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雅中国史八讲

广义地说，教育可以被分成两个部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1945年。 　　八十年代组建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甘阳说：“我们应该很老实地承认，当代的中国人，对中国文明传统未必就比外国人了解得更多，说不定反而偏见更多从而更肤浅。现在西方和美国一流大学的本科生选修中国文明课程非常普遍，哈佛最热的全校本科生课程之一就是“中国古代文明”，每年上千人选修。很可能现在西方精英大学的本科生要比我们中国的本科生对中国文明传统读得更多。” 　　中国文化起源、国家起源如何理解？如何看待秦汉？相比于秦汉的行政官僚，如何理解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如何看待大唐的兴衰？如何看待所谓“积贫积弱”的宋朝？如何理解明代以后的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化改变？如何理解清朝的“大一统”？带着这些关于中国文明的问题，我翻开了眼前的这本《新雅中国史八讲》。 一　　如何理解中国文化起源？ 　　孙庆伟援引苏秉琦所提出的“满天星斗”一说以及“华族”来历来进行讲解：“以华山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脱颖而出，标志着华族的诞生，庙底沟彩陶所流行的玫瑰花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是尊称，以区别于其他族群，是高人一等的具体表现。华山玫瑰—陶寺磬鼓—夏商周及晋文公一脉相承，构成了中国文化总根系的直根系”，因而在满天星斗的史前文明中，以中原腹心地带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陶寺文化最为光彩夺目。 　　费孝通也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它在文明曙光时期，即从新石器时期发展到青铜器时期，已经在黄河中游形成它的前身华夏集团，在夏、商、周三代从东方和西方吸收新的成分，经春秋战国的逐步融合，到秦统一了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平原地带。汉承秦业，在多元的基础上统一成为汉族。” 　　同时，孙庆伟也不无遗憾地提到，把“最早的中国”追溯到黄帝时代的文化暂时还无法得到考古学的支持。就目前材料而言，中原腹心地带这一时期缺乏诸如良渚古城、红山祭坛这类能够代表文明高度的标志性遗存，从考古材料上看，此时的中原丝毫看不出“中国气象”来。在中原地区寻找“黄帝时代”超大型遗址和代表文明高度的标志性遗存应该是未来考古工作的一个重点任务。 二　　如何看待秦汉时代？ 　　侯旭东显然同意赵翼、钱穆的说法。赵翼（1727—1814）是乾嘉时期很有名的学者，他说：盖秦、汉同为天地一大变局。赵翼认为秦汉时期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钱穆讲：“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前后仅十五年。然开后世一统之局，定郡县之制。其设官定律，均为汉所因袭。其在政治上之设施，关系可谓极大。……对于文教上之影响，亦复匪浅。……物质上之种种建设，亦至伟大。” 　　秦汉是中国的奠基时代，从诸侯争霸到统一王朝，奠定了两千年的基本制度格局；这个时代孕育出了皇帝制度、等级官僚制、郡县乡里制；以这个时代为起点，确立了农耕为本的方针、耕织结合与重农抑商的传统；强调思想统一，儒家制度化。 三　　如何理解田余庆教授提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变态”与“回归”？ 　　阎步克教授从他的老师田余庆教授的《东晋门阀政治》提出的“门阀政治”出发，分析了田余庆教授关于魏晋以来社会体制的“变态”的说法，以及其后政治文化上出现的“回归”的现象。 　　田余庆教授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把“门阀政治”概念用于东晋。“门阀政治”的要点有二：一是“皇帝垂拱”，二是“门阀当权”。所谓“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便是南朝皇权重振后人们反观东晋的观感。周代实行世卿制，而到了魏晋南北朝，“卿门有卿”再度出现，一定程度上，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就是周代贵族政治的历史回潮。门阀子弟“平流进取，坐至公卿”。“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人一生下来就有贵有贱，生于士族就高贵，就可以做高官；生于寒门就很下贱，就只能做小官，甚至连官都做不了。士人、庶人之间有一道鸿沟。 　　田余庆先生认为，相对于秦汉而言，魏晋以来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政治社会体制的“变态”。政治势力方面，出现了由行政官僚到门阀士族的“变态”；在政治制度方面，出现了九品中正制等“变态”；在政治文化上，出现了“由儒入玄”的“变态”。 　　进入南朝，若干“回归”的迹象出现了。东晋末刘裕作为北府兵将领创建刘宋，皇权随即有重振之势，不再与门阀“共天下”了，门阀政治告终。南朝皇帝“主威独运，空置百司，权不外假”，恢复了对诸行政机构的有效支配；随后还采用了“武将执兵柄”“寒门掌机要”“皇子镇要藩”等多项措施来保障、强化皇权。政治文化上也出现了“回归”。汉代重经学，而魏晋南朝玄风大盛。北朝恪守汉代经学，用经学治国，对这样一点，钱穆特别赞赏，还把北朝之政治复兴归功于华夏儒学。依其所说，魏晋江左之玄风看上去是个“另类”，北朝崇儒反倒是上承两汉、下启隋唐的。 四　　如何看待大唐的兴衰? 　　张国刚分析了唐朝前期鼎盛的制度红利原因，中期的盛世危机的表现，以及唐后期政治不稳定所带来的改革困境。 　　宋、元、明、清都有胜过唐的地方，但是唐的鼎盛有一种横向比较的优势，即同一时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不如唐。8世纪的东法兰克福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是两三百万。直到16世纪，哥伦布以后百余年，地中海地区的人口才五六千万。8世纪的北非人口300万，印度处于分裂状态，阿拉伯世界才开始扩张。而当时日本与朝鲜也都是人口寡少的小国，刚从唐朝学会创立自己的文字。在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人口就是生产力。唐玄宗时期人口繁盛，反映了当时中国总的经济实力是独步世界的。 　　唐朝前期的鼎盛，就制度红利而言，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大分裂期间有很多新的制度出现，这些制度在隋朝没有充分发挥其效果，到了唐朝才显现出来，突出表现在兵役制度、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科举制度等方面。 　　盛世的危机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制度方面的问题。一是土地兼并的问题又出现了。二是逃户问题。三是人口变化带来的兵制问题。开元二十五年（737），边军体制也进行了改革，配置了长征健儿名额，规定凡兵士家属随军者，可就近分配土地屋宅，以使其安心在边疆服役。这一规定最适合于那些不习惯于农业生产的游牧民族，包括大量来自中亚地区的突厥化粟特人。天宝年间沿边八大军区（节度使）中，多数统帅由胡族首领担任。安禄山身兼范阳、河东、卢龙（在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及河南、山东部分地区）三镇的节度使，拥兵20万，成为唐朝立国以来最有势力的军将。大家想想看，常年卫戍京师的军队只有8万人，而边疆统帅手中的军队却有49万（其中安禄山就掌握20万），是朝廷直接掌控军队的六倍。在帝国体制之下，均势失衡而形成所谓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潜伏的危险显而易见。 　　唐后期则深陷改革困境，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不稳定。唐肃宗、唐代宗时，安史之乱平定，形成初步的稳定局面。不久吐蕃进犯，唐代宗第二次被赶出长安，所以他一心要稳定，对河北问题就采取绥靖态度。德宗、顺宗和宪宗是想好好改革的，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每次改革都以失败收场。 五　　如何看待“积贫积弱”的宋朝的政治文化？ 　　邓小南带来了学术界对于宋朝更为多元化的看法，即在批评“弱宋”的同时，也会谈到“风雅宋”乃至“盛宋”。 　　宋代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王朝，在它北边始终有一些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和它同时存在。李治安老师指出的，可以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跟宋朝先后并存的有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党项民族建立的西夏、女真民族建立的金，以及蒙古民族建立的大蒙古国，也就是后来的元朝。 　　但从文化发展角度而言，宋朝却取得了辉煌的发展。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写过一部《中国文学史》，钱锺书先生执笔宋代部分，他在里面讲道：“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朝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也就是说，不管哪一脉络的学术传承，宋代都处于承上启下的历史关节点上。陈寅恪先生也说：“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于上乘”（“六朝”是指六个前后相继在南京——当时称作建业、建康——建都的王朝；“天水一代”即指宋代，天水是赵姓的郡望——尽管赵匡胤籍贯在河北涿郡）。 　　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期，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不是古代史上国势强劲的时期。但它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六　　如何看待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朝？ 　　姚大力澄清了蒙古帝国和元王朝的区别，并着重强调了元统一中国的历史意义。 　　从公元1000年以后直到清亡的将近千年里，只有元和清两个王朝才真正把亚洲内陆边疆完整地括入中国国土。上述两个王朝分别由蒙古族和满族建立，这绝非出于偶然。 　　从汉唐等帝国边疆发展起来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它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成熟、发达于清。这个秘密最早是被雍正皇帝一语道破的。他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本朝。”他所说的“中国”是“小中国”，而我们今天继承的中国，则包括了由秦最先统一的小中国，再加上由元代统一而为清朝所巩固的塞外中国部分（也就是拉铁摩尔讲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明朝推翻蒙古人统治，在钱穆看来是“中华重光”。但当时人认为不过是寻常的改朝换代而已。朱元璋造反时声称“驱除鞑虏”，成功后却说：“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与朕何预？”他连元朝被他推翻的事实都不想承认，只说元是亡于群雄，他再从“群雄”或“群盗”手里夺得天下。可见他并不否认元朝统治的合法性。 　　姚大力明确指出：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把单一民族国家看作现代国家典型形态的民族主义旧观念，早已在全球范围的政治实践中得到纠正。对于用已经过时的民族主义眼光去看待尚不存在民族主义的传统时期中国史的非历史主义态度，我们需要保持警惕。 七　　如何理解明代以后的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化改变？ 　　刘志伟带来的思路是：一条鞭法施行以后，田赋的缴纳以银子为主体，打破了二三千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自此，百姓与政府之间由王朝编户转变成为纳税人与国家的关系。 　　刘志伟的思路来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大学经济系一位研究生发表的论文。1936年，梁方仲以中国田赋史为课题做毕业论文，提出中国现代田赋制度是从以白银为征收手段的一条鞭法开始的，并把赋税普遍用银缴纳同当时社会经济的一系列转变联系起来。论文开头提出：“从公元16世纪开始，我国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开始施行的一条鞭法，为田赋史上一绝大枢纽。它的设立，可以说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自从一条鞭法施行以后，田赋的缴纳才以银子为主体，打破二三千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 　　梁方仲的这一论断，引起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办者费正清教授的重视。费正清指出：“这部专论（即梁方仲先生题为《一条鞭法》的论著）对于任何有关近代中国货币经济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背景价值。” 　　明朝的自下而上变革的一条鞭法，形成了以白银为基本核算和支付手段的新财政体制，改变赋役摊派的对象和征收办法。这一转变的意义不在于调整赋税负担的轻重，而在于使既成的社会事实整齐划一。 八　　如何理解清朝的“大一统”？ 　　杨念群认为，清朝和前朝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统治格局，这种统治格局及其实践不仅表现在国家或地方的“治理”层面，而且在“正统性”的构造等方面也有崭新的建树。 　　清朝统治有别于前朝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实现了有史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这个“大一统”局面究竟实现到了什么程度？主要就表现在对边疆地区的实际控制和治理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清朝以前的各朝代都实现不了大一统的局面，但清朝却做到了。杨念群认为核心问题是以往的朝代无法处理好作为核心的“中国”族群与处于边缘的“夷狄”族群之间的关系，历朝历代总是陷入无休无止的“夷夏之辨”，汉人也经常与周边异族发生战争。比如说，汉代与匈奴，唐朝与鲜卑，宋、明与蒙古、女真，都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尤其是宋朝，领土越打越小，从北宋开始就和辽人缠斗不休，南宋又跟金人打得昏天黑地，最后被赶到了东南比较狭小的地区。 　　在如何建立其“正统性”方面实施的是“二元统治”模式，它一方面会继承内地的汉人文化传统，通过弘扬儒家道统礼仪的方式进行统治；同时满洲皇帝又尊崇藏传佛教，在蒙古和西藏等藩部地区实施其宗教化的治理策略，因此，满人的统治格局明显存在内外之别。 九　　阅读这本《新雅中国史八讲》，处处能感受到中国的历史学界对于国外尤其是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成果的重视。基本上每位教授的讲座的“课前必读”或“选读”书目里都有日本学者的专著，这其中，甘阳则直接指定刘俊文主编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和21世纪初出版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作为必读书目。 　　讲座中引用到的日本学者的论著的内容更多。 　　侯旭东介绍秦汉时，引用了日本学者的论断： 　　日本学者西嶋定生认为，日本国家的形成就是对秦汉的模仿。 　　阎步克介绍魏晋南北朝时介绍了日本学者日内藤湖南的“三段论”： 　　日本的内藤湖南原是搞新闻的，四十多岁时对东洋史发生兴趣。他参考西欧的古代、中世纪与近代，把“三段论”转用于中国史：一是东汉以前，相当于西方的古代社会；二是六朝隋唐，这是中国的中世纪；三是宋以后。 　　也介绍了日本学者的唯物史观： 　　“二战”后很多日本学者对侵华战争进行反思，由此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开创了东京学派的前田直典采用唯物史观，认为唐以前是奴隶制，宋以后是封建制。 　　邓小南则对日本学者进行历史研究时提出的框架的概括很感兴趣： 　　日本京都大学内藤湖南教授在上个世纪初提出的“唐宋变革说”。日本学者历来非常注重研究框架的概括，比较著名的像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体”、森正夫的“地域社会论”、滨下武志的“朝贡体系”，以及沟口雄三对于思想结构内在“基体”的讨论等。 十　　《新雅中国史八讲》是新雅学院通识课程配套讲义。 　　1945年发布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指出：“广义地说，教育可以被分成两个部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而专业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所需要的能力”。两者不可割裂，共同构成高等教育的目的。哈佛大学的这一思想被国际高等教育界普遍接受，成为20世纪后半叶全球大学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 　　哈佛委员会明确提出：“教育的要务不是使少数幸运的年轻绅士学会欣赏‘美好生活’。它是要将自由的和人文的传统灌输到我们整个教育系统之中。”由此，开始了通识教育改革。 　　哈佛通识课程里有不少人文类课程，由这里所列的1996年哈佛大学通识课课程可见一斑：《伊斯兰国家的宗教与文化》、《法国社会的讽刺幽默》、《1850年以来的现代非洲》、《20世纪的科学与社会》、《十字军东征以来的中东和欧洲：关系与洞察》、《中世纪的骑士浪漫》、《悲剧与人类冲突》、《中世纪法庭》、《现代主义与极端主义》、《孔子的人本主义：自我修习与道德共享》…… 十一　　2017年，时年65岁的甘阳履新清华新雅书院院长。伴随他一起来到新雅书院的，还有他一直以来的希望：将中国史或中国文明史作为最基本核心课程引入大学通识教育。新雅开设的这门中国史课程，邀请孙庆伟、侯旭东、阎步克、张国刚、邓小南、姚大力、刘志伟和杨念群等学者，举行了八位讲座，分别对中国大的历史时期发展进程进行分析。以八位学者的讲座内容为底稿，《新雅中国史八讲》于2020年11月出版。 　　2021年9月，新雅书院新生入院。迎接他们的，是院方为新生准备的人手一本的《新雅中国史八讲》，以及院方的一则学生须知：所有课程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以这本书的八讲内容、课程的八次讲座为起点，他们将阅读大量的参考书籍，逐步形成自己的阅读书目以作为培养自学能力的基本环节。

2023·05 新雅中国史八讲 甘阳主编这本书脱胎于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的公开课程，围绕中华文明史的主题，以朝代为分界线，八位名家深入浅出，既综合了各方观点，也提出了启发性的问题。 第一讲：夏商周中古时期的中国文明 开天辟地 中国文明的起源，主流的说法是始于夏商周。 夏朝因为没有考古实据，至今仍是传说（文字记载）为主，由此也生出“疑古派”的各种猜测假说。因为双方都可以说： “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明，假设终究是个假设，完全成了一种预设立场而没有具体学术实践。” 所以孙庆伟教授教导学生： “对历史要有起码的尊重，切忌武断，要“拿证据来”，光有“疑古”态度和立场是不够的。” 夏鼐提出了城市、 文字和金属冶炼“文明三要素”的评定原则。 苏秉琦教授和严文明教授依照现有考古实据，分成了：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甘青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和江浙文化区。 经过“裂变，撞击，融合”三个模式，中原文化核心向周边传递，并吸纳其他文明的发展成果。中华文明的发展，既是满天星斗，又是多重花瓣。 第二讲：秦汉 奠基时代，影响至今 想不到吧，秦始皇是个阅读狂人，据说他每天要读30万字，即使是巡游在外，也是批阅不停。这个除了说明皇帝的活不好当之外，也证明自秦而始，律令传递（反馈）的频密程度。 无数历史学家都认同：秦始皇“车同轨 书同文 行同伦”的措施，是中央集权制的奠基。 具体他又是如何做到，并达到了什么效果呢？ 官僚制以及律令(律是司法，令是行政)是统治框架，同时把老百姓塑造成农民也很重要，唯有如此，才能最高效的调动整体力量，保持备战状态。秦朝能在短时间内吞并六国，始自于此。 但“兵动则地广，并休而国富”，这也是消耗过大，而积累不深的结果。 回顾秦朝统治的框架设计，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主者守文，大臣释滞，人主权断，对应着法，理，情。理想状态，也是中古时代“以德服人”的进化版。 第三讲：魏晋南北朝的“变态”特征 魏晋南北朝因为“王与马，共天下”，而常被视为门阀贵族参政的高峰，皇权专制由此转为“变态”，但不是不存在。 第一是选拔官员的九品中正制，就锁死了参政的人群：官僚家族，文化士族和乡里豪强，是一个“按爹分配”的社会。 第二稳定下来的国家政局，利益集团政治影响和利益趋向是同步进行的 第三没有武功加持，文化士族出不了皇帝；东晋特殊的兵荒马乱局面，皇帝也必须依靠大门阀贵族的支持（出钱出人出力），才能坐上宝座。 有个政治的臆想，魏晋南北朝发展下去，会产生罗马贵族院式的民主共和吗？ “两千多年来，中国发生了无数巨变，但是‘行政力量支配社会’这一特性从未改变。专制政治具有巨大的适应能力，不仅可以适应农业经济，也可以适应工业经济，不仅可以适应计划机制，也可以适应市场机制，甚至也可以适应全球化。……中国的政治文化似乎与民主无缘”By 康晓光 从上来看：专制政治的惯性力量还是太大了，而且参与的基础也太集中（薄弱），无论农业经济还是工业经济，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李银河有言：“我们最可能拥有的，就是历史和文化中曾拥有的；最不可能拥有的，就是历史和文化中没有的。 魏晋风流是文人常做的梦，但细想想，还是算了。 第四讲：大唐的鼎盛与衰颓 大唐的鼎盛与衰颓，是始于皇室的胡风基因，包容心态，但也终于胡汉一体的结构性，制度性和人事上的循环死结。 “唐朝后期，“国家能力”出了问题。所谓“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贯彻国家意志的濡化能力、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各阶层利益的整合能力。唐后期缺乏这样的能力。” 为什么一个世界性帝国，反而不能稳固自己的中央大集权“国家能力”？ 从人才基础上，科举产生文化人才，却没有治理人才，李白，杜甫这些旷世奇才，在行政手腕上是不如李林甫之流的，而后者为了保障大权在握，断送了唐朝行政改革的窗口机会。 军事上，胡汉一体并不能久固，完全的信任（放任）并无道德天生的约束力。兵源和军事实力掌握在不稳定因素当中，当遇上唐玄宗和安禄山这一对欢喜冤家，历史的衰颓必然而生。 隋唐的律令制度影响深远，前接秦汉，后启元宋，但表面上的完善制度，也需要实际运行效果的检测。在唐朝治理中，宠臣的特权一直就是游离在制度之外，这也是皇权思想侵入社会躯体的骨髓当中，形成了历史的遗传基因。 第五讲：两宋积贫积弱的真相探究 放在历史的亚欧版图上，中原民族都是处与北方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的边缘地带，而宋朝从统治疆域上是历代中原王朝最小的。 从天时来看，农业收成受气候影响因素大，唐宋时期气候转寒，无霜期变长，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南下频率因此增加。 从地利来看，唐朝的垦荒造成牧草地减少，农田增加，也造成北方民族需要“夺回”被农垦土地。综上，宋朝要面对更频繁的北方民族的冲击，所以承受了与之相应而生的更大压力，因此宋朝是弱宋。 但宋朝的经济，文化，乃至科技，都是至今仍为之乐道的亮点，这是简单的“人和”两字能囊括吗？ 首先在思想上，从上到下，都有夹缝中求生存的忧患意识。赵家王朝首开（仅存）不杀言官，不是重文轻武，恰是为了以此笼络人心。 科举取士人数在宋朝是达到了历史最高，年均是唐朝的16倍，清朝的3倍，大量的寒门因此能够进入行政系统，官员队伍完成了儒士化的过程。 而且宋朝招录精英，不只是文学一科，经术，政事也是有专门的科目，由此带来了人员结构更加科学合理，这些是宋朝经济，科技能够兴起的人才基础。 当然，以此而生的学术纷争，演化为党派纷争，是皇权利益争宠的时代版，任何朝代都无良方。 总体上，宋朝是偏向于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世代，但天时地利人和没有都眷顾。 第六讲：元朝的异族统治 元朝与蒙古帝国的统治疆域不是一个概念，后者作为母体而涵盖前者。 元朝所以能够统一中国，被归因于它实行汉化，而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汉化得还不够。 作为一个以快速反应取胜的游牧民族，在短时间内全盘接受，并以“汉语，汉文，儒家伦理为构成要件的汉文明，对全部国家版图实现全覆盖”，元朝是有尝试，但实际上做不到的。 但这并不说明元朝的异族统治就是简单粗暴，乃至黑暗。 此讲列了几个事例： 1，元朝依托蒙古帝国，为欧亚大陆的人员往返移动提供了便利，文化经济因此进入了新的繁荣，如泉州，杭州，北京各地的墓碑可证，当然还有马可波罗。不论马可波罗是否亲身到达中国，但他的信息来源是可以印证当时。 2，汉文明在元朝没有被摧残，反而因国际交流有了新发展。元青花所用原料是西亚进口的涂料钴，元杂剧延续了宋代市井文化，并启发了明清的传奇戏，例如昆剧。 3，文天祥的死是被作为忠君爱国的典范是没问题的，但他是承认“北国”打败“南国”的合法性。他为旧主尽忠和接受变局之间，不是只有死这一条路，也曾说过以道士身份回乡，当局也可以向他咨询。 文天祥的弟弟和儿子都在元朝当官任职，这也是说明当时的文人士族， 不是不能和异族的元朝共存。 感叹：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 豪壮：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细读元与清的历史，尤其不能持“单一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家典型形态”的“民族主义旧观念”。 第七讲：白银资本对明朝赋税系统的影响 明朝初期，施行户役制（配户当差），实物交税，包括粮米，布帛，同时还有各种杂役（官府当差或押解官粮等），白银不是一开始就充当着国家货币。 当粮米作为薪酬发给官员的时候，官员立刻需要在市场上变成现钱，不然无法携带。而各种杂役也最终折算成工时银量，按丁摊派。 所以，以货币作为税与役的衡量与缴纳手段，是上下一心的选择。 受贸易顺差的影响，在美洲开拓获益的贸易新贵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运送白银作为货币，换取商品，白银从此大批量从欧/美洲流入明朝中国。 数量之巨，据说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一半。而在往后的清朝末期，又因为战败赔款，白银外流，触发自上而下的革新愿望。 白银作为货币实物，促使明朝自上而下的赋税变革，走向一条鞭法，“形成了以白银为基本核算和支付手段的新财政体系”。也是因为简便以藏，白银没有成为推动发展的货币资本，没有形成通胀的催发作用，明朝中国不能由此而并入世界贸易的一环，失去了火车头的领先地位。 第八讲：最成功的集权王朝：康乾盛世 清朝统一的时间是186年，占268年朝代时长的69%，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时间最长的朝代。 疆域上，除元朝之外，清朝完整统一了广大疆域，地理区位遗传至今。 清朝是完成符合大一统的的三要素：土地空间，统治正统性，道德王道，其中最大原因是清朝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以异族身份入关统治汉族中原地带，能够做到对内尊崇儒家法理，对外又提出五族共和，从而抛开了夷夏之辨的内耗。 康乾盛世在经济上，军事上都是成功的，但皇权集中到达了顶峰，君臣关系变成主奴关系，也算是皇权基因的一种新“变态”。 康乾盛世开启的集权机制，废除了建朝而生的八旗贵族合议制度，内阁在军机处出现的时候，就转成了秘书班底。 皇权的集中，奴才性格的养成，辅助于文字狱，闭关锁国等多项互为表里的措施，让清朝在盛世之后，无力应对外部冲击。 但清朝末期的民主宪政探索，依然有意义，启发了上下一心的革新思想，由此说明历史的车轮一直向前，轮毂往往是彼此对立的条帧撑住。

以断代形式讲通史，有传承却也新颖，许多新研究的结论十分有趣，值得深思。 另一佳处是列出了可供扩展阅读的书单，虽我偶有涉猎，但名家的推荐无疑大大丰富了视野。 一些感兴趣的历史时期未论及，略有遗憾。 历史是人文课的传统与精粹，希冀未来大学通识教育可以重视中国史普及，以当前中学基础教育之质量，难堪未来中国引领亚洲与世界之用。

清华新雅书院的历史课，这种理解应该正确吧。 将中国的历史浓缩为八节课，适合放出一个学期的时间段，把老师推荐的参考书目阅读完毕，并自行补上中国史部分，再听老师在课堂上的专题，课后进行作业，以期达到预期的收获。 像读者这样集中三四天读完，每一节打开是新的切入点，刚开始很兴奋，体会清华的课程，最后是茫然，途中庞杂的历史知识扑面而来，收获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 依然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对于理工科的学生来说，无论用哪种方式，补上本国史这个短版，才能称得上是接受了全面教育。否则我们只接受了技能的教育，看世界的眼界和内在的自我探寻都有缺憾。 希望这种教育可以普及到全国的大学。

这是以各历史领域大家的演讲组成的作品，因此缺少一贯性。不过作品中也展示了一些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当然新观点不一定正确。在这里要尤其警惕新清史的背后逻辑，与其说是历史研究，不如说是历史上分裂中国挑拨民族矛盾的殖民理论换一种方式的死灰复燃。

此心安处是吾乡——我读《新雅中国史八讲》之逸思本书是八个讲座的合辑，各有主题和风格，主讲人肯定希望能在极短的时间输出大量概念，所以有的充以干货，有的资以异论，有的动以情怀，无论哪种角度，阅读《新雅中国史八讲》确实是愉快和获益的。但诚如甘阳先生所说，“最重要的仍在引导他们自己去读书思考，因此有大量阅读、写作、讨论的课程安排与讲座相结合才是最可取的方式”。所以，读书吧，大量的阅读。 有个文人评论苏轼的“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是逸思，不太正经啊。我也不太正经的说几句吧。 一、“何以中国” 中国史前文化从满天星斗的“多元”走向“一体”，实际上就是以中原为中心文明格局的确立，从军事盟主到君巫（政教）合一，再到以德治国的观念确立——“德治”的滥觞，华夏文明的人文底蕴基本奠定。司马迁以黄帝为中古开篇，他所写的历史不是一般意义的历史，而是一部文明史。这真是新奇的思路，我忽然明白为何《史记》里大量的浪漫主义笔触，以及对于人性之复杂的理解和同情。人，才是司马迁关注的对象，也是中国文明为何执着于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为何强调“礼”、“德”。 中原文明的自矜同时也构成了文化的隔阂。此后经过四千年间的文明冲突和交融，最终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文明格局。 那么沿此思路，是不是以后的汉唐、宋元、明清政权，只不过是不同文明进行融合的熔炉？——“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那为什么我们谈到少数民族统治的中国，想到的是元清，而不是大唐？要知道，太宗和长孙皇后的夜班私语有可能是鲜卑话啊。 元的“四等人制”查无此证，但确实对华夏文明也就面子情，从没有认同过。清朝的融合倒是衍生了一天下的满汉奴才，师汉以制汉。如今全球化，区别身份的惟一标准就是国籍，可太好了，不然有些人喜欢套热乎，看的我尴尬啊。 因为唐朝是以文化的认同，作为国人的标识，并视之如一 ：“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盛唐当得起“气象万千、自信恢宏”。所以，唐，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唐，不是蒙古人的元，不是满人的清。但异族的统治，不能看做是汉人移鼎的理由，“拯救中华”之类的口号，是以民族矛盾为旗帜的阶级矛盾的释出，归根结底，老百姓就是为了那一口饱饭。 包容和平等，应是文明的最高等级。 何以中国，此心安处是吾乡。

本书是一本讲义集，花了一些时间看完，分享我的感受。 第一，它的面对对象是课程，客体是学生，这就决定了这本书有较重的概括属性。类似于引言，它从各个作者的研究领域出发，集中介绍了近现代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包括很多的参考书籍），来实现一门通识课的作用：一枚鼓励大家走进该领域的钥匙。 第二，我的整体感觉是，这八讲各有集中论述，但整体的思路是（或许也有不约而同之意），就是“中国”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第一讲：中国概念的起源：各个文化“车轮状”的辐射与碰撞；第二讲：商鞅开启郡县制，在战国末的“改革竞赛”中率先加强了秦的国家控制，最终在汉发扬光大；第三讲：魏晋对周的短暂回潮、北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对制度紧张的振奋；第四讲：李唐的胡族源系和中期皇帝的改革与失败；第五讲：外部高压下忧患的宋和“为实现学术上的统治正义性”而导致的理学发展思潮；第六讲：元是作为中国的元而不是作为蒙古帝国的元、“大中国一统”（雍正语），即内亚边疆帝国的开始，以及路路畅通对文化、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作者认为在元汉学依然有着良好的发展）；第七讲：明对基层的户籍管理和差役制度，以及当制度失效时从下而上的自发改革（到顶峰就是一条鞭法），包括白银的流入以及中国在此时世界的作用；第八讲：清的“大一统”实现、对边疆和内陆的双轨统治达到了皇权的集中，以及晚清改革。 综合来看，作者们在这八篇里分别阐述了各个王朝的统治特点、革除了一些历史偏见（比如唐代亦有改革，只不过因多方因素失败；比如元清虽然是少数民族统治，但是实际上拓展了“大中国”的疆界，且“汉学”仍得到发展等），通过各个角度的叙述，加深了读者对历史的感触，了解中国制度和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对我自己更有如看山脉之感。 第三，在读的过程中，明一篇阅读有些困难，需要多思考。也感谢微信读书给我的书币，让我可以白嫖✌️。 我会顺着老师们的参考目录，继续学习历史，也锻炼个人的阅读能力。谢谢清华公众号的书单推荐，给了我了解历史的契机。

又学到且复习许多新鲜且熟悉的内容，三代历史乃至五帝时代皆是“信史”，古史辨派疑心太重，所以要重建信史。记载的传说神话及关于上古帝王的事迹有夸大之嫌，然我们需要相信夸大的底子是存在的。“满天星斗”“重瓣花朵式”“多元一体”都说明各区系文化区在程度上有大小、先后之分... 秦汉是大变革时代，春秋战国“变”的因素在秦汉时期得到总结稳固推广，又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新的要素，总的原则一直存在于帝制时期的中国。东汉亡于始终无法解决的土地问题，五胡南下(依附于汉的南部的游牧民族)，其部落首领多作为质子游学与洛阳，浸染汉风，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的政权是糅合汉地与草原的风格，架子上仍是汉魏以来的政治架构。 中国的中世纪和西欧的中世纪有绝大不同，中国中世纪的贵族是以文化自重的，西欧的贵族则是没文化的武夫，因此需要enlightenment。暴力是培养专制主义的最佳养料，南朝皇权不振，因此历史的出口在北朝。隋唐则是继承北朝的制度居多。 “唐宋变革”是指长时段的变化，从中唐开始，严格说初唐盛唐便以有新的因素在孕育之中。到宋代的变化则较为显著，可仍是中唐以来一系列变化的表征。宋代的社会总体呈平民化、世俗化和人文化方向走着，“化”是一个过程。 雍正皇帝的一句话说得好“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本朝”，现代中国则继承元清的遗产。元继承大蒙古国的部分遗产，缺没有相应的制度去确保疆域的凝一。清则从各个方面做到以往历代王朝无法做到的事情，其二元思维功不可没，即因地制宜统治。 明代部分着重介绍白银在国家转型的作用。

放书架5年了，今年终于读完了。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完闫步老师的中国古代史（史前-南北朝），本书的第三讲就是其中一讲。“白银”的专题研究在十几年前高中时看的杂志《人文历史》某一期上有出现过一次印象比较深刻，刚好本书第七讲刘志伟老师的“白银与明代国家转型”也蛮有意思，补充了很多细节。

孙庆伟、侯旭东、阎步克、张国刚、邓小南、姚大力、刘志伟和杨念群等八位学者，依次对中国大的历史时期与核心王朝的发展进程和时代特点进行综括性的脉络梳理和问题分析。每一时段的解析视角和关注点各不相同，或侧重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或侧重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每位作者对各自领域都有多年的研究积累，本书既呈现了不同作者的研究特色和讲课风格，又贯穿了中国大历史的总体进程和当下历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实为普通读者了解或研读中国史不可多得的高端通识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