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于一（布罗茨基文集）

这本书不需要读完 但需要读透，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把这篇当做是原本的书要读，而是把它当成一种教材。 我曾经读过的，但是囫囵吞枣。于是我又耐下心性复读了一遍，以往我惯用的解构手法进行分析。 ​这篇文章对于写诗歌的人来说，读起来会非常兴奋。因为如果长时间去写诗歌的话，你就会自发的去摸索一些门道。在这里，首先这篇文章是用蒙塔莱作为一个被解构的对象。先是说了这个人的艺术风格，在这里他说到内容和形式。我个人认为所有的诗歌形式，除了一些固用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等，不过是其一种本身的表现，怎样选择，重点是看诗人想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他的诗歌。不同诗人他因自己的风格所影响它表现的形式都不同。而我不太一样，我非常痴迷于不同形式变化，从来不会因为一种形式所固定，而是用多形式、多风格来展现我的诗。然后说到内容，他具体说到一种文字，那么文字在诗歌里面。这种表达其实就是我在去年写“诗艺理论”时说的，我通过诗歌向世人言语。 然后精神奥德赛来解释一下，我挺喜欢这个词儿的。精神奥德赛是一个隐喻，常用于描述人类在寻求意义、真理和自我认知过程中的内心旅程。这一概念在文学、哲学和心理学中都有所体现。引申为个人在精神层面上的探索和自我发现，类似于古希腊英雄在物质世界中的冒险。 “内心探索: 个体在面对生活挑战时，对自我认知、价值观和人生目标的追寻。 意义寻求: 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和目的。 心理成长: 通过经历和反思，个体不断成长和理解” ​然后本天在艺术上他对观点和我是完全的一致，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艺术，他源自生活，但是他高于生活，艺术是生活的反应，同时他也是生活所产生的未来预测。 ​接着，他对蒙塔莱这个诗人做了一个评析，他说他是一个有感受力的诗人。这个感受力就在于所有的这些诗歌文字，它都是人心灵的反映。那么我是怎么理解诗学思维是一种合成性呢？这与我长期以来追求的目标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我想通过我的诗歌，达到一种包罗万象的感觉。它既有悲观，也有喜悦。既有乡村，也有城市。 ​然后关于这个“不在场”就更好理解了，这种不在场我认为是跳脱。我在写诗歌的时候，我总要确定一个中心思想，但是我要跳脱出这个中心思想来寻找我的意象。因为如果你只局限于这个思想内部，那么你就会被他固有的困住，即典型意象乌鸦。我会把看似一些毫不相关的东西，通过我的艺术加工，然后服务于我的中心思想。 ​再来看“去隐逸化”及隐涩。这个就把它归结为是诗歌的陌生化表达。 ​我对最后这两段是这么理解的，他说，现在的人都变得趋同了，甚至他们的差异逐渐减小了。而我们这些写诗歌的就是要把自己的个性展示出来，没有个性的人是写不出来诗歌的，因为他的那一部分个性被大众化所湮灭了。 ​那么综合来看 这篇文章非常符合我的诗歌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高度的共鸣，我是如此兴奋。

最喜欢《一首诗的脚注》，对茨维塔耶娃《新年贺信》的解读曾数次令我落泪。其次是《逃离拜占庭》和《一个半房间》。但总体来说，篇篇都是精品。 ✦ 窄门 透过中文去理解用英语写就的俄国诗评实在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体验。 读布罗茨基、读诗、读外国文学甚至读广义上所有的作品，都是在企图进窄门——不止是在狭义的神学意义上，也是在广义的神学意义上，还是在宇宙学的意义上，同时，这窄门也不止一扇。 在狭义的神学意义上，“窄门”这个概念自不必多说：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下面来解释一下宇宙学。 布罗茨基喜爱用“加速度”形容广义上的诗学，在评论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时他都用到了这个词： 「俄罗斯走了她所走的道路，而对其诗学发展本身就非常快速的曼德尔施塔姆来说，那个方向只能带来一样东西——可怕的加速度。这种加速度首先影响他诗歌的性格。他诗歌那崇高性、沉思性、有音顿的流动变成了迅捷、猝然、啪嗒响的运动。他的诗歌变成一种高速和暴露神经，有时候隐秘的诗歌，带着多少有点缩略的句法，以无数飞跃越过不言自明的东西。然而，以这种方式，它反而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具歌唱性，不是吟游诗人似的歌唱，而是鸟儿似的歌唱，带着刺耳、难以预料的措辞和音高，有点像金翅雀的颤音。」 「把诗歌扩展至散文里，茨维塔耶娃并没有因此消除大众意识中诗与散文之间的界线，而是把这界线转换到一个迄今在句法结构上难以企及的语言领域——向上。而原本在风格上走入死胡同的危险性就比诗歌高得多的散文，则只会从这种转换中获益：在她那稀薄化的句法空气中，茨维塔耶娃给它传递了一种加速度，并使惰性这个概念发生改变。」 这种心灵上的、乃至令语言诗化的加速度是迅捷的、向上的、朝向未知的、富含潜能的，因而也是宇宙学的： 「这种速度之磨，既是一幅自画像，也是对天体物理学的一种难以置信的洞见。」 而比起宇宙学，布罗茨基似乎不那么待见神学： 「一个诗人总的来说要比一个使徒更慷慨。诗学的“乐园”不局限于“永福”，因此不会受到某个教条乐园过度拥挤的威胁。与被说成是某种最后场面也即灵魂之结局的标准基督教乐园相反，诗学乐园更多是一个山峰，而诗人的灵魂与其说是达到完美了，不如说是处于持续运动中。一般来说，诗学中的永生理念更多是受引力作用朝向宇宙学，而不是朝向神学；通常用来衡量灵魂的，也不是对达到与造物主相似或与造物主合而为一来说必不可少的完美程度，而是它在时间中漫游的具体的（抽象的）耐久性和遥远性。原则上，诗学中的存在概念会避免任何形式的有限性或停滞，包括神学上的神化。不管怎么说，但丁的天堂要比教会版本的天堂有趣得多。」 但是在此处，我想说，广义的神学和宇宙学的分野或许可以不那么明晰： 「越是经常不断地进行思考，两个事物就越是以新的赞叹和敬畏充溢我的情感，这就是：我头顶上的星辰密布的天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这是康德。 「宗教实际上是人直观宇宙的方式，是人对自己最内在本性的呼声和追随。」 这是施莱尔马赫。 而更久远一些，在尚无基督教的世界里，还有哲学与文学的起源：对宇宙的叩问。本原、始基是水，是火，是阿派朗，是逻各斯，又或是奥林匹斯众神。 因此神学与宇宙学本就是一胞双胎。 当宇宙学成了新的神学，或者说，当二者重新如古时融合，或许我们就重获了一种双重性：在心灵的静中直观理念的动，在近处的、定形的文本里体验遥远的、有待澄清的未知，在有限性中同无限合一，在瞬间经历永恒。 这就是既是神学的又是宇宙学的、既新又旧的窄门——新是就狭义的神学而言，旧是对神之演变史的历时性来说。 而关于窄门的数量问题，或许可以先回到柏拉图，在这里，他的理式论现今还有一席之地，只不过是以变体的形式：“艺术与真理隔了三层”变成了“我们与诗人隔了三层”。 第一层是英译中，第二层是俄译英，第三层是诗心互译。 即，心灵中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体验被诗人自己翻译成用俄语写就的诗歌，而这俄语诗歌又被布罗茨基译成英文，接着，英文被黄灿然译成中文，如此，中文译文才是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模样，最后，还要经历一次将这中文译文翻译为我们自己的心灵的语言的过程。 同时，还存在一条诗歌评论的翻译进路，即布罗茨基将自己对俄国诗歌的感想译为他下意识使用的那种语言（我认为是他的母语俄语），再将这种语言译为英语写下来，黄灿然将英文译为中文，最后，我们再通过中文进行理解。 这每一次翻译，就是一扇窄门。 我们要努力进窄门，如此才更有可能接近诗人。 ✦ 与天使的疏离 在翻译的过程中，似乎必然会失掉些什么：形式与内容、语音与语义的统一大概率会被破坏。所指抵达了，而原本的能指被抛下了，新的能指接过了载体的重任。这种悲剧式的断裂严重阻碍了不同语种的读者对诗歌的理解。 布罗茨基以茨维塔耶娃为例，让人近距离感受到了这种断裂： 「《新年贺信》以典型的茨维塔耶娃方式开始，从八度音最右端——也即最高——的高音C开始： S Novym godom——svetom——kraem——krovom! Happy New Year——World/ Light——Edge/ Realm——Haven! 新年快乐——世界/光——边缘/王国——避难所！ ——用一个感叹号指向上面、外面。贯穿整首诗的这个调性，如同这首诗中的男高音，是不变的：唯一可能的修改，不是音域向下降（哪怕是插入语），而是向上升。在这个调性渗透下，这行诗中主格句的设置创造了一种狂喜效果，一种情感升腾的效果。这种感觉，得到那些外表上同义的列举的加强，如同上升的阶梯（阶段），每一级都高于前一级。然而，这种列举，只是每个词的音节数目方面的同义，而茨维塔耶娃的平等（或不平等）的标记——破折号——把它们分开的程度，远甚于一个逗号所能达到的：它把每个后来的词都推向比前一个更远的高处。 更有甚者，在“新年快乐”（S Novym godom）中，只有一个词“年”（god）的使用，是原意上的使用；这行诗里的其他所有词都负载——超负载——着各种联想和比喻性的意义。“Svet”（世界，光）的使用有三重意义：首先是作为“世界”，例如“新世界”中的“世界”，它是通过与“新年”的类比而达成的——即是说，地理上的新。但这地理是抽象地理；茨维塔耶娃心中更有可能想到“远处的背后”的某个东西，而不是大洋的另一边：某种界外范围。这种把“新世界”当作另一个范围的理解，引向有关“来世”的理念，而“来世”事实上才是真正要谈论的问题。然而，“来世”首先是光；因为，由于这行诗的含意和“svetom”在音调上比“godom”优越（更有穿透力的声音），它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头顶上面某处，在天空中，那里是光的来源。前后的破折号几乎使那个词摆脱了语义学上的职责，从而给“svet”装备了满仓库的正面指涉。不管怎样，在“来世”这个概念中，重点都同义反复地落在光方面，而不是像通常那样落在黑暗方面。 接着，这行诗在听觉上和地形学上都从抽象地理的“svet”向上飞，飞向那简短、呜咽般的“krai”（边缘，王国）：世界的边缘，一般的边缘，朝向天上，朝向天堂。“S novym...kraem”的意思，除了别的外，还指“新王国快乐，新边界快乐，越过边界快乐”。这行诗以结尾部“s novym krovom”（新避难所快乐）告终，既是语音的，又是语义的，因为“krovom”的语音实质与“godom”的语音实质几乎相同。但这两个音节已被“svetom”和“kraem”提高了，比原本的声音提高了整个八度音——八个音节——根本不可能再回到那行诗的起点的调性或其原意。仿佛“krovom”正从更高处回望它在“godom”中的自己，元音和子音都不认识了。“Krovom”中的子音“kr”与其说是属于“krov”这个词本身，不如说是属于“krai”这个词，而正是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krov”的语义学意义似乎变得太稀薄了：这个词被放置在太高处了。它作为世界边缘的一个避难所的意义和作为一个可以回去的家——一个庇护所——的意义，与“krov”交织在一起，而“krov”意思是天堂：地球的普世天堂和个人的天堂，灵魂的最后避难所。」 真的只有浸润俄语文学多年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精妙的评论。 我一直认为，每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一种文化的显形。就像，同是“爱”，在古希腊语中，ἔρως是爱欲，偏向性的激情（love, mostly of the sexual passion），而ἀγάπη是神之爱，在《新约》语境中，指上帝对人的爱、人对上帝的爱、人与人之间的爱，φιλία则是指友爱（affectionate regard, friendship），若说，在中文里，ἔρως和φιλία还算有对应词语（爱欲和友爱），那么ἀγάπη似乎无法在中文里找到很准确的对应词。而这种区别在中西哲学中的体现，大概就是希尔贝克、吉列尔所说的“中国文明更多的是实践的和实用的取向”了吧。 除了隐性的思维方式，还有更为明显的发音，这也是仅读英译或中译无法理解茨维塔耶娃妙处的原因之一。在《新年贺信》中，翻译令诗歌的韵律完全消失了。因此我无法捕捉到布罗茨基所说的那种向上的态势，进而也无法完全接住这每一个词语所承载的重量——情感的、宗教的、文化的…… 故布罗茨基十分强调听觉： 「“用耳朵”分辨恰恰是创作的精神，它在一首诗中的载体或传送器是韵律，因为正是韵律预先决定了作品的调性。任何有点写诗经验的人都知道，诗歌韵律相当于某种心理状态，有时候不是一种而是多种状态。诗人通过韵律的手段来“分辨”他通往作品精神的路。当然，在使用标准韵律时，潜伏着机械化说话的危险，每一个诗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克服这危险，而克服过程的难度愈高，所描绘的特定心理状态的画面便愈精细——对诗人和读者来说都是如此。结果往往是诗人开始把韵律视为种种有活力的——在古老的意义上，是有灵感的——实体，如同某些圣器。」 他形容茨维塔耶娃是“耳朵评论内容”，她的“扬抑格回响着哀吟和咒语”。 但，翻译或许还是无法阻止另一些东西的：想象力。 在评论茨维塔耶娃《新年贺信》中的那句“最母语的是天使的”（the most native is Angelic）时，布罗茨基这样写： 「这是一个涉及“更母语”的高度的问题，也即不是俄语或德语可以获得的：一种超语言的高度，在普遍语调中——精神性的。终究，天使是用声音沟通的。然而，“对我来说……最母语的是天使的”所包含的那种极容易辨认的好争论音调，却指向那“天使的”之完全非教会的特点，指向其与极乐的非直接关系；实际上，这只是茨维塔耶娃著名的说法“天上真理——对地上真理的声音”的另一个变体。两种说法所反映的世界观中的等级主义，是一种不受限制的等级主义——至少不受教会的地形学限制。因此，她在这里只是在补助意义上使用“天使的”，旨在标示她本人——如她所言——向其尖叫的那个意义的高度。」 这令我想起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 「如果我哀吟，天使们的队列中，有谁会听见我的声音？」 里尔克在给一名波兰译者的信中这样解释哀歌中的天使，它们的存在是这样一种生灵——“在这种生灵中，我们正在完成的从有形之物向无形之物的转化，已经显现在它的完成中……这样一种存在保证了对寓于无形中的更高现实的认识”。天使们构成了更高的存在秩序，人的能力正是以天使们为背景而受到考核和裁判的。 此外，茨维塔耶娃的另两行诗也令我想起里尔克。 茨维塔耶娃写： 「从此世望——如果不是望向那［来世］，从那［来世］ 如果不是望向多苦难的此世。」 而里尔克写：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 无缘无故在世上死， 望着我。」 我想，不需要原文，不需要背景，单纯的意象就足够让人产生联想。 但如果了解一些背景，那么我觉得，最令人心碎的是，茨维塔耶娃的这首诗，是为里尔克而写的悼词。 而任何悼亡诗，都是一幅自画像—— 「对茨维塔耶娃来说，德语是比俄语还母语的，即是说，德语与俄语都是她童年的语言，而她的童年刚好碰上19世纪的结束和20世纪的开始，连同19世纪德语文学对一个孩子产生影响的一切后果。」 同时，也「恰恰是茨维塔耶娃对德语的认识造就了她与里尔克的关系；因此，后者的逝世也是间接地打击——横越她的一生——她的童年。」 里尔克对言说的绝望似乎也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蔓延到了茨维塔耶娃的笔下，缪斯哀泣，天使在上，同我疏离。

不雨则已，雨则倾盆，布罗茨基之雨为我带来感受力的新菱镜。每篇都喜欢，但<毕业典礼致辞> 劈下的那道闪电尤为惊心—— 他照亮了习以为常的伦理迷雾：当人们将耶稣“另一边脸也凑上去”简化为以善报恶时，实则是把宗教伦理强植于政治行动，而这种误读暗藏着危险：一方面，这种非暴力策略预设的“唤醒良知”可能会沦为施暴者继续行恶的借口，另一方面，受害者因自愿受苦而产生的道德优越感，可能会是一种催生新权力压迫的恶。 布罗茨基因此转向了诗句的更深处：将“另一边脸也凑上去”视为对恶的超额服从，一如“连外衣也给他”“多走一里路”，使压迫显露出自身的悖谬，用荒诞解构荒诞…… 布罗茨基的犀利却让我闪电般地觉知到，自己竟因五年前未读此文而感到幸运：那时，是无名的脉络神秘地伸展到了我的心灵上…… 我想，斩断恶的连续性，需要的是最后那滴雨悬停空中的岑寂，这是心灵诗句的音顿。

布罗茨基关于诗歌与文学的散文集，同样涉及到了俄罗斯的历史和政治，内容丰富，尤其对诗论有很深刻的剖析。 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诗人众星闪耀，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还有稍前的帕斯捷尔纳克，重新燃起了我对俄罗斯诗歌的热情，近期一定要读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逐字逐句分析茨维塔耶娃和奥登诗作的那两篇太透彻了，对于诗歌爱好者很有参考价值；《小于一》和《一个半房间》带有布罗茨基的成长和回忆性质，一个半房间的同名电影也很经典。《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可以大声读出来。最后，布罗茨基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脑残粉，虽然他对俄罗斯大环境有深深的芥蒂，但对陀却不吝赞美之词，让我一个陀吹都有点不好意思，以后待重读的书。 “坦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在时间上的接近，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不幸的巧合。其后果是如此严重，以致也许上苍在被指控用诡计玩弄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构成的时候，其替自己辩护的唯一方式是说：如此一来，就可防止俄罗斯人太接近上苍的秘密。因为还有谁比上苍更清楚这点呢，也即在一位伟大作家之后，任何人都注定只能去拾恰恰是那位伟人的牙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攀得太高了，使上苍不悦，于是上苍派来托尔斯泰，仿佛是要确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得不到延续。”

如果你也爱乌格雷西奇，那么毫无疑问，你也会为布罗茨基陷入迷狂。布罗茨基，一名犹太人，一名俄语诗人，一名英语散文家，绝不是开胃小菜，而是当头棒喝。 这本书的书体极其繁复，18篇文章囊括了私人回忆、精神自传和诗评随笔，站在“一个诗人对一个帝国”的高度，布罗茨基将他眼睛能拍摄到的一切，冲洗出一个名为记忆的胶卷，记录这个复杂粗劣的世界，为了便于生存，人在缄默中选择性遗忘，遗忘那些细微差别、弦外之音、灰色地带。 而恰恰是与“钝感力”相对的“锐感力”，布罗茨基用天真、爱、信仰、经验、疲劳、犬儒、愧疚、颓废来跟人说话，透过心灵和历史的棱镜折射出迷人的光芒，足以唤起一个毫无生机的主体。一根在疾风中燃烧的火柴，是绝对不可扑灭的，这就是布罗茨基神话。“阅读他是使人感到正派的极少数方式之一”。

不是一个的那一刻 《小于一》是约瑟夫·布罗茨基的首部散文集，以长文为主，夹以若干短文，仅十八篇文章，篇篇精彩，再加上其文体和“书体”的独特，遂形成一本完美之书。这是一个伟大诗人的精神自传，也是一部私人回忆录。布罗茨基以创造性的诠释与解读，完成了他对阿赫玛托娃、奥登等人的致敬，对个人价值的有力捍卫，还有对独裁者罪行的揭露和控诉。这样的控诉使用的不是公共语言和措辞，而是站在“一个诗人对一个帝国”的高度。而这个高度，又源自他的一个信念：语言高于一切，甚至是时间崇拜的对象，诗歌则是语言的至高形式。 《小于一》得名于同名文章，他的这篇文章为什么取了这么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 “小于一”首先是一个悖论式提示：在通常的计量单位里，“一”代表完整、绝对和宏大，而“小于一”则暗示不足、裂缝和边缘。 在散文“小于一”中，布罗茨基回忆童年与成长，强调“获得低分、操作铣床、遭毒打”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是日常而琐碎的“小于一”瞬间。正是这些瞬间构成了人对宏大命运的切身体验，提醒读者关注被历史洪流忽略的个人时刻。布罗茨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一个孩子对父母控制他感到不满，与一个成年人面对责任时的恐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你不是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你也许是小于‘一’个”。就是从这小小的“小于一”布罗茨基引申出极权体制对普通民众、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无限伤害来。”把这一符号当作自我定位的坐标——他既以“诗人”身份站在庞大帝国（苏联）之外，又自觉“小于一”，意指个人永远无法与宏大的历史、政治或意识形态真正契合，而只能处于缝隙之中。在布罗茨基看来，语言高于时间与历史，而诗歌是语言的至高形式；个人借助语言捍卫自身价值，却始终只能接近“完整”而无法真正抵达。“小于一”象征这种永恒的未完成感——诗人永远在接近，却从未与“一”合为一体。标题也透露出对极权历史暴力的抵抗。布罗茨基认为，历史暴力把个人存在压缩成“低于一”的碎片，但他仍以写作为这些碎片发声，把“小于一”转化为反抗的立场。 正如布罗茨基自己所说：“一个诗人也许小于‘一’。”书名正是向这种“不足”致敬，也让读者看到：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声音，构成了文明得以持续反思与更新的源泉。  布罗茨基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演说中提及了五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弗罗斯特和奥登，在书中，他也把自己对这几位诗人的诗作的理解逐行解读：”在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综合——但总是小于他们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首先是通过个人心灵这个棱镜，然后是将就着通过历史这个棱镜。”这虽是诗人对阿赫玛托娃的评价，也一定程度上是自身的写照。

那一刻我仿佛听到有人趴在耳边说：“最后一次了，再回头看一眼吧。”最后一次，带着明确的、积极的目的，坐着楼梯栏杆滑下，我不够灵活只能趴着滑；但就算这样也是绝对的危险动作，被父母和老师严令禁止，有些人天天为这些小事挨骂挨打。最后一次，无意识躲过所有虚设的机关，闯过所有关卡，遇到每天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必然碰面的“时钟阿姨”；如果不迟到的话，她和我们一样准时。最后一次，充满魔法的地方，回不去的蝉壳；“最后一次了，再回头看一眼吧。”也许那一刻她真的听到了，听到什么在遥远处呼唤；如果我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一定要好好地再看一眼！于是俄尔甫斯回过头，从黑夜里牵出一片虚空。

大家文笔，这就是世界级水准！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标杆！我的偶像，我的崇拜！世界是精英的世界，更是你我的世界！当所有的平凡绽放自由自我的果敢之花，平庸无聊空虚寂寞的人间处处是爱与美的绚丽烟花！动起来，无论我爱与不爱的同类。专业专职的行家里手，不是化神奇为平庸的学术僵尸！游魂野鬼似的游击大军，未必不是明天的主角！

第一段，不理解什么叫一般失败，就上网自助了一下翻译器： As failures go, attempting to recall the past is like trying to grasp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Both make one feel like a baby clutching at a basketball: one’s palms keep sliding off. 随着失败的发生，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理解存在的意义。两者都让人感觉自己像个抓篮球的婴儿：手掌不断滑落。（百度） 随着失败的发生，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两者都让人感觉像一个抓着篮球的婴儿：一个人的手掌不停地滑落。（google） 就失败而言，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两者都会让人觉得自己像个抓着篮球的婴儿：手掌不断滑落。（deepl） 跟一般失败比较，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两者都使你感到像一个婴儿在抓篮球：手掌不断滑走。（黄灿然）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 1940年5月24日生于俄罗斯列宁格勒，尽管我厌恶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这座城市。很久以前，普通人都仅仅用“彼得”——来自彼得堡——这个诨号来称呼它。 “列宁格勒”对俄罗斯人的耳朵来说，听起来已经中立如“建筑”或“香肠”。然而我宁愿称它“彼得”，因为我尚能记得这座城市看上去还不像“列宁格勒”时的样子——就在战争刚结束之后。偏灰、暗绿色的建筑物表面留下一个个弹孔；空荡、没有尽头的街道，没几个过路人，车辆也少；一种因此而来的近乎饥饿的表情，有着更明确的，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更高贵的面貌。一张清瘦、坚硬的面孔，其河流那深奥莫测的闪烁反映在其空洞的窗口的眼睛里。既然是一个幸存者，就不应以列宁来命名。 所有这一切，都与列宁无关，而我想，大概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鄙视他了，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或实践——我七岁的时候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不如说是因为他那无所不在的画像，这些画像充斥于几乎所有课本、所有教室墙壁、邮票、钞票等，描绘他一生不同年龄和阶段的形象。有婴孩列宁，金黄色鬈发，看上去像一个小天使。然后是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的列宁，秃头、紧张，脸上那个毫无意义的表情可以被误解为任何东西，就说有目标吧。这张面孔在某种程度上萦绕在每一个俄罗斯人脑中，并暗示某种标准的人类面孔，因为它完全缺乏任何特征。有时候微笑，但大多数时候是站在某辆装甲车上或某次党代表大会讲台上向“群众”发表演说，一只手伸向空中。最后是列宁穿着一件准军事夹克坐在花园长凳上，旁边是斯大林，后者是唯一将要在无所不在的印刷画像上超过列宁的人。 中央集权化的国家 俄罗斯人——至少我那一代——从不求助于精神病医生。首先，精神病医生本来就不多。此外，精神病治疗是国家的财产。我们知道有精神病治疗记录并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几乎向我们的意识报告我们的本能。然后我们惩罚自己。当我们弄明白这种惩罚与我们发现的内部那个下流坯不相称时，我们便求助于酒精，喝得烂醉如泥。不是我觉得压抑比自由好；我只是相信压抑机制是人类心灵固有的，如同释放机制。我有非常好的理由这样想，因为在我度过三十二年的那个国家，通奸和看电影是仅有的自由活动形式。再加上艺术。 我崇拜飞机和战舰，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空军的黄蓝军旗更美丽的了。 在苏联军队里服役，一般是三到四年，而我从未遇见过一个其心灵未曾被军队那服从的约束衣摧残过的人。也许除了在军队乐队演奏的音乐家和两个我交往不深的人，这两个人于1956年在匈牙利饮弹自杀，他们在匈牙利都是坦克指挥官。 战舰和飞机依然美丽，并且每一年它们的数目不断增加。在1945年，街头充斥着“史蒂倍克”卡车和吉普车，车门和车盖都有一颗白星——我们根据租借形式从美国获得的硬件。在1972年，我们自己开始向世界各地出售这种东西了。 军队是农民心目中的秩序。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再没有比看到他的同伴接受站在列宁陵墓顶的政治局常委检阅更令人感到安慰的了。 他生活在世界上最不公正的国家。那国家被一群生物统治，这群生物用所有的人类标准来看，应被视为退化的生物。但没人作如是想。 当父亲知道女儿要在圣彼得堡一家杂志发表一辑诗时，他把她叫到面前，对她说，虽然他不反对她写诗，但他敦促她“不要玷污一个受尊敬的好名字”，而要她使用笔名。女儿同意，而这就是她不以安娜·戈连科而以“安娜·阿赫玛托娃”进入俄罗斯文坛的原因。这种理由，既不是对所选择的职业和她的实际才能没有把握，也不是预期分裂的身份可为作家带来什么利益，而纯粹只是为了“保住面子”，因为在属于贵族的家庭中——而戈连科氏是一个贵族家庭——文学这个职业一般被视为有点儿不得体，适合那些出身较卑微、没有更好途径获取名声的人。至于笔名本身的选择，则与安娜·戈连科母亲的娘家有关，其祖先可追溯至金帐汗国最后一个可汗：成吉思汗的后裔阿赫马特·汗。“我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她常常不无带点自豪地说；而对俄罗斯人的耳朵来说，“阿赫玛托娃”有明显的东方味道，确切地说，鞑靼味道。不过，她并不是要有异国情调，原因之一是有鞑靼言外之音的名字在俄罗斯只会带来偏见而不是好奇。 对一位具有阿赫玛托娃这等高度的诗人来说，这意味着被活埋，然后用一两块木板来给那坟堆做记号。她的不见天日，是多种力量的结果，主要是历史，其主要特点是粗俗，其直接代理是国家。早在这1921年，新国家可能就已经与阿赫玛托娃闹不和了，她的第一位丈夫、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遭其安全部队处死，据说是由国家元首弗拉基米尔·列宁亲自下令杀的。新国家是一种教条的、以眼还眼的心态的副产品，它无法期望从阿赫玛托娃那里得到什么，除了复仇，尤其是考虑到她那以自传笔触写作的著名倾向。可以说，这就是这个国家的逻辑，这逻辑又被接下来十五年间她整个圈子被摧毁所加强。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前这十五年也许是俄罗斯整个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1882年，埃及亚历山大爆发一场反欧洲运动，酿成许多流血，英国出动海军报复，炮轰该城市。康斯坦丁·卡瓦菲斯1863年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在君士坦丁堡据说他有了第一次同性恋经验。他生活在亚历山大，写诗，在咖啡馆跟当地或来访的文人交谈，玩牌，赌马，去男同性恋妓院，有时也上教堂。 最好的抒情诗，百分之九十是性事后写的，就像卡瓦菲斯的抒情诗。不管他的诗歌题材是什么，它们总是在回顾中写的。同性恋本身要求作出比异性恋更多的自我分析。我相信，同性恋的原罪概念，比异性恋的原罪概念更复杂：至少，异性恋者仍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通过结婚或其他被社会接受的忠诚形式，来进行即时的赎罪。同性恋的心理，就像任何少数族裔的心理一样，是明显地微妙和矛盾的：它把一个人的脆弱性扩大至产生一种精神上的一百八十度转弯的程度，之后便可以发动攻势。可以说，同性恋是感官极大化的一种形式，这种极大化是如此彻底地吸取和消耗掉一个人的理性和情感功能，以至结果很可能变成T.S.艾略特所称的“有感觉的思想”。同性恋者对生命的看法，最终可能比异性恋者更多面。从理论上说，这样的看法为一个人提供了写诗的理想动机，尽管就卡瓦菲斯而言，这个动机无非是一个借口。在艺术中，重要的当然不是一个人的性别归属，而是如何理解性别归属。只有肤浅的或有偏见的批评家，才会把卡瓦菲斯的诗简单地贴上“同性恋”的标签，或把它们简化成他的“享乐主义倾向”的例子。 导致古希腊世界终结的，并不是罗马的征服，而是罗马本身落入基督教手中那一天。亚历山大是各种宗教信条和意识形态的市集，其中包括犹太教、当地科普特教派、新柏拉图主义，当然还有新来的基督教。 芬兰站是旅客进出这座恰好位于涅瓦河畔的城市的五个铁路终点站之一，芬兰站前耸立着一座纪念碑，纪念一个人，他的名字正是这座城市现时的名字。事实上，列宁格勒每一个火车站都有一座这个人的纪念碑，要么是火车站前的一个全身雕像，要么是火车站内的一个巨型半身雕像。但是芬兰站前的纪念碑是独一无二的。重要的不是雕像本身，因为列宁同志仍是以通常的半浪漫风格塑造的，一只手伸入空中，大概是在对群众发表演说；重要的是那个基座。因为列宁同志是站在一辆装甲车顶上发表演说的。雕像是以当今流行于西方的早期构成主义风格塑造而成的；大体上，用石头来雕塑装甲车这个理念，含有某种心理加速、雕塑家有点儿走在时代前面的意味。就我所知，这是全世界仅有的一座为某个站在装甲车上的男人而建的纪念碑。单是这一点，它就是一个新社会的象征了。旧社会总是由马背上的男人来代表。 俄罗斯本身那个子宫般温暖的，且传统得近乎怪癖的，患幽闭恐惧症的世界，在波罗的海的彻骨寒风中发抖。 对这座城市，彼得有他的远见，而且是不止于这座城市的远见：他看到俄罗斯把脸转向世界。在他的时代的脉络里，这意味着西方，而这座城市注定要成为——用当时访问俄罗斯的一位欧洲作家的话说——开向欧洲的窗口。实际上，彼得想要一个大门，并且要它半掩着。与他那些俄国皇帝宝座上的前任和后继者都不同，这个六英尺半高的君主没有患上传统的俄罗斯恶疾——对欧洲的自卑情结。他不想模仿欧洲：他要让俄罗斯成为欧洲，如同他自己是欧洲人，至少部分是欧洲人。自童年起，他的很多亲密朋友和同伴，以及他与之开战的主要敌人，都是欧洲人；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在欧洲工作、旅行，以及实际上生活在那里；后来又频频访问欧洲。对他来说，西方不是未知领域。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尽管有可怕的酗酒习惯；他把他涉足的每一个国家——包括他自己的国家——都视为只不过是空间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对他来说，地理远比历史真实，而他最珍爱的方向是北方和西方。在彼得统治时期，一名俄罗斯皇帝的子民，选择有限，差不多是要么应征入伍，要么被派去建造圣彼得堡，并且很难说哪一个选择更致命。 圣彼得堡宫殿和大使馆逐渐演变成俄罗斯官僚中心、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最终演变成工业中心的世纪。建筑开始失去其完美的——达到荒谬的程度——抽象特色，并随着每一座新建筑而恶化。这与其说是由转向功能主义（它只是营利的高贵名称罢了）造成的，不如说是由普遍的美学堕落造成的。除了叶卡捷琳娜大帝外，彼得的继承者们几乎没有任何远见，也不懂得他的远见。他们全都试图推广他的欧洲版，并且做得颇为彻底；但在19世纪，欧洲根本就不值得模仿。从一个皇帝到另一个皇帝，衰落愈来愈明显；唯一为新冒险挽回面子的，是这样一种必要性，也即新冒险都调整自身以适应它们伟大的先驱。当然，今天就连尼古拉一世时代的军营式风格，可能也会使一个深思的审美家感到心头温暖，因为它很好地传达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但整体而言，用这种俄罗斯方式执行普鲁士军事式社会理想，加上古典建筑群中夹杂着大量笨拙的公寓楼，产生了一种颇令人沮丧的效果。接着，维多利亚式结婚蛋糕和灵车便来了；到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这座一开始就从历史跃进到未来的城市，有些部分看上去活像一个普通的北欧布尔乔亚。 在19世纪，对西方的模仿肤浅如贵族阶层的化妆和时装（“这些俄国猴子！”一名法国贵族在冬宫出席一次舞会之后叫道，“他们学得多快！他们已胜过我们的宫廷！”），那么19世纪的圣彼得堡连同其暴发户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花柳社会等，已变得够西化，甚至可以对欧洲怀有一定程度的轻蔑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说：“住在彼得堡是一种不幸，它是世界上最抽象和预先计划的地方。” “杜马”在俄语里的意思是“思想” 由于反德情绪，这个城市的名字被俄罗斯化了，“彼得堡”变成了“彼得格勒”。 1918年，列宁把俄罗斯首都迁回莫斯科。列宁是他的时代的地道产物：一个心胸狭窄的革命者，有着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偏执狂权力欲，而权力本身亦是一个极其资产阶级的概念。列宁去彼得堡，因为彼得堡正是他所认为的地方：权力。为了权力，他愿意去任何其他地方，如果他认为那地方有权力（而事实上他这样做了：住在瑞士时，他曾在苏黎世试过同样的事情）。 1917年，列宁在瑞士从一个过路人口中得知沙皇退位，于是与一群追随者登上了一列由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密封式火车，驶往彼得堡，该参谋部要依靠这些绅士在俄罗斯境内承担第五纵队的任务。那个在1917年从芬兰站下火车的人，当时四十七岁，而这次抵达可以说是他最后的赌注：他要么赢，要么面临叛国控罪。除了一千二百万德国马克之外，他唯一的行李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梦，这场革命一旦在俄罗斯引发，将产生连锁反应；还有另一个梦，就是成为俄罗斯国家元首，以便落实他的第一个梦。 历史书上所说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事实上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变，而且还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在讯号发出之后——“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船头炮发射了一门空炮——一排新成立的赤卫队便走进冬宫，逮捕了无所事事的临时政府的大批部长，后者正徒劳地试图看守沙皇退位后的俄罗斯。赤卫队没有遇到任何反抗；他们强奸了一半守卫皇宫的女性，并洗劫了皇宫里的各个房间。为此，两名赤卫队员被枪杀，另一个溺死在酒窖里。皇宫广场唯一的枪战，包括身体倒下和探照灯在天空中划过，是发生在谢尔盖·爱森斯坦的电影里。 列宁格勒的主要消遣就像俄罗斯所有地方一样，乃是“瓶子”。就酒精消耗量而言，这座城市堪称俄罗斯的窗口，而且是敞开的。早上九点，看到酒鬼的频率要比看到出租车高得多。虽然官方宣传在口头上和印刷物上谴责酗酒，但是国家继续出售伏特加并加价，因为“瓶子”乃是国家最大的收入来源：一瓶成本五戈比，售价则是五卢布。这意味着利润为百分之九千九百。 蒙塔莱于30年代末加入隐逸派运动。隐逸派是意大利知识界对本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意大利政治局势的反应，并可视为一种针对法西斯主义的文化自卫行为——就诗歌而言，是语言自卫。 斯大林利用电话监听系统铲除政治局里的异己 良好的独裁制度的长度一般是十五年，至多二十年。超过这个长度，将无一例外地滑入兽性。接着，你也许就可以获得见诸发动战争或国内恐怖或两者兼而有之的那种显赫权势。 设想在譬如说中国这个十亿人口的国家推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的可能结果，这对想象力来说是一件颇为艰巨的任务：这会产生什么样的议会，又将有多少千万的人构成少数派。 陀思妥耶夫斯基狂热的仰慕者伊丽莎白·施塔肯施奈德，是彼得堡的一名社交花，在19世纪70至80年代，她的屋子是文人、要求拥有普选权的女子、政客、艺术家等人物的名副其实的沙龙。 六千卢布（相当于现在的两万美元）在当时可以购买一年的体面生活 对一个有过俄罗斯生活经验，有过俄罗斯那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过山车经验的人来说，任何风景，包括来世的风景，都似乎平淡无奇。不仅如此，茨维塔耶娃还带着爱国者的苦涩和骄傲进一步说：……我们与来世有血缘关系：在俄罗斯待过的人都在此世见过来世。这不是摇旗呐喊的爱国主义，甚至不是通常含有讥讽音调的自由派变种，而是形而上学的爱国主义。这行诗完全驱散了有关茨维塔耶娃从来不接受俄国革命这一白痴式争辩。她当然不接受：因为“接受”屠杀人类，不管以哪种理想的名义来实施的屠杀，都意味着成为同谋和背叛死者。 一个本土俄罗斯人无须狂热地到处寻找就能知道过错在哪里：过错无所不在，因为它属于国家。国家无所不在的手砍倒那最好的，并把剩余的二流人物压制成纯粹的庸才。然而，更深远和更具灾难性的后果，则是一种社会秩序在国家赞助下出现了，对该社会秩序的描述以至批评，自动地把文学降至社会人类学的水平。这类东西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今它被全世界嘲笑。 尤其是在一个有着专制主义过去和极权主义现在的国家里。因为，与下意识不同，超我是预期会畅所欲言的。 “聪明的希望”在这里代表着很多东西：和平主义、绥靖政策、西班牙、慕尼黑——所有那些为欧洲法西斯主义铺路的事件，它们与我们时代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波兰为共产主义铺路大同小异。说到波兰，1939年9月1日也即本诗标题的日期，正是德国军队入侵波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日期。这场战争是因为英国为波兰的独立作出担保而爆发的。这是开战的借口。现在是1981年，四十年后，波兰的独立哪里去了？所以，严格地，从法律角度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枉费心机。 从牛津毕业后，奥登在德国待过颇长一段时间。他多次去过德国，其中几次逗留得很久，也很快乐。他去过的德国，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本世纪最好的德国。不管是从其悲惨还是从其活泼看，它都与英国大不相同，因为其人口是由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生还下来的人——败兵、残疾、贫民、遗孤——构成的，这场大战的第一个伤亡者是旧帝国秩序。整个社会组织，且不说经济，都完全解体了，政治气候高度反复无常。至少可以说，就其悲观气氛，就其可以松散地称为颓废的现象，尤其是就其视觉艺术而言，它都与英国不同。那是表现主义大爆发的时期：那个时期的德国艺术家被视为该“主义”的创建者。事实上，说起表现主义——它的主要视觉特征是破碎的线条，神经质、怪异畸形的物体和造型，花哨而残忍地生动的色彩——你会忍不住要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视为它最大的展览。你会觉得，那些艺术家的画布已逸出它们的框架，投射到整块欧亚大陆。无可否认，希特勒掌权，为几乎所有这一切画上休止符。在欧洲的知识分子眼中，他的崛起在当时与其说是意志的胜利，不如说是粗俗的胜利。对本身是同性恋者，而且其前往柏林在我看来主要是为了男孩们的奥登来说，第三帝国还有点儿像是对那些青年人的强奸。 克兰教授正在把我的诗译成英语，准备出我的企鹅版诗选。当我们在推敲这本未来诗选的内容时，他问我谁最适合为我的诗选写导言。我提出请奥登——因为在我心中，英国与奥登是同义词。不过，当时在英国出版我的诗集的前景是很不现实的。唯一透露出这件事情还有点儿貌似现实的是，根据苏联法律，这绝对是非法的。 他写信给美国诗人学院，要求他们为我提供一些经济资助。我就这样获得我第一笔美国钱——准确地说，是一千美元——使我一路维持到我在密歇根大学领到第一笔工资。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1973年7月份，在斯蒂芬·斯彭德位于伦敦的家中的晚宴上。威斯坦坐在桌前，右手夹着一根香烟，左手拿着酒杯，大谈冷熏三文鱼。由于椅子太低，女主人便拿了两大卷残破的《牛津英语词典》让他垫着。当时我想，我看到了唯一有资格把那部词典当坐垫的人。 社会主义竞赛 精神上的布尔乔亚 我甚至比不上那些几乎成了传奇的日本人。（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一般日本人的家庭相册更可怖的了：微笑着，矮壮，他/她都是背向这个世界包含的一切垂直物体——雕像、喷泉、大教堂、高塔、清真寺和古庙等。尤其是佛像、佛塔，我猜。） 基督教的信仰体系来自东方 土耳其人从不知什么地方来了。他们实际上从哪里来，似乎没有明确答案；显然，路途非常遥远。是什么吸引他们来到博斯普鲁斯的海岸，也不是十分清楚。马，我猜。土耳其人——更准确些，楚尔其人——是游牧民族，学校如此教我们。当然，博斯普鲁斯海峡证明是一道屏障，于是在这里，突然间地，土耳其人决定不再漫游回他们的来处，而是选择安顿下来。这一切听起来似乎难以令人信服，但我们暂且接受这个说法吧。不管怎样，他们想从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得到什么，则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想待在君士坦丁堡——也即大致是君士坦丁本人当初想的。在11世纪前，土耳其人没有共同的象征符号。然后它出现了。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它是新月。然而，在君士坦丁堡，有基督教徒；该市的教堂顶都有十字架。楚尔其人——逐渐变成土耳其人——与拜占庭的谈情说爱持续了将近三个世纪。锲而不舍获得回报，到15世纪，十字架拱手把其教堂顶让给了新月。 “高门”（Sublime Porte），也即奥斯曼帝国，又称为穆斯林拜占庭。再次，我们有一个独裁制度，严重地军事化，而且还要更专制。绝对国家元首是帕迪沙赫，或称苏丹。然而，与他平起平坐的，尚有一个大穆夫提，该职位把精神权威与行政权威结合起来——事实上是把两者等同起来。整个国家由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等级制度管理，其中宗教因素——或者更方便地说，牢固的意识形态因素——占主导地位。 所有这些屠杀其前任、对手、兄弟、父母和后裔的不可计数的奥斯曼们、穆罕默德们、穆拉德们、巴耶济德们、易卜拉欣们、谢里姆们和苏莱曼们——就穆拉德二世，或三世（谁在乎呢？）的例子而言，连续十八个兄弟被杀——其规律性就如同一个男人在镜前剃须。啊，所有这些无穷尽、不间断的战争：针对异教徒们；针对他们自己除了什叶派之外的穆斯林，为了扩张帝国，为了报复一件错事，或没有任何理由，或为了自卫。还有，啊，那些禁卫军，军队中的精锐，最初是效忠苏丹，然后逐渐变成一个独立的阶层，心中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这一切是多么熟悉啊，包括屠杀！所有这些包头巾和胡须——头部制服——至于那些头，则只有一个想法：大屠杀，并且因为这个，而绝不是因为伊斯兰教禁止描绘任何人或任何活的东西，而完全难以区分彼此！也许“大屠杀”这说法正是因为全都如此相像，以至难以觉察到有什么损失。“我大屠杀，故我存在。” 宽泛地讲，事实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线性原则、比不管朝着任何方向而只一味在一个表面上横行更贴近昨日的游牧民族的心？难道他们之中一个人，另一个谢里姆，不是在征服埃及期间说过，他作为君士坦丁堡的主人，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因而有权统治所有曾经属于它的土地吗？这些话听起来像正当理由，还是像预言，还是两者都是？还有，难道四百年后同一个调子不是响彻于乌斯特里亚洛夫和“第三罗马”的当代亲斯拉夫者们的声音中吗？这些当代亲斯拉夫者们的土耳其禁卫军斗篷式的红旗匀称地结合一颗星和那轮伊斯兰新月。还有那把锤子，难道它不是十字架的改造版吗？ 跟一般改造相比，这次改造不需要多费功夫：穆斯林所要做的，只是在大教堂四面竖立四座宣礼塔。他们做了；于是我们看不出圣索菲亚大教堂与清真寺有什么差别。即是说，拜占庭的建筑标准已被推到其逻辑终点，因为巴耶济德、苏莱曼和蓝色清真寺的建筑家们，更别说他们那些水平稍差的弟兄，努力要模仿的，恰恰是这座基督教圣所那蹲着的雄姿。不过，他们不应因此而受责备，部分原因是在他们抵达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在整个风景中最突显的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然而主要原因还是，圣索菲亚大教堂本身不是罗马的产物。它是东方的——或者更准确些，波斯萨桑王朝的——产物。同样，指责那个不管是什么姓名的苏丹——是穆拉德吗？——把一座基督教教堂改造成一座清真寺，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改造反映了某种我们不必多加思考就可以将其视为东方对形而上学本质问题深深漠视的东西。不过，在现实中，支撑并且至今依然支撑这东西，并与圣索菲亚大教堂及其宣礼塔和基督教─穆斯林装饰大致相同的，是一种既由历史也由阿拉伯花边灌输的意识，也即在今生今世一切都是互相交织的——在某种意义上，一切无非是一张地毯的图案。踏在脚底下。 母亲总是强烈反对家中男人尤其是我穿着袜子走在地板上。她坚持我们必须永远穿鞋子或拖鞋。当她为此责备我时，会求助于俄罗斯一个古老的迷信；她会说，这是凶兆，可能预示家中有人死亡。 “大清洗”和战争在大城市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尤其是在我生长的城市。尤其是鉴于我们是犹太人。所有的三个人全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我说“所有的三个人”，是因为我也是在战前，在1940年出生的）；然而，父母还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幸存了下来。 革命后，为了配合把资产阶级“密集化”的政策，那个套房被切成碎片，每个家庭一个房间。房间与房间之间用墙隔起来——最初是用胶合板。后来，经过很多年时间，木板、砖块和拉毛粉饰逐渐把这些间隔升级至建筑规范标准的地位。在苏联，人均最少居住面积是九平方米。决定你将获得什么房子的，是区财产办事处的职员。贿赂不顶用，因为那些职员的等级制也同样是极其艰深晦涩的，他们的原始冲动就是给你少些。 在一个极权国家里，收入级别相差无几——换句话说，大家都同样穷。 大家都共用一个厕所、一个浴室和一个厨房。但那厨房却相当宽敞，厕所也非常体面和舒适。至于浴室，俄罗斯人的卫生习惯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这十一个人无论是沐浴还是洗基本的衣服，都很少重叠。衣服都晾在两条走廊里，两条走廊把各房间与厨房连接起来，你心里很清楚哪套内衣裤属于哪个邻居。 关于他们的自由的记忆，因为他们出生和长成时，都是自由的，然后有了被那些愚蠢的败类称为革命的东西，但那革命对他们来说，如同对世世代代的其他人来说，意味着奴役。 那是在中国；他与一批军事顾问一起被派往中国，帮助毛的努力，而那座微醉的渔夫陶雕和母亲要在我结婚时给我的那几套瓷器，正是从中国带来的。在列宁格勒围城战期间，他被派往列宁格勒前线。随着前线向西推进，跟第一支鱼雷艇特遣队赴罗马尼亚。“我们解放了罗马尼亚。”他有时候会夸耀说，然后回忆他与米哈伊国王的会面。那是他见过的唯一一位国王；毛、蒋介石，更别说斯大林，都被他视为暴发户。不管他在中国搞什么骗人把戏，我们那小小的餐具室、我们的五斗柜和我们的四壁还是因此获益匪浅。在艺术品中，被挂出来的最后几件，都是源自中国。那些剑，也必须交给国家收藏，因为它们被视为潜在武器，普通市民不应拥有。 父亲、他的朋友兼同事F.M上校和一群士兵进入走廊，抬着三个巨型木板条箱，连同他们从中国带来的物件，四下里堆放着，还可以看到一个个章鱼似的中文大字。 到今日，我依然认为这个国家会做得不知好多少，如果它采用的国旗不是那恶心的双头帝国家禽或那笼统的共济会式的锤子加镰刀，而是俄罗斯海军的军旗：我们光荣的、无可匹比地美丽的圣安德鲁旗：洁白衬托下的蓝色对角线十字。 在俄罗斯，军人很少改穿便服，哪怕是在家中。一部分原因是你的全部服装永远不会太多；但主要是因为与制服有关的，因而也是与社会地位有关的权威观念。尤其是如果你是一名军官。即使是退伍或退休的军官，也往往会在颇长一段时间内在家中和在外面穿戴这件或那件军人服饰：没有肩饰的制服上衣、长靴、军帽、外套，向大家表明（以及提醒自己）他们的所有物的级别：因为一日为官，便是终生为官。这有点儿像西方的新教神职人员；而就一名海军军官而言，这种相似性又因为他那白色的底领而愈益强烈。 父亲是在1950年根据政治局某个规定退伍的，那个规定说，犹太籍人士不应身居军队要职。如果我没弄错，那个规定是由安德烈·日丹诺夫提出的，他当时掌管武装部队的意识形态控制权。50年代是犹太人的坏年头。针对“无根的世界公民”的运动正如火如荼；接着，在1953年，发生了“医生案”，“医生案”没有以通常的流血告终，只是因为它的怂恿者斯大林同志本人在案件最严重的时刻突然蹬腿儿了。空气中充满了政治局计划对犹太人采取报复行动的谣言，说是准备把所有那些生物迁去西伯利亚东部，那个靠近中国边境，叫作比罗比詹的地区。甚至流传着一封由最著名的“第五段”人士——国际象棋冠军、作曲家和作家——签名的信，内容包括恳求党中央委员会以及恳求斯大林同志本人允许我们犹太人在偏远地区以艰苦劳动抵偿我们给俄罗斯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这封信现在随时都有可能刊登在《真理报》上，作为驱逐我们的借口。除了我们那幢楼的管理员颇为频密的巡视之外，邻居们，不管他们与我们相处多么好，也会及时向有关当局报告我们的情况。 我准备相信，俄罗斯人接受断绝关系，要比任何其他人困难。毕竟，我们是一个非常安居的民族，比起其他欧洲大陆人（德国人或法国人）就更安居了，因为后者到处走动要多得多，原因之一是他们有汽车且谈不上有什么国界。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同它喜欢如此自称的：特别擅长基因剪接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双手总是沾满鲜血，因为它总是在实验如何分离和瘫痪那个负责你的意志力的细胞。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是一位跨越了英语与俄语世界的文学奇才。生于1940年的列宁格勒，布罗茨基的前半生在母国苏联度过，他的大部分诗歌成就也是用俄语完成的；1972年，永别故土、定居美国的布罗茨基从零开始学习英语，进而一举成为英语世界最为卓越的散文大师之一。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给出的自我认知：“我是一名犹太人；一名俄语诗人；一名英语散文家。” 精神奥德赛：意为精神探索、精神苦旅。伊萨卡岛是奥德修斯的家乡。此句意思是说，精神探索没有归路。 安泰：古希腊神话人物，只要身体不离地面，就能百战百胜。 纳玛孜：伊斯兰教规定的一天五次祈祷 “白肤金发牛”：指伊娥,她与朱庇特相爱,在看到朱庇特之妻朱诺从远处来捉奸时,朱庇特把伊娥变成一头白牛,但朱诺强行带走白牛,并使它不能变回少女,还让一只牛虻日夜折磨她,她一路奔逃,来到如今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跳进水里游泳过去。据希腊神话,勒安得耳每夜横渡赫勒斯滂(达达尼尔海峡)与情人相会。 切斯特·卡尔曼：美国诗人、歌剧词作家,奥登的终身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