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

这本书我读完最大的感受是：它把"西方必然崛起"这个被我们当作常识的叙事给掀翻了。它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不是"欧洲为什么强"，而是反过来问——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 这本书在争什么 传统叙事里，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是被当作"命中注定"来讲的：制度更优、文化更理性、科技更先进，所以西方胜出天经地义。但这本书把18世纪的英国和中国的江南放在一起精细对比，得出的结论相当反直觉： 直到1750年前后，英格兰和江南这两块各自大洲最发达的经济核心区，在人均预期寿命、消费水平、市场发育、土地和劳动力市场、资本积累、技术水平等几乎所有可量化的维度上，都高度相似。江南的农业生产率与英国相当甚至更高，市场体系比欧洲更接近"斯密式自由竞争"，大多数领域的技术水平也不落后于欧洲。 换句话说，1800年之前的世界是一个多中心的多元世界，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东西方正走在大体相近的经济发展道路上，都面临着土地、能源、生态的相似瓶颈。 那么问题就倒过来了：既然两边起点这么像，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江南率先引爆了工业革命？ 真正造成"大分流"的两个偶然因素 作者的回答是：英国撞了大运，拿到了两份"生态横财"。 第一份是煤炭的地理好运。 英国的煤矿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核心区附近，运输成本低，能大规模推广；而且矿井地下水位高，开采时必须不断抽水，这个需求直接刺激了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中国不是没有煤，山西的煤藏量很大，但离工商业最发达的江南有几百英里，运输成本太高；而且山西煤矿地下干燥，需要解决的是通风和煤层自燃，不是抽水，所以没法催生蒸汽机这样的革命性发明。同样的煤，在不同的位置上，意义完全不同。 第二份是美洲殖民地提供的"生态缓解"。 跨大西洋贸易让新大陆为欧洲输送棉花、糖、木材、烟草这些"土地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如果在欧洲本土生产，需要占用巨大的土地面积——有研究者测算，19世纪初仅从美洲进口的棉花和糖，就相当于为英国节省了约2500万英亩耕地，超过了英国本土耕地面积的总和。美洲殖民地实质上成了欧洲的"幽灵亩"，让欧洲能把本土的土地和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投入到工业里，从而绕开了"内卷化"的陷阱。 这两份横财叠加在一起，让欧洲走上了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省劳动力的道路；而东亚由于缺乏类似的外部资源输入，继续在劳动密集型、资源节约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在19世纪被英格兰远远甩开。 这本书最颠覆的一句话是：西方的崛起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一系列地理与历史的偶然恰好对英国格外有利。如果没有煤炭和新大陆这两个偶然因素，英国很可能就会像江南一样，沿着劳动密集型的路径继续"内卷"下去，根本不会发生工业革命。 它真正改变了什么 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价值不在结论本身，而在它换掉了提问的方式。 过去我们问"中国为什么没做到欧洲那样"，是以欧洲为标准、把中国放在"失败的他者"位置上。这本书采用的"交互式比较"方法，把江南和英格兰放在平等的尺度上互相衡量——既问"为什么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也问"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这一反问看似简单，却从根本上瓦解了"欧洲道路=普遍规律"的预设。 它也顺便把此前流行的各种"欧洲中心论"解释挨个反驳了一遍： - 反驳制度决定论：18世纪中国的产权制度和市场体系并不比欧洲差 - 反驳文化决定论：江南同样有勤奋工作、追求财富的价值观 - 反驳技术决定论：中西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科技差距，许多被认为是欧洲优势的技术发明在当时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读这本书要注意的另一面 当然，这本书的观点并不是终点，而是一系列激烈辩论的起点。学界对它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它可能高估了18世纪江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估了欧洲制度和文化因素的作用；二是它过度强调地理与偶然性，相对忽视了英国财产权制度、资本市场、国家军事扩张能力这些为"利用外部资源"提供前提的条件——黄宗智就指出，明清中国缺乏鼓励技术创新的回报机制，也缺乏抗衡国家权力的商人阶层，这些因素不能简单归约为"没有煤炭和新大陆"。 所以这本书更准确的读法，是把它当作一面镜子——它照出的是"欧洲中心论"叙事的武断，而不是给出了"为什么是欧洲"的最终答案。它告诉我们：现代经济增长可以有多种形态，18世纪前中国曾长期在科技与经济上领先世界，19世纪的"大分流"更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偶然，而非欧洲文明的内在优胜。 对我而言，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启发其实是一个看待历史的姿态：不要用结果倒推原因。因为当我们将英格兰与江南互相比较时，会发现工业革命并非历史的必然产物，欧洲（特别是英国）在19世纪实现"大分流"、率先工业化的关键原因并非制度或文化等内生优势，而是得益于两个偶然的"生态横财"。这种思维方式，比任何具体结论都更值得带走。

暴力垄断与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前后脚： 1、英国靠军事实力制定新规则是事物的基本发展规律：破旧立新，首先是暴力的 《大分流》：真正至关重要的并非较高明的商业组织，而是政治力和军事力，而这也才是欧洲商人从印度当地本土商人和菲律宾中国商人手里夺走部分贸易（但仍非全部）控制权时的凭借…… 很简单，在打破旧规则阶段，如果不靠军事来制定一套新的规则，英国根本竞争不过，中国东南亚千千万万拼多多式的内卷商人就可以把他们击垮！我们是劳动密集型个体经营，擅长拉低成本，劣币驱逐良币，就像如今阿里与美团外卖大战，亏本也要抢市场份额，英国人千里迢迢而来，初来乍到，虽然力量不弱，但终究强龙难敌地头蛇，怎么可能亏本来竞争？怎么竞争得过？ 所以，必须靠着军事实力制定新规则，垄断，控制。你服从我，而不是我服从你原来的旧贸易规则。 最初的市场的确不是自由市场，是无底线无规则竞争的，中国人可以靠着低人权低工资优势，内卷压榨自己人，去获得外部竞争盈利（今天仍是），英国人打不过，就用军事来竞争……其实我认为都是无底线竞争，一丘之貉，只是形式略有不同而已！ 中国人靠内卷，英国人靠军事，如此而已。 英国人靠军事实力制定了新规则后，第二阶段，才开始所谓自由市场了。但这个自由市场的规则，是有边界的，有条件的，就是得按照那个规则来，而如今中国挑战了西方的规则，特朗普的种种行动其实是有的放矢。 一句话，有规则才有自由。建立新规则一定会产生暴力。 英国人的行为似乎是任何新事物诞生的基本规律。首先，如何打破旧规则？一定需要暴力的！而对于旧规则下的人，一定很痛苦很仇恨！ 中国的下岗工人就是！产业要升级，旧规则下的人必须淘汰，他们必然是受损害的。 我们谴责英国靠军事制定新规则，也得同样谴责国家，有没有善待那些下岗工人？！ 带血的原始积累，是个痛苦的规律，智人崛起就是靠吃光了尼安德特人，农耕的崛起让农民付出了生活质量下降的代价（《人类新史》《枪炮，病菌与钢铁》）…… 彭慕兰说：欧洲的新金融制度和范围更广的军事财政主义模式，极适于组织武装拓殖和海外贸易。也正是在组织武装拓殖与海外贸易上（而不是核心地区境内的生产或贸易），才是这些制度发挥最大作用的领域。 生产还不如拓殖来得快！拓殖，高风险高收益，看见的都是我的，生产，得一件一件生产呢！ 可是为什么中国人不去拓殖？因为不被允许，人要圈起来收税，不许你逃走流动，就像清末才开放东北，才出现闯关东……就像东南亚的华人被大清当作弃民。他们都当海盗，那怎么英国就能利用海盗，大清不会呢？说到底，帝国已经巨大无比，维稳就需要付出极大代价，哪有什么欲望再去开拓，吃力不讨好，没那个必要。 2、垄断特权与自由市场是“前后脚”的关系： 彭慕兰说：即使各种特权可能会减少该国在短期到中期的产出，我们仍可以想象它们鼓励了资本积累，从而促成长期成长。 我认为是这样的，凭借军事进行垄断贸易（东印度公司特许经营），和斯密式自由市场经济，都是英国人曾经使用的两种手段，都是真实有效的，而且是“前后脚”的关系，跨出前脚，后脚跟上，一只脚走路是不可能的。 一开始，垄断特权有助于资本原始积累，国际竞争，但问题是既得利益者就会形成集团，上车的把车门焊死，据说如今中国就是这局面！ 那么真正重要的是，英国如何做到关闭东印度公司，实行贸易开放，自由竞争市场政策！ 大清就不会啊，一直都是十三行垄断，没有动力去改变，去自由市场！ 说到底，十三行与东印度公司，是极度类似的，垄断经营的！不稀奇，稀奇的是关闭十三行，大清走向更开放的自由市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简单，放任就可以了，关键是如何先富带后富…… 其实也挺简单的，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广大的资产阶级眼馋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暴利，要分一杯羹，自然就会“门户开放”…… 3、大一统推平地域差异，内陆自给自足，江南无法集约化产业升级： 《大分流》认为江南出现了停滞，落后地区因为美洲高地作物反而人口增加，且自给自足，没有和江南扩大差异分工，支撑江南产业升级，反而推平了江南与落后地区的峰谷：势必有某些制度性的力量减缓了东欧朝人口增长、原始工业化和偏离出口导向发展的趋势，而且这些力量之强大远甚于日本边陲地区，更甚于中国内陆地区。这同时也使得西欧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不断地拿制造品来换取东欧的初级产品。 很简单，因为中国是大一统，一个国家内部，尽管有差异有地域歧视，但都是自己人，当然技术与人员流动相对自由，江苏人移民贵州，浙江人教会湖南人工艺，没问题。可是，从西欧往东欧移民，技术流动，涉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汉人会愿意把技术转让给日本人，西夏人，满洲人吗？不，都靠偷技术的！ 所以中国的大一统，必然造成“平天下”，进口替代，自给自足，全国推平，地域差异与分工远远小于欧洲国家之间！ 彭慕兰举了个例子，木材从波罗的海运到英国有20倍差价，中国从内陆到江南是10倍价差，可见欧洲的地域分化更加明显，于是对于地域分工和跨区贸易的驱动力也更大！

彭慕兰《大分流》内容总结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是美国历史学家、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里程碑式著作，2000年出版后斩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彻底颠覆了长期主导史学界的欧洲中心论叙事，重塑了全球学界对工业革命与近代中西发展差距的核心认知 。 全书的核心命题是：1800年之前，西欧（以英国为核心）与中国（以江南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技术能力、生态约束等核心维度并无本质差距，双方均站在工业革命的门槛前；最终东西方出现“大分流”、英国率先开启工业革命，并非源于欧洲内生的制度、文化或种族优势，而主要得益于两个偶然的地理与历史红利——本土煤炭的区位优势、美洲殖民地的资源纾解 。 一、核心论证基础：1800年前中西核心区的高度相似性 本书第一部分通过系统性的量化对比，逐一驳斥了“欧洲早在内生层面领先中国”的传统观点，证明18世纪的东西方核心区处在近乎相同的发展水平上： 1. 生产与技术水平无代差 农业领域，中国江南的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土地利用效率与英国持平；手工业领域，作为工业革命核心赛道的棉纺织业，江南的生产效率、市场化程度与英国几乎没有差距，中国在丝绸、瓷器等领域甚至长期保持技术优势；整体技术层面，双方不存在系统性代差，欧洲仅在航海、钟表等少数细分领域有优势，对整体经济发展不构成决定性影响。 2. 市场与制度环境无本质优劣 土地、劳动力、商品三大要素市场的自由化程度，中国江南并不弱于西欧，甚至在劳动力流动、土地交易的灵活性上更具优势；在产权保护、商业规则、金融体系等制度层面，两地均形成了适配商业化发展的制度框架，不存在所谓欧洲独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优势”。 3. 人口、消费与生态约束高度趋同 两地的人口出生率、预期寿命、人均消费水平、奢侈品消费能力高度接近，均完成了商业化、原始工业化的积累；同时，双方也共同面临马尔萨斯陷阱下的核心困境：人口增长带来土地承载力逼近极限，森林缩减、燃料短缺、土地紧张等生态瓶颈日益凸显，若没有外部变量介入，都将走向劳动投入不断增加、单位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内卷化”道路。 二、大分流的核心成因：两个关键的外部偶然红利 彭慕兰提出，英国之所以能突破共同的生态瓶颈、避免内卷化，率先开启工业革命，核心并非内生优势，而是两个互补的、偶然的外部条件，这也是全书的核心解释框架： 1. 煤炭的区位与技术联动红利 能源替代是突破生态约束的核心前提，而煤炭正是前工业时代唯一能替代木材的高密度廉价能源。英国的核心优势在于，煤矿紧邻经济核心区与工业区，运输成本极低，能够为工业发展提供规模化、廉价的能源供给；同时，英国煤矿普遍面临严重的矿井积水问题，倒逼蒸汽机的改良与规模化应用（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核心初衷就是煤矿排水），形成了“煤炭开采需求-蒸汽机技术迭代-全工业领域能源革命”的正向循环，为工业革命奠定了能源与技术基础。 反观中国江南，核心经济区距离煤炭主产地（山西）路途遥远，陆路运输成本极高，煤层地质条件复杂、开采难度大，无法形成廉价的规模化能源供给，始终难以突破木材的生态约束，无法为高耗能工业与技术革命提供基础。 2. 美洲殖民地的“幽灵田”纾解效应 美洲殖民地为英国（西欧）提供了决定性的资源与市场纾解，被彭慕兰称为“幽灵田”（虚拟土地）：殖民地源源不断输入的棉花、糖、木材、粮食等土地密集型产品，其生产需要占用数千万英亩的土地，相当于为欧洲本土凭空节省了海量耕地，彻底打破了土地资源的硬约束，完美缓解了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态压力。 同时，殖民地的掠夺性贸易体系为欧洲带来了持续的资本积累，为工业投资提供了充足资金，殖民地本身也成为欧洲工业制成品的垄断性海外市场，形成了“原材料供给-工业生产-海外倾销”的完整闭环。而中国没有这样的海外“新边疆”转移生态压力，只能在本土通过不断增加劳动投入应对人地矛盾，最终陷入内卷化，无法完成工业化跃迁。 三、学术影响与核心争议 （一）学术影响 1. 彻底瓦解了欧洲中心论的经典叙事，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是唯一且必然路径”的固有认知，推动世界史研究从“西方中心”转向“多元发展”的全球史视角，是加州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 2. 首次将生态约束、全球资源流动作为工业革命的核心解释变量，融合了环境史、经济史、全球史的研究范式，深刻影响了后续数十年中西比较史、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方向。 3. 重新定义了“大分流”的时间节点，将东西方发展差距的决定性分野划定在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而非此前学界普遍认为的16-17世纪，重塑了学界对近代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时间线认知 。 （二）核心学术争议 1. 比较对象的合理性争议 黄宗智等学者批评，彭慕兰用中国最发达的江南一隅与整个英国对比，刻意放大了两地的相似性，忽略了中国内部的区域发展差异与欧洲内部的多样性，存在比较对象不对等的问题。 2. 内生制度因素的低估争议 乔尔·莫基尔等学者提出，彭慕兰过度强调地理偶然因素，严重低估了欧洲的科学革命传统、产权保护制度、金融体系、多国竞争体系等内生变量，这些制度与文化基础，才是英国能够有效利用煤炭与殖民地红利的核心前提。 3. 量化数据的准确性争议 罗伯特·艾伦等经济史学家对书中关于实际工资、劳动生产率、人均消费水平的量化数据提出质疑，认为其高估了江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估了1800年之前欧洲已形成的经济优势。 4. 分流时间的争议 部分学者认为，东西方的分流节点远早于19世纪，16-17世纪欧洲在军事技术、航海能力、金融体系、科学范式上已出现系统性优势，彭慕兰对分流时间的判定过于滞后。

彭慕兰的基本观点：18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江南与西欧先进地区在经济发展上仍有相当多的共同性；西欧后来率先工业化，并非单纯源于其长期积累的制度或文化优势，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煤炭资源和美洲殖民地，使其突破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态约束，由此形成了近代世界经济的大分流。

the Great Divergence，按照彭慕兰本人的原意更倾向于译作“大岐变”，既有分歧或分离的含意，又有变革之意，符合本书所描述的分离与变革。但是为了避免中文语境下的误读，最终译作了更中性的“大分流”，此为本书由英文转化为中文的一个小小背景。 这本书我手头上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版本，也简单翻了一下新版。作为中西比较史的必读书目，就阅读体验而言，它非常之不友好。不排除彭之原文本本身的难读，只能说这两版的翻译都不能令人满意，相对来说黄译本比史译本还强点儿？🌚🌚🌚 ▷▷▷--------------------------◁◁◁ 附：理想国这版没有的内容，转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版《中文版序言》（史建云 译） 我对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深感荣幸，期待着中文版的出版能够引起新的学术对话。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的刘东先生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合作，进行了必要的安排，尤其要感谢史建云女士为这本书所做的特别认真的翻译工作。借此机会进行一些修改自然而然成为诱人的念头。但我没有这样做，只是订正了几处印刷错误，并改正了附录 E 中纺工和织工收入的一些计算错误。（幸运的是这些错误并不影响全书的论证，因为它们只涉及收入在纺纱和织布之间的分配，而大多数从事纺织品生产的家庭都是纺、织结合的。) 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论的课题，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称赞的同时，它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一些争议具体针对我的著作，一些则针对着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很多人现在把这个流派称之为"加州学派"，甚至于"尔湾学派"，但这个学派的成员只是一种松散的组合，并不限于加利福尼亚。我预料这本书在中国也会引起争论，尽管可能不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意味着争论的变化而不是结束，当我们找到新的证据时，某些具体观点无疑会被推翻。但我以为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将被证明有长久的生命力。 『探究中国与欧洲的差异：时间、方法论和解释』 首先，在我看来，通过最近两年的讨论已完全站住脚的观点是：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在我们能够对其进行计量的范围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在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和克里斯托弗．伊谢特努力重申江南地区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的老观点之后展开的一轮新辩论，在我看来只不过加强了这些新观点：读者可以在《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5月号上看到这场讨论的主要内容，全部讨论将收入一部即将出版的书中。而如果"大分流"的时间迟于我们通常认为的时间，这无可避免地会影响我们对它的解释。 在我看来已经站住脚的另外两个观点完全属于方法论问题﹣﹣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这同一套丛书先前出版的我在尔湾的同事王国斌的著作。首先，我们两人都强调，在进行东西方比较（或者任何比较）时所用的单位必须具有可比性，而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因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或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与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也包括巴尔干。江南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18世纪，其人口超过除俄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就其在自己所处的更大社会中的经济职能来说，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这种想法给了我们一条进行类比的基线，能使比较真正具有意义，从而使我们得以弄清，在世界不同地区、区域之间重要关系的建立方式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一步使我们得以把经济发展看作地区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始终寻找某种对一个具体地区内生的成功来说是具体的致命缺陷或关键的东西，并用这一关键性特征对1800年前的相同和1800年后的差异进行困难的解释。换一种方式表达，西方很多社会理论问的是"为什么是欧洲"，然后，在把世界其余部分从发展进程中排除后，再问"在欧洲内部为什么是英格兰"。但如果江南或畿内或古吉拉特与比方说塞尔维亚相比，对于长期发展来说是更好的候选对象——或者说它们肯定如此——为什么不彻底取消以洲为单位，直接去比较核心区？我们可能常常折回去引进比较传统的单位，当它们看起来有用时——毕竟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英格兰有它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建立了与它的殖民地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而江南没有——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传统单位引进太早，它们就会妨碍我们的视野而不是帮助它，因为我们甚至会永远没有足够的可比性以开始我们的工作。 第二，我也以王国斌关于最好的比较是交互比较的主张为基础：这些比较问的是为什么欧洲不是中国，而不只是为什么中国不是欧洲。这一主张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承认对西方经典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批评，认为这些理论把非西方社会当作发展"失败"或"没有发生"的实例，同时没有培养我们了解在其他地方确实发生过的不同形式的变化；但一些后现代学派的理论家根据这一问题断定我们应该放弃比较，与他们不同，王的主张提出了一种避免欧洲中心论（或至少将其最小化）的不同方法，即，在欧洲也寻找"没有发生"与"失败"。正如一句美国谚语所说，如果房间里有一头当时不应该存在的大象，可以委婉地假装它不在那里，但那完全不是事实。在我们打算集中描述其他区域的历史时，欧洲突发的现代性就是这样一头房间中的大象，而我们最好是承认它的存在。我们至少可以对中国和欧洲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如我在本书中的尝试；当我们出于"根据它自己的条件"书写中国（或其他非西方社会）历史的值得称赞的目的，太经常地尽力把欧洲排除在这幅画面之外时，由一个欧洲史的理想化版本产生的一系列预期仍然是一种未经检验的存在，也仍然含蓄地规定了进程。在这方面，我们至少看清了欧洲很多实际情况也并不符合这一程式化的"欧洲史"——事实上，我们将看到一些实例表明，18世纪中国的很多地区比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更符合这些预期。尽管诸如"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之类听起来古怪的问题无疑并不比人们更为习惯的"为什么江南没有变成英格兰"天生更高明，但它们也并不更低劣，它们还具有重要的优势，因为人们通常很少提出这类问题，所以我们在研究它们的过程中还没有遭遇到成果急剧递减。 这使我得出了另一个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上面阐述的方法论与通过实证得出的直到相当近的时期经济后果并没有发生巨大差异的主张的结合。如本书将反复说明的，全世界的重要区域在18世纪时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相反，尽管人们能够确定在某些重要领域中，欧洲在比如说1700年就已经占据领先地位，但在一些同样重要的领域中也能发现欧洲处于落后地位。由于我们知道19世纪发生的事情，我们太经常地把注意力仅仅集中于那些在比较早的时期就已经指向欧洲的突破和中国的困境的标志上。但一个更为准确的历史记录会承认指向不同方向的标志，并且会问，为什么在历史的某一时刻英格兰面对的问题（举例来说，相当平淡无奇的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最高产量几乎没有变化，一些地力耗竭的迹象，加上相当严重的滥伐森林）变成了小得多的问题，尽管田于英格兰的人口在1750到1850年间增长了两倍，人们预期它们本应放为更大的问题，而同时江南在例如地方能源供给（它曾长时期用多种方法进行调整适应）及它对以棉布换谷物的贸易的依赖（这种贸易长时期运转良好）方面相对的缺陷突然变成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再一次，对等的比较指引我们思考关联、联系和互动，在我看来，这种思考是对我们通过在一个区域内部寻找一个或两个根本特征来解释它在漫长过程中的轨迹而做的大量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补充。甚至当我们寻找完全包含在一个正在比较的单位之内的因素时，一种建立在交互比较基础上的方法也鼓励我们根据集中的具体的因素而不是一般性的描述进行思考，因而我们可能继续坚持清政府对某些重要部门（如采矿）的具体政策抑制了中国的发展的观念，但这是一个远离旧观点的呼声，那些一直以惊人频率提出的旧观点认为，我们可以用清政府更明显的"轻商"或"对发展无兴趣"、"追求地租"或"封建"等说法解释一切。 我集中注意的要素系列并不意味着详尽无遗。事实上，我赞成一些人所说，我们对被称之为"实用知识的成果和展示"（而不是比较狭义的"科学"）方面的差异应该给以更多的注意；我的意图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我认为在以前的大多数解释中未受重视的因素，从而纠正不均衡，而不是想要涵盖一切。在纠正这些不均衡的过程中，回过头来思考地理问题、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对我来说是重要的。现代经济分析尽管有很大的作用，但可能经常误导我们认为所有资源最终都是可以替代的，以至一个单独的计量数据（总收入或资本积累）就代表了一个经济的容量。即使在几乎有无限的能源供应、低运输成本和化学工业（能够把碳氢化合物转化成几乎任何东西）的当今世界，这也并不完全真实。在一个18世纪的世界中它更是远离实际，在那个世界中，几乎一切食品、燃料、衣物纤维和建材都来自于植物种植，从而来自于当年的阳光、水分和土地的交互作用；在那个世界中，即使极为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也只能提高某一块已知土地的产量；也是在那个世界中，欧亚大陆的两端都突破了此前已经保持千年以上稳定的人口上限，发现它们本地的土地供给受到了令人痛苦的限制。在这些情况下，一旦我们用难以找到替代品的具体项目的物量进行观察，无论是土地制约的加紧，还是使其松解的资源幸运，最终都能够证明要比我们简单地把它们换算成等值的货币，并假定它们具有可替代性时它们会表现出来的更为重要。它们本身不是对增长加速或危机形成的解释，但它们产生的关联确实有力地改变了东西方的发展轨道。由此引起的经济命运和政治命运的分流远远大于实际生活在18世纪的任何人的预料：它是如此之大，以至当回顾它的产生过程时，难以相信它或是发生在相当近的时期，或是具有任何强烈的偶然性。 『与中国史研究中其他倾向的关系』 就研究中国史的具体著作来说，我的观点的一般延伸与最近李伯重、李中清、王国斌和其他人对清代经济成就正面的再评价一致。（在这一意义上，也以吴承明等老一辈历史学家的学术成就为基础，但在一个方面突破了他们的研究，即清代中国与一个早期资本主义的理想模式明确不同的那些方面并不是必然构成对发展的制约。）我的观点也与那些认为18世纪的中国在知性和其他方面都比早先的著作对它的描述更有活力的新的研究完全一致，尽管要评价这些不同的学术著作怎样互相紧密联系尚为时过早。 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这些强调清代经济发展（更不用说任何更为广义的发展）实力的人在具体观点上都持一致看法。例如，我对18世纪产量的一些估计（特别是棉布）比李伯重的估计要高，但我确定的经济发展（至少以人均范畴衡量）开始减速的时间也比他确定的时间早，也更少直接论证全国市场的形成问题。一般说来，我们不仅都对清代经济成就有比较积极的评价，而且与前几代学者相比（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自由主义者），更少强调明确的生产关系决定经济结果的能力；我们不是把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看作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是注重不同制度的组合可能取得相同的结果。同样，李中清和他的合作者认为中国人口体系取得了很多成果，而这些成果在马尔萨斯及其继承者看来，是英格兰所独有的，并且是通过完全不同的机制取得的。在这种关联中，至少王和我都援引了由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对"市场经济"（清代中国非常肯定已经出现）和"资本主义"（相对而言清代中国几乎没有出现）之间所作的区别——这种区分最近在西方学者中并不流行（或许除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追随者），但在我们看来，它对于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研究当代中国对建立一个不是简单模仿西方模式的市场经济所作的努力都相当重要，至少，我认为这一清代修正论的综合成果使下面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即：中国比较富裕的地区迟至18世纪中后期，在相对意义上极具经济活力，相当繁荣。那种认为中国或是由于人口压力，或是由于其社会所有制关系的性质而"闭塞"并极为贫穷的旧观点，现在在我看来完全处于守势地位。对于东西方在19世纪发生分流的"何因"的论争将会长时间伴随我们，但如果我们能够同意，我们改变了一直以来对"何事"与"何时"的解释﹣﹣我们必须根据区域性的比较进行研究，必须根据一个相当突然的分流发生在1750年后的某个时间进行研究﹣﹣那么我们就已经走过了长长的路途。 『一些新的研究课题』 如果这种关于经济分流的时间及性质的新认识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还有一些新的见解可以考虑。中国和西方的学者们在确定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时，通常如果不是定在明末（着重于内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带来的外部冲击）。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开始于明末，并在17世纪中期的中断之后以新的活力复苏的商业化浪潮和经济发展没有犯下什么具体的"错误"——没有什么因素使它与在其他地方影响较少人口的现代早期发展的类似浪潮相比更不重要或更没有前途——但尽管如此，也没有理由假定，如果不受干扰，这种现代早期的发展必然会转变为与现代发展相伴的引人注目的变革，那么，1550年看起来可能多少有点不重要，1840年则极为不重要。具体地说，鸦片战争不再是来自海外的中国现代性的起点，也不再是一个内生的现代性遭受挫折的关键时刻。它现在只成为许多重要时刻中的一个，在这些时刻，政府没有能力妥善处理外部环境造成的压力与一个不断变革的经济、社会、生态、政治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把这种时刻列一个目录，里面还会包括一系列推动性要素与衰减性要素的组合，例如引进新大陆的粮食作物、越来越多的移民进入西南与苗族起义；商人赞助者、不再能找到政府部门工作的学者与文化／知识变革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江南一东北沿海贸易的发展、黄河治理费用的上涨与漕粮／大运河体系的衰微；中亚的平定与清代军界的变化；还有本书中举的许多内陆区域人口增长和手工业发展与长江中上游和三角洲地区间以稻米和木材交换布匹的远距离贸易的缩减的实例等等。 本书把重点放在区域性经济现象的分析上还暗示，我们可能需要对中国的不同地区作出不同的分期，这是多年以前施坚雅提出的一个观点，尽管是出于不同的理由。在这一方面，我打算说明的是，如果江南和内地之间的远距离贸易确实在1750年之后的某个时候开始衰落﹣﹣造成了对双方都是致命的后果﹣﹣而同时中国沿海的贸易却继续发展（不只是与西方，而且与东北、暹罗和其他贸易伙伴），我们在这一阶段还可以看到今天严重困扰着人们的某种势态的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章：一个富裕的外向的沿海的中国和一个总的来说更为贫困的内地之间，在经济和其他方面日益拉开距离。当我们重新考察1840年以后的一百年时，以前看起来是一个经济纯粹失败的时期现在表现得要复杂得多。一旦太平天国战争引起的巨大损害结束，在接下来的70年中，中国沿海很多地区经历了非常明显的发展：这不仅适用于那些被帝国主义从中国割裂开的区域（香港、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台湾以及比较短期的东北），也适用于长江下游大部分地区、广东、福建或许甚至还包括山东省东部。这种发展通常不仅与外国技术和（在某些实例中）商业惯例相关，与进入新的海外市场相关，而且与进口初级产品（例如东南亚的稻米和来自不同地区的木材）取代内地供给的能力相关，后者早在18世纪末就开始更为稀缺也更为昂贵。在这一意义上，不断增长的海上接触造成的经济刺激和随着中国不同地区的联系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中断而来的财政、政治、社会及某些情况下生态方面的灾难，都有着并不取决于西方的18世纪末的前因。如最近对中国一东南亚贸易研究的学术成果所表明，中国的海外移民亦是如此，他们开垦农田、开采矿山、开发其他资源供出口运回中国，这种移民在大约1870年以后变得非常重要——对东南亚，对中国，对我们常常错误地归之于纯粹属于"西方"对东南亚的入侵造成的活力。在所有这些方面，西方入侵和19世纪中期的其他灾难可能再度表现出使这些危机倾向极大加速，但并没有启动它们。 『一个极为长期的观点』 最后，一个极为长期的观点提醒我们考虑怎样把东亚和西欧之间19世纪的分流放到全球历史的背景中。长期以来，这个分流本身就是背景，其他一切都要与它配合：世界史的大多数重要课题都是研究"西方的崛起"和"其余地区"所谓的停滞之间的差异，大多数早期的宏观历史著作在写作时至少隐含有阐明这一分流之前因的目的。近期对世界史的研究中目的论的倾向更少，在不同的方面预示了这里提出的观点，即：如果东西方重要区域的命运直到相当晚近还极为相似，为了解释这一分流而遍索遥远的过去或许并不是那么有用。然而，一些关注西方优势之深远根源的旧观点仍然有影响力，如戴维·兰德斯（ David Landes ）的近作《国家的财富与贫困》(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甚至在那些致力于建立一种较少欧洲中心论也较少目的论的新的世界史的人中，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也常常起着一个连接两段完全不同的世界史记事的枢纽作用。对于从1400年前后开始到1800年的这一阶段，我们已有的记述是，一些大体相似并且只有松散的相互关联的帝国、"文明"或"世界体系"沿着在很多方面并行的路线发展。然而，对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世界史学家告诉我们的历史是，一个单一的北大西洋核心成为变革的发动机，世界其余部分以不同方式作出"反应"；自由主义的历史观（认为现代性的"扩散"极为有益）和反自由主义的历史观（认为把非欧洲区域纳入一个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幸的"合并"，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追随者们的著作）在这一点上都是同样的。在这些史学著作中，中国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方及清朝的政治形象与军事形象低下，成为西方和"其余地方"完全分离的信号。 然而更近的事实可能警告我们注意，东亚与欧洲的差距是一种巨大但暂时的分离，而不是我的书名暗示的"大分流"。如杉原薰（ Sugihara Kaoru ）所说，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一部此前300年全球经济史的主体就会是东亚的奇迹：人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有节制但稳定地提高：结尾的简短的一章可能提到遥远的大西洋沿海有相当少量的人口似乎享有甚至更快的人均增长率（尽管或许不是太快）。如果世界结束于1945年，经济史的主体就会是，我们大部分人﹣﹣至少是在西方﹣﹣伴随着北大西洋的胜利和一个高消费、高能源利用和高劳动生产力的世界的诞生成长。在2002年，历史再度发生了位移。如果我们用总量指标作判断，1945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头戏并不是发生在西方，或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西方人能够用一只比较自由的手留下印迹的地方的前西方殖民地，而是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那里至少曾保持部分抵制以前对西方有利的做法。 因而，如果站在比方说孟加拉或非洲的角度看，我在这本书中讲述的历史根本不是真正的大分流的历史。实际上，2002年春天在牛津举行的对本书的一次专题讨论中，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学家说，他认为这本书中最令人震惊的内容正是，欧亚大陆的两端彼此相像的程度看起来远远超过像它们之间的任何地方。但同时，这个与19世纪北大西洋的持续密集发展的变革同时出现的经济分流仍然是全球历史的临界时刻之一，我们还远远不能说在中国同一时期没有发生这种转变对人民不再重要；事实上，我们不能肯定早晚会证明那一观点。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缺少词汇可以充分描述在至关重要的方面与西方经历不同，但仍然指向同样的"现代"社会的那些变革。这个课题过于庞大，需要对各种各样的前工业社会及其变革方式和连续性，以及把世界不同地区工业持续发展的开端归类的断裂性有更细微的理解。它还要求太平洋两岸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深化我们的互相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主持的这套译丛是这种对话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对我的著作列入译丛感到荣幸并表示感谢。我热切期待着中国同行们的反响。 彭慕兰 尔湾，加利福尼亚

十八世纪之前的西欧、中国、日本、印度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是旗鼓相当的，而为什么进入十九世纪后，西欧一骑绝尘，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地？本书采用严谨的数据分析剖析了此中原因，是一部标准范式的比较经济学著作。 彭幕兰归纳总结的结论与《病菌、枪炮与钢铁》所阐述的观点一致，认为：地理和资源环境是欧洲（西欧）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特别是英国的煤炭资源丰富，且运输方便，便于大规模使用，从而推动英国经济增长方式由劳动密集型转为资源密集型，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以英国为中心，扩散到整个西欧，再加上西欧国家拥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源源不断的为西欧的工业化提供廉价的初级资源。 亚当·斯密揭示的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正是西欧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注解，西欧在全球经济的发展中抢占了工业化这个角色，将农业生产、矿产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交给其它地区，形成了全球经济的“大分流”现象。西欧获得了极为明显的比较优势，从而轻松跨越“马尔萨斯陷阱”。 西欧在二战之前的领先优势毋庸置疑，个中原因也是众说纷纭，除了本书所呈现的观点，其它观点还包括：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自由、平等的正至环境，自由市场经济的确立，西欧的思想氛围，以及科学中心，这些也都是促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

大分流认为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是偶然，以前的许多学者认为是必然，若以“政治是战争的延续”来考虑问题，则应该将其看为必然之下的偶然。 为获得外部的最大利益必须有最优武力，为获得最优武力必须在税收、土地利用、组织动员、组织管理、兵员素质、朝野协商、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规划管理与不断迭代，而这恰恰是中世纪以来欧洲能从封建领主向家族王朝，再向民族王权一步步前行的动力，也是火器、航海不断进步的原因。有需求才会有供给，在这样的环境下爆发工业革命只是时间和地点的问题，而不是爆发不爆发的问题，何况蒸汽机的出现一开始也是默默无闻、其貌不扬，所以说工业革命一定爆发是一个必然。只是一系列的自然、社会、经济、人文的环境使其在英国爆发，这是偶然。 也许蒸汽机革命不在英国爆发的话，也可能在竞争激烈的西欧某地爆发不以蒸汽为动力的其它形式的工业革命。

彭慕兰，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加州学派的代表学者之一。他在耶鲁大学取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是当代西方非常有影响力的汉学家史景迁的学生。其代表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问世后轰动了美国史学界，并成为了加州学派的代表作品。 关于本书 本书出版于2000年。作者从反对传统欧洲中心论的角度解读了一个在过去一直困扰着人们的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出现在了欧洲而不是中国。这本书搜集了大量工业革命前后的亚洲及欧洲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资料和数据，以深入琐碎细节的方式去回答了这个宏大的问题。本书论证资料非常丰富，同时观点新颖大胆，颠覆了人们以往的认知，虽然自出版以来，学界对于它的争论从未停止，但书中提供的全新视角为回答上述世纪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解读。 核心内容 欧洲的英格兰与中国的江南，直到1800年左右基本情况仍是差不多的，并且面临着同样的生态问题。英格兰最终能够摆脱困境是因为：一、煤矿产地与经济核心区非常靠近，并且其自身特性助长了早期蒸汽机的运用；二、英国的殖民地使其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得以继续发展。

最近沉迷up主独夫之心的视频，看了他写的书，感觉里面有些内容挺耳熟。问了腾讯元宝，原来出自这本《大分流》。于是发现这本书2021年就放上了书架，读了10分钟就搁一边了。大概是2021年看到了介绍这本书的视频，加上这本书。可能是文笔太差，看了10分钟就看不下去了。 这次花33小时，读了两三遍，依然迷迷糊糊，写作能力真的太差。靠读评论和讲解视频，才把书籍的文字串起来，知道作者想要说什么。作者分析了很多不确切的数据，非常繁复。但追究根源，还是逃不出地理决定论。虽然地理不能决定一切，但地理已经写好了大纲。 作者的观察视角很片面，但他也没说这个视角是唯一正确的视角，也没有否定其他视角。希望微信读书能出个ai重写版，把那些作者脑子里有东西，写作能力又差的书，全部用人话重写一遍。

社科领域名著。英文原版出版于2000年。引用大量资料，量化比较17-18世纪中国（尤其是长三角）、日本、欧洲（尤其是英国）、印度的经济政治条件，分析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结论是：对新世界的剥削是英国能发生工业革命的重要有利条件，18世纪初期的长三角和英格兰的情况与面临的问题及其相似。 书中作者对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的其他多种解释，都给出了反驳理由，比如对产权的保护（实际当时中国更优），欧洲人更勤劳（实际中日欧接近），欧洲人更会经商（实际更依赖武力）。 此外英格兰的煤矿更接近工业区，长三角周边则需要从华北运煤过去，这也是英国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此外，风向和风型、疾病抵抗能力上的落差、欧洲国家间的竞争、中国对白银的需求等也是欧洲比中国更有利的条件。 翻译太差，像是把2019年台湾出的版本直接繁体改简体，读起来比较晦涩，跟读黄仁宇的书的感觉很像。 另外作者喜欢用长句子也是本书读起来不顺畅的原因。 2019年出的《大分流之外》探讨同样的问题，英文版是2011年出的，我正在读，翻译比本书好多了，内容也与本书有关，对本书话题感兴趣的话建议直接读《大分流之外》。 总体评价4星，不错。 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 导论 欧洲经济发展的比较、关联与叙事 如果我们同意人口增长和其生态效应使中国“衰落”的说法，我们也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欧洲在获得海外资源挹注与英格兰在运用地下蕴藏能源上的突破性进展（部分拜地利之赐）这两项因素的加持之前，正处于“起飞”的前夕，不如说欧洲内部也正同样因为人口增长和生态效应而面临非常接近于中国的险境。 不过，杉原薰还表示这两个“奇迹”间有根本差异，那就是，早在1500年时，西欧就已走在资本密集的道路上，而东亚则走在劳动力密集的道路上。我的主张与他正好相反，我认为欧洲本也可能和“东亚”一样走上劳动力密集之路。 欧洲之所以没有走上这条路，乃是因为它碰上了重要且剧烈的断点所致。这些断点以化石燃料和有机会取用新世界的资源为基础，并在这两者的共同加持下，使西欧没必要以集约的方式管理土地。 第一部分 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世界 第一章 欧洲领先亚洲？ 从人口、资本积累与技术解释欧洲发展 但事实上，只有少许证据显示西欧的资本存量在1800年前曾经享有量的优势，或存在使欧洲在资本积累上大占上风的持久情势（无论是人口或其他）。欧洲人也不大可能比亚洲较发达地区的人更健康（亦即在人力资本上占优势）、更有生产力，或者有在其他方面承继了多年所缓慢积累的优势。 欧洲在陆上运输的资本设备上享有重大优势吗？与牧地极稀少的东亚相比，欧洲或许享有优势，但中国和日本发达的水上运输肯定抵消了自身陆运上的劣势，使这两个地方在运输上与欧洲同样拥有有价值的资本；亚当·斯密就曾注意到东亚在运输上的整体优势。 欧洲以外的几个社会在许多领域里依旧处于领先态势，先前已提过的灌溉或许是最显而易见的领域；而在其他许多农业技术上，欧洲也落后于中国、印度、日本和部分东南亚地区。 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类似，都存在着需要纾解本地木头供给吃紧情况的诱因，也存在着先进技术和高度商业化的经济。而当我们拿两者相比，就会发现欧洲的优势之处主要是在整体的技术水平与地理上的偶发事件，而非在整体经济的市场效率上有什么优势（这种优势大概不存在）。 西欧在18世纪领先世界的重要技术，也就是英国独步世界的技术。采矿技术是其中之一，但像时钟制造、枪炮制造和航海仪器等其他技术，其重要性则非一目了然。 相较之下，欧洲前几大煤矿床，好几个都位于前景好上许多的区域：英国。这使它们靠近完善的水路运输、邻近欧洲商业活力最强劲的经济体，同时其他区域里有着许多技术熟练的工匠，而且距离一个在1600年或甚至更早就遇上木柴严重短缺问题的社会不远；而木柴的严重短缺，使解决煤的取得和使用问题更加刻不容缓。 第二章 欧洲与亚洲的市场经济体 就连1800年前欧洲人往到处有新土地的新世界的迁徙，都比不上中国人的迁徙。1800年前迁徙到美洲的欧洲人总共大概不到150万。 在中国，朝廷一再为集体移民到劳动力稀缺地区之事大开方便之门，而且以允许垦殖者保有自主地位为条件推动此类移民，而在欧洲，肯定没有类似的情况。 中国农民把自家许多农产品拿到市场上贩售时，至少比伦敦、巴黎周边的农民较不可能遇上买方独家垄断的市场结构。 欧洲诸国政府非常在意城市的安定，知道城市垄断地位的迅速消失会导致社会动荡，于是常查禁乡村生产活动。在德意志许多地方，17、18世纪时德意志诸邦致力于强化城市的垄断地位。 在欧洲，差别在于女人可以离家工作。因此，初期的工厂能雇到与竞争对手一样便宜的劳动力，实现新机器的获利潜力。于是，尽管中国女人也是在为了市场而生产，但她们足不出户一事就因此影响甚大。这使中国几乎没有工厂，尽管其他每个因素（可取得的资本和技术创新等）使中国和欧洲一样是工业化的理想地点。 在规范发明市场的制度上，其他地方虽与欧洲有差距，但这一差距太小，不足以说明欧洲为何在1830年前就在经济上取得领先。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探究了多种强调欧洲在19世纪中期之前在生产力上享有内生性优势的论点，并且发现它们全都有待商榷。 第二部分 从新风气到新经济？投资、消费与资本主义 导论 在第一、第二章中，我们探讨了一连串普遍获得认同的论点，这些论点用1800年前西欧的制度来解释该地区何以能早早步入工业成长之境。而透过晚近对其他区域的研究著作，我们发现这些论点全都无法让人信服。 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生产要素市场时，就会赫然发现，若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有效率经济制度观来衡量，中国符合该观念的程度，似乎至少和1800年前的西欧一样高。 较可能的情况似乎是，没有哪个区域会“理所当然地”走向工业化进程的重大断裂、避开共有的资源限制，或是扮演起“世界工厂”的角色。 新世界最终变得至关紧要一事，与其说是因为新世界（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对资本积累来说至关紧要，不如说是因为新世界的资源有助于欧洲摆脱生态限制和劳动力密集的发展路径（也就是中国、日本所走的路径），并使欧洲得以走上大量使用能源和土地等转型作用大上许多的路子。 第三章 奢侈性消费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表1 人口方面的趋势大大扩大了两地分道扬镳的程度。诚如后面会更详细说明的，中国在18世纪50年代的人口增长，大多出现在较贫穷区域。于是，即使每个地区的消费量维持在1750年的水平，全国人均消费量还是会下滑。 而中国这一人口增长的分布情况与欧洲大相径庭。至少在1750年至1850年间，在欧洲大陆相对较繁荣的地方（加上爱尔兰），人口增长普遍居冠。 但欧洲所消费的糖、烟草和咖啡几乎全产自其殖民地，且用得自美洲的白银买进所需的茶叶；于是，从某个意义上说，致瘾食物的消费量日增，完全未像在中国那样，压迫到欧洲的谷物供给。欧洲所消费的大部分棉花，若非来自殖民地，就是来自前殖民地。 但这一“消费社会”的兴起，并非仅见于欧洲。柯律格（Craig Clunas）已证明，明代中国的上流人家，家里也愈来愈多绘画、雕刻、精美家具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此外，他发现，一如在欧洲，替特定环境、人或目的配上相称的奢侈品，变得愈来愈重要。 于是，中国、日本和欧洲彼此相似的程度，似乎比其中任何一地与印度或东南亚的相似程度还要高；如果把它们与东欧、中东或非洲社会相比较，大概也是如此。或者，更平实地说，至少中国、日本的例子表明，欧洲境内新出现的精英消费主义并非举世独有。但我们也必须思考程度上是否有很大差异。 表2　 如果说欧洲人的品味真的比中国、日本境内的品味变得快，这一差异似乎可部分归因于舶来品（尤其是异国制造品）在本国受到推崇的程度差异。毕竟，印度和中国的纺织品、中国瓷器等东西，都变成欧洲很重要的时尚，甚至在相当低层次的时尚亦然；而在东亚，西方的舶来品没有一样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就这个例子来说，欧洲对海外强取豪夺所产生的成果，加快了时尚改变的脚步，从而使欧洲境内以市场为基础的合意性贸易更快出现；因而，从这方面来说，欧洲在海外胁迫的成果可能相当重要。 第四章 看得见的手 欧洲与亚洲境内的商行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资本主义” 如果西欧境内新兴的资本主义商行真的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照理这些优势会显现在欧洲商行与亚洲商人竞争的地方。然而，欧洲优势却主要出现在地缘和地方政局中有利于用武力创造垄断或近乎垄断（大部分在香料上）的地域。 真正至关重要的并非较高明的商业组织，而是政治力和军事力，而这也才是欧洲商人从印度当地本土商人和菲律宾中国商人手里夺走部分贸易（但仍非全部）控制权时的凭借。 一般来讲，在武器无法掌控大局的地方，欧洲商人败给中国、古吉拉特（Gujarati）等地亚洲商人（或和他们携手）的情况，至少和他们打败亚洲商人的情况一样常见。 此外，被视为欧洲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商行的荷兰和英格兰的东印度公司，即使受惠于多种特殊待遇，却还是常常付不出股息，不时需要靠外力援救才不至于破产。 1790年至1830年堪称英国史上最威权主义的时期之一，而且似乎在1832年结束之前威权程度一直有增无减；但也正是在这一威权时期，英国从失去美洲殖民地的创伤中复原、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最强国，并在经济发展上（一时之间）与欧洲其他地方分道扬镳。 但切不可遽然将欧洲的海外成就过度归功于“军事革命”。欧洲人在亚洲的获益，有许多可归因于其所遭遇的敌人不习惯于为争夺土地而打仗（通常是为掠夺俘虏而打仗），因而主动放弃土地给欧洲人（如在东南亚部分地方所见），或敌人内斗使小股武装精良的欧洲人就能大幅改变局势（如在孟加拉所见）。 在疾病的对抗能力上，旧世界优于新世界，而中国、印度没有与此相当的生物性优势。但要不是欧洲受益于诸多因素的结合（传染病、欧洲战争、军事财政主义、奢侈性需求和中国的白银需求等），欧洲也不可能那样利用新世界。 第三部分 超越亚当斯密与马尔萨斯：从生态限制到持续性工业成长 第五章 共有的限制 生态不堪负荷的西欧与东亚 如果我们检视丹麦这个在大体上往这方向发展的欧洲国家，就会看到劳动力密集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丹麦稳定其脆弱的生态，并维持其生活水平；但丹麦的人口与人均消费却停滞不前，无法替重大突破打下基础。 这使我们必须把重点摆在中国、日本和西欧。这三个地方正好是“打破生物性旧制度”且能在1800年前达到新人口密度水平的区域，绝非出于巧合。至少在它们的核心区域，稠密人口和大量的资本积累使精英（相对来讲较能随意运用具生产效益之资产的人）得以不需要依附性劳动力，且仍能以有获利空间的工资来找到工人。同样的，这些地方拥有最少的闲置土地，最少的遭不当配置之劳动力以及其他“闲置生产能力”。 由于森林被辟为可耕地，燃料短缺在欧洲、中国和日本三地最发达之地都构成了重大难题。在欧洲，可想而知木材短缺最严重的地方，就是采行集约耕种的区域（从西西里到丹麦），但欧陆几乎每个地方都有木材短缺的问题；到了拿破仑时代，木材短缺已被视为严峻的全欧洲危机。 最后，因为过度放牧之后又砍伐森林，土壤也消失了。在18世纪匈牙利、普鲁士、瑞典、丹麦、英格兰、荷兰和法国沿海地区等大量砍伐树木的地方，漂沙和巨大沙尘暴（有时把土壤带到超过50千米外）相当普遍。 表3　 表4　 表5 只有通过后见之明，我们才能较清楚地知道欧洲的问题之所以比中国更易解决，是因为有技术变革、制度上的迎头赶上和新世界资源这三者的共同加持。18世纪晚期的东亚，相较于欧洲，无法被判定为“人口过剩”，因为东亚有较多的人生活水平和欧洲人一样高，而且在许多方面其生态吃紧的程度还低于欧洲。 整体而言，欧亚大陆两端都碰上了严重的麻烦。两地所遭遇之麻烦的程度（单单以国内资源为基础），差异很可能相当小。欧洲的主要优势在于拥有闲置资源（闲置资源是对密集使用土地一事设下制度性障碍而留下的），而不是因为有较高明的经济条件而得以实现渐近积累。 世界体系理论家一般把“封建”东欧与“资本主义”西欧之间的这些交换视为转型的关键时刻，全球劳动力分工的时代由此展开。但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乃是这些交换在形态上或规模上都不算异于平常，而且其成长受到极重要的内在限制，限制了西欧通过这些交换扩大其食物、燃料、纤维和建材储量的能力。 第六章 废除来自土地的限制 美洲这个新型边陲地区 在所有核心地区中，就只有一个地区逃出了原始工业的死胡同，并在技术允许时将手工业转化为现代工业：这个地区就是西欧。而西欧之所以能做到，主要得拜剥削新世界之赐，使其不必多动用庞大的劳动力； 换言之，在当时大部分人仍与自给式生产离不开关系，且世界也尚未步入大部分生产活动均需昂贵资本商品的时代，新世界人口的锐减、殖民地法令和蓄奴这三项因素合力打造出了一个新型的边陲地区，能够替他地提供愈来愈多的原材料。 同样都是“市场”，有些市场就是比别的市场还重要。新世界的市场就是这个特别重要的例子，因为它提供了日益扩张的母国市场所无缘拥有的东西：新世界和奴隶贸易能在无须动用英国土地的前提下，将其生产的制造品以合理（甚至日益下跌）的价格转化为愈来愈多需要大量土地才能产出的食物与纤维（以及后来的木材）。 于是，对新世界的剥削和对被押到那里工作之非洲人的剥削，除了在前述幽灵地面积的数据里起了重要作用，似乎很可能还在许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把所有指标都纳入考量之后，我们发现这一剥削对于使西欧与旧世界其他核心地区分道扬镳所起的作用，似乎很可能比欧洲依靠自己境内市场、家庭体系等制度所产生的任何据称可以凌驾其他地区的优势，都还要大。 19世纪初期代表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极重要分流时刻。拜先前讨论过的诸多因素之赐，当时的英格兰不致沦为长江三角洲的翻版，而且这两个地方日后差异变得如此之大，让人很难看出它们在相当晚近时还颇为相似。 但即使有这种种改变，英国至少仍得间接倚赖强取豪夺的形式，来支应其在19世纪大增的新世界资源进口物品的大部分开销。事实上，即使在“世界工厂”的声名最盛之际，英国在美洲所卖出的东西也很少足以抹平其从大西洋彼岸进口的数额。 西欧人所享有的优势，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他们在组织探险活动与长期征服上的创新，在打造兼具创业精神与高度强取豪夺性质的制度上的创新，还有受诸多因素影响（从美洲原住民无法抵御天花到新世界白银的大量供应，以及规模同样庞大的中国重新货币化计划）而塑造出的有利于欧洲的全球形势。 除了这些制度，还有好几个全球形势也有利于欧洲势力在新世界的扩张，从风向和风型、疾病抵抗能力上的落差，到欧洲国家间的竞争和中国对白银的需求等，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