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期的人口、疾病与土地（645-900）

从“瘟疫与人”入手，有力地挑战了关于律令制下日本农业社会土地开垦—人口增长的习惯性常识，针对律令制在日本的失败提出了“经济落后说”。指出在日本律令时代落后的经济表现中，最首要、最关键的因素便是传染病所导致的破坏性影响。差不多每过一代，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致命传染病便会由大陆传入日本，人口增长和传染病暴发的交替模式，成为了日本8世纪和9世纪的特征。其次，从土地开垦的因素来看，耕地规模没有不断扩大，更没有陷入“人多地少”的矛盾，恰恰相反，新田开垦取得的成果被旧田撂荒所造成的损失抵消，陷入了“垦田、撂荒以及复耕”的模式，耕地就像休耕制一样反复变动。第三，农业技术在地区上分布不均，灌溉设施极为落后。早期的水稻农业采用的是粗放性而非集约性的经营方式，因灌溉用水严重不足，铁质农具使用比例很低，只能采用自然灌溉而非人工灌溉。而旱作农业分布广泛但产量极低。在很多山区，刀耕火种、游耕农业反倒成为低密度人口下的选择。最后一种因素是农村居民区的性质。当时的大多数人并非居住在聚居村落里，而是居住于分散的居民区、小村落以及单独的宅地中。在水稻农业技术水平低下、（大型工程或季节性）劳动力需求、谋生方式多样化（采集、捕鱼）以及婚姻习俗（双边亲属关系）等多因素的影响下，人口的迁移司空见惯。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律令时代的农业陷入了“稀疏的人口分布与原始的农业技术之间的恶性循环”，中国式的律令制中央集权国家建立在一直从事土地长期耕种的稳定人口的经济基础之上，但在日本这并不存在。走出这一恶性循环，要等到作者所谓的“中世纪农业革命”才得以实现，但那时律令制国家也早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