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代表作之一，虽然知名度相比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稍低一些，但在我看来本书对于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发展与世界历史走向的预见要优于前者。1960年代时值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一批又一批第三世界独立国家纷纷涌现。当这些国家多数在独立之初便采用了西方式的民主政体、观察家们纷纷为此欢呼之时，亨廷顿跳出了现代化过程中政治运作应当是多元化的民主模式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治秩序论”——即本书的核心观点——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从此后（1960s后）的历史事实来看，抽象国家不是一开始就变得抽象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二战后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政治上未能取得相应的进展，反而更加混乱。亨廷顿认为，要消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建立强大的政府，而强大的政府倚赖有力量的政党——抑或曰“组织”。 在第一章，亨廷顿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政治秩序论”，并区分了“有效能的国家”和“衰微的政治体制”的差距。他认为前者具备强大的、能适应的、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制；而后者，即亚非拉处于现代化中的多数国家缺乏政治上的共同体和有效能的、有权威的、合法的政府。紧接着，亨廷顿提出，一个社会所达到的政治共同体水平，反映着其政治制度和构成这种政治制度的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当这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势力涵盖范围广，制度化程度高，该政治共同体力量就强。现代化似乎天然意味着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和参政的扩大化，但是实践中的现代化总是传统政治体制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并不简单代表政治体制会向现代化转变。现代化国家在过渡阶段，当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果、人民教育水平有所提高时，反而最容易催生动乱。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而这是现代化国家不安定的主要根源，是阻碍民族融合的一个主要因素，“城乡变为不同的民族”。在亨廷顿看来，城乡区别就是社会最现代部分和最传统部分的区别，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找到填补这一差距的方式。因为城市相当于国家中的“小小孤岛”，社会仍然是乡村性质的，但政治已变得城市化了；而政治越是变为城市化的政治，它就越加不稳定。最后，亨廷顿根据政治体系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将之划分为公民型与普力夺型（praetorian），根据政治参与程度的高低划分为传统型、过渡型与现代型。 在第二章，亨廷顿分析了西方早期现代化的三种类型，即欧洲大陆型、英国型和美国型。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等三方面发展的程度及顺序在欧洲和北美的不同地区差异巨大。在美国，政治参与的扩大远比在欧洲发生得更早且更为广泛；而在欧洲，权威的合理化远比在美国发生得更早，完成得更为彻底；英国试图如欧洲大陆般集中权力，但因英国革命，权力集中于国会而非王室，在这一过程中，结构的分离也得以完成。与我们以往的认知不同的是，美国政治体制实际上保留了相当多的旧制度与旧观念。因为17世纪上半叶，英国殖民者带着中世纪末期和都铎时代的政治思想、做法和制度来到北美大陆，在殖民地时期的一个半世纪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第三章，亨廷顿系统考察了传统政体的现代化路径。他认为，一种政治体制首先必须能够创制政策，才能成功地处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而在较晚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中，政策创制的采用而非提出就成了关键，因为在这些社会中，传统的社会势力、利益、习惯和制度在这些社会中根深蒂固。所有传统政体依据权力集中或者分散的程度可以分为官僚政体和封建政体，而依据历史史实来看，官僚政体完成现代化转向的难度要高于封建政体。然而传统政体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悖论：改革的合法性取决于君主的权威，但长远来看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则有赖于更广范围的社会集团参与其中，而这种参与常常通过选举、议会和政党等办法。故日益现代化的社会和产生现代社会的传统政体二者之间就产生了差距；传统政体能够改造社会，却不能够改造自己。考察历史和现实，君主制可以通过建立君主立宪制、与人民权威结合以及维持君主制并减少影响政体三种方式保留下来。 在第四章，亨廷顿考察了普力夺型社会及其影响。人们常认为军人干政存在著作弊端并尝试寻找其原因。但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普力夺型社会中，各种社会势力和制度普遍带有政治性。在这种社会里，不仅军人干政，而且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而这是因为于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去调停、升华、缓解各团体的政治行动。因此公民政体直接随政治参与范围的变化而变得更稳定，普力夺社会却随着政治参与范围的变化而变得更不稳定，进而造成制度的衰朽。普力夺制度可以分为寡头普力夺制度、激进普力夺制度和群众普力夺制度。从普力夺制度转变为公民秩序在方法上需要政治领袖发挥作用、军人稳定秩序，在条件上需要城乡利益结合、创立新的政治制度。但机会需要把握，否则将稍纵即逝。正如亨廷顿所言：“真正无望的社会不是受革命威胁的社会，而是无法进行革命的社会。” 在第五章，亨廷顿考察了革命与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革命不同与“起义、造反、政变”等，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革命不可能发生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高度传统化的社会里，也不会发生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一场全面的革命意味着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迅速而猛烈的摧毁，意味着动员新的集团投入政治，并意味着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亨廷顿将革命分为“西方型”和“东方型”，前者形式为旧政权制度崩溃后新集团动员投入政治，然后创立新政治制度，后者形式为先动员新集团投入政治，创立新制度，再推翻旧秩序。革命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政治制度无法为新生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和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提供渠道，二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与政治的愿望。在城市中，游民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具革命性，但真正的革命阶级是中产阶级，其是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源泉。不过单靠城市反对派能造成政府垮台却无法造成革命，造成革命需要有农村集团的积极参与。因此，城市的作用是一个常数：它永远是反对派的力量根源。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故“城市内的反对派令人头痛但不致命。农村的反抗派才是致命的”。革命之所以很少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知识分子与农民难以合作。前者的要求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的，而后者的要求通常是具体的，而且是再分配性质的。但是民族主义的刺激能够使二者有效地集结合在一起。革命的成果常常体现在政治领域，体现为扩大政治参与、创立新形式的政治秩序，而在经济领域后果几乎完全是负面的。最后，亨廷顿高度评价了列宁主义在政治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认为20世纪中期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体现为革命后创建的那种立于广泛的大众参政基础上的现代政府。 在第六章，亨廷顿考察了改革与政治变迁的关系。他认为可以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变革的速度、范围和方向等标准来以区分改革与革命。改革事实上比革命更困难。其可以分为两种战略，一是全面的、闪电战的战略，另一个则是渐进的、费边式的战略，很多时候需要两者结合起来运用。而任何改革几乎都伴随着暴力，或通过暴力来要求改革，或通过暴力来促进改革，但重复使用暴力会导致效用贬值。改革有时被认为是革命的替代物，有时被认为是革命的催化剂。亨廷顿认为，改革对于城市知识分子是催化剂，对于农民是替代物。因为对于一个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土地改革往往是政治上十分迫切的问题。土地改革需要把权力集中在一个新兴社会精英集团的手中；其次还需要动员农民有组织地参与改革的实施，即所谓“上下两头夹攻”。而改革只有在组织起来之时才能实现，农民组织是一项政治行动，有效的农民组织要由有效的政党来建立，这便引出了第七章对于政党与政治稳定的探讨。由于动员了诸多新角色，现代社会更加多样化，因此社会缺乏家庭、村庄这样“自然的”共同体，而存在诸多社会和经济集团，为了国家的稳定，既需要政党和政党体系作为保障。因为选举和议会是代议工具，政党则是动员工具。尽管在历史上和现实当中存在诸多反对政党的力量，但大多数现代化国家中，政治经过演进，终究要发展出政党。亨廷顿认为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他指出，政党的发展通常经过四个阶段：宗派期、两极化、扩展期和制度化。亨廷顿依据政党数量将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区分为一党制、主从政党制、两党制、多党制和无有效政党国家。他指出：现代化水平高，那么不管政党的数目有多少，都可能是强大的；现代化水平低，则一党制既可能是强大的也可能是弱小的，但多党制则无一例外都是弱小的。在斗争中产生并最终夺取政权的一党制是强大的，轻易赢得独立的政党对政权的控制就较为有限。两党制的党派竞争烈度实际上强于多党制，但亨廷顿认为社会会“自然演化至”两党制，且两党制植根于政治稳定的需要。如前所述，政府的稳定则依赖于它能动员起农村的支持。因此，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党和政党体制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为此种农村的政治动员提供制度化构架。不过，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中，来自农村的选票几乎总是投向保守的、本土化的一方。但归根到底，组织代表权力，“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 。 本书成书于1960年代，可以说亨廷顿对此前二百年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历程是“有数”的，在此基础上才写就本书。因此本书并不单纯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甚至迥异于大多数政治学著作，因为本书也提供了一个政治历史发展脉络的框架。故相应的，本书阅读门槛也大大提高了——这还是在译者精彩流畅的本土化翻译的情况下。因为书中列举了大量事例——多数是二战结束后至196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事例，若不了解这段历史，则阅读本书可能会具有不小的难度。本书成书至今已有五十余年，考察这五十余年的历史，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历程基本延续着亨廷顿归纳的脉络，诸多历史史实也引证了本书提出的各种规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本书和它的理论是如此完美无缺。本书缺乏对第一、第二世界国家以及中国等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系统性分析，因此本书提出的理论并不是普世的，而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本书对经济、文化等因素对一个国家政治秩序的影响分析较少。因此结合近五十年的历史来看，亨廷顿并非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是悲观的，而实际上是乐观的。因为诸多建立了有效统治的国家仍然陷入了衰落、衰朽乃至崩溃，这不单单是纯政治因素可以解释的。正如序言所说，这也是“依附论”在本书之后兴起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仍然认为，从今往后起码再过五十年，只要还有一个国家处在现代化的历程中，本书就还具有极大的借鉴、参考和警示意义。而现代化不仅五十年，可能一百年都难以说完全结束，正所谓“有形的辫子剪了,无形的辫子还在”。

这本书出版于1968年，正是越战最高潮的岁月。此前一年，亨廷顿作为白宫政治顾问，为美国政府撰写了一篇越南问题政策报告。起初，他只是想分析越南的社会政治结构，弄清越南人苦撑这么多年的深层原因，为美军摆脱越战泥潭出谋划策。 然而在研究越南问题的过程中，衍生出若干带有普遍性的政治问题，亨廷顿对它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指向一点：发展中国家，怎样才能平稳实现政治的现代化？什么是政治现代化？ 即国家的政治体制，力量强大、功能完备、可以适应社会变化、有内聚力。你得先有个权威，才谈得了制约权威，你得先有秩序，才谈得到改良秩序。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最稀缺的不是资源，不是资本，而是坚强的政治领导。  怎么样才算是坚强的政治领导呢？要如何才能建立起坚强的政治领导呢？ 不管是君主制，还是议会制，还是三权分立，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那就是旧有的制度，面对新兴社会力量的兴起，进行改良，容纳这部分新力量的政治诉求。 原有的政治制度要如何改良呢？ 作者认为，主要应该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权威合理化；第二，功能专业化；第三，参政大众化。 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化水平才算上道呢？ 作者认为，可以从四个维度出发界定某个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 正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要如何才能完成政治现代化进程呢？ 不管是传统社会还是发达社会，民众的动员参与水平，与政治制度化水平，是互相适应的，也是高度稳定的。最封闭落后的社会是不会有政治动荡的，发达社会也不会有动摇根本的动荡；最容易出乱子的国家，正是那些处在传统社会向发达社会进化路程中的国家。 这些高速发展中的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新兴社会力量已经崛起，尤其是在城市中，中产阶级和产业无产阶级大量出现。但是，原有的政治体系，依然控制在旧社会力量手中，往往无力容纳新崛起的社会力量，无法输入新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 这样导致的结果有两条：一是原有政治制度的腐败，二是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种情况下，要么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要么就是自下而上的革命。 在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决定最终谁将胜出的是农民的态度。发展中国家最显著的社会特征，就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中已经产生了若干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济因素，由此新生出中产阶级和产业无产阶级。 而在广袤的农村，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依然占据统治地位，这些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政治态度和取向，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方向。 农民是很实际的，对于看似虚无缥缈的各种主义、信仰、意识形态是不感兴趣的，他们的主要诉求在于实际物质利益，也就是土地。 在政治斗争中，谁给他们土地，他们就支持谁。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者来说，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是土地改革，要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满足农民的利益需要，争取农民的力量站到自己一边。

这本书成书较早，出版于一九六八年，至今已经五十六年过去了，作者在哈佛大学执教时所写的一本书，他也是美国白宫的政治顾问，曾经跟美国领导人访华，本书的写作资料详实，有理有据，论证了他的论点，作者认为，美国政府常于商界政治效率不高，他很推崇中苏政治体制有效率。书中从宏观上论述了不同类型新兴国家在走向现代化道路上，所遇见的若干问题的根源，发展的规律和不同的结果，他发现了若干普遍性政治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怎么才能平稳实现政治现代化。政治改革永远是最艰难的一步，阻力最大，风险最大，稍有不慎，满盘皆输，而政治改革成功能带来长久而巨大的生产力，他需要创造性的，大智慧的和与本国实情的政治策略与手段，任何急于求成或一蹴而就的政治改革都是天真而幻想的，不切实际的，真正成功的政治改革都是从最容易达到目标的，容易的点开始的，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最终实现全方位的政治大洗盘，都是积跬步才最终至千里的，往往以新旧势力的博弈开始，最终的成功一定是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有最关键的土地改革做基础，让最强大的农民得到最大的利益，政治的改革才能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是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在运动中做最好的平衡，政治改革鲜有突破，政治改革更难以成功上岸，政治改革往往又有血的代价。政治的选择都是单选题。从作者所观察的历史到成书以后的将近60年，总共有近百年的时光，从世界的走向看，有很多已经兑现了作者的预见，作者有着洞悉政治规律的锐利眼光，了解历史，研究未来，此书值得一看。

没人叫其他牌时，梅花也能当王牌 经济增长、生活改善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西方价值观念在城市知识界的传播，将自然地激起民众参政欲望的提高。 一代人和另一代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各自早期的成长经历。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世界各国之间的最重大差别不是它们政府的形式，而是它们各自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 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之间的差别，实在是远没有政治发达国家政府和政治欠发达国家政府之间的差别大。 政治稳定还是另外一种社会目标成功的副产品。 创建政治制度的能力就是创建公共利益的能力。 一个国家可以具有高度的政治机构化而不必是民主的。 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 最强者并非永远能保持其主人的地位，除非他将力量化为正义，将服从化为责任。 经济发展会为更好的教育添加动力，会导致价值嬗变，而价值观的转变又会促进现代化的政治。 一套机构满足一个时代的需要，而时代的交替则要求机构的更新。 韩国的朴正熙，中国台湾的蒋经国，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这些人带来了所谓的亚洲奇迹。 二次大战以后的20年间，20个拉丁美洲国家中就有17个国家军事政变得逞（只有墨西哥、智利和乌拉圭还维持着宪法程序）。 美国宪法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而且大部分是将殖民地时代已经存在的惯例和制度形诸文字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正规化的产物。 在美国，变革本身受到尊崇。新的便是好的；旧的总是不令人满意。 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通常总有一种政治体制是特别适合于时代要求的。 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如果人人都是党员，那谁还会在乎是不是个党员呢？ 从狭义上说，所谓腐化就是指在政治领域内干预财富。 与其他大部分社会成员相比，知识分子较少依附于任何特定的社会集团。

比福山的泛泛而谈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福山从意识形态出发，反向挑选论据进行政治比较，形成的统一理论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空泛且不具备执行指导意义，只具备政治宣传意义。 亨氏从第三世界发展面临的症结出发，指出了后发国家同时追求现代化与公平民主两个目标之间本质上的不兼容性，用了大量实例举证，描绘出了政治权力健康演进的动态过程：集中-扩大-分散，认为摆脱普力夺社会的前提是政治扩大需要滞后于政治制度化，谁能更全面地完成政治制度化建制，使其脱离单一的、阶级化的、刚性的原始形态、能在各自不同的历史前提下控制好现代化与民主公平的动态博弈，谁就可以更好的生存下来。 但是这个建制的过程又谈何容易，全书看下来，后发国家只发现两种可能的完成路径，一种是以经济和物质倒退几十年为代价进行彻底的血腥革命，铲除所有的历史包袱的同时，建立起一个基于民族共同体情感的世俗宗教政党，将统一的价值观和权力实施扩大到所有阶级；第二种是魅力型领袖集权后先完成政治制度化建设，在现代化建设到一定高度后将权力的获取过程系统化，下放到代表人民更广泛权益的政党竞争之中，即权力的获取-放弃的过程，需要领袖进行自我革命。 如今普遍谈及的两种体制，其一是使用自上而下的宗教信仰方式完成权力的扩大，其二是使用自下而上的自由选边，充分竞争方式完成权力的扩大。这两种模式的极端版本皆蕴含了风险因子，前者是竞争的消失意味着对立面的消失，主体可能面临自我解构的可能，后者是极端的自由竞争意味着民粹和对立，主体可能面临撕裂的可能，对照今日局势，不能乐观视之。 基于不同政体各自的问题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解决方案，这些答案或许藏在地理环境、民族文化和国家历史之中。

这本书的创见之处在于独特的视角。高中政治教材中我们就知道“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在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目标，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除此之外，亨廷顿还认为 “人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可以无秩序而有自由”…虽然这本关于政治理论的书籍看上去十分“经典”，很多内容却出乎意料的“反常”，其背后蕴含的政治理念，曾经更是触怒了大半西方知识界。 另外，亨廷顿在书中凝注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无处不吹捧着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制度的同时，亨廷顿却更倾向于发展中国家在进行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拥有的强有力的政府。 “就政治而言，美国、英国和苏联同为发达国家，尽管前两国是自由民主的，而后者是共产主义的专制政体，一个国家可以具有高度的政治机构化而不必是民主的”这样的想法在当时震惊了很多人，却加强了亨廷顿关于政治秩序和民主并不一定相互依存、甚至可能为相左的目的运作的观点。这也被认为是奠定了“权威主义转型”及“强大政府论”的理论基础。 01：政治制度与政治衰朽 开篇亨廷顿就提到“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随后举例说明美、英、苏三个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模式，前二者都是资本主义民主体制，而后者采取的共产主义制度却和美英一样，都具备强大的、能适应的、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制，即有效的政府机构、组织完善的政党、民众对公共事务的高度参与、文官控制军队的有效系统、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广泛活动、控制领导人更替和约束政治冲突的一套合理而行之有效的程序。 书中提到政治秩序的稳定是任何现代化的首要条件，而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促进政治的稳定，政治与经济是两个独立的目标，没有必然联系。相反若政治体制发展缓慢跟不上经济则会引起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会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印度是50年代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其经济增长率也不起眼；然而由于国大党的作用，它却获得了高度的政治稳定。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人均收入大概是印度的十倍。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之快非常惊人。但是政治稳定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除此之外，亨廷顿提到了美国在制定对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策时，强调经济发展，容易忽视 “政治稳定”。而诱发此种现象的原因是美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处于顺风顺水的状态，有着得……

应一位没读完这本书的书友请求写这篇读后感。 从刘瑜《可能性的艺术》那里开始读亨廷顿，能够看出前者很多观点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后者。 对于我个人一直以来的阅读习惯而言，如果不是切身感受到公民生活距离自己如此之近，我恐怕还是沉浸在诗歌和小说的自我和小圈子世界里。毕竟比起解构，建构的成本和门槛实在低了太多。 如果作为一本政治入门书籍，这本书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并不算太友好。在阅读期间需要不断去补现代化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的历史，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本书却又很适合我这样的入门读者，因为它给予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深入学习方向。书中的观点很多放到现在依然经得起推敲和考验，关于革命和改革的论述放在当下的中国依然适用，我一直对几乎所有反对者不抱有希望和信任的很大原因也在此。他们一心希望推翻当前的制度，但是对于革命后的权力真空并没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 这本书是紧接着《叫魂》后读的，在回忆我们的近代史时，我既悲伤我们的历史在几千年里从未真正前进，也感叹TG确实建立了在当时很适合中国的政治制度。尽管它的弊端在建国后不断暴露出来，以至于不得不让很多历史消失在我们的记忆中，太多我们所不知道的理想主义者只能化作一个名字一个符号被钉在了历史的屈辱柱上。 我是否对我们现在感到绝望呢，如果仅仅于我自身而言，我当然是感到绝望的。但如果站在冷漠的历史角度，这是我们现代化过程中每次尝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这本书很不错，想给这本书写个稍微长点的书评，我尽量写的简单通俗一点。而且我强烈建议读者们重点看看第五、六、七章节，这几章让我收获颇多。塞缪尔·P· 亨廷顿运用了大量的东西方案例来论证他的观点，着实令人佩服。在最后的一章里，他就美国的两党制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下面我就“革命”，“改革”和“政党”这三个模块来整理书评。 革命不同于政变和起义，它是现代世界观的最高表现，就是为了扩大政治参与。东西方都发生过革命，但都有各自的特色。首先东西方革命的不同点在于革命的性质不同。具体来讲就是大多数西方革命的目标是君主制和旧贵族，也就是封建制度。而东方革命的目标是半现代化制度，可能是官僚政府，军阀政府或者殖民政府。其次东西方革命的道路也不同。西方以首先夺取城市为目标，而东方以首先夺取农村为目标。最后革命要想成功，必须拥有革命联盟：城市和农村集团。城市之中，工业无产者和现状休戚与共，游民无产者则斤斤计较于眼前目标。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革命之所以很少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知识分子与农民难以并行。这两个集团实质上所关注的东西时常大相径庭。知识分子是离心离德，而农民则是牢骚满腹。知识分子的目标总是不着边际的和属乌托邦式的。而农民的目标则是具体的，他们要求再分配。所以民族主义诞生了，民族主义是凝结革命联盟的水泥，是革命运动的引擎。 革命是罕见的，改革则可能更加罕见。一个成功的革命者无须是政治巨匠；而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则必是一流的政治家。革命者必须能将各种社会势力一分为二，改革者则必须学会驾驭它们。面对国内的变革要求，让步会产生稳定效果，但面对国际上的变革要求，让步却会带来不稳定效果。改革完全可能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而不是其替代物，所以改革的时机也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两个集团是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知识分子的抱负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因此他们总是处在一种反复无常的状态当中，对他们的角色不会发生误解。而农民却既可能是现存秩序的坚固堡垒又可能是革命的突击部队。农民究竟会扮演什么角色，这完全要看现有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按照他们的想法去满足他们切近的经济和物质利益而定。从结果来看，迎合城市中产阶级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迎合农民的改革则是革命的替代物。 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及政党体系。如果人类在政治上存在发明的话，政党则是一大发明，对于建立在世袭制、社会地位或土地占有基础上的特权阶层的政治权力来说，它生来就是一种威胁。政党和政党体制也是弥合城乡差距的制度化手段。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城市不单是动荡的场所，而且也是政府反对派的大本营。一个政府要想享几天太平，就必须以农村为坚强后盾。对执政党——如果有个执政党的话——的支持来自农村，而对反对党的支持则来自城市。两党制的运行法则是吸收农村群众进入政治体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架起了桥梁，而这正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 塞缪尔·P· 亨廷顿对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理解把握的很到位，在那个冷战的时代，他有这样的政治敏锐性可见下的功夫之深。建议读者朋友们去看，能学习到很多东西。

现代政治学理论作品，用了大量详细的专业词语叙述内容详实丰富，专业到必须买一本纸质拿来划线的那种，对现代国际政治格局分析也很好 但是，我讨厌政治，他就像是爱情还有经济一样，之所以能成为茶余饭后街头巷尾任人都可以谈两句的永久话题，就是这三个事情，本身无论出于什么阶段状态，都是没有正确答案的，一个人就可以有一个观点且找不到绝对的错误，“我觉得共产主义是对的”“我觉得我女友天下最美”“我觉得哈耶克是英明的”，我不能按着抽你一顿，觉得你女友巨丑，因为抱着睡的不是我 那么问题来了，书里几乎所有的观点听起来都是对的，理论正确的，就是把一件事情正着反着的话他都说了，吃馒头可以吃饱，吃屎也可以吃饱，输营养液也可以维持，美国继承英国政治遗产，中国没有就遇见了共产主义，墨西哥美国影像下进行不适合的民主政策，伊朗土耳其还加上了宗教军队，泰国缅甸还有种族问题，你他妈把所有例子都摆在桌子上挨个总结你说这是规律 当然还有我的粗鄙，毕竟涡流本身看着没有规律，伯努利不也给你整出方程了么，还有看不懂的傅里叶变换呢！不能所有都是初中欧姆定律(发现之初也是复杂透顶的)并不是都想物理化学一样有数据，即便有数据天体物理不也是混沌么？ 就像《同学麦纳斯》里台词，事情本身就是mess，哪有那么多显而易见的道理，人还是要对自己负责，综上就是我的粗鄙不配懂复杂无耻的政治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本书由塞缪尔·亨廷顿撰写，旨在为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导。 通过对政治秩序的建立与衰朽、政治现代化与比较分析、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普力夺社会与政治衰朽、革命与改革的政治影响以及政党与政治稳定等方面的深入探讨，揭示了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书中分析了政治差距、制度化、政治参与、城乡差距等因素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并对美国和欧洲的政治现代化路径进行了比较。 通过对传统政体、普力夺社会、革命与改革的分析，作者提出了强政府理论，强调在现代化过程中建立强大政府的重要性。 此外，书中还探讨了政党在维持政治稳定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城乡政治动员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