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剑、石：拉丁美洲的三重烙印

其实是奔着想了解一下北美和南美为什么不同的目的进来的，但这本书更象一本纪实文学，主要讲述的是拉美人民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具体点说，它从银剑石三个角度总结了拉美这片土地和人民所遭遇的不幸。 作者有拉美血统，从书中文字能够感觉到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拉美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和绝望，对有过百年屈辱的中国人来说，很容易理解并产生共鸣。 作者想找出到底是什么使得拉美人与世界上的其他人如此不同，是什么让拉美这个曾经灿烂的文明陷入暴力和贫穷而不能自拔。他以莱昂诺尔、卡洛斯和哈维尔三个人的经历为引子，从银剑石三个角度展开了思考。其中，银代表着外部对资源的索取，剑代表着暴力，石代表信仰。 银为拉美招来了掠夺者，并从此留下了对矿产或者其他土地资源的依赖，于是拉美在银矿之后又是蔗糖和石油，贪婪让土地矿山遍体鳞伤。 剑指的是拉美的暴力传统，它在土著文明阶段是这样，在殖民阶段是这样，在西班牙人走了之后还是这样。暴力是拉美人的基因。 石指的是天主教对拉美文明的迫害。宗教与剑相结合，从不同的角度对拉美人民进行了血腥的征服。同时，宗教也和土著文明进行了融合，成为了拉美人的信仰。 正如作者所说，这三人的故事既映射出了拉丁美洲的真实现状，也是对这片大陆过去的概括，同时故事日后的结局也决定了拉丁美洲的未来走向。 怎么解决？ 作者在全书的最后，在累述拉美的种种不幸和矛盾之后，借哈维尔之口给出了方案：一个稳定的社会也需要经济正义、社会平等和教育机会这三个支柱的平衡发展；也可以说，它们代表着“不得偷窃、不得撒谎、不得懒惰”这三条往昔文明的基本原则。 但解决办法也仅限于此了。 实际上，本书的特色在于被征服者所做的记录。它一反传统的征服者视角，从被征服者视角对拉美历史和拉美人民遭受的苦难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但银剑石的角度只是让对拉美苦难的阐述更加充分，而如果用于揭示拉美贫困陷阱的原因的话就过于单薄了。所以才说本书更像是记录拉美贫困的纪实文学。通过本书，你完全不能明白为什么同样的地理大发现，北美能够成就美国和加拿大，而南美却陷入了贫困和暴力。这是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区别，还是北美和南美的区别，完全没有涉及。 作者全面阐述了一个深刻而又紧迫的问题，可惜最后又轻轻放下了。 当然，把它当纪实文学来看的话，本书写得还是非常好的，银剑石的角度也给了读者了解拉美新的角度，所以给出推荐。 只是提醒大家要注意本书定位，为带着问题找书看的朋友提供一个参考。

本书将三位当代拉美人的故事与拉丁美洲过去千年的历史无缝编织在一起，从而阐释了自前哥伦布时代至今，拉丁美洲的三个恒久主题。银，代表着资源的索取；伴随着殖民者对贵金属的渴望导致大规模的采矿活动，造成了原住民受到了严重的剥削和死亡。作者描述了拉丁美洲自被发现以来，一直是全球资源争夺的重要地区。这种对资源的无止境索取不仅体现在对贵金属的开采上，还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这种历史背景导致了拉丁美洲经济结构的单一性，使其在全球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剑，代表着暴力的阴影；通过三位当代拉美人的故事，揭示了暴力如何影响当地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拉丁美洲的历史充满了暴力事件，从殖民时期的压迫到现代社会的动荡，暴力一直是该地区难以愈合的伤口。战争的征服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但是暴力不仅限于国家间的冲突，还包括社会内部的矛盾和犯罪，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石，代表着宗教信仰；宗教在拉丁美洲的历史和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拉丁美洲经历了多次宗教变革，但宗教信仰仍然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原住民信仰独特的宗教文化不仅影响了当地的文化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形成为统治阶级压迫的工具。 这就是银、剑、石背后的深刻内涵，更是对贵金属的渴望、暴力文化以及对宗教信仰这三座大山历史记忆的讲述。

西班牙是基督教国家，他们说自己不搞种族灭绝，于是强迫印第安人去挖矿，把印第安人害死，不让他们去管理耕地，导致印第安人的大量死亡，从50万缩减到6万，还不是种族灭绝吗？ 他们不关心原住民的精神，就像领导不理解员工一样，西班牙侵略者关心的是贵金属，领导关心的是利益，人都有贪婪的本性，只是领导没有西班牙人的凶残。 高贵的印加大臣沦落为劳工，和人民一起去挖矿，成为同一阶级，曾经的压迫者变成了被压迫者，倒也是大快人心，但妇女被糟蹋了，西班牙人不把这些妇女当人，甚至连“太阳贞女”都不放过，开启了南美乱性的先河。 为了更好的统治印第安人，要破坏原住民的文化，斩断部落成员之间的联系，就要把异教徒变成基督徒。多数人选择服从，他们已经习惯了印加人强加给他们的枷锁，只要杀死原住民的首领，把贵族阶层消灭掉，继续保持压迫就可以了。 全球化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们抢走了印加的金银，触发了世界贸易，激励远方民族开启了工业时代。 阿兹特克人认为，剥皮和自然界相连，是对种子奇迹般脱去外壳发芽成长的一种礼赞，放血是用生命力灌溉土地，从胸腔掏出仍在调动的心脏意味着抓住生命这一奇迹。 哥伦布在新大陆的海岸初次看到阿拉瓦克人时，说他们生性慵懒温和，适合当奴隶，全部送到西班牙南部的奴隶市场卖掉，全程没有一丝良心的不安。 欧洲知识分子提出道德的质疑，西班牙冒险者说，印第安人挨鞭子的反应和西班牙人不同，他们没有西班牙人的荣誉感。 直到21世纪的今天，高原的玻利维亚人仍每年旅行廷库的节庆活动，数千名村民喝的酩酊大醉，用棒子和石头互殴，经常会打死人，当地风俗是用鲜血向大地献祭，以求五谷丰登。 警察不干涉这样的打斗，一年一度的活动是人们发泄不满，释放对生活的愤怒，对古老传统的坚持。为确保万物繁荣兴旺，他们杀死处女，扔进世界的中心喀喀湖。 1780年9月，原住民起义者组成的小队开始突袭、抢劫大庄园，不光杀死西班牙人，也不放过任何不宣誓效忠革命的人。 领导起义的是克里奥尔贵族出身的两兄弟，年轻人是西蒙·玻利瓦尔和他哥哥胡安·比森特。玻利瓦尔3岁丧父，9岁时母亲也不幸离世。成了孤儿的他叛逆难管，喜欢和奴隶厮混。舅舅对他的行为看不过眼，把他送到马德里去学习起码的自律和修养。 他是马德里宫廷的常客，在宫廷里目睹了王室成员那些鲜为外人所见的荒淫无度的可耻行为 玻利瓦尔深受这些激烈反对君主制的开明人士的感染，思想日益激进。 回到加拉加斯，发誓献身于生长于斯的这块土地的解放事业。 他明白，革命永远不可能在上流社会的政府大厅中成功，革命需要动员人民的力量，也需要使用极端暴力。 起初，愿意加入的都是社会底层的人，贫民窟居民、奴隶、无地可种的农民、罪犯或赤身裸体的部落民。 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不会遵守纪律，手中没有武器，脚上没穿鞋子，他们有的只是身上的一条破烂裤子、一块满是跳蚤的毯子、一顶开了线的帽子。 从1810年打到1824年，打了十年，吃过败仗，两次被迫流亡，他总是卷土重来，越挫越勇。 秘鲁的特鲁希略，皮萨罗为之骄傲的城市，只要花上100美元，就能雇一个刺客去枪杀债主，或干掉讨厌的邻居。 玛雅人相信，石头代表永恒的生命，苏格兰人的石冢，藏族人的玛尼堆，蒙古人的敖包，安第斯也有象征好运的石头堆，过往行人将它们堆起，不断添加新的石块。 在英国和欧洲北部还是原始部落的时候，玛雅人已经建起了宏伟的神庙，发明了象形文字，设计了使用零的先进计数系统，还制订了用于推动天文学研究的日历。 印加征服者长驱直入，把各个部落吞并入印加帝国，将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当地人，并迫使被征服的人服劳役，还有大批的人被当作祭品。古老的宗教不给予被征服的大众以安慰，而是要求他们做出鲜血的献祭。 印加人敬献给太阳神的是童男童女，取其面目姣好和纯洁无瑕，希望借此获得太阳神的恩宠，确保丰收。这种献祭被称为“卡帕科查” 父亲会把自己的女儿献出来做“卡帕科查”的祭品，认为这将为人民带来巨大的裨益，自己被选中的孩子将和天上的诸神一起，享受永远的荣光。 甚至允许他们的妻女和俘虏交欢。 16世纪初，天主教会没有献身于拯救灵魂，而是陷入了腐败的泥潭，从信徒那里大肆捞取金钱天主教会变成了官僚机构，一张巨大的金钱网，目标不再是照顾温顺的和贫穷的人，而是吹嘘美化自己。 人们不知从何时开始认定，要实现真正的征服，胜利者需要羞辱失败者，打垮他们的精神，让他们相信自己一文不值。 印加人的勇气，他们那种骨子里的骄傲和他们特有的不撒谎、不偷窃、不懒惰的道德准则在这里的原住民身上几乎已荡然无存。 在拯救灵魂的事业中，主教和僧侣激烈争夺控制权，造成了殖民地教会核心处的深深裂痕 一方是在俗教会，它有主教担任领导，有总督的大力支持，还有国王的敕令撑腰，可以向出生在美洲的人授圣职以加强自身力量。 另一方是各个托钵修会，它们是在这个半球传播福音的先锋队，彼此却又是竞争对手。这些修会为争夺领地吵个不停，不愿意把接力棒交给任何出生在新大陆或属于新大陆的人。 这些新教教派最大的吸引力是，它们的规诫棕色皮肤的人民一听就懂，例如，信徒可以自己与圣灵交流，仪式可以治愈病人，驱邪是必要的，先知也许就在我们当中。 新教的福音传教士告诉信徒，生活是充满奇迹、象征和令人惊讶的事物的体验，而不是沉重的赎罪旅程。 只要抱定信仰，坚守符合美德的生活，穷人也能在社会经济的阶梯上高升，贫儿可能会变成王子。 就在天主教教堂靠出售地产挣扎图存之时，数以千计的福音派教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对于闹事的神父、同情共产主义的自由派和耶稣的战士，会像对任何新生革命分子一样，一经发现，立即粉碎。 思想激进、敢于为民请命的神父和修女一个接一个地成为打击目标，不是被杀害就是遭流放。 20世纪下半叶在拉丁美洲肆虐的暴力和天主教会在其中的牵涉吓跑了许多农民和贫民区居民，他们开始拥向五旬节派教堂，想通过精神升华来忘记眼下的惊恐。 皈依的信徒必须经常参加宗教活动，和睦邻里，拒绝同性恋，禁止饮酒，摒弃婚前性行为，谴责堕胎，痛斥种族主义，把男人作为家庭的中心（虽然福音传教士强调，需要有个好女人把他推上那个位置）。 一个家庭如果更健康、教育程度更高、更多地参加生产，那么它的社会经济地位必然会提高。拉美各国开始出现新的中产阶级，此中福音派教会功不可没。 1968年，政府在墨西哥城对学生实施了血腥的特拉特洛尔科屠杀，350人惨遭杀害；此事使马科斯极为愤怒，走向了极端。 他们也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第三世界的落后是直接由第一世界的贪得无厌造成的。富国的投资在中南美洲唤起了巨大的希望，也的确带来了断断续续的进步，但外国投资产生的主要结果是奴役，受奴役最深的永远是地位较低的阶级，是深肤色种族，是穷人。 就算是才华横溢的奥威尔，也不可能想象出一个比拉丁美洲更超现实、更令人精神错乱的世界。

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好友曾问我，如果可能，是想成为北美牛仔还是南美牛仔？我想象了一下南美人的浪漫多情，毫不犹豫地选了南美牛仔，并问他的选择。他神情凝重、目光深远，说最向往北美牛仔的刚毅、勇猛、神奇。不过，要知道人就是缺什么想什么，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才是浪漫多情的那一个，而打架的担当都是我。数年后，我们花了一上午驱车来到圣安东尼奥市郊的一处小餐馆，他声称这里有他吃过的最正宗的墨西哥菜，当我们在一片狐疑的墨西哥面孔中坐下时，我说一定是了，这也算是和拉丁美洲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吧。 拉丁美洲历史中的不幸，来源于人类的本性，自私、贪婪和残忍，以及衍生出来的扩张欲。往远了说，当智人走出非洲，直立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便不见了踪影，近的如北方民族军队对中原王朝无数次的屠城、纳粹集中营、红色高棉、卢旺达大屠杀、各种政治清洗，还包括玛雅印加阿兹特克对其他部落的征伐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谁也不比谁好到哪里去，这也是特别容易对人类感到失望甚至无望的地方。 好在在人类历史长河最近这一眨眼的时间，人道主义、超越人道主义、反种族主义意识、种族平等思想在世界各地慢慢地被一点点接受，一点点地落实到行动中去。如果说，有人发现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身体、大脑没有明显的进化迹象，那么人类的思想意识是的的确确在大幅度进化的。所以，比较认同哈维尔的做法，要先把人民在思想意识上的工作做通，拉丁美洲才会更好地摆脱困境。 作者，通过这本书了解到，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大学文科出来的左翼知识分子，在香港大学获得的硕士学位（所以她对中国古代人口数缺乏概念让人惊讶，也很奇怪她会用印第安人这个词），写作之时是手里拿笔、心里拿刀枪，这都挺好的。但是她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些问题，比如二战后拉美的混乱，苏联及其盟友是有重要贡献的，看看桑地诺、萨帕塔等武装力量手中的苏式武器或其仿制品就知道了。从冷战局势上分析，如果说拉美是美国的后院这个说法成立，那么美国是会希望拉美稳定的，所以出维稳资金，当然怎么稳定是另一个问题，而苏联则会是希望拉美混乱的，越混乱越好，所以会输出武器、资金、军事顾问，输出革命。如果相信苏联是冰清玉洁地希望拉美人民得到解放，那得是多么质朴啊。作者对这个问题选择性失明了。 拉丁美洲的文明是辉煌灿烂的，没有他们发现和培育了玉米、土豆等等大量高产农作物，人类就很难解决温饱问题，人口就不能快速增长，也就很难步入工业文明，他们对全人类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 祝福拉丁美洲这块丰饶的土地和生活在那里的浪漫多情的人民。

作者以银、剑、石为隐喻，解构了拉丁美洲五百年的历史困局，这片被上帝亲吻又诅咒的土地，在矿石的光辉中迷失，在权力的寒芒中流血，在信仰的重压下喘息。拉美大陆的魔幻现实主义，不是文学的想象，而是现实的写照。 白银是拉美大陆最初的诅咒。波托西银矿的发现，让这片土地成为殖民者眼中的天堂，但天堂之下，是无数印第安矿工的累累白骨。金银的光芒遮蔽了人性的光辉，财富的积累建立在文明的毁灭之上，这种掠夺式的开发模式，在拉美独立后依然延续，成为难以摆脱的宿命。 剑是暴力的象征，也是权力的图腾。从殖民者的征服之剑，到独裁者的统治之剑，再到革命者的反抗之剑，暴力在拉美大地上循环往复。剑刃之下，是无数破碎的梦想和希望，暴力不仅摧毁了生命，更摧毁了社会的信任基础，让拉美陷入永无止境的动荡。 石头是拉美人民的信仰，也是他们的枷锁。天主教的传入既带来了文明的曙光，也成为了新的压迫工具。原住民在皈依中失去自我，在信仰中寻找慰藉。石头筑起的教堂，既是精神的寄托，也是殖民统治的象征，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压迫，让拉美人民在信仰与现实之间挣扎。 拉美的困境，在于无法摆脱历史的阴影，白银的诅咒让经济陷入"资源诅咒"的怪圈，剑的暴力让社会陷入动荡的循环，石头的信仰让思想陷入保守的桎梏。这种三重烙印，血腥与冲突不断，独裁与暴力依存，拉美在现代化进程中步履蹒跚，但希望并未泯灭，在白银的废墟上，新的经济模式在萌芽，在剑的伤痕中，民主的种子在生长，在石头的重压下，思想的光芒在闪耀。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不仅是困境的写照，更是突破的希望，当历史的三重烙印被打破，这片土地终将迎来真正的解放。

读完这本书算是明白《百年孤独》的“孤独”是怎样的存在了。 那不是小资失恋后在阳台喝啤酒的孤独。那是一整个国家，一整片大陆，形形色色的民族、团体、个人，都在拼了命地挣扎，试图改变点什么，但却发现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杀戮、迫害、毒品、奴役无休无止，整片大陆找不到一点拧成一股绳的希望，只是不断上演人吃人惨剧的孤独。 那是榨干生命的矿工只能得到残余矿石报酬的无奈。是墨西哥警察辛辛苦苦查明罪案却发现是自己上司所为的绝望。是天主教会保护弱者却被统治者利用的吊诡。 这是一片痛苦的大陆。如非洲一般混乱，却偏偏受了西方文明浸染，于是得到现代之魂的人性恶，似乎更加来势汹汹，波云诡谲……一切疼痛都被已经觉醒的大脑放大。 非洲的落后是原始的落后。拉美的落后是现代的落后。 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已经战胜了原始的落后。而要彻底战胜现代的落后，路途还遥远。 无论是拉美，还是我们。

好奇怪，我爱拉丁美洲的文化文明，大概从看懂了百年孤独开始，那个大陆上的人民，原始热烈，简单直接没有心机，执着又深沉，在书里，他们几乎没有缺点，没有欧亚大陆人的傲慢偏见自大残忍心机沉重，这样的人群是孤独的，他们的孤独是个体的又是群体的，很奇怪的存在。。。又因为常常看到说印第安人可能是华夏殷商人或更早前的中国古人迁移过去的，更有亲切感 ，对那片大陆的文明更觉得神秘向往。。。有了解一点点拉丁美洲被殖民被奴役的历史，这本书是第一次比较全面的认识了他们被奴役殖民迫害到几近灭族。。。好狠的西方列强，被贪婪驱使着，用利剑铁马种植抢占掠夺了那片大陆上无尽的白银黄金破坏了自然环境，用种植经济掠夺当地人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在这个过程中竟然毫无人性残忍杀戮了可能几千万印第安人，当他们傲慢野蛮的讨论印第安人是人还是动物时，历史会给出答案，杀人不眨眼贪得无厌凶残暴戾的欧美这些还能称为人吗？历史会给出答案，还印第安人一个。。。好像几乎还不了。。。那个孤独沉默的种族 ，可能和我们是近亲的族群，几近灭族了。。。世界上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关于他们的过去，甚至都是侵略者书写的。。。对比生命被杀戮、信仰被强奸、家园被侵占、资源被掠夺、人格被无视的几百年苦难现实，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已经非常温和了，那片土地上的文明几乎荡然无存 ，拉丁美洲印第安人这些名称都是侵略者给予的，侵略者荣耀的声称：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好讽刺。。。而在哥伦布登陆前，到十六世纪时，那片山脉丛林林立的大陆孕育了三个文明，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真的存在。。。他们组成王国或部落，身穿彩衣，有农业种植，有社会分工，自给自足，最重要的是有深沉的信仰。信仰是他们最迷人的地方，他们信仰太阳大地和万物，他们可能是所有种族中最崇敬自然的，他们可以和万物融为一体，感受万物皆为生命，必要时皆为神灵! 也正因此吧，因为过于崇敬，他们不敢对万物进行研究利用，几千年来就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在残暴的欧美人看来，就是落后愚昧。。。什么是文明？西方的文明就是胜利者书写的弱小就要挨打吗？就是金戈铁马说的发现新大陆吗？就是以上帝之名生杀抢掠吗？历史有太多的谎言，的确是任凭装扮的小姑娘。被淹没在历史遗骸中的印第安人的文明，是什么样的呢？只能从这些书里略知一二。。。我在想，如果这个文明进程没有被打断，以他们对万物的虔诚，会不会用另一种方式进化人类，比如意识灵性的大发展，智力大爆发后融合其他族群探索宇宙，或者即使只是在这个星球上认识地球的万物，用他们的视角，又会发现什么呢？至少不会只有现在的视角，物质就是为人类所用的，拥有好像是生存的出发点。用他们的视角，也许发展出超脱的文明，呵护自然生命的文明。。。咳。。。天马行空了。。。喜欢他们朴素的生命观，喜欢他们沉默的进化，喜欢他们永恒的热望。。。也希望不再迷失。

《银、剑、石：拉丁美洲的三重烙印》这部作品亮点颇多。首先，作者采取了文史结合的叙事风格，兼具扎实的历史知识和优美的文笔，可读性强。通常，学术性历史学著作需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这使它们很难吸引普通读者，而文学作品虽生动鲜活，却可能丧失历史的厚重感，这两者的结合往往能产生更佳的传播效果。其次，作者采用了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相结合的写作风格，观察角度饱含人文关怀。她以记者身份深度跟踪采访印第安工人、古巴非法移民和耶稣会传教士三个群体，将他们的生活镶嵌到拉美的宏观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中，以小人物的角度观照大历史。最后，作者擅长运用类似电影中的“长镜头”手法，通过历史故事与现实语境的交织，将书中小人物的生活轨迹与他们的祖先遥相呼应，从而展示出拉美地区历史往复循环的特点。在涉及前殖民时期的历史时，作者去掉了一些西班牙编年史作家的滤镜，根据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呈现印第安原住民的一些尚武嗜血的习俗。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双线叙事，阿拉纳提出了千年来塑造拉丁美洲这片土地的三个反复出现的历史母题：外部对矿藏资源的无尽索取、根深蒂固的暴力手段、宗教信仰的持久力量。通过选取银、剑、石三个符号，作者刻意强调拉美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遭受的压迫。对采矿的痴迷、对蛮力的偏爱和对宗教的笃信最终成为塑造拉美文化的三大柱石。这三大柱石维持着当年西班牙创立的、僵硬的等级制度中的寡头统治、性别关系和种族关系。作者认为，西班牙继承制中约定俗成的职业习惯就深刻体现了这种关系的影响。在西班牙和拉美殖民地，长期以来的传统是，长子去做文职或生意，次子去当军人，三子从事神职。也有学者提到，长子通常继承土地，会成为庄园主或大地主。总之，家庭中三位男性子嗣的角色也分别对应了“银、剑、石”这三个支柱。这些主题在很多拉美作家笔下有呈现，作者的洞见在于：这些文化不总是外来的，也是内生的。她没有完全采用征服者与受害者的简单二分法来描述历史。她认为，对贵金属的贪婪、对暴力的崇尚和对宗教的笃信，在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存在，随着殖民者的到来得以强化。比如，古代的穆伊斯卡、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也把主权寄于君主、武士、大祭司，实施三角控制。殖民统治继承了这种统治方式的三分逻辑，并以此控制人民的钱袋、拳头和灵魂。直到今日，这三个特点依然根植于拉美人的思维之中，是理解拉美现实的重要切入点。在本书第一部分中，作者想要展现拉美资源攫取型经济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第一条线索是西班牙殖民者在新大陆搜刮金银这类贵金属的狂热，与印第安人对待金银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在西班牙“天主教双王”的统治时期，整个欧洲对金银有狂热的迷恋，这种迷恋在西班牙的探险者和殖民者身上得以体现。这些探险者和殖民者大多是西班牙贫困地区的年轻底层贵族，很多人有亲缘关系。他们探险的资金来自独立投资人或保险商，承诺将抢夺到的矿产的五分之一归王室，由此获得合法性。征服者多半是同一家族或同乡近邻，可谓是兄弟事业，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发财，而不是扩张宗教信仰。但他们发财的办法不是勤劳垦殖，而是掠夺。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干脆直接宣称自己是来找金子的：“我不要像农民一样耕田种地！”因此，殖民时期的耕种和开矿都建立在奴役他人的基础上，这一点决定了拉美的经济结构。相比之下，印第安人对待贵金属的态度如何？作者区分了不同文明的不同态度。印加人对金属心怀崇敬，黄金是印加人信仰体系的一部分，是诸神的象征，是光明的所在，是神的表征，是人与造物主之间的桥梁。金子也是贡品，死后这间用来存放金银的房子就被封存起来，由死者带去永恒世界。因此，金子是集体记忆的见证，而非让人垂涎的财富。在俗世中，金银是贡品而非财产，是权力的象征，只有贵族才有资格穿金戴银。印加人加工金银的方法非常精细，但遗憾的是，很多精美的艺术品都被西班牙人铸成金锭带回伊比利亚半岛。玛雅人也用金银来区分阶级，而阿兹特克人城市化发展程度较高，则将金银作为商品和货币。但无论哪种态度，都比不上西班牙殖民者的狂热。对此，印第安人完全无法理解。印加王曾嘲笑西班牙人：“你们就吃这样的黄金啊！”两者对待贵金属态度的不同也带来了开采方式的不同：西班牙人喜欢深挖开采，而印加人只在地表开采。殖民者在秘鲁和新西班牙（今天的墨西哥）依靠原住民和奴隶开采金银，这不仅催生了全球资本主义，激发了欧洲的金融活力，将欧洲推入工业化时代，还燃起了亚洲的商业热情，并且导致了几个世纪以来拉美社会的两极化发展。西班牙没有利用好这部分财富，哈布斯堡王朝将白银花费在欧洲战事和奢侈品上，而大量白银的流入也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导致西班牙王室财政的破产。拉美地区金银矿业的主要受益者是英国人和荷兰人，他们利用这些财富发展了工业。随着拉美的独立，其他帝国的商人蜂拥而至，抢占西班牙留下的空位，开启了新一轮的掠夺。例如矿业、水果、蔗糖、石油、咖啡、可可、棉花、橡胶等行业的发展，都伴随暴力和外国势力的介入。美国通过政治和军事干预，保证自己在当地的经济利益；英国控制了拉美的钱袋子，借助拉美各国的财政部长，间接管理拉美事务，通过新殖民主义扼制了拉美的咽喉。采掘业给拉美普通百姓带来的却是剥削、疾病和苦难，这一情况持续了500年，一直没有改变。作者通过一位矿工的家庭、工作和生活来呈现历史在个人身上碾过的痕迹。当这位矿工念诵着求神保佑的经文下井采矿时，一方面要承受违背本族崇尚自然的信仰而产生的内心煎熬，另一方面又要承受身体的伤痛和生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矿工只能及时行乐，活一天算一天，有些人甚至无法组建完整的家庭，更不用说加入社群了。这大概也是许多底层印第安人无法形成有力的抗议组织，无法发出呼声的原因之一。这种依靠大宗商品和矿产资源出口的经济结构在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得以生动地展现。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造成的苦难，成为拉美左派和普通民众理解国情的一种共识。这给他们带来一种深重的受害者心态，过度妖魔化外资的殖民性，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本国政府对外资的利用。还有很大一部分拉美民众和左派并不认同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前者基于印第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后者基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他们认为分配才是最重要的，人类就生产了足够多的粮食和财富，现在的饥饿和贫困是分配不均造成的，并不是发展落后造成的。中国企业和资金进入拉美市场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遭遇这样的思维和对抗，被他们视作“新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即只想榨取拉美的大宗资源或者将利润转移回国，而不会惠及本地人民。在中资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如果有更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就能更好地了解当地民众的利益和精神诉求。在本书第二部分，作者通过剑这个形象暗喻尚武和嗜血的精神和拉美人基因中挥之不去的暴力。作者按照历史时间顺序罗列和渲染了诸多暴力。作者认为，印第安人本身就有暴力文化。例如，加勒比人凶横，令其他族裔较为惧怕，被污蔑为食人族。又如，阿兹特克人喜欢砍头炫耀和祭祀，还举办剥皮仪式，玛雅人也喜欢开头颅实施酷刑。再如，印加和莫切文明也是基于战争文化，抢夺土地、强制奴役他人，用人做祭品。印加王瓦伊纳·卡帕克平定基多花了10年，其间血流成河。作者判定，印第安人的失败不是因为生性平和、不擅暴力，而是殖民者比他们更加暴力，再加上流行病等问题令印第安人无力招架。殖民时期，西班牙殖民者犯下的种族清洗罪行在西班牙编年史家的作品中多有体现，德拉斯·卡萨斯的《西印度毁灭述略》就记录了这段血淋淋的历史。殖民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施的专制统治，引发了印第安人不断的反叛和起义，许多起义带有种族之战的意味，令19世纪初的克里奥尔人也心生恐惧。独立战争初期，克里奥尓的解放者们不愿意动员有色人种，直到发现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实现独立，才动员了不同肤色的底层民众，喊出了类似《牙买加来信》中新民族和废奴的口号。在作者的笔下，独立战争没有了任何进步的意味，反而给拉美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暴力，考迪罗和利益集团之争让各个拉美国家滑向内战的深渊，政变和暴乱成为家常便饭，民众陷入极端贫困。20世纪，尽管拉美没有卷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该地区仍然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和暴力冲突。为了与历史中的暴力相呼应，作者选取的当代个案是一个古巴小混混。他年轻时就游手好闲，被古巴政府派往安哥拉参加战争，回国后依然没有正经职业，因经济犯罪被关押，随着“马列尔事件”移民到美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陷入毒品贸易和犯罪。但他的故事似乎偏离了这一章的主题，作者想要从他身上体现什么样的拉美暴力不是很清晰。唯一清晰的是作者想要呈现的拉美暴力基因的意图，即印第安人的暴力与征服者的暴力特性结合在一起并得到强化，通过种族、阶级或利益集团等形式在民族内部继续重复暴力。暴力相向的双方是：征服者与原住民，克里奥尔人与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与其他种族，保守派与自由派，城市中产左派与保守右翼，等等。混乱的局面带来的是民众对军人和强权的期待，因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民主制度的深入人心，政治暴力与冲突等趋于缓和有所减轻，但谁也无法轻言这个循环能否终结。就作者的叙事方式而言，她对暴力的无差别叙述容易让人产生困惑。在她的笔下，独立革命和古巴革命没有正面积极的意义，征服和剥削、革命和经济犯，这与我们常见的革命叙事有所不同。同时，作者对暴力产生的原因解释得太过敷衍，基因传承、贫富差距、集团之争的解释都不算太有力。其实，暴力是整个人类挥之不去的阴暗面，人类的历史就是政治暴力史。只将这一标签贴到拉美身上，是不公正的。作者秉持的是类似于绝对主义的暴力观，这类观念将暴力视为绝对恶，认为它会导致极权主义，如阿伦特在《论暴力》一文中的论述。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战争和革命也被定义为正义的、正当的、有用的。作者更为关注的是，暴力文化和拉美的军事文化如何联系到一起，形成了绵延不断的传统。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殖民时期就是军事力量先于国家出现，军队和军人在独立革命中起到的作用也赋予了他们很高的地位。从合法性来说，很长一段时间内，军队地位也高于文官执政者。文人政府制度性弱，政局不稳定。主要原因是拉美政治文化中对政党制度存在根深蒂固的蔑视，同时更为重视法团主义的组织方式。历史上，政党的虚弱导致它总是寻求军队的帮助。军队一直以国家的保护者自居，随时可介入政治，这也是拉美政变频发的原因之一。关于拉美这种“冲突社会”的成因，霍华德·威亚尔达（Howard J. Wiarda）将其解释为地区的封建保守传统，即右派和传统势力的强大，这催生了左派和游击政治的挑战；同时，没有任何政治哲学能始终占据主导，也没有任何政治哲学被彻底摈弃，这导致了拉美在社会发展方向上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通过对1955年至1966年阿根廷政治的分析，认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的治理能力非常薄弱，“有限民主”的政府也没有被认可为纷争的最终仲裁者，只得取悦威胁较大的那个部门，导致了零和游戏规则。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描述过一种“普力夺”现象，即在高度现代化与高度动员的社会中出现了制度滞后，大规模社会运动和复杂组织就扮演着决定性角色，社会力量就会赤裸裸地彼此对抗，出现工人罢工、学生骚乱、军事政变等，这些政策导致各方夺取权力的威胁性螺旋上升，使暴力成了可使用的手段。亨廷顿认为，暴力的出现不是因为缺乏现代性，而是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现象，这对解释20世纪拉美的政治暴力有一定的说服力。本书作者和学界如此强调拉美的暴力，拉美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糟糕。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拉美仍是最为和平的大陆，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尤其是没有爆发过全面战争，也未出现过大规模种族屠杀和集中营，很多杀戮只能算作低烈度的武装暴力活动。除了独立革命、三国同盟战争以及一些边界摩擦，很长时间内，拉美国家没有经历国与国之间的整体战，20世纪60年代的游击战也都是小规模的，城市游击大部分的行动大多是零星的政治暴力。有些冲突即使冠以战争的名义，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比如，“肮脏战争”。冲突双方一方是军队，另一方是游击队，但其实大部分被殃及的左翼分子根本就不是游击队成员，双方的“交战”方式也只是一方的镇压迫害与另一方的零星恐怖袭击。本书的第三部分讨论了拉丁美洲的宗教问题，原意是对拉美民众笃信宗教的负面因素进行批判，但作者偏离了初衷，把大部分笔墨倾泻在按历史顺序梳理和呈现宗教现实。开篇提到阿根廷著名的庇隆夫人艾薇塔，讲到印第安的一些宗教元素，可以推断作者将宗教作为一种隐喻。她要批判一种热忱、虔诚和狂热崇拜。她选取了石头这个具象，象征着不同印第安文明之间的共通之处。比如，阿兹特克的日历石、石头堆瓦卡、石头金字塔、石头坟墓、危地马拉基里瓜的“种石头”的古法等，都展现了新大陆的古文明对石头的迷恋。石头具有高于物质、超越时空的生命力，代表着权威，是帮助他们与更高力量沟通的中间媒介，代表了生命、力量、感知和跃动的精神。对石头的崇拜也体现了印第安人对大自然的依附、与大自然的共生、对大自然承担的责任，是他们信仰的证明。作者认为，天主教沿袭了欧洲历史自罗马帝国起就打压其他宗教的习惯，开启了对新大陆人民的精神征服。首先，天主教作为王权和殖民者的精神武器，被用来论证征服活动的合法性和教化民众，天主教会因此获得了与殖民行政机构平行的巨大权力，再到作者称为“天主教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其次，教会也参与了殖民，拉普拉塔河流域的耶稣会传教区较为成功，抵挡住了葡萄牙准军事团体的劫掠。但后来，因经济过于独立，这些区域被西班牙帝国驱逐出美洲。最后，传教过程中的暴力行径也不少，如对印第安人的惩罚、刑罚、烧毁神像、强制迁徙等。面对殖民者的暴行，教会中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关于印第安人是否具有理性这一问题，德拉斯·卡萨斯与塞普尔维达之间的著名辩论反映了国王与殖民者之间的分歧。除了对殖民暴行的看法不一，教会内部还有更多的矛盾，托钵修士与主教之间、克里奥尔人与西班牙人之间、修会与修会之间都存在矛盾。在俗教会有国王和总督的支持，可以授予美洲出生的人圣职，而各托钵修会是传播福音的先锋队，不愿意把接力棒交给本地人。此外，教会也起到了其他积极的作用，如帮扶印第安人，推动王室在总督区成立“印第安最高法院”，为印第安人提供上诉与伸张正义的机会。教会还建立了医院、慈善会堂和学校，成为提供这类服务的唯一机构。比如，耶稣会是新大陆最大的教育力量，建起中小学和大学的网络，为整个西属美洲克里奥尔人服务。教会还参与塑造和发展本地文化，部分教士尝试努力保存印第安人的文化与历史。独立战争时期，天主教会的大批主教随着西班牙人撤离，克里奥尔人神父数量不足，教会在底层民众中逐渐丧失了影响力。独立后的各共和国与教会保持距离。墨西哥实行政教分离，不惜发动战争，赶走了外国神父。危地马拉严格限制天主教神父人数。而在小镇和乡村中，天主教开始与本地宗教发生自然融合。例如，圣母玛利亚逐渐变成了帕查玛玛大地母亲的形象。20世纪中叶诞生的解放神学是天主教自我改革和恢复社会影响力的一种努力。解放神学的诞生是“梵二会议”精神的震荡，但许多保守的拉美教会只愿意执行有限的改革，部分进步教士们则更为激进地贯彻这些精神，积极与共产主义对话。秘鲁的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érrez）将这些行动和实践总结成理论，并呼吁社会正义和“优先拣选穷人”，将耶稣基督塑造为解放者。更为激进的教士如雷欧纳尔多·柏夫（Leonardo Boff）公开支持共产主义，痛斥美国是恐怖主义国家，指控梵蒂冈是坚持基要主义的僵硬王朝。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则扛起了武器，宣称自己是上帝的游击队员。由于解放神学与现实政治关系过密，保守教会上层联合军政府对激进的解放神学倡导者进行了系统性清洗。作者认为，解放神学被染上了激进的色彩，不符合贫苦大众的需求，贫困社区的群众渴望非西班牙、非天主教、非共产主义的宗教场所，他们需要社区坚实的联系来加强精神生活。相比之下，新教更具吸引力，他们的传教过程无关政治。例如，五旬节派采取成功神学的做法，宣称人想要实现发财梦无可厚非，因此大获成功。与此同时，天主教也做出了一些调整。来自阿根廷的现任教宗方济各立志完成天主教未完成的任务，建立一个属于穷人、服务穷人的教会。他为殖民者对拉美印第安人权利的严重侵犯道歉，不仅指涉教会的罪行，而且批判征服者的所有罪行。作者选取了一位出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耶稣会神父作为微观案例。这位神父接受扎实的神学和社会语言学训练，被耶稣会派到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传教。他既见证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激进改革，也见证了美国支持的反共暴力，但他认为自己不是“救赎者”，“我不想当谁的主人，我在这里是为了陪伴”。他既没有加入任何左翼运动，也没有像更激进的同伴那样遭受迫害，只是努力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作者没有呈现他如何传教，没有讲述他采用陪伴者的身份是否更为有助于他的传教事业，更没有提到当他看到众多社会不公有没有伸出援手。显然，作者对天主教和拉美社会关系的刻画稍显单薄。除了书中提到的内容之外，拉丁美洲的天主教还发挥着很多重要的功能。比如，其在民族身份构建和想象中的作用、反自由主义的传统、对军政府的支持等。在解放神学出现之前，拉美的天主教会内部就曾发起自我革新的运动，例如“完全主义”（Integralismo）的社会实践，神父深入各个法团和社会群体，试图重新控制社会，阻止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入侵”，摆脱教会僵化制度的桎梏。本书的最后，作者将现在的拉美概括为一个充斥组织犯罪、严重腐败和恐怖主义的地方。银、剑、石，即资源、暴力和宗教，就是这些不公的烙印。作者将原因归为历史积怨、制度缺失和劣根性，而劣根性通过“跨代表观遗传学”来解释。这也是很多拉美人的共识，按甘博亚（Jeremías Gamboa）的说法：“拉美在诞生的那一刻就搞砸了，其受胎的过程就是错误的、野蛮的，一出生就不得不与自己的另一半作战。”略萨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也说了类似的话：“那些犯罪者和劫掠者正是我们自己的祖先。解放原住民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并未成功地完成任务。这是全大陆的耻辱。”原住民需要“我们”来解放，那意味着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我们”。作者和许多的拉美学者一样，都认为这些野蛮和暴力是基因里的、一代代传承下来并得以加强，成为永恒往复的“孤独的迷宫”。这恐怕代表了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的看法，认为拉美就是“搞砸了”，仿佛这是拉美左右阵营能达成的唯一共识。但是，这种看法存在很大问题。首先，这种观点的背后是一个线性发展观和二元叙事。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是衡量其他国家发展程度的唯一标准，包括经济发展、政治民主、人权等。这些概念如果有定义，那必然是西方的；如果出现与西方标准不同的发展状态，那必然是落后的。如果借用福柯的“认识型”（épistéme）概念来理解这一现象，上述观点与认知方式就是当前主流的“认识型”，它支配着我们的话语和认知体系，形成一种世界性的权力机制。在这样的“认识型”中，拉美总是落在阴暗面，不管它提出什么模式，总在理性和政治现代性的理想类型之外，是非正常的，偏离了现代化的道路。这种看法是否一定正确，会不会抹杀世界的多元现代性，也是很多学者想要论辩的问题。霍华德·威亚尔达也提到：“西葡及其殖民地可能在16世纪并没有错过现代性之船，而是驶向了另一条航路。”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遇到类似的情况。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每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唯一的、独特的，换一套“认识型”去看待它们，这些国家可能就呈现更多样且非病态的、落后的发展样态？中国也在做这样的尝试，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发展自己的理论和评价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拉美可能并没有失败。基于该书的悲情叙事，中国读者可能会感叹拉美的混乱。实际上，虽然银、剑、石在今日拉美依然存在，但拉美的现实情况远比书中描述得更美好，更有生机和活力。此外，银、剑、石分别代表的剥削、武力和宗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有其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是全人类共有的特质。不可否认，该书的视角很重要，代表了很多学者和民众的看法。但我们依然需要采用新的目光和新的视角，去除西方叙事的滤镜，以中国视角平等、深入地理解拉丁美洲各国的国情、思想和文化，形成自己的理解和判断。

嗐，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最后的总结章节处，哦不，准确来说是从开头就在强调，以及文中都在零散说到：“我们相信，拉丁美洲的失败是我们骨子里带来的，一代传一代。”拉美深重灾难的根源原因真的是自西班牙人带来的嗜血屠戮，结合土著印第安人的崇尚暴力，而让这个生机勃勃的大陆百年飘摇尸横遍野吗？初看时因为比《血管》更贴近拉美人的讲述视角，以及更生动的历史事件说明而觉得要比《血管》写得更胜一筹，但实际通读下来，作者对数据的引用有误不说，跟《血管》一样只是在讲述拉美大陆上发生的一切，只不过用了更高明可读性更好的手段讲述，甚至随着章节进行可读性在降低，最后把所有苦难归结为这片大陆有暴力基因。这对吗？跨代表观遗传学？作者自己都说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表明这门理论的可靠性，却用“拉美发生的一切已然证实这门科学”的论调来讲述。 再加上致谢里提到，作者已经在“资助”下完成两本著作，和继子在舒适的房间里争论标题的选择…就很像功必扬看食贫道拍的阿根廷纪录片《独自等待》的状态一样，虽然有阿根廷人的血统身份，了解阿根廷国内动态，但功必扬作为早早就能在国外留学的高收入高知人群中的一位，早就失去了对纪录片里展示的底层穷苦人民生活状态的基本感知，也无从理解，就更别提发现症结所在了。虽然作者分别在银剑石三个主题里找到对应的拉美本土代表人物开展讲述，通过详尽的个人生活史穿插展示拉美历史，给读者“接近真实”的感觉，也并不吝啬赞美并叹惋拉美四大文明曾经创造出的辉煌，告知读者部分土著文化的精髓，将金石视为太阳神力寄存之地，而忽略其经济价值（想到三星堆巨量的玉璋玉刀金面具，也是一样的纯真态度），试图向读者展示拉美本土文化的正当性，却形容帝国之主没有任何防备被侵略者杀害，印第安人逆来顺受且低能，想反抗却除了滥用暴力，少有组织有纲领的行动，作者也提到很多关于拉美的历史文献是殖民者书写的，但即便筛选了可能客观的文献记载，余下的这些又有多少真实性可言呢？再加上这种左右脑互搏的分裂感，怎么读都有种隔靴搔痒之感。 近来在看复旦大学副教授谢晶老师在一席的公开课，题目是《从未实现的平等——权力、身份与社会分配》，还没看完，但已经觉得要比这两本大范围概述拉美历史的书讲得要深刻得多，看完我再来结合书补书评。

这本书作为讨论拉美文化的书籍，亮点很多。首先，作者采用了文史结合的叙述风格，史料扎实文笔优美，可读性很强。其次，作者采用了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相结合的写作风格，她以一个记者的身份，深度跟踪采访了印第安工人、古巴非法移民、耶稣会传教士三个群体，将他们的生活嵌入到拉美的宏观政治文化经济中去，用小人物的角度关照大历史，以小见大。最后，作者还喜欢将这些小人物的生活轨迹和他祖先遥相呼应，展示拉美地区历史往复循环这个特点。通过这样，作者引出了千年来，在拉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三个历史母题。 银、剑、石。 银，象征着拉美的资源。剑，象征着拉美的暴力。石，是拉美独特的宗教底色。 第一部分银。作者想要展示被掠夺被攫取的拉美资源，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西班牙殖民者在新大陆搜刮金银，带来了狂热，这与印第安人对待金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印第安人对金属心怀崇敬，黄金是印第安人信仰体系的一部分，是诸神的象征，是光明所在。殖民者在拉美倚靠原住民和奴隶开采金银，催生了全国资本主义，导致了几个世纪以来，拉美社会两极化发展。开采给拉美普通百姓带来是剥削、疾病和苦难。这一情况持续了500年，一直没有改变。作者通过一位矿工的家庭、工作和生活来呈现历史在个人身上碾过的痕迹。 第二部分剑。作者按照历史时间顺序罗列了许多的暴力。她通过剑这个形象，暗示了暴力是拉美血液里的东西，是一种跨代表观遗传学。为了跟历史遥相呼应，作者选取了古巴一个小混混当做例子。他年轻的时候游手好闲，被古巴政府派去安哥拉参加战争，回来后没有正当工作，但因经济犯罪被关押，后去往美国，陷入毒品犯罪。有可能是想证明暴力存在拉美的血液里？我认为有点偏离主题。这一部分作者对于暴力无差别的叙述也让我觉得困惑，好像任何革命都没有积极的意义。最后作者还关注了暴力文化和拉美的军事文化是如何联系到一起的。 第三部分石。作者按历史顺序梳理了宗教现实，提到了在拉美有名的宗教人物。这个大陆的古文明对石头十分的迷恋，印第安人认为石头高于物质，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是他们信仰的证明。天主教来到拉美，沿袭着以前的习惯，开启对新大陆人民的精神征服。天主教作为殖民者的精神武器，用来证明侵略者合法性和浇花民众，因此天主教拥有了与殖民机构平行的巨大权力。不过，教会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帮扶印第安人等。最后，作者讨论了解放神学，她认为解放神学染上了激进的色彩，不符合贫苦大众的需求。 本书的最后，作者将现在的拉美概括为一个充斥着组织犯罪、严重腐败和恐怖主义的地方。银、剑、石，即资源、暴力、宗教，就是反映。这些野蛮和暴力是拉美基因里的东西，是拉美一代代传承下来并得以加强的。作者没有完全采用征服者和受害者的简单二分法来描述历史，对贵金属的贪婪和对暴力的崇尚以及对宗教的信任，在殖民者到来以前，就已经存在，随着殖民者到来而强化。直到现在也是，这三个特点依旧存在于拉美人的思维之中，是理解拉美现实的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