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摩的侄儿（狄德罗文集）

18世纪法国作家狄德罗作品。 ​小说以我“哲人”和疯狂音乐家“拉摩侄儿”之间的对话，探讨了一系列问题。对于当时旧贵族大厦将倾，而新遗产阶级还隐忍未发的社会批判就不聊了，老生常谈。当然，每个问题都具有非常强的发散性，这里准备从三个主体进行有限度的探讨和总结。 ​1.理性的暗礁和微光。 ​2.共谋者身份下人的复杂性。 ​3.每个时代总是追问同一个问题。 ​ ​1.理性的暗礁和微光。 ​狄德罗身为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和作家，理性这个主题是无法绕过去的。区别于伏尔泰，卢梭（同样复杂）用理性刺破宗教的信仰蒙蔽谎言，以及“普遍理性人”的倡导，狄德罗发出了更深刻且反叛的声音。 ​“用理性反驳理性，用自主性揭露非自主性” ​从小说人物“拉摩侄儿”进行有限的具体分析。“拉摩侄儿”并非简单的“边缘人”小人物刻画，他充满激情却又满是颓废，满腹才华也同样百无一用，针砭时弊但时常作恶。启蒙思想所倡导的理性是“正典”，他照亮蒙昧，驱散偏见，试图建立一种绝对可靠的工具和人的道德基石。这一点在“拉摩侄儿”对贵族和社会弊端的嘲讽中可见一斑，他并不是一个傻子，疯子，反之，他对宗教，社会，人性的各种看的比我“哲人”还要清楚的多，在两人对话中，时而有对于某个“理性点”的辩论，哲人通常被反问到语塞，这是理性的却步和无言，“拉摩侄儿”用这种敏锐的理性思维，清晰的逻辑和深刻的洞见，剖析了（当时）所处环境的各方面压迫，理性的出发点，或者说哲人们期待的出发点是用理性向善的，但具体到个人，理性的发散路径却逐渐模糊。 ​这种对于美好叙事的破障，表明了理性的工具性和依附性。 理性并不是单纯的美好叙事，其本身只是一个工具，其最终的作用点取决于使用者的目的，处境，和价值观等等。你可以像我“哲人”一样，完全相信理性的美好，对于（当时）一切不平等，不民主，不透明甚至赤裸裸的压迫说拒绝，也可以像“拉摩侄儿”那样用各种手段，算计在权力和利益的决斗场中游刃有余。 所以，虽然狄德罗虽然表面上在和启蒙主流的思想唱反调，实际上还是回归了人作为主体的立足点。无论理性被倡导得多么崇高美好，但离开了具体的人的个体，它什么也不是，抽象的理性最终还是要回归具体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对理性祛魅的效果。 2.共谋者身份下人的复杂性。 在探讨了理性的工具性和依附性基础上，我们尝试更具体，贴近“拉摩侄儿”这个“边缘人”来探究其复杂性。 我们常调侃“要吃饭的嘛”用以委婉的表达对人的生理局限性的屈从。在文中，“拉摩侄儿”以更文学，戏剧化的方式表达了这种退缩。他有极高的音乐天赋，这一点可能继承于他的叔叔拉摩，一位音乐家。但这种可贵的天赋却毫无用处，只能作为糊弄贵族小孩谋得裹腹面包的技艺。同样，他的理性并没有给他带来美好的未来，崇高的思想境界，他是糊涂虫吗？显然不是，对于社会的阶级，蒙昧，等等畸形规则，他看的比谁都清楚，他是清醒的，同样也是痛苦的。“拉摩侄儿”最初的堕落就始于原始的饥饿。 这一点深刻反映了狄德罗的唯物主义立场。他并没有回避基础的物质需求，对个体的根本驱动性。当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无法保障的时候，抽象的理性，崇高的美德会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这本身就阐释了一种异化，人在一定程度上被生存本能奴役。 ​我“哲人”很明显是代表着理性崇高的一面，但面对基本的生存需求缺口会有什么反应？文中问答式的说明，但从“拉摩侄儿”口中表达了一个选择，那就是共谋。 ​基于生存困境下的“拉摩侄儿”没有按照哲人所描述的崇高路径，而是参与了“恶”的共谋。（能单纯的将其批判为恶吗？显然不能，基于生存本能出发，那些行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他在身为贵族门阀下食客的身份下，对贵族（给饭吃的人）大力吹捧，到处收集社会舆论新闻作为取悦主人，开启话题的谈资，他买卖信息，挑拨离间，但有时又突然正义爆发。在主人宴请一位社会新贵的晚会上，他大力揭露了这种虚伪，而过后又在其他贵族和食客的撺掇下和主人重归于好，鞠躬赔笑。（虽然最后还是被赶了出来），我们可能会嗤之以鼻，你吃别人的饭，就不要拆人家的台，这不是吃饱了砸锅，当了彪子还立牌坊吗？正如我们下意识地将其称为彪子，将其污名化，这不是另一种共谋吗？难道那些觥筹交错，商业互吹不是虚伪吗？难道揭露不是崇高吗？但他大声痛斥过后又屈膝认错，是什么？是清醒。 ​“拉摩侄儿”的理性太清醒了，又太痛苦了。如果不是痛苦，他怎么会在卑躬屈膝中突然怒目金刚？如果不是清醒，他又怎么会拥抱真实后又投身污浊？这种理性的未来预设和现实的强大割裂感，形成了他的痛苦，他是的共谋者，也的的确确是个痛苦的共谋者。 ​这种一边挥刀砍向自己，又一边舔舐伤口的矛盾性暴露了“拉摩侄儿”的“被迫务实”和“伪装的自主”。 因人的生理局限性而被迫务实，但“清醒”的价值观很明白，这种务实是扭曲的，它需要一个自我合理化的解释，对谁？对内心。 ​如果承认这种被迫，或者，首先承认自己的被迫，那么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是无助的受害者，这是一种充满无力感和屈辱感的标签。为了逃避这种心理压力，精神上的痛苦，个体必须找一个理由将自身非正当，非自愿的行为合理化，即将被迫屈从解释为一种“自愿选择”，这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拉摩侄儿”的表现很清晰的阐释了这种伪自由。他明白一切的不合理性，清楚来自各方面的阶级压迫，他是被迫的吗？你问他，他回答你不是，是我自愿的，我比他们那些低着头的清醒多了（暗含等级），我是清醒的游戏者，我是真小人，比他们些伪君子好多啦。 但如果真的自愿，又为何会痛苦呢？ “拉摩侄儿”的悲剧性正是在于无法逃避的清醒和无法摆脱的困境。清醒无法给他带来真实的解脱和出路，这份清醒只能让其更加割裂，一方面表面的自己更加麻木，一方面内在的自己唾弃表面的自己。形成了一种类似现代犬儒主义的认知导向，我是一只鸵鸟，我把头埋在泥土里，那就看不见自己的绝望处境，尽管我已身陷囹圄。 这种“伪自愿”叙事是非常脆弱的，在文中“拉摩侄儿”有时候会突然的唱歌或者做出夸张的举动，其内在是矛盾撕裂的无所适从，其实这里也许也有发散性的解释，那就是狄德罗自己作为当时百科全书的主要编撰者之一，他深谙哲学，医学等，“拉摩侄儿”这种夸张的近乎疯狂的举动，在某种层面上也是对近现代心理疾病的前瞻。 回归主题。“拉摩侄儿”所表现的务实和深层的“伪自愿”实际上是强大生存压力下的被迫屈从，是结构性压迫下个体的自我规训，这种病态现实和理想预设之间的鸿沟是无法弥合的，个体在异化社会中的精神困境，给予了个体没有选择的选择，我自愿赴死，但让我再回头看一看自己。 ​ 3.每个时代总是追问同一个问题。 ​之所以对于狄德罗小说中批判当时社会这种观点瘪瘪嘴，因为有太多的小说，社会学书籍已经对输出了太多，形成了审美（批判）疲劳，我们已经不在启蒙时代，再牵强附会的，仿佛自己是哪个被贵族踩着头撒尿的受害者一般的痛声疾呼，只会惹人生厌。 ​但一切变了吗？我们对狄德罗时代的批判嗤不甚了了，却对我们当前时代的异化批判津津乐道，变了吗？从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很抱歉用这种西方中心论的词语限定，在一定程度上，西方的确完成了科学认知的系统性总结，并以理性和科学性作为宣传单散发到全世界）以来，就清醒的认识到阶级压迫，个体的异化，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之间的抉择，为何几百年（或许应该上升到千年，只是没有可观察的文献详细记载），几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人们对这种本来就存在矛盾无法释怀，依旧一代又一追寻本质，然后幻灭，清醒和痛苦常伴左右。 ​这是一种基于本体性困境的矛盾。 ​我们变了吗？马车变成飞机，冰块变成空调（谢谢救命之恩），贵族被推上了断头台。但任何社会权利结构形态都具有复制性，并倾向于巩固自身，通过制度，意识将个体工具化，这是不变的“底层”（能说底层吗？怀疑主义的诘问，自保，哈哈，这何尝不是一种本体安全感缺失的体现。）运行框架。 ​贵族的天赋权力被资本代替，个体被“解放”出来成为了一名劳动力，权力叙事被资本叙事代替，并且升起了“自由”的旗帜。正如萨特所言“人被判自由”。在瓦解封建王朝传统束缚之后，个体的自我构建责任全部抛给了个体，这是自由，但压迫依旧存在。结构性暴力在个体的自我构建中被内化成了自由选择。 ​我是自由的，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一切，这种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基于现实困境，个体别无选择。“拉摩侄儿”的确是启蒙时期塑造的边缘人，但为何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部分自己？难道还有贵族？难道还有上帝？难道还有断头台和巴士底狱？ ​可见的物理的局限，已经深刻并隐匿在社会结构，经济安排，文化规训中。真的充满选择吗？将绝无选择的境遇自洽成自我选择的自由，是个体维持生命尊严的最后防线。结构性暴力剥夺了全部的话语权，定义了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崇高，什么是自由。只有按照他的规定，才能得到喘息，前提是你是否清醒，清醒又有什么用？无非是加重自身的痛苦，正如《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所言，最大的痛苦就是看见了双水村之外的世界。 面对结构性压迫，我们都是“拉摩侄儿”，都是共谋者，至少是一定程度的共谋。当然，我们也自主性的为自己的行为合理性包装，因为我们是生物啊，我们是唯物主义的战士，我们要吃饭！割裂无法释怀，只能隐藏，你，我，愿意付出直视本质的代价吗？最后，还是引用萨特的话。 “我们被判自由”

现代犬儒主义研究的经典文本《拉摩的侄儿》，虽然是法国思想作品，但一直在德国被研究，比如黑格尔，马克思，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有大段论述这本作品，精神的自我异化章节多次引用，所以也来看看这本小说 那为什么《拉摩的侄儿》说是现代犬儒的经典研究对象？ 首先，狄德罗塑造的人物拉摩的侄儿是这样一个角色：出身低贱，无所事事，一方面受到上流社会的侮辱和做贱，另一方面，他又直率地对上流资产阶级社会的无耻与虚伪嬉笑怒骂，可能有人说有点像阿Q，但这两个人是很不同的，阿Q是受到侮辱的时候则是转嫁痛苦，欺辱更弱者，并且阿Q每时每刻都有自己精明的谋算，最后机关算尽反送了卿卿性命。但狄德罗借拉摩的侄儿之口却揭示了社会中道德所处的矛盾境况：“你要记得，关于像道德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题目，没有任何绝对地一般地真或假的东西，除非你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利益而决定是怎样：好或坏，聪明或傻，可敬或可笑，正直或邪恶。如果德行偶然可以致富，那么或者我就是有德行的……我叫做德行的东西你叫做邪恶，而我叫做邪恶的东西你却叫做德行。” 所以，在这里，狄德罗和鲁迅是不同的，鲁迅更像是国民个性的一种白描，而虽然侄儿和阿Q都有自我的分裂，但狄德罗看到了资产阶级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环境是如何制造了社会心理的特征和意识的分裂状况，而这正是《拉摩的侄儿》的石破天惊之处，也是犬儒心理的精准洞察 所以，在拉摩的侄儿身上，犬儒自欺这从根本上讲就是精神的自我异化体现，用马克思的话说，其实拉莫的侄儿所描绘的正是资产阶级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意识形态危机，因为资产阶级所赖以确定自身价值的财富，在现实的运动中不仅无法证明自身价值体系的必然合法性，反而构成了这一价值观体系瓦解的原因。因为财富所确立的高贵意识施舍他人，比如通过剥削施舍，其实获得的是一个异己的自我，这个异己的自我在阿谀之下产生傲慢放肆的态度，这本小说也有提及相关段落，与此同时，又造成了这个异己自我内心的激烈反抗，所以说最后，资本所面临的是一种最内心的空虚，“它感觉在这个无底深渊中一切依据一切实体都消失的荡然无存，它看到在这个无底深渊中所唯一仅有的只是一种卑鄙下流的事物，一种嬉笑怒骂的游戏，一种随心所欲的发作。它的精神只落得是完全无本质的意见，是精神丧失后遗留下来的躯壳。”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里的话说，拉摩的侄儿，正是这个财富制造出的“异己的自我”，而拉摩所体现出的精神也正是这种一切价值被夷平后的撕裂状态。这就是现代犬儒经典文本体现的深刻思考，也正由于精神的自我分裂，精神所述说的有关它自己本身的那种话语，其内容，是一切现实的颠倒，是对它自己和对于别人的普遍欺骗，而正因为内容是普遍的欺骗，造成这种述说自欺欺人的谎言，那种恬不知耻，乃是最大的真理 到了马克思阶段，拉摩侄儿更是发挥到了“正是资本的运动导致了精神价值的虚无”，这种虚无性正是撕裂自我的的动因，让自我欺骗成了最大的真理，可以说，从社会现实结构去解释犬儒自欺，正是狄德罗给与的最有力启示

这本书是看《疯癫与文明》的时候，福柯提到的一个案例，找来发现很短小，姑且一读。 福柯在书中说：“18世纪的人可能并没有从拉摩的侄子身上认出自己，但是他在‘我’中完全表现出来。‘我’是拉摩的侄子的对话者，类似一个‘参展者’，感到有趣但沉默寡言，而内心则充满焦虑；因为这是自大禁闭以来疯人第一次成为一个社会的人，第一次有人与他交谈，而且受到询问。非理性再次作为一个种类出来了，虽然这个种类的数目不大，但毕竟出现了，而且慢慢地恢复了它在所熟悉的社会环境中的地位。” 《疯癫与文明》研究“疯癫”，而拉摩的侄儿就是疯癫的一个典型代表。“我”认为他是最为稀奇古怪的人物，是各种对立面如高尚/卑下、理智/不理智的混合物。他身上存在着一种天生的优秀品质，他并不因此而感到骄傲或荣耀；当他同样表露出人性中的恶劣品质时，他也不会因此而感到羞耻或惭愧。 拉摩是文学作品中一类奇特的人物，这正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 他以超过常人的聪慧，洞悉了社会上的一切“道德”“潮流”和“准则”，他乐于“随大流”，否则就会变成别人口中的怪物和笨蛋。他从事不符合道德准则的行为——这往往在社会上、生活中风行——以避免成为假惺惺的伪君子。 他发现这个社会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他努力于其中顺流而下。 他对一切都没有信心，没有祖国——地球上只存在着暴君和奴隶；没有朋友——因为这些人到头来都会变成忘恩负义者；没有所谓职业——因为人们进行一切都只是为了发财致富；不必关心教育的问题，所以也不必谈论履行义务，履行义务只会招来妒忌、烦恼和迫害。正确的方式应当是阿谀奉承：“拜访大人物，研究他们的所好，顺乎他们的心血来潮，为他们的恶习效劳，赞同他们的不义，这才是窍门”。 拉摩太坦率了，坦率得尽管在人们看来他三观不正、道德观扭曲，也还是让人带点欣赏。 “我的思想圆滑，像皮球；性格直爽，像柳枝。只要诚实对我有好处，我从不虚假；只有虚假对我有好处，我就绝不诚实。我怎么想就怎么说。如果合乎情理，那再好不过；如果不得体，反正人家也不在意。” 拉摩所设想的在富裕时候要过上的那种生活，正是现在富裕的人们过着的生活。而像“我”这样的人，我们的幸福意味着一种浪漫精神，“不同寻常的心灵，不同寻常的趣味”，“我”这一类人在拉摩的眼中无非是在用美德来粉饰自己的一种怪癖——这被称为明理、旷达。 这本书中在讲述“我”和拉摩的对谈，理智对疯癫的质询，非理性对社会的回答。 拉摩与其他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他的优点连同他的恶习，他都敞开了给大家看，并不避讳，并不自惭，他不是伪君子。 “与那些人相比，他并不更可恶，当然也不比他们好。他只是更直爽，更前后一贯而已，有时则堕落得更深。”

干巴冗长对话看得人丧失耐心，矛盾分裂还不如老陀地下室人可能有点太表演型人看不出哲学思辨在哪开口就是所谓辩证的见解金句（当然可以说是故意设计的反传统清醒的疯子。嗯疯癫者才是真文明人，文明是虚伪的理性，癫狂与理性是共存的这很福柯）。感觉像对社会和自我有洞察和思考但迫不及待想让全世界知道他的深刻思想的愤世嫉俗分裂中年男。是很真实的一个矛盾体形象只是不喜欢太直接的借人物之口批判社会的风格。 ◆ 这个人便是一位最稀奇古怪的人物。他是高尚和卑下、理智和不理智的混合物。 ◆ 如果这人世间的一切都完美无缺，就等于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无缺的了。 ◆ 在我看来，最好的秩序，乃是必须我在其中的秩序；如果我不在其中，再完美无缺的世界，也是见鬼！我觉得，存在，甚至做一个话不得体的空想家，也总比不存在强。 ◆卑鄙！请问，为什么卑鄙？在我这种地位的人当中，这乃是司空见惯的事。别人那么干，我也那么干，我一点也不卑鄙。这些做法又不是我发明的，相反，若是不随大流，我倒成了怪物和笨蛋了。他们人人嘴上津津乐道什么道德准则，但是没有一个人身体力行。在这些事情上，你如果按照某些道德准则办，就会发现，原来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 ◆ 我一直以为，这些品质，如果在自己身上，人们要么将其遮掩起来，要么找出些理由原谅自己；如果在别人身上，人们则会嗤之以鼻。 ◆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本质上是什么，见他的鬼！一般来说，我的思想圆滑，像皮球；性格直爽，像柳枝。只要诚实对我有好处，我从不虚假；只要虚假对我有好处，我就绝不诚实。 ◆ 谁不像我们这么愚蠢，我们就绝不承认他有天才。 ◆ 所以，他们读了书，并没有使自己变得比我更高尚。他们不想显得滑稽可笑，却仍然滑稽可笑。而我，是只有当我想显得滑稽可笑时才滑稽可笑，而且要远远地将他们拋在后面。

十月的时候看了四十分钟，一点没看下去，等到十二月了没想到津津有味地看完了。的确是有点《项狄传》那味，幽默风趣的对谈，我没想到狄德罗是这么有趣的人，和伏尔泰大相径庭。不过，对待女性的看法还是很有时代局限性。单将《拉摩的侄儿》真的好跨时代，即便是现在去看，仍然不觉得落后。一样的情况，经过了时代的变迁，变化的是读书者的思考，而问题还是几百年前狄德罗提出的问题和质疑。街溜子拉摩甚至更多的说出了社会实践中的真谛(也可以说潜规则)，而哲学家我则是一直秉承着“理性”去思考和回应。这两种方式产生出的来的对话，刚好可以让读者自己思考，很厉害的书。

拉摩的侄儿在某些层面上很像莫里哀《恨世者》（又译《愤世嫉俗》）中的主角阿尔塞斯特：他们都看到了社会中的恶，上层阶级的虚伪，交谊的无意义。 但二者对恶的选择却截然不同。拉摩选择沉沦，选择跟随恶的社会风气，原文中的“我”评论道，他不比别人好多少，只是比别人坦诚。阿尔塞斯特则成为一个愤世嫉俗者，猛烈而直言不讳地抨击他看不惯的一切虚伪——但这是因为他有资本这么做。阿尔塞斯特身为贵族，衣食无忧，不用为生计发愁，他不用虚伪地奉承、交谊便能生存，但拉摩不行。拉摩就是一个依附于别人而生存的小丑，作贱自己、吹捧主人来营生，他同样看透了社会的恶，只是他没有资本不去同流合污。 巧合的是，文中拉摩也提到了莫里哀的两部代表喜剧：《吝啬鬼》与《伪君子》，莫里哀的写作本意是讽刺这两类人，让现实中的阿尔巴贡与达尔杜弗越来越少，但拉摩却想：我要吸取教训，吝啬虚伪的一面千万不要暴露在人的面前。 通篇与恶共舞的拉摩，却在结尾问“我”：“我总是这样子，改不了了，是不是？”而“我”答：“唉，可惜，是这样。” 面对朋友时对自身的恶的坦诚，看待自己与社会泥潭的清醒，总让人把批判的眼光越过了复杂的拉摩，指向了孕育出他这朵恶之花的社会。

综此二篇，狄德罗之才，辩而不浮，锐而不躁；其识也，通于人性，达于世情。敷辞扬榷，尽写尘寰百态；鉴微察隐，深明世道人心。四海异域，千里同心；百代递嬗，人情如一。世态万变，利害之趋不改；人事迭更，真伪之理常存。读其书，知其言，明其志，足以醒迷祛惑，观己观人。斯诚不朽之作，跨域越时，永为世鉴也。 如梦令 识破人间机巧， 道尽世情凉峭。 一编醒群心， 千古同堪凭吊。 休笑，休笑， 真妄从来难料。

2026年第27本。狄德罗笔下的这位音乐家的侄儿，既是社会边缘的寄生虫，又是戳穿一切伪装的清醒者。他毫无廉耻地展示自己，却又在自我贬低中暗藏对所有“正人君子”的嘲讽。这个“高尚和卑下、理智和不理智的混合物”，至今仍是审视人性复杂性的绝佳标本。对于中年人而言，《拉摩的侄儿》最扎心的触动，可能在于主角身上那种清醒的堕落感。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卑劣与寄生，恰恰撕开了中年人深藏的矛盾——我们鄙视规则，却又依赖规则；看穿虚伪，却靠虚伪生存。当主人公在堕落中保留着一份清醒的自嘲，许多中年人会看到自己：不再相信纯粹的理想，也无法彻底放弃底线，就在这不上不下的夹缝里，挣扎着维持平衡。“在我看来，最好的秩序，乃是必须我在其中的秩序；如果我不在其中，再完美无缺的世界，也是见鬼！我觉得，存在，甚至做一个话不得体的空想家，也总比不存在强。”

在桑内特的《匠人》中结识的这本书： “能动性确实是好的，但主动追求把事情做好，却发现你做不到，这会腐蚀你对自己的感觉。 我们的先辈对这个问题往往视而不见。进步的18世纪极力宣扬“任人唯才”的各种好处——向上社会流动的合法基础是才华，而不是祖荫。这个教条的推崇者急于摧毁世袭的特权，很容易忽略才能竞争中那些失败者的命运。狄德罗则独具慧眼，无论是在早期的作品里，还是在诸如《拉摩的侄儿》和《宿命论者雅克》等成熟之作中，他都关注了这些失败者；在这些著作里，导致主人公陷入悲惨境地的，往往不是出身低微或者时运不济，而是才华的欠缺。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必须主动去参与竞争。狄德罗曾在一封信里说，只有富人才有愚蠢的资格；对其他人来说，能力是必需品，而非可有可无的东西。于是才华日益显得重要。悲剧大概就是这样的，但在狄德罗的作品里，失败者也能获得某些东西。失败会让他们变得温和；它能让这些人学会基本的谦虚，只不过这种品德是经过很大的痛苦才得到的。”

《拉摩的侄儿》是“狄德罗作品集”第二卷，收录《拉摩的侄儿》和《这不是故事》两篇。《拉摩的侄儿》是一部长篇对话体哲理小说，创作于 1761—1762 年间，但在作者生前并未发表。1805 年，歌德将其翻译到德国，但直到 1821 年，根据狄德罗自己的手稿整理的《拉摩的侄儿》才首次在法国出版。《拉摩的侄儿》是一场对话，也是一场争论。谈话的一方“我”是代表普世价值的哲学家，另一方是音乐家拉摩的侄儿，一个穷困潦倒的青年。两人在咖啡馆遇到，攀谈起来，你来我往，越争越激烈，言语间充满了嬉笑怒骂、嘲讽思辨，被恩格斯誉为“辩证法的杰作”。《这不是故事》是一则短篇，1773 年发表在《文学通讯》上，讲述了两个爱情小故事。  ——摘录自《单向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