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史（套装全五卷）

（二）罗马共和国的军事、思想文化、经济特点总结： 1 军事特点：罗马共和国的军事力量是其崛起为地中海霸主的根本。早期，罗马军队以公民兵制为基石。参军是罗马公民的义务和荣耀，而非职业。他们为保卫家园和国家扩张而英勇作战，士兵须自备武装，这种制度培养了罗马公民强大的爱国主义和集体荣誉感。严格的训练和纪律，成就了早期罗马公民兵的强大战斗力。 罗马军队的强大是其持续扩张的驱动力。罗马的早期扩张有防御性的考量，但很快就演变为主动的征服。与拉丁同盟的紧密合作，使得罗马在面对外敌时能汇聚强大力量。军事胜利带来的战利品和财富，不仅支撑起罗马经济，也为贵族阶层带来巨大收益，进一步刺激了扩张欲望。然而，这种无休止的征服，也使共和国后期的公民兵制造成巨大冲击。小农因长期服役而破产，难以维持生计，这促使军队逐渐走向职业化。军队对将军个人的忠诚度开始超过对共和国的忠诚，为后来的军事独裁和共和国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2 思想文化特点 罗马人最核心的思想特质是务实主义。他们不尚空谈，更注重实际效用和解决问题。这种精神体现在对法律和秩序的推崇上。从《 十二铜表法》到复杂的法律体系，罗马人通过法律来规范社会、维护正义，并确保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国家利益至上是罗马公民的普遍共识，个人服从集体，为共和国的强大而奋斗。这种务实精神是罗马从一个小城邦走向霸权的关键。 同时，罗马文化深受传统的深刻影响，表现出强烈的保守性。他们敬畏祖先的智慧和美德，严格遵循世代相传的习俗和规矩。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父权原則维系着家庭和社会秩序。罗马的宗教也体现了这种务实和保守的特点，它更注重仪式和实践，而非深奥的神学思辨，主要服务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繁荣。 随着罗马的扩张，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先进的希腊文化。罗马人在文学、哲学、艺术和建筑等领域借鉴希腊模式，但总是将其融入罗马自身的实用性和纪念性特质。 3 经济特点 罗马共和国经济，是一部从农业根基到商业扩张，并深受奴隶制影响的复杂演变史。早期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然而，随着共和国扩张，特别是布匿战争后，大量战俘涌入，促成了“ 奴隶制大庄园”的兴起。这些大庄园主要种植橄榄和葡萄等经济作物，面向市场生产。这种土地兼并导致了大量小农破产，他们涌入城市，成为无产者，是共和国后期社会动荡的深层经济原因。 尽管农业是根本，但罗马的军事征服也极大地推动了商业和贸易的发展。罗马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地中海贸易网络，将来自各地的谷物、葡萄酒、橄榄油、奴隶、矿产和奢侈品汇聚到罗马。随着商品流通，货币经济也曰益兴盛，铸币广泛流通，促进了更大规模的商品交换和经济活动。 共和国的财政主要依賴于对行省的税收和贡品。包税人制度在早期为国家带来收入，但随着经济活动的活跃，借貸和高利贷在罗马社会中普遍存在，成为贵族和富商积累财富的重要途径。 总而言之，蒙森笔下的罗马共和国，其军事、思想文化和经济特点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这个强大文明的基石。军事扩张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資源和市场，而务实、保守、爱国的思想文化则为这一切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秩序保障。然而，这些特点在带来辉煌的同时，也埋下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和转变的伏笔，最终导致了共和国的衰落和帝国的崛起。

十六本罗马史著作评析 一、古代史料 1. 《建城以来史》（李维）- 评析：罗马史学的奠基之作，以共和精神为核心，叙事生动但夹杂神话元素，适合感受罗马人的历史观。 - 局限：对早期历史的真实性存疑，需结合考古学验证。 2. 《历史》与《编年史》（塔西佗）- 评析：揭露帝制腐败与道德沦丧，文风冷峻犀利，被誉为“惩罚暴君的鞭子”。 - 价值：研究罗马帝国初期政治斗争的第一手资料。 3. 《高卢战记》（凯撒）- 评析：凯撒的自我宣传手册，展现罗马军事扩张与政治智慧，语言简洁有力。 - 争议：对高卢人的“蛮族”刻画影响后世殖民叙事。 4. 《罗马共和国的衰落》（西塞罗书信集）- 评析：通过私人信件还原共和国末期权力斗争，展现西塞罗的政治理想与现实困境。 - 价值：理解精英阶层心理的珍贵史料 二、近代研究 5. 《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本）- 评析：启蒙时代史学巨著，将衰亡归因于蛮族入侵与基督教兴起，文笔优美。反映启蒙史观。 6. 《罗马史》（蒙森）- 评析：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强调罗马法与制度创新。反映普鲁士史观。 7.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罗斯托夫采夫）- 评析：分析奴隶制经济对帝国兴衰的影响，侧重阶级矛盾。反映马克思史观。 8.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布罗代尔）- 评析：以长时段视角解析地中海生态、经济与文化对罗马的影响。年鉴学派扛鼎之作。 9. 《罗马军队与社会》（谢德尔）- 评析：量化分析军队在罗马社会中的经济角色。运用计量史学方法。 三、当代反思 10. 《罗马人的故事》（盐野七生）- 评析：以人物为中心讲述罗马兴衰，适合入门，深度不足。 11. 《罗马社会史》（韦尔南）- 评析：法国年鉴学派视角，分析罗马家庭、奴隶制与公民身份的演变，侧重社会结构而非事件。理解罗马社会分层的经典文本。 12. 《罗马帝国的经济》（沃尔班克）- 评析：揭示奴隶制经济的低效性。 13. 《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尼古拉斯）- 评析：探讨罗马法对现代法律体系的影响。 14. 《罗马的遗产》（格兰特）- 评析：批判罗马“文明优越论”，强调多元文化互动。 15. 《黑罗马》（杰罗姆·卡尔科皮诺）- 评析：揭露罗马社会的阴暗面，如腐败、暴力与道德堕落，史料丰富但立场激进。被评为“罗马文明抹黑之作”。 16. 《罗马的命运》（格雷格·伍尔夫）- 评析：融合环境史与全球史视角，提出“罗马帝国是地中海生态系统的管理者”。突破传统政治史框架，关注环境因素。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一部史学著作获诺贝尔文学奖，铁血宰相俾斯麦韦编三绝，它的史学与文学价值毋庸赘言。 通过蒙森的致谢辞（获奖次年与世长辞）都能感受到他文字里的风姿： “当这个犀利然而慈悲的判断突然地重造了我生命中极度分歧的那些层面时，我恍如已经抵达了生命的尽头。”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愈发理解傅斯年先生所言：“罗马史要读蒙森，那是标准。”他在史料选取上谨慎又耐心，大批传说、故事、无用的纪年报告都被他冷静地抛弃，而有关各地及各民族的介绍、对政治和商业关系的叙述，以及反映时代精神的艺术与风俗在他的书中恢复了应有的地位。他的眼光并不局限于帝王将相，蒙森同样为戏剧家、诗人、史学家立传，于流派对比间细入毫芒，为凯尔特人立传，对法兰西民族性的深刻洞见，都展现了一种更广阔的史学关怀。 在论及希腊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时，他提到史学家的责任：“寻找到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并用文字记录，不仅是史学家的头等要务，而且还是他们的专属任务，无人能代替他们完成。”这种书写永恒的使命，藏在他对辛布里人命运的惋惜中，字里行间亦隐含了对日耳曼民族的某种追念与遗憾。 “辛布里人迁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运动，可惜的是，他们出现在一个比较无趣的年代，没有一个人认为这颗神奇的流星值得记载。这种移民运动，可算是日耳曼民族首次接触古老文明。等后来人开始追逐他们的踪迹时，有关此事直接而生动的记载早已荡然无存。” 一、诗意的人物素描 蒙森笔力精到，人物刻画尤为出彩，他笔下的哈米尔卡兼具亚历山大式的军事天才和古典英雄主义的悲情，西西里岛的七年坚守因他人之过一朝尽毁。 “一个战败国的不败将军走下他防卫甚久的山岳，将腓尼基人占据了至少400年的堡垒交给了此岛的新主人——这些堡垒坚不可摧，希腊人曾屡攻不克。” 汉尼拔这位军营长大的孤独战略家与罗马的宿命对抗，历经五十载风风雨雨，仍诚挚地保留着幼年时许下的誓言。大西庇阿是超然于民众的先知式人物，受神灵眷顾之人“当风华如潮水般退去，最终最沉痛品尝这种变迁的往往是他们自身”。 他寥寥数语写出一位高洁的母亲见证小儿子毁灭共和的忧虑，“这是比经历儿子死亡更加惨痛的不幸”，此刻她是背负家族盛名的迦太基征服者的女儿。 相较于后世偏颇的评判，他敢言苏拉是位现象级人物，这位以军事独裁重构寡头政治延缓共和国瓦解的独裁者，对政治与胜利都透着一股冷漠与漫不经心，仿佛只是为完成历史交付的任务一般，连死亡都被幸运女神安排得恰如其分。 蒙森将人性的深幽与矛盾融于时代与政治的洪流中，对比恺撒这位举世无双、久经考验仍百折不挠的天才政治家，指出庞培只是一位平庸的军官和富有的好邻居，点明“平庸之才实为真正贵族与罗马人的特质”。对于英勇赴难的维钦托利，叹息凯尔特民族最伟大的人物终究只是位豪侠。 他感慨老加图浑身的上古遗风，未曾想小加图才是共和制最后公民道德的典范。 “因为最精明的谎言遇到最简单的事实便自惭形秽，因为人性的高尚和荣耀最终不是依赖于精明而是诚实。” 二、厚重的历史叙事 他的叙事亦生动形象，散发着“沟通史学家与诗人鸿沟”的魅力。 在零散的史料中，他都能通过铭文与法典将罗马与希腊宗教对比，引出两个民族性格的本质差异，希腊宗教是激发艺术灵感的缪斯，故希腊人天性自由散漫，而罗马宗教是维护国家秩序的基石，造就罗马人务实敬畏。 他花了大量篇幅阐述罗马教育如何被晚期希腊文化败坏，长期模仿或支离破碎的照搬希腊，形成特权的拉丁文化，原有的民族特色被逐步抛弃，真可谓言犹在耳。 蒙森忧患之心亦重，命运给予罗马权力荣耀的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成为地中海霸主的罗马新旧分化，内部差异扩大，腐败奢靡之风盛行，公民道德江河日下，国家困境初现端倪。 彼时，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奴隶制日益挤占小农阶级的生存空间，土地改革应运而生，弟弟格拉古解决社会弊病的同时已然成为第一代僭主。意大利半岛硝烟弥漫，罗马公民权终于在刀光剑影中打开了紧闭的大门。同样军制改革也是国家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必然结果，然而士兵阶层一旦形成，全民皆兵为基础的共和体制便走向终结。 苏拉体制在争斗中被逐渐废除，罗马政体陷入空前的混乱，随着军事权力个人化，共和制实质转向君主制，党争的加剧也让内战趋于成熟，然而万事俱备的庞培终向命运证实了自己的平庸，改革新君政的宏伟理想，亦成了恺撒未竟之事业。 三、高远的史学立意 他将史识凝于笔端，论及迦太基的毁灭时写道：“这种感情只有在提尔人反抗亚历山大以及后来犹太人反抗维斯帕先时才见到过。”如今，人们只能在突尼斯的废墟中，凭吊曾经辉煌的古老文明。曾任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的蒙森，反对和抨击反犹太主义，倡导尊重独特的犹太文化。 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宪政革命，人们陷入漫长的困惑与普遍的绝望中，妄图在宗教与神秘主义中寻求解脱，导致神秘主义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当传统价值观与信仰崩塌，群体往往试图在非理性领域寻找出路，你是否预见了一战战败后的德国？ “这惊人的快速生长引发了新的好奇，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像流行病一样擒住了所有人的思想。” 他借古喻今，给予恺撒极高评价，恺撒的罗马已是黄昏，光辉仍在而精神已亡，即使伟大如恺撒也难挽狂澜于既倒。在历史的漫漫长夜完全过去以后才能出现新的白昼，而恺撒播下的种子日后才会发出新芽。蒙森对罗马和恺撒的热情显出了他对正在兴起的德国的憧憬。 至此，蒙森搁笔，时无英雄。 阅读始于盛夏，掩卷已是秋凉。 文明终有消失的一天，罗马业已逝去。我们究竟要在历史中追问什么呢？历史沉默不语，回答“过去”问题的也许是“现在”。感谢文字与记录者，感谢蒙森，让千年后的我们仍能如此靠近那个尘烟消散的年代。 “历史对每一宗罪孽都有因果报应，对于无能为力而渴望自由如是，对于不明智的慷慨仁慈亦复如是。”

《罗马史》是德国历史学家蒙森的经典著作，也是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史学巨作，是读懂古罗马文明的必读之书。不同于枯燥的史料堆砌，这本书兼具严谨的史学考据与生动的文字叙事，让千年罗马岁月清晰鲜活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全书完整梳理了古罗马的兴衰脉络，从罗马小城邦的起源、王政时代的更迭，到共和政体的建立与发展，细致讲述了罗马统一意大利、征战地中海的壮阔历程。书中详细记载了布匿战争、汉尼拔远征、斯巴达克斯起义等经典历史事件，清晰还原了罗马对外扩张、称霸地中海的全过程。 更难得的是，作者不止记录战争与权谋，更深度剖析罗马的政治制度、社会阶层、经济民生与法律体系。真实展现了罗马贵族与平民的矛盾、贫富分化的危机，解读了共和制度从鼎盛走向崩塌的深层原因。 读《罗马史》，不仅能纵观一个伟大帝国的崛起与落幕，更能从千年历史中看懂政权更迭、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兼具知识性与启发性，适合每一个喜欢世界史、想要读懂文明兴衰的读者。

读了115个小时，诚然这并不是一本容易读的罗马史，准确的说是罗马共和国史，一方面是因为蒙森作为古典作家不可避免的像古代中国历史学家一样，研究的方法是通过熟读古典作品并延续叙事史学的传统，其中缺乏现代史学的学术规范，没有地图、人名和地名也会时常困扰读者；另一方面是由于古典学在二十世纪以来全球性的衰落而成为了专家的小领域，在之前并非如此，而这也同民国以后国内普通读者对于古代作品大面积的陌生如出一辙，这带来的结果就是翻译者在这方面知识的缺乏，体现在人名、地名的直接音译以及前后不统一，更坦诚的做法是直接附上英文名称或者原始名称，对于读者而言克服这一困难的手段则包括应用微软的搜索引擎、大英百科全书、普林斯顿的古典百科全书、维基百科、蒙森罗马史的英文版、商务印书馆最新的译本、剑桥古代史中的地图、brill的地图集、现代地图、微软地图等等，不言而喻是否拥有一部合格的地图集对于理解这部作品至关重要。 从史料的更新程度而言，我在读这本书之前有过在蒙森和剑桥古代史罗马部分徘徊，最后选择了这本书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经典的力量，即使它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比如蒙森一直以来被诟病的对于历史人物不加掩饰的态度和倾向，但也正因如此书中随处可见的妙笔生花和不愧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采和历史情怀。 对于古罗马的印象，坦白说之前几乎是一片空白，这本书一百五十万的篇幅绝对能带给你共和国时期全景式的覆盖，从罗马城到拉丁姆，从埃特鲁斯坎到萨莫奈，从迦太基到马其顿，从高卢到西班牙，从黑海到叙利亚，罗马世界明显的扩大了，但扩张的过程到底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在这其中皮洛斯王、汉尼拔、腓力、安条克、米特拉达特斯一次次给罗马带来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动辄即30年、50年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马其顿、希腊、凯尔特、本都这些曾经迅速崛起的国家最后都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应该说罗马纪元前七个世纪的岁月没有一天的平静的。 罗马史是怎样的一部历史： 对于人民或者公民权的争取来说，抗争从没有停止也从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最初罗马公民到拉丁人到殖民地到波河以南通通授予公民权，到最后在阿尔卑斯山内高卢人取得公民权，一直到罗马帝国各个地区的真正平等。 对于罗马的土地问题来说，土地兼并、自由民缺乏土地一直是严重的问题，意大利的统一以及罗马疆域的扩张成功度过了两个艰难时刻，而代价是民族的同化和几百年战争带来的创伤。 对于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而言，从学习到自我酝酿到兼收并蓄，最后罗马帝国成为了一个希腊–拉丁双文化并行的国际化帝国，这体现在神话、戏剧、早期历史、诗歌、钱币、度量衡等方方面面，最显而易见的是罗马神话几乎是希腊神话的翻版，人物大多可以一一对应。 对于世界、文明、疆域、民族的边界而言，在这700年里无疑被极大的拓宽了，这显著区别于希腊文明是一个典型的海洋文明，希腊的殖民地只局限于小亚细亚、西西里和北非的沿海地区，甚至在希腊人眼里马其顿、伊利里亚和色雷斯人都是模糊不清的，虽然这些都是它的邻居，而罗马人却探索了整个西班牙、高卢、西西里、叙利亚、黑海沿岸等等，最后不仅探索而且扎根了下来，对于罗马人而言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已经不是天堑。 对于罗马国内政治阶级而言，贵族派或者说共和派与平民牌的较量也从未停止，从公民大会、元老院、保民官、执政官、独裁官、省长到最后的皇帝，为他们代言的格拉古、苏拉、马略、凯撒、庞培一个个粉墨登场，最后帝制在五百年后的诞生竟似乎成了当时的最优解。 最后呢，在凯撒被刺杀的时候，罗马是这样一个帝国，它以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同日耳曼人、达西亚人、帕提亚人相隔，边界还在微调，蛮族入侵也在时刻威胁，凯撒创建的军事专政比之前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呢，蒙森觉得凯撒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完人，他做到了亚历山大和汉尼拔未竟的事业，正如我们所知后三头的内战已经悄然在酝酿，奥古斯都能否守卫住凯撒的遗产就只能通过其他的作品了解了。

关于挑选译本的几条原则: 1.关注出版社最为简单直接。三联，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上海译文，社科文献等大型且广受好评的出版社，以及北京大学，广西师大，河大等知名大学相关出版社，当然也包括部分专精小语种的出版社。此书的重庆出版社不在此列，但也不算野鸡，中型一般水准。 2.关注译者。这需要具备一定的上网检索能力和分辨能力。首先，连搜索引擎都搜不到的译者，这书大概率不必看了。其次，搜到的译者只是某大学外语系博士生大概率也不必看，但请注意，译者如果是相关领域学者，哪怕只是本科生研究生，这书大概率也不会踩雷。翻译这门工作相当反直觉，外语能力是最次要的（极度小语种除外），专精能力＞中文能力＞外语能力。此书译者，一言难尽。 3.关注序言或绪论。这一点是过了上述两关之后，需要读者亲自打开书阅读的环节。如果作者在世，那就关注此书是否有原作者为译本新做的序，如果作者不幸辞世，那就关注是否有其后代或学生为译本做的序。如果以上二者都无，那就需要关注译者是否为译本作序或者绪论，其内容有无学术史回顾与全书概要。此书情况，不必多言。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是广为流传的俗语，用来比喻伟大的成就不会一蹴而就。耐着性听读结合完成罗马史。了解个大概，但是建立新城所需的宗教仪式并不需要太多时间．而这些仪式一旦完成，在古人的眼中，“城市”也就“建立’’。 在上述的罗马起源传说版本中，罗马城一开始就和两位神，维纳斯(埃涅阿斯之母)和马尔斯联系在一起。公元前1世纪，由于独裁官恺撒所出身的尤利亚氏族(gens lulia)奉维纳斯为女始祖，所以罗马城与埃涅阿斯的渊源得到大力宣传。而母狼和鹰则成为罗马的象征，并随着罗马的扩张遍及地中海世界。这些标志至今在罗马城内还处处可见。在古罗马，建城神话和一系列庆典活动密切相关。比如，每年2月15日的牧人节(Lupercalia)和罗慕路斯兄弟的身世及建城神话联系在一起，罗马人自己的说法是牧人节的庆祝地点(Lupercal)就是母狼哺育两兄弟的地点。牧人节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公元494年，那是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的一个世纪了。而罗马的诞辰日(Parilia)则定在4月21日。 至于罗马城“建城”的确切年代，罗马人自己也争执不休．不同推算之间的差别多达几百年。罗马第一位史家皮克特(Fabius Pictor)认为正确的年代是第八个奥林庇亚纪年的第一年，老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234一前149)认为是在第七个奥林庇亚纪年的第一年。据公元前1世纪时博学者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前1 16一前27)的推算，罗马城建于第六个奥林庇亚纪年的第三年，也就是现在公历的公元前754／753年，这个纪年在罗马帝国时代广泛采刚，也为后世所沿用。传统的说法还认为建城以后就开始了罗马史上的王政时代，罗慕路斯为第一任国王，到公元前509年王政被共和体制所替代之前，罗马共经历了7任国王的统治。 现代学者对这些传统说法和纪年持怀疑态度并提出种种新的假设。比如，瑞典考古学家耶斯塔德(Einar Gjerstad，l897—1988)把王政的起始年代定在公元前575年，并把450年定为王政时代的下限。

翻译太差了。 "真正的历史书写从来都是现在与过去的永恒对话。"蒙森的《罗马史》既是严谨的古典文明重构尝试，又是热烈的十九世纪德意志政治宣言。表面上看，这本书遵循客观史学规范，渴望建立科学化的历史认知，以严谨的史料批判，运用语言学、考古学和比较法学的方法重构罗马的社会结构。但作者又难以割舍意识形态诉求，内里涌动着十九世纪德意志自由派的强烈政治冲动，在价值评判层面频频突破学术中立原则。 这种将古今历史类比的做法从一面看降低了作品的客观性，从另一面看，却又使其成为研究19世纪欧洲政治思想的珍贵文本。 "述往事，思来者"，蒙森的叙事渗透着1848年革命亲历者的政治郁结，作者通过对古罗马的叙述间接表达了19世纪德意志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权威民主”政治诉求（通过强权实现民主转型）。这种情感投射使《罗马史》呈现出独特的叙事张力。其中尤为矛盾的是，作品中同时并存着民族主义的扩张冲动（对罗马帝国疆域的赞美）与自由主义的宪政理想（对共和精神的追慕），这种张力恰恰反映了德意志自由派在"铁血政策"时代的困境——他们既渴望通过强权完成民族统一，又忧虑专制权力会吞噬公民自由。 一、软弱而矛盾的十九世纪德意志自由派 1848年德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德意志自由派试图通过议会实现宪政改革与民族统一，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既缺乏坚实的民众基础，又恐惧底层革命冲击社会秩序——这场革命最终以自由派向传统势力妥协而告终。这场失败的革命标志着德意志自由主义运动的转折——自由派逐渐将宪政理想让位于现实政治，在民族统一的迫切诉求下接受了"专制立宪"的妥协方案。这种政治矛盾反映在史学叙事中，表现为对凯撒主义的矛盾态度：既谴责其破坏法制，又赞叹其"创造性的独裁"。 这种政治蜕变催生了德意志独特的"权威自由主义"传统。自由派在民族建构的狂热中逐渐拥抱保守的民族主义，形成了一种既渴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恐惧民众革命；既向往现代宪政又迷信强人政治的矛盾心态。他们对凯撒主义的暧昧诠释正是这种困境的体现：将独裁美化为"必要的恶"，为德意志统一进程中的威权转向提供了思想铺垫，最终使1848年的自由理想让位于俾斯麦的"铁血"现实。 二、蒙森的焦虑与作为政治寓言的《罗马史》 在叙述早期罗马时，蒙森刻意将元老院塑造成"开明专制"的典范，其吸纳新兴贵族的政策被描绘为政治智慧的体现——这一叙事策略实则暗含着19世纪德意志自由派对普鲁士贵族改革的期待。然而，当笔锋转向共和国晚期，同一个元老院却突然蜕变为"顽固保守集团"的象征，这又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作者在影射当时阻挠宪政改革的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 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叙事存在严重缺陷：首先，它遮蔽了元老院作为奴隶主阶级统治工具这一贯穿始终的本质属性；其次，它将复杂的制度危机简单归因为"宪政机制失灵"，而完全回避了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当格拉古兄弟试图通过土地改革挽救小农经济时，元老院既得利益集团的暴力反扑，不是简单的"美德腐化"，而是奴隶主阶级为维护剥削体制的必然选择。蒙森将这一过程道德化，暴露出资产阶级自由派无法理解：政治制度的变迁本质上是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体现。他对"暴民政治"的恐惧（如丑化格拉古支持者）与对元老院"腐败"的谴责，都是停留在表象层面的道德评判，未能触及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 而在论述罗马扩张历史时，蒙森的史观又呈现出三个相互关联的面向： 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在分析罗马对阿尔巴的征服时，蒙森以近乎赞美的笔调描述了"解除其政治独立，迁移重要氏族至罗马，摧毁防御工事"等一系列强制同化措施，并将其冠以"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一价值判断。这种论述方式不仅为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统一进程提供了历史合法性论证，更构建了一套为强权政治辩护的话语体系。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的"防御性帝国主义"理论框架，通过将罗马的对外征伐重新诠释为"预防性自卫"，实际上为19世纪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实践提供了一套精致的历史类比模型。 本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蒙森反复强调罗马民族特有的"纪律精神"与"爱国品质"等本质主义特征，将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化为民族特性的竞争场域。这种论述策略在学术层面为德意志民族优越论提供了知识合法性，同时也反映出德国"文化民族"观念对其史学方法的深刻塑造。与英法启蒙传统强调的契约型民族观不同，蒙森更倾向于将民族视为基于共同血统与文化记忆的有机体，这种前现代的共同体想象使其自由主义思想始终无法摆脱民族主义的桎梏。 英雄史观：蒙森无法理解，任何伟大人物都只能解决时代提出的、物质条件已经成熟的任务。他将制度变革归功于个天才。蒙森对凯撒的个人崇拜构成了其政治立场最直白的表达。他通过将凯撒塑造为"历史必然性的肉身显现"，将制度变迁归因于个人才能，实际上建构了一套为威权政治辩护的历史叙事。这种史观既折射出1848年革命后德国自由派对俾斯麦式强人统治的矛盾心理——既期待通过强力实现国家统一，又担忧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化；也暴露出其史学方法论的根本缺陷：英雄史观的唯心主义倾向。 三、马克思主义的审视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蒙森史学的根本缺陷在于经济基础的遮蔽、阶级本质的误读以及英雄史观的桎梏。 在早期罗马共和国时期，自耕农经济不仅是社会经济的基石，更是维系共和体制的核心支柱。这些兼具农民与士兵双重身份的公民，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兵农合一"体制，为罗马的崛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和物质基础。战争胜利所带来的土地、奴隶和财富通过相对公平的分配机制回馈公民士兵，由此形成的"战争—掠夺—分配—再生产"循环模式，既保障了军事力量的持续壮大，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这一机制巧妙地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使罗马在军事扩张与经济成长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然而，布匿战争等大规模征服战争的胜利，犹如一把双刃剑，逐渐瓦解了这一精妙的平衡。战俘奴隶的大规模涌入彻底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格局，奴隶劳动逐渐取代自由民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 贵族元老阶层与新兴的商业骑士阶层相互勾结，通过侵占公有地和兼并小农土地，建立起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这些专业化生产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的大型庄园，凭借规模效益和集约化管理，使传统小农经济完全丧失竞争力。 据普鲁塔克记载，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意大利半岛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耕地被大庄园占据，大量因长期征战而家道中落的小农被迫流离失所。 面对这场深刻的社会危机，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的土地改革尝试，最终在元老院既得利益集团的暴力反扑下惨遭失败。这一悲剧性结局不仅标志着共和体制自我调节能力的丧失，更预示着社会矛盾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小农经济的崩溃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传统的公民兵制随之瓦解，城市无产者群体急剧膨胀，社会动荡不断加剧。马略于公元前107年推行的军事改革（招募无产者）虽然暂时缓解了兵源危机，却使军队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效忠共和国的公民武装蜕变为依附于军事强人的私人力量。 苏拉、庞培、恺撒等军阀的相继崛起，正是这一转变的必然结果，它深刻反映了旧有的共和政体已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现实。 元首制或帝制，本质上是奴隶制社会下为应对危机而进行的体制调整。这一中央集权体系通过军事威慑维持社会秩序，依靠对外扩张获取经济资源，并辅以粮食配给、公共建设等再分配手段暂时缓解阶级矛盾。 从共和到帝制的转型，是罗马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唯有强大的中央政权才能维系日益庞大的奴隶制经济体系，镇压此起彼伏的社会反抗。 然而，帝制解决方案仅停留在表面，未能触及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大庄园经济的僵化发展持续挤压小农生存空间，自由民贫困化趋势不可逆转，帝国经济对外扩张形成病态依赖。 当扩张势头在日耳曼人等外族压力下受阻，内部剥削又不断加剧时，帝国最终在经济崩溃、军事失控和阶级对抗的多重危机中走向灭亡。 这一历史进程充分证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绝非偶然的军事失败，或者什么所谓的道德败坏，宗教变迁，而是陈旧的生产关系最终无法容纳新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必然结局。

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 意大利非常缺乏原始时代遗留下来的古物。这些号称史实的传说，不过是有文化的游客写的一些有用的游记，以及大量毫无价值的传闻。这些传闻通常是由不懂历史和传说的人拼凑起来的。 所谓的罗马人征服意大利，实则是把意大利的所有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罗马人毫无疑问是这些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但终究只是其中一支而已。 希腊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如何争夺他们的部分领土；意大利人如何反击这些异族，并予以消灭或征服；最后，意大利的两大民族，即拉丁族和萨莫奈人。 耶皮基人与希腊人存在一般的亲缘关系或特殊的亲密关系 意大利语与希腊语在语言学上关系最为密切，正如意大利与希腊在地理上是亲近的邻邦一样。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是至亲兄弟，凯尔特人、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则是他们的堂兄弟。 在人类和语言共同的发祥地，孕育了一个种族，其中包括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祖先；之后，意大利人从这个种族中分离出来，然后分成了东、西两个分支，再后来，东支又细分为翁布里亚人和奥斯坎人。 印度日耳曼民族 人们将天奉为万物之父，将地奉为万物之母；诸神在节庆日乘坐自己的战车，沿着平坦的道路在各地巡视；认为人死后，灵魂会继续存在于世上，这些都是印度、希腊和罗马神话的基本观念。恒河上的一些神灵的名称甚至与伊利索斯河和台伯河信奉的神灵相同：希腊人的乌拉诺斯(Uranus)就是伐楼拿(Varunas)，他们的宙斯(Zeus)就是约维斯·巴特(Jovis Pater)，狄斯匹特(Diespiter)就是《吠陀经》中的朱斯庇达(Djauspita)。近期对古印度神灵的研究，意外地使人们对希腊神话中错综复杂的形象有了一定了解。头发灰白、充满神秘色彩的复仇女神(Erinnyes)并非由希腊人创造，而是随着最古老的移民从东方传播过来的。神圣的印度猎犬萨罗摩(Sarama)为天神守卫着金色的群星和阳光，并替他把天牛，即滋养万物的雨云聚集起来挤奶，它还忠实地带领去世的虔诚信徒前往极乐世界。这个神灵在希腊人那里却变成了萨罗摩的儿子萨罗梅耶(Sarameyas)，也就是赫尔梅耶(Hermeias)；那个令人费解的盗窃太阳神(Helios)神牛的希腊故事，毫无疑问与关于卡库斯的罗马传说有关。 印度日耳曼族的农业与中国人、阿拉米人和埃及人的农业之间存在历史联系，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编年史将中国农业的起源归功于某位帝王于某年引进五谷，这种说法至少从总体上来看，准确描述了远古文化时期存在的种种关系。 维斯塔女神是唯一一位不为印度日耳曼族所共有的神灵，她一开始就为希腊和意大利两个民族所共有。意大利与希腊的传说和信仰、法律和风俗，从始至终都与农业息息相关。 希腊人的性格特点是：为个人牺牲全体，为城镇牺牲国家，为公民牺牲城镇；他们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是善和美，但又经常安于怠惰；其政治通过加强各地区原有的地方独立性而取得了发展，但最终导致了地方政权的内部瓦解；其宗教观念最初使神灵具有人性，后来又否认神的存在；他们允许青年人赤身裸体地运动，充分伸展四肢，使其最宏伟、最可怕的思想得以自由发挥。罗马人的性格特点是：严格规定子敬父、臣敬君、人敬神；除了卓有成效的行为之外，他们别无所求，也不尊重任何东西，并敦促所有公民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无休止地劳动；男孩有责任蔽体遮羞；他们认为企图表现得与众不同的公民都绝非良民；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扩张国家领土的欲望是唯一不会遭到谴责的崇高理想。妄想完全揭开他们的面纱，实在是有些荒诞愚昧；我们只需尽力概述意大利民族的起源以及他们与古代的联系，以便为独具慧眼的读者指引思考的方向，而不是将自己的判断强加给读者。 在希腊和意大利，国家产生于氏族。 两个民族虽属同宗，但发展却大相径庭。希腊人胜于意大利人的地方是更能为人们所普遍了解，并且其光辉更为明亮灿烂。在古代所有的文明民族之中，只有意大利人在自治的基础上建立了政体并实现了民族统一。意大利统一后，不仅把四分五裂的希腊民族的统治权，而且把全世界的统治权都最终掌握在了意大利人的手中。 处于较低文明阶段的人，一般能很快察觉到自然界的需求，并且能迅速作出反应来满足自然的要求；或许他们的身体素质比较灵活，更容易适应自己的居住环境。在撒丁岛，农业现今仍在完全相似的自然条件下进行；引发疫疾的瘴气仍然存在，但农民在穿衣、饮食和劳作时间的选择上格外谨慎，因此避免了瘴气的感染。事实上，避免瘴气感染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披着动物的皮毛，并燃起烈火；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罗马的农民出门总是穿着厚厚的毛织衣服，而且从来不让自己的炉火熄灭。 相传罗马城这座宏伟的城垣是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修建的，最开始不仅包括帕拉廷城和奎里纳尔城，还包括原先不在城区范围内的阿文廷山地和卡皮托尔山地，国王将它们全都纳入一个单一的大城墙之内，于是就有了新罗马，闻名历史的罗马。 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国王的“谕令”总是雷厉风行，所以每次他因为公事出面，在任何场合下，都有“校尉”手持斧钺和棍棒在前面开路。只有国王有权力向公民演讲，公共财产库的钥匙也只有国王拥有。罗马城内人们都只能步行，只有国王乘车，他手执象牙鹰杖，脸上涂着脂粉，头上戴着黄金槲叶帽子，这都是罗马神祇和国王共有的殊荣。 意大利人对王权和神权从来不像埃及和东方那样，混为一谈。国王不是人民的上帝，而是国家的主人，这种说法更为确切。所以，罗马人没有某一特定家族特蒙神恩的概念，国王也不是拥有何种神秘的力量，并非有与其他人不同的资质。高贵的血统，以及同前任统治者的亲属关系，是新统治者的有利条件之一，但这并不是必要条件；任何身心健全的罗马成年人，在法律上都有成为罗马君主的权利。因此罗马君主只是平常的罗马公民，因为自身优秀或者外界的契机，又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正如家庭不可一日无主，所以才将他置于同辈之上，做他们的主人，就像一个农人被任命为众农人的领导，一名战士被任命领导军队。正如儿子绝对服从父亲，并不是因为儿子的地位更低一等，所以公民听命于君主，并不是因为君主优于众人。这构成了对王权的道德约束和实际约束。当然国王也会做出有悖平等，但并不违反国家法律的事：他可以克扣战士应得的战利品，可以加重徭役，或者毫无缘由地征收苛捐杂税，侵占公民的财产；但如果国王真的这样做，他就忘记了自己的权力并不是神赋予的，国王是人民的代表，他的权力是在神的许可下由人民赋予的；如果人民也忘记了宣誓效忠的誓言，危急时刻谁会来为国王抛头颅洒热血？但法律对王权的限制在于国王只有权力执行法律，而无权更改法律。国王背离法律的行为，必须事先得到公民议会和元老院的许可；否则，该行为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就是暴政行为。所以在道德层面和法律层面来说，罗马的王权和现代的君权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在近代也找不到能与罗马家庭和罗马城邦相对应的例子。 人无论贫富贵贱，外出时必须一律穿白毛料做的素朴长袍。这种公民享有的高度平等，无疑是起源于印度日耳曼公社的政制。 按照法律规定，一个罪人应该被判死刑，国王或者国王代表如果已经作了审理和宣判，这个人就会被毫不容情地处决；因为国王只有审判权，没有赦免权，除非被判死罪的公民向公社请求饶恕，而审判官给了他请求赦免的机会。这就是上诉的起源，上诉主要指的是被认定有罪的犯人如果不承认有罪，就没有上诉的权利；犯人如果肯认罪，并且提出请求宽大处理的理由，才可以上诉。 公社由氏族组成。长老的标志虽然亚于国王，但两者性质相似：长老穿的鞋跟国王的很像，都是红色，只是国王的鞋略高一点，也更加精巧。 古罗马和意大利宗教的核心都是玛尔斯，玛尔斯掌管杀戮，主要担当公民阶层的守护神。意大利最古老的预言中也曾提到玛尔斯和他那只神圣的啄木鸟。 牧神节是一个真正属于牧羊人的狂欢节，人们在这天会扮狼裸身跳跃，腰间束着山羊皮，手执一根皮鞭，见谁抽谁。 在古罗马神学家的指导下，人与众神交往只流于实物模拟而非实物。他们用洋葱头和罂粟头供奉天神，这样便能躲过天神的闪电，使其单单劈向那些洋葱头和罂粟头；每年到了祭祀台伯河神的时候，人们都会将三十个用灯芯草扎成的木偶扔进台伯河，这些都是河神要求的祭品。 尽管古罗马人也曾打过许多败仗，但他们几乎从未为了求和而割让领土，因此他们感激农人们对农田地产的坚守和保护。人和国家之所以强大，在于他们拥有对土地的主权，而古罗马的伟大正在于其公民对土地拥有最广泛而直接的支配权以及这些人保持的那种紧密团结。 奴隶制度起源于意大利 在意大利这片土地上，古时便诞生了滑稽悲剧，到了现代又出现了讽喻英雄史诗。值得一提的是，在修辞和戏剧性艺术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与意大利人相媲美。 罗马人从未忘记一条事实：人民不应该是统治者，而应该是被统治者。 古希腊和意大利的政体由首脑终身制发展成为首脑任期制，且通常为每年一任，这是其自我发展的必然结果。 国王们身着紫衣以示尊贵，而执政官与其他公民的区别仅仅是衣服上镶有一道紫边，同时，国王外出时一般乘坐战车，而执政官则必须遵守规定，在城内均需步行。 国王 罗马元老院 执政官 独裁官 保民官 执政官出自于贵族，而保民官都出自平民。前者权限极大，而后者的权力则是无限，因为执政官也要服从于保民官的禁止权，要听从他们的判决，但保民官就不用听从执政官。 意大利国家一般都没有暴政，而希腊国家基本上都有。 罗马的整体制度是要把所有人都训练成普通人，而不是把天才训练得更出色。 凯尔特人又称加拉提亚人或高卢人，他们与有着共同族源的意大利人、日耳曼人和希腊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禀赋。他们具有各种坚毅的品质，而且更为出色，但却欠缺更深层的道德和政治素养。自由自在的凯尔特人认为亲自耕种是种不光彩的事情。他们更喜欢游牧生活，即使在肥沃的波河平原，还是主要以养猪为生，以牲畜为食，日夜与畜群生活于橡树林中。凯尔特人不像意大利人和日耳曼人那样依恋故土，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喜欢群居于城镇和村庄。头脑聪明但又缺乏定力，不能坚持到底。不喜欢遵守纪律和秩序，却喜欢自吹自擂，永远也无法与人和睦相处——这些都是无限虚荣的结果。凯尔特人和希腊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发源于同一个地区，毫无疑问也像他们一样从东部摇篮迁移到欧洲。 关于罗马人向维爱人、卡佩纳人和法利希人开战的历史大多不足为信，据说罗马人围困维爱城长达十年之久，就像特洛伊战争一样。罗马的传说和诗歌当然有理由将这一事件书写在自己的名下，因为这场战役所花费的财力和物力都是史无前例的。这次伟大的胜利让罗马人欢呼雀跃，一直回响在罗马的习俗之中，包括“出售维爱人”的节日活动。活动中会将假的战利品进行拍卖，其中一个拍品让整个活动兴奋不已。这是个很不幸的瘸腿老头，他身穿紫衣，佩戴金饰，这便是“维爱国王”。维爱城被毁，土地沦为永恒的荒芜。 就像在北美独立战争中，即使德意志各邦将其臣民卖给美国的敌人，他们也不因此而与合众国卷入战争。 在东方国家，那里几乎没有反抗，执政和臣服的种族一直长久地共存着，暴君的更变对民众而言无关紧要甚至还是件令他们感到满足的事情。 罗马方面为了防御大象攻势造出了一种战车，这种车中伸出一支铁杆，杆部顶端装火盆，另外再竖起一根一头为铁枪头的活动桅杆，以便放下。以后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登船模板也是效仿这种战车建造的。 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并开始了统治 自古以来，罗马公社就制定了很多治安法，治安法属于扰乱秩序这一类。治安法也是十二铜表法的一部分。十二铜表法规定，不得雇人给死人涂油，褥子只能送一套，紫边被子不得超过三床，不得赠以金器或奢华的花冠，火葬场不得使用加工过的木材、不得使用焚乳香和药酒，吹笛送葬的人最多10人，不得用女人代哭，不得为丧事大摆筵席。 在罗马前三个世纪，都是没有货币流通的，起初是以牛为交换物，随后是以铜作为交换媒介，根据铜的重量计量。 罗马，作为罗马意大利联邦的首领，不仅采用了希腊国家体制，还采用了希腊货币体制。 希腊文化的入侵。正是在这个时期，希腊文化开始越来越展现它相对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并向四面八方传播。意大利也很难不受其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希腊餐桌习俗了。通常罗马人吃饭的时候都是坐在凳子上，但现在却改为斜靠在沙发上，午饭时间也从正午推迟到了下午的两点到三点。达官显贵的宴会，通常会从在场的来宾中通过掷骰子的方法挑选一位，由他决定喝酒的规则：喝什么酒，怎样喝，何时喝。宾客还要轮流挨个唱赞歌，在罗马唱的不是宴享歌，而是赞美祖先的歌。所有的这些习俗都不是罗马原创的，而是在很早期的时候从希腊引进的。 罗马公社的感恩节，在前一个时期主要是在希腊的影响下，进行庆祝，并且是第一个被视作与众不同的节日，即大赛会或者罗马赛会。到了本世纪末，庆祝时间已经延长到四天。 想要靠舞蹈、音乐、民谣挣钱的人都饱受耻辱，因为世人对他们都非常鄙视。歌手和诗人就被划分到跳绳及丑角一类。 最古老的记载罗马起源的方式是受了希腊的影响，这是不用怀疑的。随处可见希腊带来的影响。 《荷马史诗》是最古老的希腊书，《十二铜表法》则是最古老的罗马书籍。 造型和绘画艺术并不是受希腊刺激而发展的，而是发源于希腊最后却成熟于意大利。 到了基督纪元时期，非洲的农夫依然自称为迦南人。但希腊人却给迦南另取了一个名称——“腓尼基”，意思是“紫颜料产地”或“红人之乡”。意大利人也习惯称迦南人为布匿人(Punians)，直到现在，我们仍惯于称其为腓尼基人或布匿人。 罗马—意大利联盟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迦太基人与叙拉古统治者之间的争斗，已经将美丽的西西里岛摧残得面目全非。 罗马对非洲迦太基发动攻击。迦太基几乎全军覆没。就其他损失而言，双方大致相等。罗马战船沉没24艘，迦太基战船沉没30艘，被俘64艘。迦太基人向罗马宣战。迦太基的4000名骑兵和100头战象却占据了绝对优势。 正式条约中，除交出西西里之外，还包括割让西西里与意大利之间的岛屿给罗马。在北方，罗马共和国为了报古代与近代之仇，已于罗马纪元471年即公元前283年消灭了凯尔特人的席诺尼部；在南方，经过了罗马纪元490—513年即公元前264—前241年的大战，罗马人将腓尼基人逐出了西西里。北方有以罗马为领袖的拉丁城亚里米伦（自由民殖民地辛那除外），南方有梅萨纳的玛末丁人民社，由于二者在血缘上皆属于意大利，所以共同享有意大利盟邦公有的权利，也共同分担其义务。对于意大利而言，西方海域远比亚得里亚海更为重要。根据罗马与迦太基签订的和约，西方海域中最重要的地点——广阔丰饶且港口众多的西西里岛，已大部分归罗马所有。罗马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获得了撒丁岛，此外又加上了科西嘉岛。在撒丁岛，尤其是在崎岖的科西嘉岛，罗马人也像腓尼基人一样，只占据沿海一带。他们与内陆的土著交战不休，更准确地说，是将他们当作野兽来猎取。他们用狗作诱饵来猎捕土著，然后将其运往奴隶市场，但并未真正加以征服。 高卢人纷纷响应与凯尔特军进攻罗马 意大利境内的凯尔特人完全被征服了。罗马人曾在海盗之战中向希腊人展示了其在海洋主权上与希腊的不同之处，同样地，他们如今也揭示了其守卫意大利门户以抵御强盗的方法与马其顿守卫希腊门户的方法有所不同。尽管意大利内部纷争不断，但面对共同敌人时他们却能团结一致，形成统一战线，而希腊人则四分五裂，犹如一盘散沙。 西班牙军队的迦太基军官随即召回哈米尔卡的长子汉尼拔继承其位。他尤其以工于心计著称，这也是腓尼基人的一个主要特点。汉尼拔继任后立即决定开战。凯尔特人的领地仍处于动乱之中，罗马与马其顿之间的战争也似乎迫在眉睫。他一方面为进攻意大利全力备战，另一方面筹划西班牙和非洲的防御工作。除了留在首府的战象和船舶，他还有战象58头。这支迦太基军队里没有雇佣兵，除了几支腓尼基分遣队之外，军队主要是由服兵役的迦太基属国民众——利比亚人和西班牙人组成。哈斯德鲁巴是迦太基的爱国民族领袖，是西班牙的将军。汉尼拔大胜罗马军队。汉尼拔的部队由非洲人、伊比利亚人和塞尔特人组成，打死约15000罗马人，俘虏约6000人。 拿破仑的俄罗斯之战与汉尼拔的意大利之战类似。汉尼拔患上眼炎，导致一只眼睛失明。 罗马人带着感激之心为“退敌护国”神(Rediculus Tutanus)建起一座祭坛。事实上，汉尼拔退兵是因为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第二次布匿战争，或者按照罗马人更为正确的叫法——汉尼拔战争。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在西班牙获取大片领土。 第二大国亚细亚只不过是改头换面和希腊化的波斯，该国君主常以一种既显骄恣又见软弱的方式自称“王中之王”，而这就是“王中之王”的国家。它以一种近似于波斯的狂妄姿态统治着自赫勒斯滂至旁遮普(Punjab)的区域，其杂乱无章的组织形式也与波斯无异。它是一个由或多或少依附于它的属国、不听号令的下属辖地以及半自由的希腊城市组合而成的集合体。在小亚细亚，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小亚细亚名义上属于塞琉古帝国(Seleucidae)，但其整个北海岸和内陆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实际都在本地王朝或从欧洲侵入此地的凯尔特部落手里；西部大部分地区都为帕加马国王所有，而岛屿和沿海城市有些属于埃及，有些则为自由之地；所以大王所剩的不过是西利西亚(Cilicia)、弗里吉亚(Phrygia)和吕底亚的内陆地区以及大量对自由城市和众王族不易实现的虚权，这恰恰和当初德意志君主在其世袭领地以外的统治权性质类似。 安条克为了能够排兵列阵，甚至将其所率大军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轻装兵占多数，还有轻盾队、弓手、轮索人、密塞人(Mysians)、达赫人(Dahae)和埃里迈人(Elymaeans)的骑射兵、骑单峰驼的阿拉伯人以及镰车；在第二部中，重装骑兵（Cataphractae，一种披甲骑兵）列在军队两翼，靠近骑兵在中间的是高卢和卡帕多西亚步兵，正中心是仿照马其顿式装备的方阵，人数达16000人，是全军的精锐，然而在狭窄的空间内无用武之地，不得不列成纵深32层的双重队伍。在这两部之间列着54匹战象，分属于方阵和重装骑兵的中队。 汉尼拔见其房屋被刺客包围，便服毒自尽。 马其顿王室发生内讧。马其顿王长子柏修斯，虽然是非婚生，但被其父指定为王位继承人，柏修斯(Perseus)意图杀害其弟德摩特里乌斯，以免将来同他争夺王位。 罗马统一意大利分解马其顿 如今罗马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意大利国家，已经吸收了希腊文化的成分。 意大利又兴起一种地位特别低下的新阶层，他们不具有公共自由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其待遇几乎和公共奴隶无异，尤其是昔日的坎佩尼亚、庇森弄廷南部以及布鲁提亚中与汉尼拔结盟的公社，都属于这一类。此外还有被容许留在阿尔卑斯山南部的凯尔特人部族，他们相对意大利同盟的地位固然无从详知，但是他们与罗马签订的盟约中附带着足够明示其低劣地位的条款，即这些公社的成员永远不允许获得罗马的公民资格。 农场上的人力劳动都由奴隶完成。奴隶由管家负责，此外，管家还负责农场日常收入开支、买卖、听取地主安排。地主不在时，管家还需发布命令、实施惩罚。在管家以下设有一位女管家，由她负责房屋、厨房、食物橱柜、养禽场和鸽舍这几个区域，另外统管一些农夫和一般农奴、一个驴夫、一个猪倌。若农场养羊的话，还应雇佣一个牧羊人。若耕作方式不同，农场人员规模也不相同。人们估算，一块200尤格拉的耕地若无果园，需要2个农夫和6个农奴，而面积相当的耕地若带有两个果园则需要2个农夫和9个农奴；一块240尤格拉的耕地若带有橄榄园并且养羊的话，则需要3个农夫、5个农奴和3个牧人。相比之下，葡萄园自然需要更多的人力，一块100尤格拉的耕地若带有葡萄园，则需要1个农夫、11个农奴和2个牧人打理。与奴隶相比，管家更加自由。只有管家在表现良好的情况下，才能从主人那里获得自由。而除他以外，所有人都同住一所房子。同大型牲畜一样，奴隶并非从小就生活在农场，而是到了能够劳作的年纪由地主从奴隶市场购买。当他们年老体弱、无法继续劳作时，农场主又会将他们同其他没有价值的物品一起送回市场。农场建筑应同时包括饲养牲畜的棚舍、储存农产品的仓库和供管家和奴隶居住的房屋。此外，农场内还经常建有专供农场主居住的乡间别墅。每个奴隶，甚至是管家自己的一切生活必需品都由专人代表农场主定期定量发放，他们只能靠这些生存。他们能穿上从市场买来的衣服和鞋，只需常常缝补便可；每月还能领到一些小麦，不过得自己将它们磨成粉状；还有一些盐、橄榄或咸鱼，或作为他们食物和葡萄酒的佐料，或用来榨油。因每人工作量不同，他们获得必需品的量也有不同。以此为根据，管家比一般奴隶工作轻松，所以获得的必需品数量也比他们少。女管家需照看所有烘焙和烹饪事宜，所有人的饭菜都一样。通常，奴隶不会佩戴锁链，但若某个奴隶招致惩罚或他人认为他企图逃跑，他就必须戴上锁链干活，夜间还会被关在奴隶牢中。整个制度充满了对资本势力的无畏态度，奴隶的地位与牲畜无异。一位古罗马作者在谈论农业时说道，一个好的监管人员一定不能对手下奴隶太过友好。只要奴隶和牛还能劳作，农场主便会供给他们生活，因为放任他们挨饿并不划算；一旦他们不能劳作，便会被当作破犁一样卖掉，因为继续留着他们也不划算。早期，宗教思想能减轻人们的痛苦，在勒令庆祝和休息的日子里，奴隶和耕牛便可休息。奴隶的生活除了干活便是睡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地主们的精神领袖——迦太基人马哥都曾告诫奴隶主，劝他们不要把来自同一民族的奴隶聚在一起，以防他们联合起来密谋造反。 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弊端，就是道德败坏，它能吞噬整个社会乃至共和国的灵魂，以一种完全自私的态度代替人们内心的仁慈和爱国心理。 罗马人民的生活受到强烈约束，于他们而言，地位越高，生活越不自由。习俗拥有无上权力，将人们的思想行为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 希腊戏剧进入罗马之后，当地对戏剧演员的需求增加，艺术家的地位并未因此改变，诗人（那时称为“作家”）、演员和作曲家依然属于受雇佣的工人阶层，少有人尊敬他们，公众舆论也容不下他们，警察更是虐待他们。 德国喜剧源于法国喜剧，正如罗马喜剧源于雅典喜剧。 医生在罗马属于最有利可图的职业之一，仍然受到外国人的垄断，几百年间，罗马的医生无一不是希腊籍人。 为了保留其民族性，罗马向来排斥一切高等和个人的精神文化，而这时意大利内在精神的发展和外在政治的演化，都已经到了无法继续保留罗马民族性、无法抗拒希腊文化侵蚀的程度。希腊文化传播到意大利，必然带有某种革命性和破坏民族性的趋势，但要使各民族在精神上达到必要的平等，这种传播不可或缺。 加图时代的罗马人反对希腊文学，与恺撒时代的罗马人反对基督教如出一辙；加图时代的被解放者和外国人成为诗歌界的主力，正如此后被解放者和外国人成为基督教的主力。罗马贵族，尤其是罗马政府，将诗歌视为和基督教一样完全敌对的势力，罗马贵族将普劳图斯和恩尼乌斯看作是乌合之众，罗马政府处死师徒和主教，二者所依据的几乎是同样的理由。在这个方面，毋庸置疑，仍是加图引领罗马大力对抗外国人。在加图看来，从本质上已然颓朽的希腊民族，其中贻害无穷的糟粕是希腊文人和医生，而他对罗马“唱曲人”的蔑视更是不言而喻。 罗马人每攻克一个希腊城市，便将其艺术宝藏抢掠一空。 西班牙各省已经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非洲、亚洲以及欧洲的希腊等地仍被视为罗马的属国。罗马人通过与迦太基、马其顿、叙利亚及其他国家的战争把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这些国家名义上是自主的，实际上却附属于罗马。 希腊大地上最后一个珍贵的装饰品，“希腊的眼睛”，一个曾经如此富饶的城市，就这样消失了。但是，如果文明回顾一下整个灾难的过程，公正的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该时期的希腊人自己也坦白承认——此次战争并非罗马人之错，相反，希腊人背信弃义，国势衰微却冒失鲁莽，罗马人不得不进行干涉。 罗马人起初认为辛布里人以及后来加入他们的条顿人都属于凯尔特人，但后来证明，他们都属于日耳曼人。他们民风粗犷，常吃生肉。战争开始之前，他们总是先用下流的手势或者恼人的噪音来激怒敌人。男人发出战斗的呐喊声，女人和孩子敲打车辆上的皮质篷布以壮声势。 日耳曼人忙于与凯尔特人争斗，罗马行省和新罗马军队暂时得以免受他们的骚扰。 辛布里人在国王波奥利克斯的率领下发动进攻，这一次他们是认真打算攻入意大利。据说，八万罗马士兵和全军过半的随军人员几乎尽数丧命，只有十人逃生。辛布里人由于久攻不下而感到厌倦，他们转而向西进攻比利牛斯山区，放弃攻打意大利人。高卢人之祸是意大利人最古老的记忆。辛布里人在西班牙遭到当地部落，尤其是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英勇抵抗，只好无功而返。 条顿人国王条图伯德也被俘。被杀的大部分都是妇女，因为她们很清楚成为奴隶等待她们的会是什么命运，因此在车上拼命抵抗；或者被俘后请求侍奉神灵或做维斯塔的侍女，可是请求不被允许，因此很多人选择自杀。辛布里人则全军覆没。那些幸存者后来也大多绝望自杀，或者在罗马的奴隶市场上被出售。这些日耳曼游民美好的幻想也就此破灭，无家可归的辛布里人和他们的同伙们也从此消失不见了。 反对党在街头暴乱方面占上风，但是对此类袭击却难以应对，现在只能奋力自保。他们打破狱门，释放奴隶，为其配备武器。在大市场发生了罗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首都城内发生的战乱。此次事件在历史上是千真万确的。民主党战败，被逼到朱庇特神殿，断水断粮，最后被迫投降。 亚细亚是最富有也是职权滥用最严重的省 大约200年前，皮拉斯(Pyrrhus)曾经发起过一场战争，这是意大利争取独立的最后一役，此后罗马就一直处于意大利的盟主地位，无论时局如何风云变化都未曾动摇过根基。无论是世代英烈的巴卡家族，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还是阿契美尼德王族的继承者都曾奋力号召意大利人与强大的罗马作斗争，但是结果都是徒劳。意大利人还是对罗马卑躬屈膝。意大利人在罗马被革命动摇根基之前一直采取守静不动之势，但是一旦革命爆发，他们就混杂在罗马各大政党中参与暴动，希望借助某个政党的势力获取平等权利。他们首先联合民主党，而后又联合元老党，但是都未能从中有所获益。他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两党领袖都承认了他们对平等权益的诉求，但是这些领袖，无论是来自贵族党还是民主党，都不能说服他们全党去承认这些诉求。他们还注意到，罗马最出色的政治家们，一旦为意大利人辩护，就会无人跟随，最终被推翻。罗马政府经历了三十年的荣辱兴衰，经历了革命与复辟，罗马的领导人也经历了新旧更迭，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掌舵的却永远都是一位目光短浅、心胸狭窄之辈。 纷纷起义举起了反罗马的大旗。大体上革命都是从农民阶级发轫而蔓延至中产阶级。寡头政府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意大利开始分为两大军事阵营。 观整个古代文明史，没有哪一个地区像小亚细亚一样，多个民族并立或杂居，各民族之间迥然相异，所以在这里民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从叙利亚到塞浦路斯到西里西亚，以及卡利亚和吕底亚地区的西海岸都有古老的闪族人分布，但是西北部却是由比提尼亚人占据，他们属于欧洲的色雷斯人的后裔；在内陆和北部沿海，主要由印度-日耳曼人居住，他们主要是与伊朗族同宗。 卢西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赋予罗马共和国的政体。苏拉派遣格涅乌斯·庞培攻打西西里和非洲，并将他选为自己的女婿。任务完成后，元老院下令让庞培解散军队，他没有服从，差不多算是公开叛乱。苏拉是绝对的独裁者，不亚于任何国王。苏拉结束了意大利的革命。他是整个意大利实现政治统一的真正的最终首创者。 90年的罗马历史——50年的太平盛世，40年的连年战乱。这是罗马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段时期。 除了历史理性主义宗教观外，对意大利来说有三种主要的哲学流派。历史理性主义宗教观又称为神话史实说(Euhemerism)，它认为神话是生活在蒙昧时期的人类各种不同恩人的传记，迷信将这些恩人变成神。三种主要的哲学流派是伊壁鸠鲁和芝诺的两种教条派，还有阿塞西拉斯和卡涅阿德斯的怀疑派，或称为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和后期学院派。 内战时期，各派不同的领袖马略、屋大维、苏拉都相信预兆和神谕。 在这一时期，滑稽剧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滑稽剧本身历史悠久，或许早在罗马兴盛之前，拉丁姆少年们就已在节日庆典时戴上面具，即席表演滑稽剧目了。虽然没有明言规定，但某种面具所代表的角色一般都是固定的，也算是约定俗成。 格涅乌斯·庞培将军远征西班牙 他既想做忠实的共和派，又想做罗马的主人，摇摆不定，优柔寡断，表面上自诩独断专行，实则易于顺从。庞培终于退让了，同意解散军队。庞培遣散手下的士兵，之后于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末辞去执政官一职，一时之间完全脱离国事，并声明自此以后只愿做一个普通的公民，过安逸的生活。庞培手握几乎无限的权力率兵攻打海盗 西班牙人与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一样都比较崇尚武力 国库不仅失去了西班牙的岁贡，而且每年还需支付巨款给西班牙，以维持西班牙军队庞大的支出，政府简直不知该如何筹措这笔巨款。西班牙荒凉而又贫困，罗马文明在那里有十分灿烂的发展，如今却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战胜方的公告上说，十万亚美尼亚人和五名罗马人阵亡，国王扔掉了他的头巾和王冠，带着几个骑士疾驰逃走，没有人认出他来。这公告是卢库勒斯仿照其老师苏拉的手笔写的。 底格里斯河以南所有从帕提亚人和叙利亚人手中夺来的土地，在战略上都不再属于亚美尼亚人了，大部分都落入到战胜者之手。大多数希腊人被迫移居此处，如今他们奋起对抗守军，为罗马军队大开城门，士兵们进城后便大肆劫掠。 罗马人踏上新土地，却又引发了新的争端。高加索中部和东部地区的英勇民族，见遥远的西方人在他们的领地内安营扎寨，便心生愤怒。在今格鲁吉亚居住着伊比利亚民族，这是一个勇敢而有组织的农业民族。他们的东部邻人是阿尔巴尼亚人，即阿兰人，这一民族文化程度要比伊比利亚人低得多。阿尔巴尼亚人在人数上远胜于伊比利亚人，但却不及他们勇敢。庞培征服阿尔巴尼亚人与伊比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伊比利亚人以及定居于高加索山脉以南及山麓中的民族几乎都至少一时依附于罗马。庞培的凯旋碑载明，他所征服的人民达一千两百万，所攻克的城市和堡垒共计一千五百三十八座。 在叙利亚南部，犹太民族似乎将在此时结成一个政权。叙利亚王实行标准的希腊化政策，破坏了犹太民族的原始宗教。 骑兵将领马尔库斯·安东尼。罗马人与埃及人在城前相遇，埃及人战败——安东尼这次又立下赫赫战功，罗马人抵达尼罗河，这是第一支打到尼罗河的罗马军队。 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 他们最痛恨的人是恺撒。12月5日恺撒离开元老院时，他们拔剑直抵他的胸口，当时他险些命丧在十七年后被刺死的同一个地方，此后他很长一段时间不再进元老院会堂。 恺撒一举帮助庞培脱离窘境，他自然对恺撒心怀感激。庞培与平易近人的恺撒频繁往来，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由利益联合转化为友谊的联合。这份友谊的保证和结晶——同时无疑也是一份公告，宣布成立新的联合统治——就是庞培迎娶恺撒芳龄二十三岁的独女尤丽娅(Julia)为妻。尤丽娅承袭了其父的优雅温贤，与年龄几乎比她大一倍的丈夫相亲相爱，家庭生活和谐融洽。 已壮大为一个国家的民族不断吸纳政治尚未成熟的邻族，而文明开化的民族又不断影响心智尚未成熟的邻族。这其中遵循的定律同引力定律一样普遍适用，一样符合自然规律。作为古时候唯一融合了较高政治自主和较高文明的民族（尽管文明化程度不高并且尚未内化），意大利人有权征服东方摇摇欲坠的古希腊城邦，利用移民驱逐西方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如利比亚人、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之所以英格兰能在亚洲征服一个地位相当却十分软弱的文明古国，一直以来将其国民性加于美国及澳大利亚广大蛮族甚至发展他们的文明，也正是如此。 恺撒出征远西班牙一战，亦可称作旨在征服西方的一项事业。虽西班牙一直以来受罗马统治。 罗马人远征阿尔卑斯山以北时，初期在北部发现了一支由苏埃西翁人领导的不列颠-比利时联盟。 雅典的灭亡并非出于与斯巴达一派的争斗，而是每一个附属部落甚至雅典城内雅典派和斯巴达派的内讧。因此，阿维尔尼部落与埃杜维部落一再爆发小规模纷争，最终也导致了凯尔特民族的毁灭。 凯尔特人早期用大麦酿造啤酒 从前凯尔特人死去的部队首领需用他最信赖的侍从陪葬。不过杀人祭神的习俗依然得以保留，并且法律规定一切刑罚不可施于男性自由民，却可施于女性自由民和奴隶。至于文明与一个民族完全交融所带来的益处，凯尔特人从未体会过。凯尔特民族大势已去，恺撒一手葬送了其政治文明，整个民族也正走向灭亡。凯尔特人同罗马人的关系，正如他们的同族爱尔兰人同萨克逊人的关系——它们注定被更为先进的政治文明所吞并，并成为其未来发展的催化剂。 日耳曼人行为野蛮，善于谋划，他们大肆运用野蛮手段，放任邻近区域化成一片片荒漠，从而抵御外敌入侵。辛布里部和条顿部的军队单就主力而言，都由日耳曼部落成员构成。 马尔库斯·克拉苏一直被认为是“三头怪物”的首领之一，却有名无实。他只是作为一个充数的人，调整真正统治者庞培和恺撒之间的平衡，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站在恺撒这边对抗庞培。恺撒试图想要重建这种关系。他请求迎娶庞培唯一的女儿，并且让自己目前最近的亲属，他姐姐的女儿奥克塔维亚嫁给庞培。 一直以来共同统治罗马的两个人物，现在将用武力来决定谁将成为首位独裁者。意大利绝大部分公民都反对恺撒，尤其是整个贵族阶级及其大量的追随者。而且，大资本家也不会乐意恺撒获胜，一旦共和国进行彻底改革，他们就休想保留住对其偏私的法庭和横征暴敛的垄断权。小资本家、地主和所有会产生损失的阶层都反对平民派。 西西里岛对首都罗马至关重要 王室军队的将领阿契拉斯和几名庞培的旧将乘船前往庞培的帆船，他们邀请前去会见国王。由于海水太浅，他们请庞培登上他们的驳船。当庞培上岸时，军事保民官卢奇乌斯·塞普提乌斯从后面刺杀了他。当凶手将庞培的头颅献到恺撒的船上时，他深感不安地将头转了过去。就是这个人，他的女婿，多年来和他共同统治罗马，为了生擒他而让自己来到了埃及。 亚历山大城和罗马一样也是一座国际性的都市，它的居民人数并不亚于意大利的首都。当他们看见罗马的统帅支配着拉吉德王宫，他们的国王接受仲裁人的判决，这种感受可想而知。长久以来，罗马的驻军一直居住在埃及，很多士兵与埃及妇女结婚，基本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国民性，而且大批士兵都是庞培的旧将，还有意大利的逃犯和奴隶。他们也痛恨恺撒，痛恨他麾下一些傲慢的军团士兵。尼罗河战役后，恺撒立即率领他的骑兵从陆路进入被埃及人占领的首都城区。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 是整个罗马—希腊文明领域的第一位统治者 他实际上是希腊与罗马两族人民共同信奉的爱与美之女神——维纳斯的后裔。根据世袭制，恺撒生来就是平民党领袖，三十年来他一直高举平民党的伟大旗帜，从未改变或隐藏过自己的党性。他虽仍喜女色，却仅限于同她们玩耍取乐，绝不受她们迷惑。甚至连他与克娄巴特拉王后那惹人非议的关系，也只是掩饰他政治地位弱点的一个幌子。 罗马元老院是反恺撒党的大本营，元老院正常情形下，人数曾多达六百人，受近期战乱影响而人数锐减，但目前经人员非常补充后，已增至九百人之多。 人们若目睹这些在西庇阿(Scipio)和加图舞台上演戏的女政客以及站在她们身边的美少年——他们下巴干净、柔声细语、步伐细碎、头戴发饰、颈戴围巾、身着长袍、脚穿女鞋，尽力模仿着放荡的娼妓——一定会为这个男女性别似乎有些颠倒的反常世界所惊骇。 自罗马诞生以来，拉丁和希腊特性就开始相互渗透。在意大利统一时，作为征服者的拉丁民族已经同化了所有被征服民族，但唯独希腊文化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并入本国，从表面上看，并未被同化融合。 在古代，犹太人也是四海为家却又无立足之地，其势磅礴却又微如蝼蚁。大卫和所罗门的后代，对于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来说，其意义相当于当今耶路撒冷在犹太人心中的地位。为了宗教和精神的统一，这个民族诚然在小小的耶路撒冷王国建立了有形的聚居地，但是该民族本身不但包括哈斯摩尼(Hasmonaeans)的臣民，也包括遍布整个帕提亚帝国和整个罗马帝国的无数犹太人。特别是在亚历山大城和昔兰尼城，犹太人在当地建立了行政自治，甚至还建立了地界分明的“犹太民社”，与如今的“犹太区”基本无异。在这个时期，西方人对这个绝对的东方民族以及他们奇怪的观念和习俗，怀有独特的反感。 罗马城市法律的制定仍旧以十二铜表(Twelve Tables)中所载的拉丁国法条文为基础。 埃及一大群乏味、神秘而奇形怪状的神灵来到罗马——自然之母伊西斯及其全部随员，其中有总是死而复生的奥西里斯(Osiris)，凄惨的萨拉皮斯(Sarapis)，沉默严肃的哈伯克拉底(Harpocrates)，以及狗头的阿努比斯(Anubis)。元老院下令拆毁城内的伊西斯神庙，没有一个工人敢先动手，执政官卢奇乌斯·保卢斯只得亲自拿斧头先砍第一斧（罗马纪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我们可以打赌，一个女人越是浪荡，对伊西斯的崇拜便越是虔诚。 当时罗马的文学成就比任何地方都要丰足，越来越多极负盛名的希腊艺术代表和科学代表迁入罗马。有学问的人，尤其是希腊人在这里都受到欢迎，这些希腊人不仅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宝藏，同时也把他们的荒谬和奴性带到了意大利。 罗马人与希腊人联系增多，特别是罗马人经常到希腊各地旅行，希腊文人聚集在罗马，这自然就使得希腊的时兴文学以及当时盛行于希腊的史诗、挽歌、短歌和米利都轶事在意大利人中间拥有一个读者群。 卖书成为一个体面且赚钱的行当，书店也成为文化人日常的聚会场所。读书成为一种时尚，甚至一种狂热。在罗马，一流演员和舞女成为最有利可图的行当。 演说家昆图斯·赫腾希乌斯(Quintus Hortensius)及其“五十万行”令人生厌的淫诗，更频繁受人称道的莱维乌斯(Laevius)，他的“爱情笑话”(Erotopaegnia)仅仅由于韵律杂乱以及措辞矫揉造作受到一定的关注。甚至于盖乌斯·赫尔维乌斯·秦纳（Gaius Helvius Cinna的短篇叙事诗“士麦那”(Smyrna)，虽受到世界的广泛褒誉，但是其中父女乱伦的题材，而且花费九年时间创作完成，刻上了那个时期最腐朽的印记。史学家西塞纳(Sisenna)，他煞有介事地将阿里斯蒂德斯(Aristides)风靡一时的米利都(Milesian)故事集——愚不可及的流行淫秽小说——译为拉丁文。 罗马共和五百年来统治着意大利和地中海各国 迦太基，该词源于腓尼基语，意为“新的城市”，英语：Carthage）坐落于非洲北海岸（今突尼斯），与罗马隔海相望。最后因为在三次布匿战争(Punic Wars)中两次失败，被罗马打败而灭亡。它是到突尼斯旅游的必游之地。位于突尼斯城东北17公里处，濒临地中海，是奴隶制国家迦太基的首都。 库迈为一古希腊屯垦区，是希腊在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个殖民地。 斯巴达是古代希腊城邦之一，斯巴达以其严酷纪律、独裁统治和军国主义而闻名。斯巴达的政体是寡头政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及其同盟者战胜雅典军队并霸权整个希腊。 埃涅阿斯，特洛伊英雄，安基塞斯王子与爱神阿佛洛狄忒（相对于罗马神话中的爱神维纳斯）的儿子。 蒙森共生了16个子女，其中六男六女还活着，五个年长未嫁的女儿和他住在一起，帮他料理家务。

本书详尽描述了罗马共和国近1000年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从王政时期到帝国初期，展现了罗马在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