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选集

赵树理先生是个纯粹的人，他无疑是人民的作家。很多人自以为读了几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大作，便对赵先生质朴的作品不屑一顾。殊不知赵树理先生写作的追求和莫言全然不同，他不为名也不图利，他写作的目的全然是为了宣传解放的真理。 赵树理先生用农民们都能听明白的质朴语言，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故事，故事里村民们勇敢地与地主恶霸作斗争，追求自己的幸福，用自己的双手去赢得公平与正义。 他告诉所有读者，他们也能够和故事里的农民们一样，通过打垮压迫者而赢得民主。赵树理还向人民指明，他们必须自己动手为平等而斗争，不能把民主当成共产党或八路军的一种恩赐。 “也许，”赵树理说道，“有人会觉得我的书没啥意思。抗战前，作家们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爱情故事。这种作家对于描写在我们的农民中所进行的革命是不感兴逐的。我若请这种人写政治性的书，他们就很不高兴，觉得受了拘束。可是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在这里一点也不感到拘束。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从前我却办不到。 从我为农民写作以来，我写小说，写剧本。过去，我使用的语言和现在不一样，我的东西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后来我想到，农民能看到的书尽是些极端反动的书，这些书向农民宣扬崇拜偶像，敬鬼神，宣扬迷信，使农民听凭巫婆的摆弄。我想，我应该向农民灌输新知识，同时又使他们有所娱乐，于是我就开始用农民的语言写作。 我用词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我写一行字，就念给父母听，他们是农民，没有读过什么书。他们要是听不懂，我就修改。我还常去书店走走，了解买我的书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样我就能知道我是否有很多的读者。因为成千上万的农民都不识字，所以我就写能为他们演出的剧本。这样，从前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我的作品，现在连穷人都普遍能看到了。” 赵树理谈到自己的写作技巧时说，他不喜欢在作品里只写一个中心人，他喜欢描写整个村子、整个时代。他笔下的人物是由他所了解的许多人的综合体。为了发现这样的人物，他下乡与农民一同生活，一同在地里劳动，并参加他们的合作社，在土改中同他们并肩斗争。 赵树理并没有从销售他的书中得到版税。我（记者杰克贝尔登）觉得他的生活并不比过去好多少，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他觉得好笑。 “你知道在中国‘文丐’是什么意思吗？抗战前，自己不掏点钱，书就没法出版。中国大多数作家是付钱给出版商而不是出版商付钱给作家。没钱就别想出书。关于群众运动的书就更不能出了。而现在，我想写的东西政府就帮助出版。再说，在这种时候，我赚钱干什么？有志愿战士，就有志愿文化人。正因为如此，我为人民创作完全是出于自愿的。” “不过我的物质生活还是比从前好多了。除了写作，我还在边区出版社当编辑。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组织，能纺纱织布，能种地。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果实。出版社每天发我一斤半小米，半斤菜；还给我一些医药费，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每年领一套棉服，一套单衣。抗战前，我只有一条薄毯子，几件单衣，所以我总是受凉。过去我从来没有烤过火，现在我有炭烧。出版社还给我钱，供我女儿上学。我老婆能种菜，每个星期还能做一双鞋。她用五百块钱买做鞋的材料，做成鞋可卖得两干块钱。这种生产在抗战前是搞不成的，因为日本的便宜货把我们挤绰了。我现在简直没什么负担了，可以更自由地从事写作了。” 不过赵树理并不幻想要做个大作家，他也不想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写作，那样会使他脱离人民的。“我应该投入社会生活，”他说，“我要跟上革命的各个阶段。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搞土地改革，以后大概就是搞工业化。我们将来要组织合作社，需要美国的机器，所以我想去美国看看。我很想写重大的题材，也许内战结束后，我可以安顿下来专心专意写它一阵子。不过我决不愿完全脱离人民。”

赵树理是山药蛋浱的领军作家，他的作品读起来特别令人感到朴实亲切，我特别喜欢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登记》！

通读完整本书，内心感受极为丰富，但长话短说，简单谈谈。 1:恬淡平实质朴的语言。赵老师这几篇精选的小说当中，每一篇都是无比的耐读，在每一篇的文章当中，语言表达的能力无比的生活化，这与他生活的农村环境不可分割。正是这样的经历，他能够写出如此接地气的语言出来。 2:塑造的人物形象较为单一。也许是受农村环境的影响过大，赵树理的小说当中的人物充满了单一的性质，非黑即白，没有较为复杂的人物关系，这让读者们更易接受。 3:印象深刻的人物。从小二黑，李有才，铁锁，潘永福等我对他们的印象深刻，值得好好研究。

赵树理的文字从中国农村的泥土中生长而出，让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农村图景跃然纸上。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代表，始终站在农民的视角，用他们熟悉的语言讲述身边的事，让宏大的时代主题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落地。读来既像是听一位老农唠家常，又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时代变迁的脉搏，那些关于土地、生存、变革的思考，即便放在当下，依然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作家，启蒙大众和追赶西方文学并完成文学的现代化转型的双重目的是同步进行的，在一些作家那里甚至后者占据着主导位。因此新文学一开始就显示出了高度文人化和精英化以及鲜明的实验色彩，启蒙目标只完成了学生和知识分子，更广大的农民群体却由于文化水平的不足被无缘了。这既不是新小说的问题，也不是农民群体的问题，而是阶段性发展错位的问题。 赵树理继承了新文学的启蒙传统，却颠覆了新文学的精英化传统，视图正面解决启蒙话语覆盖面狭窄的问题，于是对小说进行了叙事、语言等的形式改造，使之与农民群体接受水平相适应。但这么做的代价就是随着中国人民的平均知识水平的提高，他艺术价值浅薄的小说自然而然不再被人们接受了。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与《登记》，是十七年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作品，在反映农村与革命历史题材上具有突出性成就，着重凸显了新时期工农革命兵的革命主导力量。 《登记》是赵树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篇小说，作品围绕两对青年男女在登记结婚时所遇到的挫折与打击，着重反映了农村地区新旧观念的冲突矛盾，寄寓了作者对农村进步思潮的赞赏。小说的开篇仍旧沿袭其一贯的“说书”方式，以轻快幽默的笔调引出下文，这对“读者接受”上无疑是更大的关怀。 “有个农村叫张家庄。张家庄有个张木匠。张木匠有个好老婆，外号叫个‘小飞蛾’。小飞蛾生了个女儿叫艾艾”，故事以此正式揭幕，不仅点明了全文的主人公，还以倒叙的方式，先将故事的聚焦点集中在艾艾身上，再以逆推的方式一点一点回溯过去。阴历正月十五夜里，是张家庄玩龙灯的日子，艾艾和意中人小晚一同赏玩花灯后，各自回家。艾艾在卧室里久久等不到母亲的身影，便先睡下了，口袋的罗汉钱因此而滑落。小飞蛾逛完灯回家看到床上的花灯，心里顿时紧张起来：“这闺女，几时把我的罗汉钱偷到手？”当她发现自己的罗汉钱仍旧稳稳当当地放在柜子里时，她瞬间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艾艾已经遇到自己的心上人。 这勾起了小飞蛾二十多年前的回忆，那时的她也是和艾艾一般年纪，青春美丽，却因一纸“媒妁之言”而嫁给张木匠。婚礼三日后回门，她再与保安相见时，两人互换了物品以作纪念。他的手指上从此戴着和她同一对的戒指，她的身上永远存放着他给的罗汉钱。可惜这件事被周边人看到后告发给张木匠。得知此事的张木匠心情烦闷，不知所措之时，他的母亲告诉他，女人不过是苦虫，只要打几顿，便都好了。母亲为什么如此有把握？因为她也是被这么打过来的。张木匠把小飞蛾打得血肉模糊，小飞蛾从此对他再没有笑颜，张木匠一气之下离家打工。又过了好几年，艾艾出生了，小飞蛾也再没有和保安有联系，婆婆也死了，夫妻俩的关系终于得到缓和。从此小飞蛾将自己的罗汉钱封锁在柜子里，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小飞蛾赶忙着商量给艾艾定亲，在走到区委主任侄子家门口时，突然听到她们借自己曾经的事情贬低艾艾，于是一怒之下婚事作罢。这时被迫屈服和不爱的人结婚的燕燕帮艾艾和小晚说媒，最终使得小飞蛾于心不忍，夫妻俩人同意了这门婚事。 在找王主任要盖章时，燕燕坚持自己的说法，绝不向五婶屈服，王主任也明断是非，否决了这段“不自愿”的婚姻。小晚和艾艾因为没有得到区委主任的推荐信而需要再“调查调查”，只得打道回府。 这时，婚姻自由法颁布了，艾艾和小晚不仅顺利结婚，还成了庄里的模范夫妻，小进和燕燕也最终佳偶天成，故事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

其实编故事把瞎话说好了就是名著，不管合不合逻辑。 上一句穿着夹袄迎媒人，下一句哪些小孩裤子都不穿等着看。 弱弱的问一句，夹袄是冬天穿还是夏天穿？哪些孩子是鸭子还是北极熊特别抗寒？ 足见传销的发祥地其实就是名著，文学菜地，难怪屡禁不止层出不穷。

作为一个作家，赵树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与作用，当然无法跟“目光远大、意志坚定”的改革派政治家比肩，何况作家早于一九七零年因文革迫害而去世。但是，赵树理当年的文学创作与思想探索对中国日后的改革大业，仍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昭示国人反思制度改革的弯路，更展望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赵树理一炮而红的作品就是《小二黑结婚》。故事梗概并不复杂，说的是男主人公小二黑与美丽村姑小芹相爱，但遭到双方父母坚决反对。女方母亲贪财，逼女嫁给行为不端的二流子，男方父亲则认为儿子与小芹“命相不对”，并早早为儿子迎娶了童养媳。可恨的是，已婚村长金旺也垂涎小芹的美丽，并借机诬陷及残害这对纯朴爱侣。在紧要时刻，红色区长及时赶到并主持正义，逮捕了恶霸金旺，教育了封建思想的落后村民，有情人小二黑与小芹终成眷属。 一段历经苦难的爱情，被赵树理讲述得分外曲折生动，恋爱双方和村民迎来皆大欢喜的美好结局。作者告诉人们，即使在中共统治区，封建势力依然顽强而野蛮，人民期望享受充分的婚恋自由，仍须进行抗争及付出努力。赵树理的文学才华受到延安文艺界领导人周扬赞赏，称赵的文字技巧来自民间，又经过个人的加工洗练，“那么平易自然，没有一点儿矫揉造作的痕迹”。赵树理的优异创作还赢得文学名家茅盾和老舍的高度评价。赵树理作为满城争说的知名作家，声誉传到国外，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到访延安时写道，赵树理是当地“除了毛泽东和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 更重要、且不为人知的一个内情是，《小二黑结婚》是“曲笔”之作。主人公小二黑克服千难万险，且在具正义感的区领导主导下，终于抱得美人归，这一堪称“光明尾巴”的圆满结局，竟是善意谎言，是作者赵树理五彩笔展示的“一厢情愿”。倘若真实写来，小二黑“结緍”原来是小二黑“受难”及“受死”：这个优秀青年与美丽村姑相爱，受到的致命阻断并非是双方父母的坚决反对，而是恶霸村长金旺及助手的嫉妒，小二黑终受私刑拷打，并惨遭杀害。 这宗骇人听闻惨案，在受淡化、遭遗忘的情况下，被作家赵树理发现，经由他拍案而起与大声喊冤，正义才得到伸张，杀害“小二黑”的村干部才受到罪有应得的处置。严格说来，赵树理也是具资格的“知情人”，可是他在创作中却担心照实写来可能抹黑解放区新社会。尽管没有任何上级明确指示“护短”，而赵树理仍要求自己朝这方向去做，硬把悲剧当喜剧来写。 其实，作品即使写出小二黑惨遭冤杀的真相，读者也不会觉得解放区天空“阴暗”、“不明朗”，而“金旺现象”被大大突显、受到关注则是必然，引起革命队伍高度警惕，更是大有可能，也大有可为。恶名昭彰的村长金旺作为打着革命旗号、自鸣正义、却心狠手辣的政治败类，广大革命者与群众对他们绝不陌生，而且恨之入骨，但敢怒不敢言。 “金旺现象”非常值得深究。认真说，金旺垂涎美女小芹，迫害及杀戮小二黑的罪恶并不出奇，这是性嫉妒作祟的结果。人性中的这一劣根性从古至今都不曾绝迹，所有的道德告诫也都无能为力，唯有法律严惩才能起到部分阻遏作用。问题是，金旺的恶行还交织着“政权黑道化”的规律，远比古老的性嫉妒可恨、可耻及残忍，更全无理性可言。 还须说明，“政权黑道化”也并非《小二黑结婚》所揭示的孤立现象，而是关乎所有革命党执政合法性的警告。读茅盾名篇《林家铺子》可发现，懦弱、精明也凶残的百货店林姓老板仍获读者同情，不仅因为他最终也沦为走投无路的绝望者，更因为他遭受的各种践踏中，国民党党部穿黑制服官员踩下的那一脚，最残酷也最致命。 不用说，小二黑喜结良缘的“文学命运”，无形中大大淡化了金旺的罪恶形象。赵树理放过了“金旺现象”，而“金旺幽灵”却没有放过作家。赵树理和许多民众痛心疾首的是，在中国大地上，金旺式的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私刑拷打的行径，并没有因为《小二黑结婚》的家喻户晓而有所抑制和收敛，而是在格外嚣张、狂妄地传扬。文革中，跟金旺维妙维肖的批斗者不仅残酷拷打赵树理，令他胸骨折断并戳穿肺叶，还小丑般一本正经地责问为何他的作品中尽是落后人物，而不见革命者？“难道我们时代没有社会主义英雄人物吗”？“有啊”！被打的作家回答。“在哪儿呢”？“在座的各位就是”！赵树理的挖苦回答惹来批斗会哄堂大笑，而他只有狂歌当哭的心情。 一九七零年，赵树理极其痛苦而屈辱地离开了人世。他临终前抄录毛泽东诗词，“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要求女儿将手迹转交给周扬，而周扬当时正身陷囹圄，耳朵被打残。在赵树理作品爱好者心目中，“百丈悬冰下的俏花枝”是作家对自己的评价。时间久了，人们发现这“花枝”或该是作家作品《下乡集》中的七十六岁农民陈秉正，是他秉持的“割不正，不食”的孔子精神，其中是他的一则可爱、幽默亦令人深思的小故事。陈秉正严格要求以规范动作做农活，而有一青年偏不受教，锄地时就是不肯弯腰，一时无人可令他改变姿势。可是，陈秉正使出小小一招就扶正了这棵“歪脖树”。原来，为了调教该绝不肯弯腰的青年，陈秉正特制了一把三尺长的短柄农具，到底让不肯弯腰者用规范动作锄地。 这把三尺长的短柄农具，其实就是中国及西方哲学中关于“工具理性”的阐述。当下中国肃贪运动中，让权力者“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的口号，也闪耀着类似的刚性思维。回看《小二黑结婚》中的恶霸金旺，他凭什么资格与权力抓捕恋爱中的小二黑与小芹？小二黑岂是一般人？他是英勇的抗日民兵、是有军功的神枪手。试问，早已存在的红军军歌《三大纪律》允许金旺这种非法扣押与审问吗？ 现实生活中更让人们沮丧的是，开国元帅彭德怀一九五九年开完卢山会议回北京、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接受批判时，被逼弯腰及挨耳光，而动粗者还是一个将军。当时，中共军队“正义之军”、“威武之师”的形象、党纪国法的尊严被践踏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却无一人拍案而起提抗议，而与会者全都处于战战兢兢的恐惧之中。正如英国当代最重要政治学者欧克肖特所指出，现今世界最要不得的是语言的故意破坏与不真诚，政治教育因而被赋予了不祥意义，全体人民被强迫、恐吓、无尽重复及无聊催眠术，调教得服服贴贴。是赵树理笔下的那把短柄锄头，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国民精神发出严肃追问。 今天，赵树理去世多年，这把短柄锄头穿越时光隧道，代表着“工具理性”再次来到我们面前，令我们每个人羞愧得抬不起头。

除了经典之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语言较为朴素、简练之外，其他作品一般，皆是顺应时代而写的作品，倘若脱离了当时的大环境不可能火、不可能流传之广。

赵树理的小说接地气、懂民心，语言幽默活泼，写人状物常能捕捉最鲜明的特点，让人有身临其境、如见其人之感，以家长里短方式反应了当时的农村现状。读读“山药蛋派”，想想过去现在，看看人心有无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