历史时期（复杂蜕变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新国家，尤其是欧洲和西亚。这一时期国家文明的创造力大幅度衰减。只在以往的文明架构上修修补补，甚至滑向腐朽黑暗期。国家间的生存竞争加剧，且出现了文化差异导致的消除文化异端的战争。 第四历史时期（衰减期），古典国家普遍走向僵化腐朽。文明冲突空前泛化。 国家文明的三次危机 生长停顿危机，国家文明处于停顿期，也蕴含着变化基因（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其本质是国家文明的陈旧性，需要革命性创建新的国家文明。在这一停顿期过后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 文明僵化危机，在新国家的修修补补中，改革投入已经很难产生正向效应。中国的宋至清，欧洲的中世纪。中国以“存天理灭人欲”的僵化文化为开端，欧洲则进入宗教黑暗统治。 文明发展停滞危机，是当代世界国家文明危机。科学技术空前发达，但是国家文明发展无力。具体为文明的“拉帮结派”畏惧其他文明的发展壮大。信奉零和博弈，拒绝共同发展。呈现的是低道德水准的文明沉沦。这里当然指西方国家。 从整书看来作者对中国文明基因具有很强的信心，但也提出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病灶。以及对当代中国文明认知混沌状态的担忧。以及对中国文明的一些重建思索。 这其中，个人觉得文化思想状态的额多元性与统一大帝国意识形态的矛盾是最应该解决的问题。 图大则缓 远不畏行！

孙老师的历史储备量惊人，向吾辈这些知识储备少的人，要看懂孙老师的书需要不断的学习了解历史的真实情况，可是留给我们的历史又有多少是真相呢？拨开迷雾才能看清真实的世界，读书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不断的反思不断的实践才能有更多的收获！

花了21小时读完这部堪称史学研究经典的《国家时代》！孙皓晖研究了上古以来6000余年的中国历史，与同期的世界其他文明做了深入的对比分析，提炼出了中国国家文明的缘起和基石，对其他国家文明的提炼也是相当精彩。作者立意新颖，思维开阔，高屋建瓴，文风气势磅礴，论证有力且引人入胜，佳作一部！ 尼尔·弗格森的《文明》一书中提出的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对我们具有思维方法意义上的参考。他提出的西方核心价值观体系，有六个基本方面。如下—— 为什么西方可以主宰其他地区，而非相反呢？我认为这是因为西方发展出6项撒手锏，这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它们是： 1．竞争。欧洲的政治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在每个君主制国家或共和制国家内，都存在着多个相互竞争的集团。 2．科学革命。17世纪，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所有重大突破均发生在西欧。 3．法治和代议制政府。这一优越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于英语国家，它以私有财产权以及由选举产生的代表财产所有者的立法机构为基础。 4．现代医学。医疗保健在19和20世纪的所有重大突破，都发生在西欧和北美，其中包括对热带疾病的控制。 5．消费社会。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以棉纺织品为开端，涌现出大量提高生产力的先进技术，同时对物美价廉的商品需求也为之扩大。 6．工作伦理。西方人最早将更为广泛而密集的劳动和更高的储蓄率结合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资本的持续积累。 人类社会性的发展节点，是一个上升性的历史逻辑链。 最简约地说，这个上升性的历史逻辑链是：个体人群→婚姻组合→家庭→家族→氏族→部族或部族群→民族或民族群→国家。 人类群体的无序争夺泛滥到一定程度，人类理性就会涌现出一种普遍需求——创建一种具有强力制恶功能的平台，使人类的生存竞争具有可以接受的秩序性。这就是国家产生的历史需求。 正是国家的社会机器特质，决定了国家的结构特质——在国家形态下，一部分人享有巨大的权力，而权力框架之外的广大人群，则处于受限制的不自由状态，及相对贫困的不良生存状态。 掌握国家机器操作权（统治权）的政府阶层，往往发生动机异化，将原本体现全社会利益的国家意志扭曲为高层利益群体的集团意志；将以国家强力为后盾的良性法律体系，扭曲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恶性法律体系。如此，使国家平台的具体社会形式——某个政府，蜕变为根本背离创造国家的全民族意愿的恶性平台，从而迅速加剧人民大众的苦难。 国家时代一开始，国家形态下特有的社会冲突形式就开始了。人们既离不开国家，又严重不满背离国家创造动机的国家权力体系。于是，理性的民族与民族群就开始了一代又一代的国家更新运动——推翻违背全民族理性的昏聩的国家政权，重建相对满意的国家新政权。这是某些民族在早期国家时代开始之后就已经发生的又一次社会觉醒。 要使国家平台保持全民族创造国家时的清新本质与最初意愿，只有不断地更新国家机器，淘汰不合格的政府，重建人民相对满意的国家机器；否则，国家形态与国家机器将因老化而变得腐朽乃至变质，变为完全违背创造者意志——民族社会意志——的恶性权力体系，给社会发展带来另类巨大破坏。 在希腊神话与《圣经》之中，人类在出发点上是消极被动的生命群体，只是在天神赐予人类以原初生命与原初动力之后，人类才开始了自己有条件的创造。天神，是人类进入生命存在的第一出发点；天神，是人类进入文明创造活动的第一推动力；天神，是与人类不同本质的生命存在，他们生活在大地之外的未知空间。人类就是人类，天神就是天神，两者具有不可逾越、不可转换的生存特质。显然，古希腊神话与《圣经》，是西方族群对人类文明远源的模糊记忆或特定想象，具有先天的精神上的被动性。 在中国创世神话与远古传说中，举凡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根基，都是人群中的英雄人物创造的；完成了创造性业绩的英雄们，或在生前，或在死后，变成了被人群永远敬仰的神。这就是中国上古族群记忆中的“人神”或“神人”。他们从开拓生存的众生中走来，从创造人类更高生存状态的英雄中走来。他们，是人类个体英雄在族群精神中的神圣性轴心。在中国创世神话中，神可能降落凡尘而为人，人也可能生命飞升而为神；神以“人寰”为根基，人以“登天”为升华。总之，人与神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与神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空间，具有可以互相通联的同质性。 神话，是一个民族对生存环境起源与自身生命诞生的追忆或想象。神话的特质，是充满了模糊性与矛盾性，以及无可验证的虚幻性。神话的意义，在于它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个民族的原初思维方式，也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所能达到的对世界的解释能力、解释方法，以及解释高度。 中国早期人群的这种深邃、酷烈而又壮美无比的史前神话，构成了我们生命群体最早的精神因子。在这种精神因子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就是“天地万物皆可变”的思维基点。由此生发，承认变化，力求以己身之变化而顺应天地之变化的深刻认知，深深植根于中国民族群的心灵深处。在后来的历史实践中，“沧桑巨变”的理念始终是中国民族群历史意识的最核心基点。中国民族群之古典文化，所以将对国家的革新再造呼之为“变法”，将“改朝换代”视之为“顺时应势”的国家文明更新，凡此等等，说到底，都是来源于中国民族群原初思维方式的基本点——承认变化并追求变化的核心精神。 以神农氏时代为界限，包括神农氏时代在内的之前时期，谓之“朦胧传说时代”；之后从黄帝开始的五帝时期，谓之“清晰传说时代”。 远古朦胧传说时代，中国族群共出现过四个标志性的人神领袖——伏羲氏、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这四个半神半人的创造者，是中国神话时代之后的四大圣雄。 在无序争夺的大背景下，先民们进入了远古清晰传说的黄帝、炎帝时代。 黄帝时期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成功消弭了远古社会的无序大争夺，完成了中国远古族群最早的秩序大聚合，成功避免了远古族群在自相残杀中同归于尽的深刻悲剧。 在这次确定治水领袖的最高联盟决策会议上，创造了中国国家文明的四大部族的领袖，全部都出现了。这四大领袖及其部族是：以禹为首领的夏人部族，以契为首领的商人部族，以后稷为首领的周人部族群，以伯益（大费）为首领的秦人部族。这次最高联盟会议的决策是：夏、商、周、秦四大部族一起参与治水；夏族为轴心，禹为统领；其余三大部族为共同治水力量，三大首领为辅佐决策者。如此，共同构成了第三次迎战大洪水的主力族群。 伯益部族战败了，伯益被夏启势力杀死。 这次事变，是远古权力传承发生的第一次大变局。这场变局的实质，是最高权力的传承法则，由古老的以“公天下”为价值理念的选贤禅让制，转变为新的以私天下为价值理念的血统承袭制。历史主义地看，这一巨大变局，是早期国家确立的最重要标志。 总体上说，上古中国大陆的生存环境，既有广阔性特征，又有一定的封闭性特征。广阔性——上古华夏大陆无天险隔断的整块地域很大，从北至南，至少有五大流域——黑水及辽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珠江流域——形成了人群的聚居地。这是早期国家时代有最为广大的部族民族群居住的一方大陆。封闭性——这块大陆东部、南部临大海（四海），北部为广阔的严寒地带，西部是连绵的高山与尚且未知的西域环境，西南部则更是矗立着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一天险地形，基本完全隔断了早期中国族群与南亚次大陆的联系）。 如此，在这块大陆居住的各个部族民族，在五大流域的广阔范围内互相争夺、互相征服、互相交流、互相融通，就成为大封闭范围内的一个特定世界。中国上古族群之所以将这一辽阔的封闭大陆称为“天下”，根本原因，是当时的视野基本不具有接触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的可能。 早期国家第一历史时期最后阶段的历史大图景是—— 当世界国家文明行进到公元前800年上下的时候，16个参赛选手中，大部分都被淘汰出局了。仅存的5个国家，成为世界国家文明的“种子选手”。在这5个种子国家中，古埃及与古希腊大体上依循着旧有形态发展，处于进退无定的动荡徘徊境地或黑暗时代。古印度处于混乱模糊状态，没有任何重大的文明发展。亚述帝国则长期陷入军事扩张，狂热昏乱，正处于自我爆炸的前夜。只有亚洲东部的中国，已经稳步进入了早期国家的高级阶段，创造出了非常成熟发达的国家文明——体系精密而运转有效的联邦制国家形态。 中国对匈奴游牧部族群长期反击分化，最终获得全胜。这一时期，大约从公元前300余年（中国战国初中期）开始，直到国家文明第三历史时期的公元290年左右（中国东汉末期与三国中期），历时600年上下。这一历史时期，匈奴部族群融会中国周边几乎所有的游牧部族群落，主要是接纳了已经在中国的长期反击中衰落的诸胡部族，也接纳了来自欧洲东部的诸多游牧部族，形成了空前的、世界范围内的游牧部族大联盟的战争力量，对当时的中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当时情况下，世界农耕民族建立的国家，几乎没有一个能经得起如此庞大的游牧部族的骑兵集群冲击。唯独最为成熟的农耕民族——中国民族群，以强大的国家形态为历史平台，以严密的组织与高水准的战争智慧，历经连绵不断的战国三强——秦、赵、燕——大反击、秦帝国大反击、西汉大反击、东汉大反击、三国大反击，及广泛的文明融合与商贸交流，及至三国曹操时期，占据广阔北部地域的强大匈奴部族群，实力大为衰减。西汉末，匈奴部族群已分化为南匈奴、北匈奴两大集团，曹操又将南匈奴分为左、中、前、后、右五部。南匈奴基本融合于中国民族群，北匈奴则成为残存的传统游牧部族。至此，匈奴游牧部族群失去了吞噬广袤中国的信心与实力，转而向西方的欧洲大规模迁徙。 古罗马与古希腊，以贵族共和制及贵族民主制的形态，走出了文明危机困境；东方中国，以统一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文明形态，走出了文明危机的历史困境。从权力形态的层面上看，两者都是空前伟大的历史性突破。 古罗马政治文明的发展，呈现为一条抛物线，经历了“低—高—低—衰”的曲线图。具体来说，就是君主王政制—贵族共和制—执政官独裁制—皇帝世袭独裁制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从前国家时代的五帝时期开始，到进入国家时代后的夏、商、周三代1000余年，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持续表现出一个总体趋势——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增强，国家文明一步步向统一方向发展。从本质上说，自黄帝时代历经长期战争而形成的族群大联盟开始，中国的政治文明就在不同形式的形态下向趋于统一的方向发展。五帝时代是“联盟形态”的统一，夏王国是“邦联形态”的统一，商王国是“紧密邦联形态”的统一，西周王国是“严密联邦形态”的统一。一代比一代更趋向紧密融合，总体上是逐步向上。就是说，中国的国家文明不断走向更高阶段的统一文明，是一个历史趋势。发展到春秋伊始，已经有了长达2000余年的历史实践基础。 从国家意义上说，在异质文明与自身文明的诸多差异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敏感的是两种差异——价值取向差异和神祇认知差异（也可看作宗教信仰差异）。这两种差异，一是最实际的利益需求的差别性，一是最直接的精神需求的差别性 395年，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米兰病逝。临终前，这位罗马皇帝将整个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以两个儿子分别为东部罗马帝国皇帝与西部罗马帝国皇帝——长子阿卡迪乌斯（Arcadius）为东部皇帝，次子洪诺留（Honorius）为西部皇帝。 从此，东部罗马地区成为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领有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及南高加索一部分。西部罗马地区，也就是罗马帝国的欧洲部分，则成为西罗马帝国。以罗马帝国东迁后的历史条件看，以老皇帝的长子阿卡迪乌斯为皇帝的东罗马帝国，事实上更具有正统性，在土地与人口实力上也要更为强大一些。这一正统性与实力根基，是此后的东罗马帝国及演变而来的拜占庭帝国，能够长期主导或施加重大影响于欧洲（西罗马帝国）的重要历史原因。 新的帝国将不再原封不动地继承罗马帝国的文化传统，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亚历山大帝国时期的希腊化传统。其后，希腊语很快成为东罗马地区的通用语言，文化意义上的东罗马帝国变成了希腊化世界的一员。 拜占庭帝国的存在时期大体为1000年稍多，从395年到1453年。 如果将欧洲殖民战争的历史贯穿起来，时间就更长了——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碎片欧洲的十字军，截至13世纪末14世纪初，大体是1000余年。在这漫长的千余年里，西方国家争夺生存空间的殖民战争，以及以宗教冲突为主因的文明对冲战争，其所奉行的向东方扩张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其残酷的大屠杀、大劫掠的国家灭绝政策，其血腥恐怖的丛林法则，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从根本上说，拜占庭帝国是西方楔入西亚地区的殖民帝国；波斯民族群前后建立的两个波斯帝国，则是这一地区民族群的原生国家，且是抵抗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等殖民主义国家的第一历史屏障。从历史本质上说，后起的阿拉伯帝国，是直接延续了新波斯帝国历史使命的，两者在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国家根基方面，是一致的。阿拉伯帝国与新波斯帝国的矛盾冲突，基本上是国家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传统冲突，虽然不排除具有宗教差异的因素。 680年，阿拉伯帝国大分裂：穆阿维叶死，其子叶齐德继任哈里发；阿里次子侯赛因为波斯萨珊王朝末期王之女婿，欲觅新地另举哈里发，途中被截杀；叶齐德势力称为“逊尼派”，主张凡有德者皆可为先知继承人；自此，主张选举制的“什叶派”，以侯赛因与波斯人之关系原因，盛行于波斯人区域。 从“教父时代”开始，教会关于教义之争的核心点是关于“上帝”的性质（或本质）的争论。就基督教历史看，关于这一核心点所形成的基本理念有三种： 其一，以历代教皇为轴心的欧洲教会所主张的“三位一体论”，认定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这一教派，是后来形成的天主教的历史基础。 其二，最早以东罗马教会为代表的“一性论”，认为耶稣基督只有神性，没有人性。这一教派是后来东正教的历史基础。 其三，最早以西罗马教会为代表的“二性论”，认为耶稣基督既具有神性，也具有人性。 西罗马帝国很快于5世纪下半期（476年）灭亡了，东罗马帝国对于欧洲又未免鞭长莫及。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国家群很快变成了国家文明的一堆碎片，既无强大的国家力量，又无足以覆盖整个地区国家群的强大文明体以及相关的价值理念体系。于是，历史缝隙大为扩展，甚至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当时，只有已经成长壮大起来的基督教教会，成为一股既超越国家疆域，又超越所有人群文明体的独立力量。任何一个刚刚从西罗马帝国的衰朽母体中诞生的碎片国家，都难以抵制教众弥漫整个欧洲甚或弥漫全世界的基督教会力量。 迄今为止，国家生存方式是唯一能够从两个最基本方面满足人类的生命冲动，并保证人类不因生命冲动的满足而自我毁灭，并能保证自身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平台。具体来说，人类生命冲动的两个最基本方面，一是人类永恒不息的生存竞争（争夺）欲望，一是人类丰富多元而永远不可能真正同一的自我精神的发展欲望。可是，人类的理性精神也是清楚的：虽然我们不能不竞争，不能不生发精神；但是，这种生存竞争与精神生发，都必须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下——人类不因生存竞争与精神竞争的冲动而自我整体毁灭。 正是在人类历史所产生的最大需求中，“国家”被创造出来。作为人类分群生存的有效载体，“国家”的意义在于三个方面：其一，能相对有效地克服氏族部族时代的局限性，在更大范围内凝聚群体力量，进而展开更大规模的生存竞争；其二，能相对有效地克服氏族部族时代的大巫师阶层对人群的精神辖制，相对广泛地包容并支持社会思想的多元发展，从而给丰富的个体精神发展提供相对广阔的空间；其三，能够以强力体系消除国家范围内的无序竞争，使人类首先在个别地区实现真正的有序发展，有效避免人类因普遍自相残杀（无序竞争）而导致整体毁灭的危险。 世界古典国家文明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两大普遍特征——严重的僵化腐朽，剧烈的文明冲突。 中国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原生文明时期。历史实践的呈现是：从舜帝时期的大禹治水到夏王朝建立并灭亡，是中国国家文明的生成时期，时长大体为500余年（其中夏王朝400余年）；从商、周两代到春秋时期，是中国文明的成长变化时期，大体1000余年；从战国到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定型时期，大体200余年。从总体上说，这三个时期，包括了舜禹时期、夏、商、周、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七大历史阶段，它们都是中国国家文明的静态出发点时期，也就是中国的原生文明时期。 在原生文明时期，中国文明形成了鲜明的三大历史特质。 其一曰实践发散性思维方式，其二曰强势生存，其三曰多元均衡。 中国远古神话的历史特征已经表明，我们这个民族的原初思维方式，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质：一是实践性，人类的一切都是人的努力奋争达成的，绝无脱离人类实践的虚妄的天神赐予；一是发散性，事物之间绝无不可逾越的差别或障碍，包括神和人在内的一切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变化性与爆发性是事物的常态，顺应天地人各方变化者方能生存。 中国民族群从远古时期起，就生存在这个广袤而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其辽阔性与全面性，是其他民族群居住区域很少具备的。我们民族群的早期生存环境，有包括了各种地形地貌的辽阔大陆——高山、平原、丘陵、草原、河谷、盆地、江河湖泊，等等；又有包括了近海岛屿与远海岛屿在内的辽阔海域，以及漫长的海岸线与广阔的滨海地带。在如此广袤的大陆与海域之内，中国民族从事着无所不包的生产活动，农耕、狩猎、垦荒、放牧、河海捕鱼、出海探险、制造、陆路运输、水上运输、海洋运输、剩余产品交易，等等，难以尽数。 但是，在辽阔广袤的多样性之外，中国的地理环境还有一个重大特征，就是相对于外部世界的相对隔断性，或曰相对的封闭性。以中国早期族群的活动地域说，这片辽阔的大陆与海域，与早期世界国家群天然地保持着某种隔断。西南有青藏高原，遮绝了来自南亚印度方向的威胁；西部有广阔的山地与沙漠地带，只有一条很久以后才被发现的走廊式通道——河西走廊；东部南部的大部分地带濒临大海，其余地带山峦重叠，阻隔险峻，几无重大威胁。只有北部，虽有辽阔的蒙古高原，有西伯利亚寒冷的原始森林及草原地带隔断，但是，只要一定数量规模的游牧部族形成势力，便能对早期中国构成外部威胁。请注意，这是古典中国时代唯一的外部威胁来路。 多样性的生存环境，多样性的民族构成，决定了中国文明之思想文化形式的多元性，也决定了中国文明之价值观体系的多元性。一种国家文明形态，囊括了如此广泛复杂的群体，其各个地域、各个群体对事物的认识法则与价值观，完全是色彩缤纷而各具特质的。作为国家文明，不综合接纳这些色彩缤纷的思想、认知、经验与价值观，就会丧失自己的存在基础。 从中国原生文明时代形成的多元思想体系说，中国文明既有强大的革新变法思想体系，也有强大的复古保守思想体系，两者相互制约，从而达到总体平衡；这使社会既不可能冒进毁灭，也不可能停滞不前。中国文明有强大的法治传统，也有强大的王道人治传统，两者相互制约，达到总体平衡；这使社会既不可能唯法是存，也不可能人治无度。中国文明有丰富深厚的实用学说体系，也有同样丰富深厚的哲学思辨体系；这使整个社会既不可能实用主义泛滥而唯利是图，又不可能陷入无度清谈而不求实际。中国文明有强大的王权皇权理念，也有强大的民本理念；有雄厚的正统理念，也有雄厚的揭竿而起的反叛理念，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具体分析，所有这些价值观的任何一种，都成熟得足以形成一个体系。而所有价值观的任何一种，也都有自己同样足以构成体系的强大对立面。从国家文明的层面说，它们各自独立发展，又互相成为“天敌”而彼此制约，最终便在多样性的自由发展中形成了总体上的均衡结构。 井田制所以能在治水后涌现，有赖于两个历史基础。一是长期泛滥的大规模洪水消退后，呈现出的大面积冲积平原成为现实的土地资源——否则，不可能产生大规模可供平均分配的土地。另一个原因，是治水历史过程使联盟公权力的威权性大大增加，使其能够有效消除洪水消退后纷纷从山区高地回流平原的各族群人口的混乱争夺，从根基上消弭了族群战争的大爆发。这样，以井田制的确立为根基，辽阔的冲积平原上的可开垦土地，得到了有序的公平分配。中国早期社会的经济民生第一次出现了巨大的可增长空间，也为最高联盟公权力转化为国家政权提供了可能的社会基础。 战国变革潮流创造了土地私有制，土地私有制产生了土地商品化，土地商品化则产生了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则引发了农民战争及社会动荡，直接导致了旧政权的灭亡，直接推动了新政权的建立。如此周而复始，便是中国从秦帝国开始的2000余年的历史逻辑。 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传统 一　政治文明是国家文明的轴心 二　“大公”传统：中国政治文明的第一根基 三　力行统一：中国政治伦理的第一法则 检索这条历史道路，大体分为五个历史阶段：漫长的早期公权力时代的松散部族联盟统一、五帝时期的公权力族群紧密联盟统一、上古三代联邦统一、秦帝国的完整统一（治权统一与文明统一）、秦帝国之后的间隔性统一。 四　国土神圣：对外政治的基石法则 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在任何时代都分为内外两个部分的价值法则。 中国政治文明传统的对内最高价值法则，就是坚持国家统一。中国政治文明的对外最高价值法则，就是“国土神圣，犯我必诛”的战略原则。 五　文明融合：中国政治文明的基础价值选择 六　人才为兴国之本：中国政治文明生命线理念

老先生真的太执拗了，太多过度诠释，用力过猛却牺牲掉了历史的多面性，忠实过头的秦制粉丝。

本书阐述了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以及未来的大致去向，揭示了国家产生的土壤，东西方差异以及如何认识。中华文明的亘古传承确定了他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优势。西方文明的厚积薄发奠定了目前所具有的技术优势。然而，东方文明的包容性和西方文明的由于宗教传承所具有的排他性注定了两大文明目前的形式。是对立还是融合，取决于西方文明的选择。既然他具有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和冷战思维，是否冲突，我们无从选择。如果对方选择了对立，除了应战，别无他法，且必须战胜他们，落后就要挨打，历史早已给出了无可争辩的答案。至于西方学者误读中华历史，除了方法上有待商榷之外，其实就是故意的。只有贬低了对方，才能证明他们的文化优势。这是一本重启中华文明价值观的书，值得我们好好领悟。相信国家决策层会注意这样的文化表述病予以完善和重视，并且做好我们自己的宣传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