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变不足畏：王安石变法的细节

两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必须得点评一下。 本书倾向性很明显，请各位读者慎查之。但是我仍然要给这本书好评，原因如下： 1、本书主要讲的是王安石变法，进而引出仁宗至徽宗初即位的新旧等党派之争，期间穿插着很多历史人物的事迹。但我们需要明白的一点是，历朝历代，但凡利国利民敢于变法的人，都是勇士。每一次变革，都是对蛋糕的重新分配，都必然会切割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敢为别人之不敢为，勇士也。秦之商鞅变法，楚之无起变法，宋之王安石变法，明之张居正变法，哪一个不是敢为人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他们的政治智慧，难道不知道改革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商鞅被车裂，吴起被射成刺猬🦔，张居正被挖坟掘墓，也就王安石相对好一点，也就是相对，甚至连雍正的评价都被黑成啥样，虽然他本人确实残暴，可是给国家积累的财富是实打实的。 2、本书给了大家另一个视角看历史人物，这也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必须要学会的。司马光并不因为《资治通鉴》就变得高尚，苏轼苏辙两兄弟也不因为诗文超脱就真的超然物外正大光明了。以前我总是对章惇有偏见，可是他利国利民的事也没少做，而且敢于在新党失败之际仍然坚定的做一个变法派，认定的事情坚决不动摇，这难道不值得尊敬吗？ 3、本书对现代的启示意义很强。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去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有阻隘，都有政治斗争。但是从长远看，不变革只会死得更快。我们现在真的有勇士敢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吗？我们和大宋真的有本质差别吗？我们真的跳出历史周期律了吗？尤其是第三条，这可是毛主席都关注的问题。做大蛋糕重要，但是怎么分蛋糕也重要。为政者，首要的就是要有一颗利国利民的心，此当为肉食者诫。

宋朝真奇怪。良臣如王安石被罢免；圣贤如司马光身败名裂，险些连坟墓都保不住；文豪如苏轼颠沛终身；长者如范纯仁，衰败老盲；党魁如刘挚、梁焘、刘安世，流放至死；强臣如章惇，也翻身落马。等等，这个世界还有平安吗？连安全都谈不上，还说什么荣华富贵？这些例子把有良知的人都刺激到了，光明正大的人在逆境中变得耀眼，深沉阴鸷的人在逆境里皈依了黑暗。

“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这三句话出现的时间大约是北宋熙宁三年之后，常被人们认为是王安石为了坚定改革决心向当时的君王宋神宗和反对派们所说的话。这个片段，我也一度相信了。 但其实，王安石本人从来没有承认自己讲过这个“三不足”，甚至要当着皇帝的面否认自己讲了这些话。更重要的是，这所谓的“三不足”在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是非常大逆不道的话。简单解释一下，在北宋儒家氛围浓厚的社会，上天的意志、人民（这里可能指的不是广泛的普通人）的议论、祖宗的成法，就是三座不能搬动的意识形态大山，对任何一个政治家而言，触犯这三条意识形态的红线就像徒手触高压电线一样危险⚠️。 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推断，这话大致是王安石的对立派或者对他改革相当不满的人为了争取舆论而造的谣言，毕竟把对方打成一个不敬苍天、不开言路、不尊祖宗的狂悖之徒是一种打击变法的手段。 无论古今中外，道德指控往往比逻辑批判更具有煽动性和杀伤力。 讽刺的事情在于，千年之后，王安石、宋神宗、熙宁变法、北宋还有大大小小的人物都被磨成了历史的符号，锁在厚重的书本中。而这个短短的“三不足”，倒是成了王安石不畏艰辛、锐意进取、力图革除天下大弊的最好证明。不得不说有人本来想泼脏水，却不小心把他身上的污垢给冲洗掉了。

“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这三句足以点燃所有儒家子弟反抗精神的战斗檄文，出自大文豪苏东坡之手。苏轼的文才一出手，就将王安石的政策主张和价值取向贴上了流传千载的“三不足”标签。 这本书之前，看了赵冬梅教授的《大宋之变：1063-1086》，以及吴钩的《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写的都很好，但是不过瘾。前者着眼于老朽迂腐阴晦的司马光，后者并没有把变法内容的细节剖析清楚。 笔者被这本书的书名所吸引。细节，变法就是要细节。法律的细节，变法成果的细节。满怀期望的看，但可惜没有看到变法结果的数字结果。变法前后，国家岁入几何？岁入结构的变化几何？没有数字，但结果是公认的，国家的府库充盈，有钱了！有了钱，就有能力与西夏开战，虽然还没有强到克服“恐辽症”。 王安石变法，从统治阶级来看，明明是增强国力的好事，为什么从士大夫到皇族，都完全不认同呢？我想有几个原因： 1、神宗的治国理念与仁宗相反，实际上是重新集中皇权的过程。仁宗垂拱而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是皇权的让渡，为神宗不齿。神宗有大志。变法以及元丰改制，就是为了重新收拢皇权。这势必与过惯了仁宗朝优厚待遇的士大夫产生矛盾。可惜，王安石变法与元丰改制的顺序错了，如果能先改制集中皇权，再实行变法，或许不至于导致神宗与旧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不看王安石变法，不知道大士绅的利益与皇帝的利益有多么冲突。皇帝也并非大地主阶级的代言人，相反，很多时候，主张变法的皇帝与大地主阶级为敌。 2、变法内容与传统儒学的价值观激烈碰撞，导致朝堂分而党之，新旧两党势如水火。变法，实际上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与士绅望族、大商大贾争利，于平民百姓实有利处；新党的实用主义取向，也与传统儒家的意识形态为纲的施政理念冲突。人多谓王安石的失败，是因为触动大士绅望族的利益，但余窃以为，新旧两党的冲突，更多在于价值观的曲异。儒家思想，与资本主义完全不相容。也幸亏新中国经历了一段“批孔”运动，否则改革开放是否能顺利进行呢？看看伊斯兰国家的改革有多难吧！ 3、新党人良莠不齐，人才凋敝。除了章惇，王安石没有像样的、能够经得起审视的帮手。吕惠卿实为奸佞，旁人不齿，但王安石没有其他选择。王安石很聪明，他知道支持变法的人才缺乏，变法没有舆论优势，所以很早就着手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指定变法书籍为科考必考书目，培养了大批忠于变法思想的年轻学生，可惜没能等到这些学生成熟，变法已败。如果王安石身边多一些欧阳修这样的道骏德隆变法领军人物，结果是不是不同呢？ 4、新党思潮没能传承。徽宗选择了新党，但新党的传承却断了线。章惇没能成功的传承新法思潮。最可恨的部分，就是蔡京伪行新法，炮制元祐党人碑。皇权也集中了，党争也没有了，却遇见了赵佶和蔡京这对cp，搞“丰亨豫大”，怎能不亡国。 可叹，变法从古至今都这么难！

算是对王安石变法的一种深入解读，与大多人认为的王安石变法都不一样，详细讲述了变法为什么要这么变。历史可能是另外一种真相，而不是被打扮的真相。看人物尤其不要脸谱化，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心疼安石和神宗。欢乐欲与少年期，人生百年常苦迟。白头富贵何所用，气力但为忧勤衰。晚年的王安石看破了，也放下了。

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并且看了毛主席的阅读史后，我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把马克思主义深深地扎在中国历史的土壤里。从《东晋门阀政治》开始，到《南明史》，再到这本讲王安石变法的通俗读物，我拨开了中国上下5000年一点点的历史迷雾，窥到了一点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是由内部矛盾运动所决定和推动的。 先来说说这本书，它不是一本正经的历史研究专著，而是一本类似于《明朝那些事儿》的通俗读物，所以它的精彩程度很大程度上受到作者语文水平的影响。在这本书的前几章，我认为这个作者的语文写作水平真的一般，在叙述上存在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经常出现两个人干两件事，但主语混用，让人摸不着头脑；二是太多突如其来的插叙，考验读者记忆力。所以一开始，我觉得这本书最多只能到一般。但是越往后读，作者在叙述上越流畅，尽管问题仍然存在，但是由于内容的丰富性大大增加，使得阅读体验和收获也显著增加，作者的语文毛病变得无足轻重了。作者对缠绕北宋的变法问题的深入挖掘，再度引发和验证了我的一些思考。这些思考伴随着我阅读前面所提到的几本书以及《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过程中，并且与《论再生产》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有着直接的关联。 我看到，东晋亡于门阀士族之间的斗争，南明之亡千根线，但与阉党和东林党之争脱不了干系，与士大夫之间的权力斗争脱不了干系，而北宋之亡也是党争的恶性结果。千丝万缕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是士大夫？为什么一直是士大夫？皇帝和士大夫究竟是什么关系？ 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明白国家是什么？（尽管存在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社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从西方舶来的民族国家，但不影响此处的分析）从阶级史观来说，国家是维护阶级统治的机构，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统治的工具。考察国家需要考察一组关系：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 国家政权是什么？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就是合法性，是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中获得从属阶级实行其政治统治的“同意”。用我的比喻来说，就是“传国玉玺”，有这个“玉玺”，大家都认你这个皇帝。在古代社会，国家政权掌握在“皇族”手里，这个宗族的人可以当皇帝，大家都认。篡位是件麻烦事，干得不好就要背上窃国、反贼的骂名。禅让是一种比较合法的让“传国玉玺”在两个家族之间进行传递的手段。 国家机器是什么？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国家的暴力机构——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等，是维护阶级统治的机器，而这种维护是必然需要用到暴力的，必然需要让被统治阶级在肉体上屈服于统治阶级。阿尔都塞进行了发展性的补充，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指出学校、媒体、教会、工会等等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认为被统治阶级在思想上也是被统治阶级驯化的，以自觉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 那么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践来看，皇帝，毫无疑问是国家政权的掌握者，高高地握着“传国玉玺”这个最大的合法性权柄，拥有着理论上无限大的人间权力。这个无限大的权力也包括着对国家机器的无限使用的合法性，但是问题就出在这儿，皇帝是否实质性地掌握国家机器，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国家机器呢？这就需要问士大夫了。汉以来，王朝的运动的一个大的规律，我认为就是如此：在王朝创业期，皇帝能够牢牢地掌握国家机器，因为皇帝本身是从对国家机器的掌握特别是军队出发，进而逐鹿中原，抢到“传国玉玺”，获得合法性的。所以王朝初年基本上是政令畅通，强皇独当一面，皇二代也有很多是早年跟随先皇打江山的带兵的皇子，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独自掌握国家机器的；但是随着皇帝的更迭，大致上总能出现掌握不了国家机器的，纯粹作为“吉祥物”的国家政权，也就是弱皇，进而出现虽然没有政权合法性，但是牢牢掌握国家机器的权臣，甚至于权臣上位，取而代之。由此可见，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之间存在的是辩证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明白了这一关系，我们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是士大夫？ 士大夫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汉以前没有士大夫，东汉以后士大夫才逐渐成型，并且它的形态还在不断运动发展着。因此我讲士大夫，只是讲一个抽象的士大夫的本质，而不是一个具体朝代的士大夫，那就是——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化身的官僚。在中国古代社会，多为儒学士大夫。这类士大夫一经产生，天然地就掌握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比如科举中的门生文化，皇帝是名义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掌握者，所以进士也是天子门生），因而在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的矛盾运动中发挥着很大的影响，至于有多大，需要依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而定，或者说要看皇帝的君人南面术修炼得到不到位，看皇权与士权的斗争和士权与士权的斗争的实际情况。从王安石变法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他们在掌握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后，对变法产生着多么大的阻碍。 综合来看，自国家诞生以来，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的矛盾运动就是上层建筑中的支配性矛盾。它们的矛盾运动影响着每一个王朝的兴衰起伏。以上是我关于这个问题的粗浅想法，还有待完善，供人批判。

借着生病休息的时间，一口气把这本书看完了。 这是一本今人写就，横跨宋代仁宗至徽宗的这段历史的历史书。 首先还是对全文进行梳理，起至仁宗之期，国内歌舞升平，汴京内商栗走贩奔走交通，君子贤臣把持朝政，君臣同心，言者无罪，帝欢人合，清明上河图典型的描绘了那个美好的时代，但这都是粉饰着的盛世太平。真就那么美好吗？不然！仁宗之时，西夏崛起，渐成大患。并不止于此，辽、交趾群狼环伺下，大宋帝国颤颤巍巍，年年以岁币量物力，结与国欢心，博一时和平。内有内忧，荆楚一带，名义管辖却为飞地，各种少数民族自治不受管辖，长期以往，也必将酿成灾难。更严重的是，汴京一带繁华喧闹，而更广阔的国土上，阶级固化，士族豪强林立，压榨剥削邻里，农民起义不断。朝廷内部，官员冗余，加之年年岁币献纳，国库空虚，赤字严重。所有人意识到要改，不改缓死。仁宗扭扭捏捏下君子贤臣推动中实行新政，但不彻底的改革必将失败，范仲淹、欧阳修等君子老话常谈，说严抓吏治，吏治天下平，民安而国富。他们错误的是，时间不等人了，外部环境极其恶劣，别人日新月异，自己的慢慢进步比较而言就是退步。而且不彻底软弱的改革也会被触碰利益的阶级坚决反扑，最终，改革在皇帝的君子也成朋党的质疑声中戛然而止。 仁宗驾崩，英宗以堂亲继位，这是一位英年早逝的皇帝，究其一生，可谓孝子，在位期间都只为自己父亲母亲正名，以一手濮仪掌控朝政，但于国于民又有何益处？典型守成之君，平平庸庸。 轮到本书的主角神宗，神宗是一位志向高远的君主，追思秦皇汉武，唐高宋祖，求雪一朝耻辱。他任用并信任王安石，君臣合力，推动改革的步伐。但改革在封建时代本是阻力重重，非得有砸乱一切涅槃重生的决心。但可惜，神宗没有，优柔寡断是失败的内因，外因是王安石以及神宗皇帝识人不明，不过实属正常，古代那种思想氛围下，保守派大行其道，而跳出来锐意革新的大多都是投机倒把者，并不是真心支持。我觉得应先以5—10年时间，改变国民思想，从科考入手，营造改革思想氛围，打好改革思想基础。再行改革，改革之事必极必速，改革短时间内必会一定程度损害人民利益，特权阶级利益，但只要外战得胜，以战养战，使益性循环转起来，那将是一个真正的盛世，神宗也将是一位中兴之主。但看文章一直很气的是，识人不明，虽然我是站在上帝视角看，但是历史的任何明君都深精识人之术，神宗这方面差远了，志大才疏，我也在想，人分四种，一种为贤人，有德无才，一种是圣人，有德有才，一种是小人，有才无德，一种是普通人，无才无德。贤人也可能祸国殃民，他站得越高，破坏的力度不亚于小人。神宗皇帝绝对是一名德行很高，品德高尚的皇帝，但是奈何能力不足，改革并没有使国家富强起来，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看到神宗皇帝在环床昼夜等战报的场景，不禁痛哭流涕，他是多么想建功立业。失败的消息传来，这几乎击垮了这位有为之君，陷入自我深深地质疑。但也从这看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好多人都是被自己击垮，锻炼好自己身体，有百折不饶的毅力才是真正伟大的人。 司马光，年少成名，有宿慧，也写出资治通鉴的巨作，但他只是一名失败的人，站在历史的对立面，就是反对派，就是斗争的对象，人品难以评价，也不值得评价。 后面的历史不加赘述，一定程度上神宗变法是北宋灭亡的祸根，新党旧党之争，跨越四朝，开启了党同伐异的潘多拉魔盒，不过如果将北宋灭亡归结于神宗，我实不赞同，我认为可能会有10%的罪过，更多的还是后面的君主的纵容以及无能，亲小人远贤臣，故所以灭亡也。 本书在徽宗继位蔡京登场突然中断，留下无穷的好奇，不过灭亡之态已然凸现，说句垃圾话，徽宗是个大sb。 写得很乱，只是留下记录自己的思考给以后的我看。 有一定收获，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值得阅读一下，粗浅的了解那一段历史。但真正详细的了解还得看更多的史书佐证，里面的有些地方夹杂有作者个人的喜好，或对或不对，读者查阅相关资料文献，自己判断。 止。

全书叙述十分混乱，还有部分史料错误，尤其是对夏战争和河湟拓边上面。 作者应该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有这个情感倾向上面，对于一些事件解读出现了问题，比如新法真的能做到抑制兼并吗？ 关于王安石变法，历来分歧很大，在批林批孔的年代，曾经将王安石树立为反抗儒家腐朽思想的典型，在西方自由主义传入后，也有人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对国民的压榨。 在宋朝那种情况下，变法是势在必行的，从结果上来看，宋朝神宗刚继位时连丧葬费用都拿不出来的国库仅仅几年就能支撑起动用几十万民夫和军队的五路伐夏，从这一点来看，变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即使设计得再精巧，新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与民争利，加上执行中的问题，导致新法不可能实现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更不用说后变法时代，小人们的盘剥行径了。 首先，宋朝自始至终都没有彻底地进行土地分配，所以贫富分化十分严重，原则上，王安石将国家利益置于任何特定阶层之上。在所有阶层之中，他倾向于帮助在人口中占多数的相对贫穷的人，而非富人。但是对权势富贵之家来说，总有大量空间去操纵新政的方案以谋求自身的利益。从结果来看，新旧两党的政策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上层阶级。同时王安石来自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南方，因此他很可能没有注意到中国地域的差别，在设计上新法更注重货币和商品经济，可能想以此来盘活经济，但在较为落后的北方运行就很困难。最后，吏治也是阻碍新法的一个问题，中央集权下宰相失去了开府建衙的权力，所以王安石与后来的张居正一样只能通过私人关系维持变法集团，后变法时代的大权独揽、党附党争从一开始就几乎是一种必然。并且新法需要的执行能力，暮气严重的宋朝官僚们根本不具备。 钱穆先生说，蔡京害了司马温公倒在其次，主要是害了王荆公，此言不虚，对王安石来说，他精心设计的新法最后成了小人们贪腐、打击政敌的工具，是真正的诛心。

三年前被种草此书，今重拾读完。内容是挺诙谐的，但是遣词戏谑，显得作者有些刻薄，可以当做了解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通道。作者主观色彩太浓厚了，让我不敢尽信，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结合其他王安石变法的书籍看会更好。文章中许多段评总结的很好，受益匪浅。

这本书写得很有趣，但是有些矫枉过正了，跳出了传统文人的历史观，却又一头扎入了另一个极端：变法固然有利，但是旧党的反对也不全是无中生有。历史的叙述应该是更加客观和全面的，过于注重作者个人好恶只会混淆是非。作者嘲讽了北宋名臣的这类行为，自己却又步入了同样的情况，可惜，对于变法的评价和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真是两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