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佛果
内藤湖南不仅是日本二十世纪最具社会影响力的记者与公众舆论的“意见领袖”,而且也是当时日本最具权威的汉学家与历史学家。凭着记者的敏锐与历史学家的睿智,他不仅就时局提出了许多颇具预见性的观点,而且还提出了极富创见的中国宋代“近世说”;同时,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也提出了许多如今依然颇具争议性的观点。美国著名学者傅佛果将他的这一双重身份界定为“公共事务评论家(publicist)”,并以此为前提考察了湖南的政治与学术思想的成长过程,从而既准确地描述了湖南关心时政的记者形象,也精彩地描绘了湖南热爱汉学的现代史学家风貌。
为什么要了解内滕湖南?可能二战之前,内滕湖南是日本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和亚洲问题专家,他在写作有关当时中国的评论时,总是能以权威的声音提出政策性建议,日本民众对于中国民众文化历史等的印象,以及形成日本应当在当时的中国发挥何种作用等舆论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一般人可能只对湖南的汉学以及历史划分方法感兴趣,还有他的宋代近世说和敦煌学,但对他的政治观可能仅仅停留在“帝国主义”层面,比如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湖南的小亚细亚思想确实膨胀了,而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通过重新讲解内滕湖南的作品,来说明湖南不是一个简单帝国主义者,因为这种观点不仅把湖南思想的复杂性过分简单化,而且根本不能从整体性上来把握他的学术思想活动。其实这种解读都是基于历史的语境,会有极端民族好事者以湖南的“中日历史同源”论调来说日本曾经还是中国一个省,总能从湖南的说法里找到符合自己国族认同的部分,包括日本学者自己也是,会以湖南“文化转移论”来发展出自己的帝国想法,比如内藤湖南曾经预测,东洋文化的发展,有时还会越出本民族本国的界限,形成一个“东洋文化圈”。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将移至日本,将由日本来代替中国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就是近代日本的国家使命文化天职。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很难全面评价内藤湖南,谁会去看他的《支那论》?听听名字都不想,但可以借助中日的历史语境和内滕湖南的社会环境来理解他的学说,这本书特点之二就是全面分析了湖南中青年的影响,以能找到他思想形成的社会和历史成因,这点甚为重要
汉学巨擘 开宗立派 唐宋变革 一家之言……
观点平实可以一读。以政论家(publicist)的一生串联起其人在记者、学者与帝国策士之间的多重身份转换。湖南坚持必须以中国固有的历史发展为基础来进行历史分期,而中国史上最重要的要素在于其文化的发展,“近世”阶段乃是中国内在文化结构的整合。宋代开启的近世被他确认为君主独裁模式与平民主义两种历史趋势的辩证展开,在官僚失去贵族身份沦为君主仆从、不受控制的胥吏跋扈乡里的同时,民众因祸得福地在(文化精英主导下)发展自身文化与自我组织“乡团”的实践。在比附明治维新的辛亥革命中,这一近世的国家与社会(文化)关系在清国的上层君主官僚集团崩溃之后具有了由“乡团”构建“联邦”进而走向共和的历史性契机(以立宪形式完成国家整合)。这一观点因其对长时段历史变迁的揭示起初未被民初的混乱所打消,却在日后愈演愈烈的排日运动、反传统运动与左翼革命中使湖南走向焦虑以至于绝望。湖南在坚持中日文化同一性的同时主张文化中心可以无视国界在共同体内移动,这一观点已经暗示了文化与政治(在实然甚至应然上)相分离的逻辑。基于对政治事务的鄙夷、厌恶与近世中国人在君主独裁模式下的文化成就,湖南又提出了将国家机构交由外国专家推进改革的所谓“国际共管模式”,而日本在其中由于其对中国历史文化认知的优越地位,最具有“援助”文化母国的正当性与“天职”。湖南给予国家的只是一个“生产”文化的隐喻,而在抽离掉国家的存在之后所认知到的中国国民只要满足于最低限度的生存,这意味着在湖南过分抬高文化而贬低政治(不考虑是否有意的问题)的逻辑下,消解了他者作为文化精神生长单位的民族的存在合法性,无视对方同为文化民族主义者想要建构现代国民国家的心情与路径。而这恰恰是晚年的他在目睹邻邦风起云涌的救亡图存与激进运动之时无法理解却又不愿去理解的,现实在他心中激起的绝望将不得不使得普遍的、超越国家的、高傲的文化默认甚至启灵于帝国“暂时性”的扩张“手段”。 此外,在湖南形成自己论述的思想资源中,作者给予了自17世纪黄宗羲以至19世纪冯桂芬等经世致用思想家以极高的比重(西学的影响甚至只有在陶德民的导言中才被提及),他们不仅直接启发了湖南对于中国问题与未来走向的理解,同时也应和并激励了他以学术研究而非权力或意识形态主张介入政治的“公共政治评论家”理想。但另一方面,湖南的挫败或许也是他们的挫败,无论是对于“乡团”的建构与防御能力的过高评价,亦或是“寓封建于郡县”,均同样难以承受近代转型之重,其间纠葛,或许今日仍有回响。
了解内藤湖南的绝佳传记,身为一名研究中国历史的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传记撰写难度很高,因为作者需要对中日两国的历史,尤其是所共享的汉学有着深入的了解。并且由于内藤湖南参与政治的程度颇深,时刻关注着近代中日两国历史发展,所以作者同时还需要在近代史上有颇深功底。 内藤湖南出身于日本文化武士阶层,家学与日本徂徕学派颇有渊源,这便决定了其汉学基础,在担任记者与西化派论战的过程中他确立了自己中华文化本位的文化观(即认同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日本传统文化),中国是其文化母国,但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习性使得日本的民族主义带有极强的侵略性,而湖南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使得夹在文化母国与政治母国之间两难,他虽不赞同军国主义,却也不能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最终仅是寄心于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发掘中国复兴的动力,且鼓励中日两国携手。他既有历史学家的敏锐,又有着学者不谐世事的天真,夹在政治与汉学之间苦闷地死去。
如果不作立场,不作亲,仇,以公平的眼光看待这一段历史,而且以家学浸淫汉文化,对汉文化抱有无限敬意的学者,是如何理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 虽然是一部介绍内藤湖南生平的作品,但主要以他与中国关系展开的。从别人的眼光看当年的中国,不说闻过则喜,能做到坦然听之,如果批评得对,就虚心接受,有助于我们提高。 读这样一本书,有助于认识中日历史,鉴过往而戒未来。读这么一本书,还是有收获,有帮助的。
一本美国人写的,日本著名汉学家及政论家内藤湖南的生平和主要思想汇总。 了解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才能更好的知道我们今天在哪里,明天应该怎样。这本书简明扼要不枯燥,实在是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