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9：分裂与互动

短短几百页就要从北宋讲到南宋，注定观点密度非常大，中间很多没有连续展开的地方，需要读者非常高的注意力做个判断，而就此围绕重点谈谈王安石变法，这是宋史影响很大的变法 杨照讲变法更多站在制度逻辑上，因为一方面，宋朝的政策逻辑向来就有点“目的理性”高度化，比如士大夫与皇权共治天下，包括有限皇权的制度设计，它活脱脱就像五十年代的左派设想，这确实就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但这里会出现两个问题，这种理想化的世界首先是“制度不配套，没有对应的工具理性和官僚制度跟进”，理想很美好，虽然王安石想在国家层面能稳固财政，强皇权，但基层官僚素质可能跑不动这个程序，许多固定利益很难打破，司马光对他的批评就在于此，即便杨照以非常同情的方式理解王安石，但还是理想化了，本身王安石也固执于士大夫的理想情结 而第二个问题是这种理想世界很容易发展到后来，政策分析变成了一种竞争话语，而竞争话语最后上升为道德化政治思维，本身只是一种变革运动，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但最后变成排除异己的政治运动，这几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宿命”，比如六十年代阶级分析习惯了，就很容易以阶级高低去区分好人坏人，紧接着就把这种政治化思维变成了道德化思维，再接着就是排除异己，唐代牛李党争也是如此，本来就藩镇的问题有不同看法，变成了排除异己，为什么就政策的不同能谈谈不一样看法，为什么不能好好坐下来呢，这种顽固性问题到底什么原因，值得琢磨 而 在宋朝，理想化的设计带来的很大后遗症就是政治的道德化，道德洁癖，成了党派的绞杀的工具，杨照也犀利看到这点，节选一段 “党争带来的最大破坏，其实是将道德修辞大量运用在政治上。自视为君子，将对手必然贬抑为小人，而且理所当然认定君子所为就必然是对的，小人决定的、小人做的，就一定是错的。如此而彻底败坏了政治思考与政治讨论的空间，那么大的帝国，但看待帝国事务的想法却极其简单，近乎幼稚。如此也使得道德要求变得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僵化，都用善恶对错二分来看待，没有了比较细腻，允许灰色地带、考虑不同情境不同条件的可能性。政治与道德如此紧密地绑在一起，明显给两者都带来了不好的结果。 到了南宋，程颐就是这个僵化思考时代的代表，理学虽然探讨心性理气，有其认真深刻之处，然而理学一旦碰触到具体道德问题，就往往僵化得荒唐，甚至近乎恐怖，这就是北宋党争发展出来的政治道德化思维方式，这里南宋的道德僵化就是一种士大夫政治的副产品 杨照这点是看的透彻的，等于是把北宋的党争和南宋的僵化思想全部串联起来了，本身，从最一开始，重文轻武是宋太祖为根除五代武人乱政，藩镇割据的“祖宗家法”，是对晚唐制度设计的矫正，让士大夫获得“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真实权力，但这里皇权合法性高度依赖文人合作，以至于寇准能够一手压着皇帝上前线，而武将的没落成了必然，比如狄青，接着再看看唐宋八大家，古文运动也好，其实呢，这都是士大夫阶层争夺文化话语权，确立自身价值体系的运动，这是和“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地位完全绑定，但祸根就是从此埋下，党争成了士大夫政治的副产品，即便南宋，也没有改变，其中的伪学之禁是北宋党争逻辑的极端化，将学术分歧政治化，贴上各种"伪学"标签，这里的道德修辞的恶性发展更不用说，政治空间进一步压缩，空谈党争压倒一切，国家机器停摆 当然，杨照也不断提醒我们，如果把内斗比作士大夫政治的特色，好像就是我们讲的“中国人喜欢内斗”，也是不完全的，皇帝的角色不要忽略，皇帝其实是助长党争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因为皇帝利用党争维持权力平衡，而非真心寻求最优解，比如神宗利用变法打压旧党，重用王安石，不仅为了富国强兵，更是为了遏制旧士大夫势力，培植忠于自己的新权力基础，一旦看到王安石权力过大时，神宗又默许反对派攻击，形成"新旧互搏"的局面，确保没有任何一方能威胁皇权，仔细想想，所谓的党争是不是一种皇权的制衡工具，利用的工具呢，包括南宋朱熹理学成为政治打击工具，明清的东林党争，文字狱，道德批判升级为肉体消灭，党争以及党争的话语最后都是一种皇权权术为己所用的资源，如果皇权真的有政治决心，有魄力和决心，其实会破除万难，正是不愿承担改革风险，才导致政策摇摆于新旧之间，所以呢，说内斗也好，党争也好，不要拘泥于某一派系，或者某个人如何如何，决定停的的权力那个人还在幕后 整本书观点非常密集，我是特别建议有能力的读者可以有了解一下宋朝历史很真正感兴趣再来读，许多地方都是杨照教授的单方面输出，容易被捏着鼻子走，但对于宋朝的了解确实还是比较有创造性的

本套书共13册，目前看完了9册，做个阶段性总结： 首先这是一套非常不错、值得推荐的书，这是个人对这套书总体的评价，下面再展开说多一些内容： 1、这套书不是讲历史故事的书，而是跳出历史来读历史，所以就有个隐含的前提：你得对中国的历史脉络和重要的历史事件有所了解，才能知道作者在说什么，或者说才能更好的理解书的内容。而且这也会带出另外一个问题—书的故事性不强，读起来比较枯燥无味。不过好结作者的文笔、逻辑性及看待历史的不同视角算是给之份平淡的汤里面加了一些调味料，不至于让人读不下去。 2、之前也有说到过，本书的结构安排不太好，一个主题内容被分成很多个小节，一个小节只有一小段内容，阅读起来连续性不太好；另外有些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不太够，着墨太少，当然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从前到后时间跨度太久了，确实也没办法面面俱到，这个能理解。 3、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国家，从古到今历史资料浩如云海，本书能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看待历史和历史资料的视角，历史的范围到底包括哪些？哪些事件或哪些人应该被记录入历史中？这么多的历史资料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什么？相信很多人之前可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希望通过这本书的阅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这套书不是讲历史故事的书，而是跳出历史来读历史，所以就有个隐含的前提：你得对中国的历史脉络和重要的历史事件有所了解，才能知道作者在说什么，或者说才能更好的理解书的内容。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国家，希望通过这本书的阅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时势造英雄，或是英雄造时势？ 予与盾的关系，而后造化了予盾的予盾问题。人间无数人没完没了的想知道，到底先有鸡或是先有蛋…老广为什么现实，见到鸡我们想到的是白切好还是清蒸好食，蛋可以煎可以蒸水蛋。 老广的现实马云不了解，所以来了广东让河南的许家印骗了，当年曾公开让网络改天的英雄。好与坏都不可以抹去阿里巴巴在现世所谓成功的成就。历史就是记录这些英雄故事的故事，汗青刻写在某一时某一人。 英雄…这个很少人去理解，什么人可以配德叫英雄？不知道康熙字典里如何解释英雄，想像里的英雄应该是可齐济天下的大人物，不知道想得对不对。

历史和故事是有差别的，历史有很多东西是推理，不适合当故事来讲。有时候，答案本身没有那么重要，问问题、从问题出发寻找答案的过程更重要。（阅读时间：2021年9月20日-23日；自评：8.0；推荐指数：★★★★★）

四星推荐。汉人是农业民族，所以面对入侵者通常筑城阻挡或用武力驱逐；草原民族是进攻劫掠型，武力强大获得胜利的一方会吸收战败方，无论是战败方是自己民族的人还是汉人，都可以收纳进来壮大自己的族群队伍，为的是更多掠夺。所以，打不过就加入，是契丹女真等民族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这种模式导致草原部落之间冲突和战争不断，直到出现了蒙古人铁木真，他的厉害之处在于创建了一个新的领导模式。他采取亲卫队举荐方式来扩大军队并保证军队对自己效忠，其实与其说是举荐，不如说是人质+连带保证，因为一个干部（比如十/百/千户长）如果要让长子加入，就要同时带一个弟弟和十位可以信任的朋友并承担连坐责任。所以，成吉思汗走了一条前人没走过的路：完全不依赖既有部落或势力，而是拆散后重新从反方向组建自己的绝对中央集权式力量，而且在他的亲卫队模式下，他一人独揽军权，无人得以分享，但是也没人敢反抗，甚至还努力显示自己的忠诚，因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不过铁木真的思路比较奇怪，虽然征服了很多地方，却并没有实质统治这些地方（建立元朝之前），只是要求这些地方每隔一段固定时间就必须对蒙古有所供奉，否则就等着武力伺候。这和女真人占领必统治的情况大相庭径。缺乏长久之计，也是原始的一种体现。 他的战争机器一度踏平并摧毁了中亚文明，间接却严重影响了中国的世界观念——从唐朝和西域互动频繁、文明互相交织，到明清的天朝为宇宙唯一的盲目自大，铁木真让西域消失了，天朝不再有他者概念，这是走向世界观闭塞的致命因素。

宋朝的灭亡，是在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和重文轻武的第一天就注定的结局，所以关键因素不在宋，而在于蒙古的壮大过程。 从西夏、辽、金再到蒙古，元朝何以立国？边疆游牧民族有的缺点他们也都有，比如管理混乱、不团结，为什么最后是蒙古脱颖而出？ 如果没有成吉思汗、没有蒙古，南宋没准能和金或者辽或者西夏长期和平相处，甚至，可能像南北朝。 不管最终是谁征服了谁，但至少延续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也让中国理应大一统的观念继续深入人心。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正是这个意义。

读书笔记 第一讲：宋代士人与皇帝的关系 1、学习历史的两种目的 ①通过历史来了解、掌握人类集体经验，让我们今天在生活上有所参考→历史哲学→事实却证明，历史的规律并不能预测未来 ②借由历史去连接人类经验的广度，去感知人类经验的多元多样性 前一种是简化的，是强调、凸显“同”的，专注找相同的，以便归纳为人类行为律则；后一种则要尽量保留复杂性，强调、凸显“异”，找到不同的现象就收入“历史多样性”宝盒里，越是不一样的，越是应该被写进历史来。 2、对宋代“重文轻武”的评价 ①造成了外患难以处理的局面。 ②成功改革了原本藩镇割据的乱象，创造了中国近世辉煌的文人文化。 *对特别凸显宋代对外关系失败这种历史态度的反思： 主要是清朝受到西方势力影响之后，产生的自卑感及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影响的。在强烈的挫折心情的投射下，对外关系的成败，尤其是能否战胜、扩张，就成了衡量朝代好坏的重要标准。 3、燕云十六州的关键地位：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区。农业民族控有“燕云十六州”，可以借由地形在此布设防线，防堵游牧民族南下牧马。否则，游牧民族的骑兵几乎可以随时南下，冲进农业生产区域。 4、雍熙北伐： ①祖宗家法：将中从御，皇帝是前线指挥官 ②赵光义此次没有亲征（于是前线缺少有效指挥，无法协同作战）的原因：上次北伐亲征受了严重的箭伤；担心后方有变 5、重武轻文改变皇权性质 ①皇帝和文人身份重合，皇帝赐字的荣光胜于赏赐财富 ②士人与皇帝共治天下：赵普介入皇位继承的考虑与决定；真宗时寇準取得了坚持让皇帝到最前线去的权力；宋代是出名相最多的时代，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 ③北宋士人集团：自尊，自信，作为集体不怕得罪皇帝，士人集体力量与皇帝权力平行合作 ④真宗用天书与封禅也无法提高皇权：近世中国文人带有浓厚的世俗理性精神，不相信超越的力量，而是从圣人设教的功能角度合理化 ⑤党争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皇权合法性相对低落。皇帝可以任意处置个别的士人，但无法独立于士人意见，也无法摆脱士人的牵制进行统治。从一个方向看，不同的政党要争取皇帝的支持；但换另一个方向看，皇帝也需要抓住某个政党，才能行使统治权。 ⑥武人为了向文人身份靠拢，其应有的武勇价值、带兵本领与原则都消失了。 第二讲：关于党争 1、唐宋党争的不同 唐：“身份重于意见”，牛党和李党的属性很难改变，因为身份无法改变。 宋：没有门第、寒门的区别，也没有明经科和进士科的区别，“意见重于身份”。于是具有很高的流动性，与此同时充满各种变节以及背叛可能性。 2、朋党的二分观念：要么是君子党，要么是小人党 谏官对宰相的过度批判使官僚集团以结党合法化进行反驳→文人相轻擅长口诛笔伐→意见之争上升到道德论述 3、一个有趣的现象对比：现代美国的小孩从小玩的《大富翁》，原名叫Monopoly，本意是“垄断”，在游戏中熟悉如何买卖土地、房屋，如何存款、借款，如何收付租金与过路费，以便将来在这套资本主义系统中成为具备垄断优势的大富翁；中国近世社会的小孩玩的游戏叫“升官图”，在游戏中内化关于什么官在什么位子的上下前后顺序，熟悉官职变化的规则，以便将来在这套系统中爬到最高的官职上。 4、保守派：官僚体系既得利益者，已经熬了不少年资，盼继续稳定 改革派：刚进入官僚体系，来不及熬年资，认为前途遥远的年轻人 仁宗朝，欧阳修、富弼想有所作为，因为太过积极而被言官参奏；换到神宗朝，当王安石被拔擢为参知政事时，却变成了担任宰相的富弼是主要的保守派。不只因为他年纪大了，还因为他深入这个体系，成了这个体系的代表人物。 5、助长党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皇帝：士人团结会给皇帝最大的压力，很难对这个集团说不，但如果士人分裂了，那么皇帝就自然成了两派争相拉拢效忠的对象，也取得了介入仲裁的高度。 6、党争最大的破坏：将道德修辞大量运用到政治上，败坏了政治思考与政治讨论的空间 严厉、绝对的道德修辞掩盖了人的真实多样性。在这方面，理学变成了“道学”，一天到晚关心的是依照一套守则确保自己是好人，当好人。从这种角度出发，他们对于好人的光明面、昂扬精神少有着墨，而是从负面、反面不断拘束，不断压抑，这种想法从政治又蔓延到社会，留下了长久的后遗症。 7、王安石变法失败→政治内耗→北宋积弱 根源：相当程度上也源自北宋思想中“目的理性”高度发达，相对“工具理性”被压抑、跟不上的问题。 王安石设定了政治上新的目的，深信自己提出的目的是对的，因而和旧党发生了严重争执。他坚持目的是对的，也就由目的合理化自己所设计的种种政策。他的政策远非当时的官僚体制所能执行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流弊，引来各方怨言。但王安石无法正视不当手段所造成的弊病，坚持以正当目的为自己的政策辩护，结果更无法修正手段。只关心目的，使得他相对乐观，总以为定好制度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也就必然缺乏检验实效的紧张感，以及提防手段偏差的监督程序。他的对手看到了错误，以此攻击他的政策，又刺激他更不愿让步，更坚持目的上的正确性与正当性。 这是北宋政治失败，终于导致朝代灭亡悲剧的根本原因。 第三讲：从北宋到南宋 1、宋代皇帝的统治意识相对薄弱 ①强大的文人文化改变了皇权的性格。宋代皇子所受的不是君王教育，而是文人教育。 ②君王要求具有高度的权力欲望，运用权术控制臣下，制人而不受制于人。而宋代文人文化“义利之辨”的核心价值观却与之相反。 2、宋徽宗 ①从任何角度看，徽宗都是个失败的皇帝。 ②值得反思的是，他明明显露强烈且杰出的文人性格与能力，那个政治系统出了什么问题，竟然还是选中了他来当皇帝呢？ 3、岳飞 ①公然宣布要带十万军北伐，有自封节度使之嫌 ②作为武人，却干预皇家事务，要求皇帝“早立太子” 第四讲：宋代的城市生活 1、赋税制度的变化 唐：“租庸调” 田地上生产的作物依照比例缴纳实物，是“租”；农家自身种麻养蚕进行纺织的布部分交出来，是“庸”；另外贡献一定时间的劳动力给国家，是“调”。中间很少经过货币的中介。（倾向于自然经济，将人民引导回农村，尽量在农业基础上自给自足，定着于土地上，国家得以恢复“编户齐民”，争夺原本隐匿在世家大户庄园里的人民） 唐德宗：安史之乱带来连年动荡，均田的条件被破坏了，改立“两税法”。税额是用钱整合计算的。 宋代建立：仍致力于恢复“编户齐民”，并且部分恢复实物征收，也恢复了实体的力役之征。 宋神宗：“熙宁变法” “两税法”和“熙宁变法”是两波强大的力量，将中国经济从中古的自然经济，推向近世的货币经济。货币的地位与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上升。 2、近世社会的货币特色：从铜钱到白银，纸币作为补充 3、南北分工产生的运输和交易需求： ①汉末大乱促成了对于南方的积极开发 ②北方雨量不足，加上过度垦殖带来的土壤枯竭与流失问题，再加上反复的战乱，北方的农业生产不进反退。南方雨量充足，水土保持比北方好，地形又使得北方骑兵无用武之地，相对战乱破坏也少得多。随着北方人民移入南方，又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创造出南方的农业繁荣景象。 ③从唐朝以来，政治和军事的中心一直在北方，但经济中心在南方。要维持这种二元中心架构，就必须有效地将南方的生产成果往北方输送，保证运输交通畅通无阻。 ④宋金的南北对峙，是由更根本的经济因素决定的。南宋缺乏军事力量北伐，但金人也没有条件可以南征占领长江以南的地区。 4、城乡分布的变化： 唐：一座有墙围起来的城在中间，是政治与军事防卫的中心。住在城里的主要是政府人员以及各种工匠，还有商人。每一个工种有自己的街坊，明确分布，里坊有门，天黑之后要关闭，天亮才打开。 做生意的只能在同样市区划开来的“市”里进行买卖。 城外有郭，也就是外城，同样是防卫功能的。 城与郭之间有农地进行种植蔬菜等小规模的农作。 郭外是农村。 近世之后：随着货币经济的发达，农村也被货币化了，产生交易的需求。于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带开始出现小型的市集。 在江南这种市集称为“虚”或“墟”。市集煞是热闹，市集结束了，对比下觉得那个地方格外空虚，因而得名。 还有另一种名称叫“鬼市”或“黑市”，主要是南方天气热，有很长一段季节，日照太充足，不适合户外活动，尤其是要走相当一段距离来赶集。所以就选择天气比较凉的清晨，大约在黎明前一两个小时开始，等天大亮气温升高时就散了。那种时刻，四周还黑乌乌的，看过去模糊的人影憧憧，所以称“黑市”或“鬼市”。 还有一种“亥市”的名称，指的是每逢“寅巳申亥”日就出现的市集，也就是三日一市。“亥市”在岭南，又得了新的名称，“亥”字加上了“疒”，变成“痎”，这是从热带疟疾经验而来的比拟，疟疾患者的症状又称“打摆子”，时冷时热，一天冷一天热，而这种“痎市”正是隔天出现，所以一天冷清一天热闹，刚好和患病“打摆子”一样。 →市集扩展成为“镇”，附近买卖的人又很容易和好几个“镇”都有关系，于是“镇”与“镇”又形成了新兴网络，一种以商业功能为主，市场与市场联结的网络。最后这样的网络再和本来就存在的政治中心“城”连接上，“城”很自然成为这个网络的交通与行政中心，一种新的“城镇”系统就形成了。 5、完成了中国“城”的“城市化”—“城”从政治中心转型为政治商业中心，发挥了“市”的功能 6、宋代与土地兼并有关的规范，是依“实定法”原则来管辖，也就是说并没有明确的、数字化的规定，而是以文字，甚至基本精神给予地方官员认定空间。地方官认为你所取得的两块土地间隔太近，有“并”的嫌疑，就可以阻止买卖进行；地方官员认定你取得土地的方式不完全正当，有侵夺的嫌疑，也可以禁止你继续拥有这块土地。也就是制定了反兼并的原则，然后广泛授权官员依照现实状况做出评断。 7、开封相国寺和绍兴开元寺的市集之盛况 第五讲：宋代的古文运动 1、背景： ①因为科举，四六骈文仍然是写作的主流 ②杨亿的“西昆体”（以李商隐为典范）流行，引发文人新自觉对“时文”的不满，提出用“古文”“明道”“尊散体” 2、“唐宋八大家”反映的，其实是北宋前期“古文运动”的热潮，应和北宋“古文运动”的价值观论述所需，是那一代之间的现象，而不是后世贯通完整衡量唐宋两朝文学表现产生的评价。 3、仁宗朝以欧阳修为中心形成了“古文运动”。在欧阳修之前，是孙复、柳开、穆修等人，然后就是欧阳修这一代，往下有他的学生曾巩和苏轼等人，再往下则是苏轼的学生辈，最有名的是“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有时加上陈师道、李廌，合称“苏门六君子”。“古文运动”的热潮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四代人，七十年左右的时间。 4、苏轼主张：能够清楚表达的文章，必然同时是漂亮美好的文章，两者合而为一，这也就是“古文运动”背后的强烈美学信念。 5、“道艺分离”→古文的没落→“语录体”兴起 南宋以降，古文的地位下降，相对地，白话文的地位提升了。从这里而有了近世社会中“白话文”的发展。 第六讲：重读宋诗 1、为何相对唐诗，宋诗看上去是被后人忽视的？ ①中国是个历史意识极其发达的文明，随时都在整理过往的历史，并且形成固定的说法与解释。好处是人们和历史亲近，感受到和前人之间的密切联系，然而却也有坏处，那就是固定的说法与解释常常取代了真实的历史资料，甚至取消了部分的历史资料。一个例子是中国文学史很早就形成了以主流文类来贯串的固定说法：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顶多加上六朝骈文和明清小说。说惯了唐诗、宋词，总是注意唐诗、宋词，必然就相对忽略了唐词、宋诗，甚至不知道有唐词、宋诗的存在。 ②宋诗不受重视，非但不是因为套袭唐诗，反而正因为创作这些诗的人有意识地、刻意地要写出和唐人不一样的诗。也就是说宋人制定出一套关于写诗的概念与标准，怎样的诗才是好，而这套标准有很多地方是针对唐诗而来的，必须离开唐诗的窠臼，才能算是带有创新性，能够符合新时代价值的好诗。而最熟悉这套标准，也因而最讨厌这套标准的，是接在宋代之后的明代文人，他们都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2、宋诗的双面性格：学唐诗，打破唐诗 以韩愈为模仿的焦点，他又是破坏唐诗规矩的诗人，以至于宋诗也就跃动着打破唐诗规矩的活泼精神。当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他们学韩愈时，他们学到的，与其说是韩愈写诗的方式与风格，更重要的毋宁是韩愈打破唐诗规矩的做法。 3、黄庭坚：“拗体”诗。“拗律”是破坏了原有的平仄安排，在声音上破格；“拗句”则是调整改变了原有的安排，句子是不合律的，但会利用同时改变相应的句子“救”回来，产生新的平衡关系。 4、宋诗特质： ①唐突唐人，破格精神：黄庭坚改唐人写的诗，发明了“脱胎”和“换骨”的写诗方式。 宋诗的破格精神垫高了欣赏的门槛，将诗从唐朝的“全民运动”，高度普及的情况，改变为文人之间带有高度精英性质的创作活动。这明显符合了宋代文人在文化上的高度自觉与自尊态度。 ②唐诗中少见的悬疑性：读者无法从第一句就能预期下一句会出现什么，阅读过程中会一直被好奇吊着，并经常得到意外惊讶的感受，成为读诗的一大乐趣来源。 唐诗有固定的结构顺序，通常都是依照由近而远的原则安排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唐诗读来通常有开阔之感的奥秘所在。宋诗不再沿用这样的顺序，转而让不同画面或感受交错出现，其间没有必然的空间或时间关系，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用这种方式创造出和唐诗不一样的突兀、悬宕效果。这比较像是跳跃的镜头，有时甚至接近现代电影的蒙太奇拼贴手法，让读者自己去联想建构诗句与诗句间的联结。 正因为唐诗的画面镜头是有顺序的，宋诗的特色就转而要打破对这种顺序的习惯期待。宋诗不是唐诗的流亚，不是唐诗没落后的产物，而是带有挑战唐诗、反对唐诗的精神而形成的新风格。 ③运用广泛，规模庞大：例如江西诗派 5、诗并没有被唐人写完写尽，唐人是将自己创立的唐诗规律发挥到极端，然而宋诗接着在刻意突破唐诗体制与格律的用心中兴起，进行了许多试验。等到连标榜突破性的“江西体”都变成僵化摹写对象，而必须被打倒时，诗的可能性也就差不多穷尽了。个别诗人可以靠才力在此之后写出好诗，然而作为一个集体文化现象，传统诗不可能再有新的路径、新的活力了。 ************************************ 这里插入一段和朋友C很妙的延展聊天总结 一方面要矫正一直以来对宋诗黯淡无光的偏见，另一方面宋诗必须避唐诗的锋芒进行创作恰恰也证明唐诗已至巅峰。 就像80年代音乐那样夺目璀璨，而如今的先锋音乐想要破局，就会如宋诗“拗律”“拗句”般，反惯性预判而为，比如先故意破坏一些曲调的衔接，再想办法补回来。 卷到一个赛道的尽头，往往会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也即“现在的延长线上是没有希望的”。 而真正论起创新，我们发现，创新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灵机一动，而是被想办法解决一个又一个眼前的问题推动的。 再往前是，发现那个关键的需要被突破的问题。 还往前就是，对做一件事情基础动作的亲身经验和二手经验。 也就是说，“创”新，反而是积累过程中自然而然结下的果实。当然了，一个人必须要有学习能力、举一反三的能力、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摘取这个果实。 以及这提醒我们，越经典或者越获得商业成功的作品，也越需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在此独特的觉察之上，才能指望去攀登新的天梯，跟风模仿从来都只是原地踏步。 第七讲：重读宋词 1、词的起源 原本指的是“歌词”。中国韵文的形式，往往最早是和乐的，也就是本来有歌的根底，然而因为文化中对于文字的高度重视，将文字的地位看得比音乐高，于是一旦有文人介入去写任何的歌词，很快地文字就和音乐分离了，文字取得了独立性，本来是配合音乐的声调就转而变成了文字自身的抑扬顿挫、平仄错落，构成了另一种的音乐性。 2、“倚声新词”这个文类有着高度的暧昧性——由歌女来唱来演出私密的思念，但那些歌词却往往出于男人之手，也就是男人投射想象女人会如何思念男人、需求男人。 这个传统源远流长，从“五言诗”一直到近代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而尤其以“词”为其高峰。放在这个传统背景下，我们才能体会前有李清照，后有张爱玲的突破重要性。 3、“词”的发展受社会环境和歌唱场合的限制：在有歌宴的环境，尤其是有男人娶妾召妓风气的时代或地方，最有利于“词”的开拓。相对地，在没有这种风气，缺乏繁华城市、淫荡风气、享受条件时，也就没有太大的“词”可以发挥的空间。 4、李煜：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有效地开拓了“词”的领域，以他的作品改造了“词”写感情的方式，不只能写不同经验所刺激出的感情，而且能写不同层次的感情。 5、柳永：创造慢词，有了叙事写景的功能 其中最有名的词牌叫“声声慢”。柳永是音乐人出身，不是文人，具备了“自制新曲”的本事，可以不必套用既有的词牌，自己作曲，然后再自己作词，同时也将自己做好的曲调给别人填词。 6、苏轼：对词进行革命，打破音乐的限制 他的“词”不再是歌词，独立于词牌的音乐律则之外，摆明了没有打算要让人家拿去唱。他写出了只为在文字上表现，只存在于纸上的一种新形态作品。 7、周邦彦：承袭柳永，音乐路线发展到极致 周邦彦在皇宫中掌管音乐，承袭了柳永、张先的风格，慢词写得极其精到，又将这种风格予以高度文人化，去其俚俗的部分，在文字上写得更雅致。他不只创作新的词牌，对于中国近世音乐在观念上的开发也有很大的贡献，例如“犯”“六丑”等乐曲形式。 8、辛弃疾 苏轼用写诗的方式写词，辛弃疾却是将写文、写诗、任何形式文章中会用到的内容，通通放入词中，不只是没有任何顾忌，看起来彻底突破了规范，而且很多地方看起来像是随手拈来未经多思考，和周邦彦的琢磨细致风格形成极端对比。然而神奇地，以如此多元元素所组成的词，在辛弃疾笔下非但不显杂乱、松散，而且每一首都有自身内在的结构，前后呼应，左右互证，中间还会有像“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种令人难忘的亮点。 9、姜燮 他从创作上，也从评论上去进行这番事业，等他完遂雄心，整合词的规则与意义，词这个文类也就很难再有什么可供创意发挥的空间了。姜夔制定的词律严谨、完备、合理，然而这种近乎完美的形式架构就像如来佛的手掌，让后来的人怎么样都翻不出去，弄不出新名堂了。词的活力到此也就消散了。 第八讲：辽、西夏与金 1、从汉末“五胡乱华”开始的民族关系模式 ①从北方（草原）进入中原的民族，通常不会停留很久，他们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之后，由于生活方式的根本差异，终究会退回北方去。而在他们后面进来的，代替他们占领这些被破坏后的区域的，往往是来自东北方（草原和森林混合）的其他民族。 ②按时间顺序进入中原的东北方民族： 鲜卑慕容氏，鲜卑拓跋氏，突厥，契丹 2、辽 耶律阿保机：公元九一六年，“牛酒会盐池” 耶律德光：南（自主决定空间大，但无军事权力）北枢密院，分别统治汉人和契丹人 （稳扎稳打，体认两种社会的高度差异性质，逐步进行转化）​ 南下原因：纾解财政危机（北方边防代价极大） 3、金 完颜阿骨打：生女真领袖，建国 辽朝统治区域内，契丹人和汉人的人口比例大约是一比三，但到了金朝统治时，女真人口与汉人的比例，降到了只有一比十。 金朝一方面完全套用辽朝的体制，另一方面以高压手段震慑被统治的契丹人和汉人。 为了继承南北枢密院的二元制，大量女真人南迁，原先的根据地几乎掏空，才让本来被契丹和女真压制的室韦、蒙古趁势兴起，后来金朝反而亡于蒙古。（相对地，清朝作为“后金”，吸取了这一教训，重视保留故土） 4、汉人与草原民族的价值观区别 农业民族对游牧民族有先天的劣势，基本上只能筑城阻挡或用武力驱逐，和草原民族有清楚、难以跨越的生活界线，常怀畏惧与猜疑，视之为潜在劫夺生产收获的敌人，不容易建立互信，更不容易密切互利合作。 在草原上，冲突之后，武力强大获得胜利的一方，会将战败的一方收纳进来，壮大自己的族群队伍。类似的生活方式让胜负部落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有机会融合成为共存共荣的新团体。 5、西夏 西夏剑、神臂弓、党项马 一般称西夏人为“党项羌人”，以目前研究了解，他们主要是以西藏系的党项族为中心，吸收了各种羌族和吐谷浑、回纥人口，是个多民族的群体。他们具备杰出的武力，虽然即使全盛时期总人口不过三百万左右，却发挥了和人口数量不成比例的军事威胁。 第九讲：草原风云 1、传统史学以人写史的问题所在 ①历史中保留了许多个性，并且以人的个性来解释历史事件的变化发展，人，尤其是具备特殊性格、特殊能力或特殊身份地位的人，是推动历史的主要因素。 ②过度强调个人行为的决定重要性，而忽略了在个人之外的其他因素。③历史有超越于人物之上的复杂结构，形成复杂的因果关系。专注从个人行为角度来记录历史、解释历史，很容易忽略了集体，乃至于将集体现象扭曲为个人创造。例如仓颉造字等简化了历史发展的神话。 ④失去对于文明变化的大尺度时间感，容易扭曲历史事实，严重误导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 2、现代史学对个人过度怀疑的偏见 有时会过度贬抑个人在历史上的影响 3、成吉思汗 ①草原政权形成的领袖，大致有三种模式：亲族继承、动荡时期新创领袖、联盟选拔，但成吉思汗不属于任何一种，反而靠打破部落组织获得权力，这非比寻常 ②成吉思汗崛起过程中养成了越来越不信任亲族的心态。他遭遇过三次严重危机，每一次都是传统结构安排上应该最值得信任的人背叛陷害了他。第一次是父亲去世时，第二次是他带着部队去和王汗结合时，第三次是他不得不和“安答”札木合反目成仇。 ③军队建设：不信任亲族，不分享权力 整个军队只认一个真正的指挥官，就是成吉思汗本人。从性质上看，这支军队不管在规模上如何扩充，一直都是私人军队。 如何维持军队中对成吉思汗个人的效忠？其中的关键安排是亲卫队。亲卫队的来源是干部—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的儿子们。再来，一个千户长如果要让长子加入，就要同时带一个弟弟和十位可以信任的朋友。这十个朋友也就等于是由他连带保证的。以此逐级类推，每个干部都有儿子在成吉思汗身边当了人质。 亲卫队里的人不只保障了干部的忠诚，而且他们的利益与视野不同了，和最高领袖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也有了对整体部落、军队更强烈的认同。 ④发动战争的两个原则：劫掠资源（如果是秋季农业收成的时候，理所当然向南抢夺农业聚落；但如果是其他季节农业聚落不见得有足够存粮，那他也会将大军朝向其他草原民族或进犯“中介王朝”），或者有人背叛他或失信于他（被失信的女真族一步一步牵引进入北方） 4、蒙古军队不是训练出来打仗的，他们是直接在战斗中形成，就生活在战斗中，战斗就是他们的生活。 5、中国历史上前前后后多次和西域密切交流，西域的邻居在许多方面领先中国，可以输入来影响中国、丰富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例如西域的音乐、西域的农业，更重要的是受到印度影响的西域在思想、信仰领域的长足发展。然而从十三世纪之后，西域对中国的影响快速消退，相当程度上就是蒙古兴起带来的一项后遗症。西域几乎被蒙古铲平了，迟迟无法恢复其文明。西域没落，连带造成的情况，是使得近世中国失去了一股重要的外来刺激。中国的“天朝中心”思想，从中古到近世，有相当的转变与扩大，也就是这种情势下的结果。 6、蒙古帝国的政治形式不是垂直分布臣属关系，而是倾向于水平散落分配的模式。光是主要的中心就有四个，每个中心和其周围的人民、部落、王国因地制宜地建立起各种不同的关系。 帝国里唯一的共同点，是面对蒙古武力攻击时的无力与无奈，从而产生对于蒙古军队的恐惧。 7、元朝是蒙古帝国和中华帝国碰撞的产物，兼具两者的特点。 8、对成吉思汗个人效忠这种形式，在草原生活中是很少见的。成吉思汗显然具备了奇特的神魅（charisma，即奇特的领袖魅力）。神魅很难解释，更难控制。依靠神魅建造起来的组织，不可能固定为模式，也无法将这样的权力复制到下任的领袖身上。 要衡量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其中一种方式便是看待他如何处理既有的传统，是继承还是反叛。继承传统予以利用转化，相形下，当然比反叛传统却能建立新的系统来得容易多了。也因而依循前者途径创造出的功业成就，受环境影响的程度，必然高于后者的模式。后者的个人分量与地位，也因而显然高于前者。以此为准绳，我们必须给予成吉思汗在历史上独特的个人英雄地位，他是真正英雄创造时代，而非时代创造英雄的例证。 第十讲：宋元之际 1、蒙元史史料记录的问题 ①蒙古文字很晚才形成，离成吉思汗去世超过四十年，离一二三四年金朝灭亡也有三十多年，离铁木真在草原崛起的时间就更久远了。 ②关于蒙古的汉文史料，大部分是在明代整理的。 2、在成吉思汗之前，很少有还在游牧阶段的部族会进行围城、攻城。 ①成吉思汗几乎从不撤退 ②得到了被虏汉人工匠的协助。工匠们到了蒙古部落中，一改原先在汉人社会中的低下地位，备受礼遇，其技能得到高度尊重。 3、幼子继承制的形成原因 部落里的男子成年之后，不会一直留在家中，会带着部分牲口出去寻找新的放牧之地，建立自己的地盘。先长大的就先走，到父亲年老时，留在身边的于是就只剩下最小的儿子。长子十五岁时，父亲可能三十岁，如果有需要，还有十年时间可以协助、庇荫他；可是到了幼子成年时，父亲或许已经四十五岁了，离生命结束没剩几年可以来帮忙幼子顺利自立了。因而将财产留给幼子，有着弥补的作用，仍然有助于在诸子间平衡照顾。草原环境中，外面的空间、土地，比父亲能给予、能提供继承的，要来得大。没有必要一定继承父业，在亲族间看来，继承父业也就不是什么光荣、值得羡慕的事。当然也就不太会引发嫉妒和抢夺。 然而这种情况在成吉思汗身上改变了，既有的习惯受到了严格挑战。 4、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的强大战争机器，几乎所向披靡，可以快速行动、快速征服，几乎没有什么外在的抗力能够减缓，更不用说阻挡他们的进袭。唯一最主要延迟蒙古扩张征服的因素，是他们内部的王位继承纷争。 5、钦察汗国前后存在了约300年，是蒙古人建立的汗国中，时间最久的一个。因为蒙古人在这里以武力接收了一套现成的政治体制，最主要的是相对有效的征税系统。 这从反面凸显了蒙古人不善于统治，不管走到哪里都无法自主设计、建构起有效的行政体制，必须接收、依赖这个地方原有的系统，因此其统治能否维持，蒙古人无法自主决定，很大一部分要看接收的当地系统的良莠程度。 6、耶律楚材：改变蒙古人对于农业、农业人口与农业生活的认知。 7、从窝阔台开始建立的驿站系统：蒙古帝国的统治，以快速流动的讯息为基础，并提供保障。虽然地方分权，然而每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都会以最快速度传递到中央，中央可以在事态发展扩大之前，就派出同样具备快速运动力，可以快速打击的部队。有效的作战机器快速反应、快速出发、快速到达，因而得以不需要依赖复杂的上下科层组织、庞大而缓慢的官僚体系来进行统治。 8、蒙古一直保有草原民族重要的十进制组织传统。十户、百户、千户到万户，十进制有着基本的合理性，使得蒙古军队在动员上更迅速更有效，可以不受地方的限制。 一来可以让兵和将分离，不会产生领兵的人实质控有军权的问题；二来也不会影响任何一个地方原有的防务，让敌人有机可乘。

总的来说，这套书值得一读，期待下一本。

总结下本书中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几个点吧: 宋朝通过提升文人地位，抑制武人地位，结束了以前军阀割据的现象，同时也造成了士人集体的力量与皇帝权力平行合作，于是乎“意见重于身份”的朋党之争也出现了。 宋诗在刻意突破唐诗体制与格律的用心中兴起，进行了许多试验。等到连标榜突破性的“江西体”都变成僵化摹写对象，而必须被打倒时，诗的可能性也就差不多穷尽了。 关于宋词的描述很多都在别的书中读到过了，比如《才女之累》等等。 草原势力为了能兼容统治中原农田，发展出了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即南北分制式的统治。 成吉思汗伟大之处在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草原战争机器，而窝阔台手中则形成了十分有效驿站系统。 杨照书里不少观点还是挺有意思的哩。[Resp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