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领导人和名人对待陈寅恪的态度与做法 在陈寅恪跨越三个朝代的生命历程中，多位国共两党领导人及文化名流对他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尊重与邀约。这些态度与做法，既有政治家的考量，也有文化人的惺惺相惜，共同构成了陈寅恪晚年际遇的重要侧面。 一、国民党方面：蒋介石的专机与胡适的邀约 蒋介石：亲自登门劝说，多次派机迎接 1948年底，国共战事正酣，北平已在解放军重兵包围之中。国民政府启动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试图将一批著名知识分子接往南方。 12月，国民政府派专机飞抵北平，陈寅恪与胡适等人被列入第一批“抢救”名单。在胡适的嘱托下，邓广铭找到陈寅恪，问其是否愿意一起南飞，陈寅恪干脆地回答说“跟胡先生一起走心安理得”。12月15日傍晚18时半，胡适与陈寅恪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同机者尚有北大清华的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著名教授。 抵达南京后，蒋介石曾亲自登门劝说陈寅恪一同赴台，遭到拒绝。离开大陆后，蒋介石仍多次派专机到南京迎接陈寅恪，皆失望而归。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一直为蒋介石引为恨事。 傅斯年：屡屡致电催行，开具赴台申请信 傅斯年在台湾更是屡屡致电、致函催请陈寅恪赴台。傅斯年时任台湾大学校长，与陈寅恪有多年交谊。据史料披露，傅斯年曾找到蒋介石，为陈寅恪开具了赴台申请信，但陈寅恪最终没有接受。傅斯年对陈寅恪的评价极高，曾言：“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1950年12月20日，五十五岁的傅斯年在台湾省临时参议会议上突发脑溢血倒地不治。傅斯年死后，陈寅恪曾写过挽诗，但到目前为止，在已面世的陈诗中未发现这首挽诗，恐因傅斯年效忠国民党而被湮没。 杭立武：十万港币与洋房的诱惑 1949年，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杭立武追到广州，以十万港币及新洋房相诱，力劝陈寅恪赴港台。杭立武甚至带着财政部长一同劝说，大概有即时兑现之意。但陈序经断然回应：“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们住。”杭立武直到最后也不明白，陈寅恪人生的价值取向，远非金钱、房子所能衡量。 胡适：同机南下的情谊与永别 胡适与陈寅恪同机南下后，不久便远赴美国，开始了十年寓公生涯。胡适一生交游广阔，对陈寅恪的学问极为推崇。1937年胡适曾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1949年5月11日，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给胡适的公开信，此后胡适的思想在大陆受到猛烈批判。陈寅恪虽从未公开臧否胡适，但从他愿与胡适同机离平这一点，则可大致窥知陈寅恪对胡适的敬重。 在美国纽约，闲散如寓公的胡适，每隔一段时间便兴致勃勃地和助手共同欣赏从大陆等地收集回来的一大堆批判自己的材料。他有一个判断：“陈垣、陈寅恪都没有骂我，可以想见他们对共产党并不拥护。”这一点，胡适分析对了——陈寅恪确实从未参与对胡适的批判。 二、共产党方面：从包容保护到风暴中的无奈 毛泽东：“国宝”之誉与“要选上”的批示 毛泽东对陈寅恪的态度，有一个从尊重到默认知其“问题”的变化过程。 “国宝”之誉与斯大林的询问。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曾评价陈寅恪为“国宝”。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斯大林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斯大林所著的《中国革命问题》援引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答应回国后查找，后来得知陈寅恪在广州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优待。 学部委员选举的关键批示。1955年中国科学院选举学部委员时，陈寅恪能否当选成为突出问题。负责此事的张稼夫回忆：“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谢泳在《毛泽东与陈寅恪》一文中评价：“政治家总是比一般文人要有气量，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在这件事上，毛泽东表现出了他政治家的气度。” 对批判材料的默认。1955年，中宣部在《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中，称陈寅恪“更恶毒地污蔑这次批判运动”，骂别人做了“共产党的应声虫”。这份报告经毛泽东批示“刘阅后照发”下发。谢泳分析：“毛泽东默认了报告中对陈寅恪的定性，如果不认可，毛泽东会删除。” 周恩来：包容保护的基调奠定 周恩来是对陈寅恪态度最为明确、保护最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 政务院讲话中的包容定性。1954年1月28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204次会议上专门谈到陈寅恪问题，这是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周恩来说：“老科学家中一部分思想未改造好……有的思想上守旧者如陈寅恪为历史学家，但他是爱国的，英国不去，美国不去，俞大维是他的妹夫，傅斯年也是他的亲戚，我们请他作中古所所长，他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不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个要毛、刘二长保证，我们怎么办呢？第一我们问他是否是爱国者？是否新中国比旧中国好一些，因为他不去台湾，与美英帝国主义国家比较也好些。思想界线很保守，有反动思想不待言，他身体很坏，学问也不是了不起的（此处可能是‘很了不起’的笔误），我们等待他，他已六十多了，曾留学美国，在旧中国呆了五十多年，在新中国只有几年，能有我们这样觉悟吗？……我们等待他，看他四年、八年、十年，他会变的。” 这段话奠定了对陈寅恪“包容等待”的基调。谢泳认为，这则史料直接表明当时高层对陈寅恪的评价，“同时也证明以往披露的关于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情况，很快就到达了高层并在高层形成了对陈寅恪的基本判断”。 保护父墓的亲自过问。陈寅恪父亲陈三立的墓在杭州西湖边，后因扩路而要被迫搬迁。陈寅恪致函周恩来希望得到帮助。周总理让办公室通知杭州方面，不要移动陈三立的墓。后来杭州将路线作了少许改动，陈三立的墓得以保存。 多次派人看望。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专门派人到广州看望陈寅恪。陈寅恪腿摔断后，周总理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 周恩来的这些做法，成为后来陶铸等人保护陈寅恪的重要依据。有论者指出：“新中国建立初期，周恩来总理得知陈寅恪拒绝随胡适、傅斯年一起飞往台湾的经历后，曾在一次正式的场合专门打过招呼，说光凭陈寅恪不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去台湾这一点，陈寅恪所有的问题都不成为问题，应该予以包容宽待，好好发挥他的作用。” 陶铸：地方主政者的倾力保护 时任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是对陈寅恪照顾最具体、保护最尽力的地方领导人。 生活上的特殊照顾。1962年陈寅恪摔倒致右腿骨折后，陶铸第三天便带上水果到医院探望，要求医院组织各科专家会诊。由于陈寅恪目盲腿残，陶铸特派三名护士轮班照顾他的生活。因陈寅恪残存的视力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陶铸命人在他楼前草地上铺成一条白色的路，供散步之用。为让陈寅恪欣赏戏曲，陶铸曾指示学校配备好的收音机，学校未照办，陶铸极为生气，说“学校不送我送”，随后送去牡丹牌电唱机和32张唱片。 政治运动中的保护。1957年“反右”运动中，由于陶铸的招呼，陈寅恪没有被打为“右派分子”。1966年“文革”爆发后，已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陶铸委托秘书给广东省委打电话，明确指示：“对于中大的陈寅恪，生活不能降，贴大字报不发动，贴也不干涉，对其批判要报中央。”并再三嘱咐：“对于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不变。” 回应对照顾的质疑。1963年，有校领导向陶铸反映“群情”，认为对陈寅恪的照顾太过分。陶铸在会议上回应：“你们学校有人讲，省三级干部会上有人讲，远在‘新会会议’亦有人不满。陈先生，七十四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自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像个不能独立活动的婴儿一样，难道不需要人照顾吗？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但是他爱国，蒋介石用飞机接他他不去。你若像陈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曾担任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回忆，从当陈寅恪的学生开始到陈寅恪去世，“从没听老师说过后悔留在大陆的话”。 陈毅：尊重有加的探访 1956年陈毅到广州时专门拜访陈寅恪，探讨文史学术问题。这次探访给陈寅恪留下深刻印象，七年后他还向友人忆及此事。陈毅是个军人，本质却是一个诗人，两人相见颇有惺惺相惜之意。 胡乔木：以学生自居 胡乔木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听过陈寅恪的课。1962年他到广州拜访陈寅恪，由陶铸陪同，“以学生见老师的心态走到陈寅恪的跟前”。交谈中，陈寅恪谈到著作迟迟不能出版时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 周扬、郭沫若：尊重但亦有分歧 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与陈寅恪会谈后“掩饰不住兴奋”。郭沫若曾拜访陈寅恪，事后“向留在北京的秘书兴奋地谈到了与陈寅恪的这次见面”。据黄萱回忆，陈寅恪事后对郭沫若的著述作了这样的评价：“他最好的著作是《青铜时代》。”但对郭沫若的一些做法，陈寅恪持保留态度，在续写《论再生缘》校补记时“只字不提郭氏名姓”。 康生：被拒后的怨恨 1962年康生到广州“视察”，欲登门探访陈寅恪。陈寅恪以病为由拒绝。康生悻悻而归，却从此怀恨在心，日后《论再生缘》出版受阻，与此不无关系。康生最后亮出了他的结论：禁止出版《论再生缘》。 三、其他名人的态度 陈序经：生死相托的知己 陈序经是对陈寅恪帮助最大、情谊最深的人。1948年他力邀陈寅恪南下，1949年他拒绝杭立武的金钱诱惑，坚持留下陈寅恪。此后十余年，陈序经始终是陈寅恪最坚实的后盾。即使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批斗至流泪，他仍未改对陈寅恪的照拂。1964年陈序经调往南开大学，临行仍念念不忘老友的处境。1967年陈序经在南开大学含冤去世。 吴宓：一生的挚友 吴宓与陈寅恪相识数十年，情谊深厚。1961年秋，吴宓从重庆长途跋涉来到广州探望陈寅恪。两位挚友相见，“握手泪汍澜”。陈寅恪赠诗四首，其一云：“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寅恪兄双目全盲……然精神奕奕，谈吐如故。”两人共话别后沧桑，都知这可能是最后一面。吴宓在“文革”中受尽折磨，1978年含恨离世。 刘节：以命相护的弟子 1958年批判会上，弟子刘节被要求揭发陈寅恪，他却当众宣称：“宁可挨斗，决不批陈！”甚至将1958年的政治运动比喻为清代文字狱。此后每逢年节，他仍到陈宅行叩跪大礼，旁若无人。据说，当“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时，刘节还主动表示愿代师挨斗，“并视之为一种荣耀”。1977年刘节死于喉癌，终年七十六岁。 黄萱：默默奉献的助手 黄萱自1952年起担任陈寅恪的助教，持续十余年，每日往返四小时，风雨不改。陈寅恪称“没有她，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黄萱后来用“惊天地，泣鬼神”六字形容陈寅恪的学术人生。1973年，六十三岁的黄萱悄然退休，后在鼓浪屿静静地度过余生。 冼玉清：精神共鸣的知己 冼玉清与陈寅恪同样秉持“门风家学之优美”，在剧变社会中互为精神慰藉。她在自我检讨中坦言：“我最同情自古忠心耿耿而遭谗受屈之人。”这份精神共鸣，让两人成为知己。冼玉清1965年去世，身后将价值数十万港币的股票全部捐给国家，此事直至1974年才为大陆所知。 汪篯：师生情谊的悲剧 汪篯曾是陈寅恪的学生，1953年受命赴广州劝说老师北上，遭陈寅恪严词拒绝，致两人关系破裂。但汪篯一直挚爱着自己的老师。1966年“文革”爆发之初，汪篯在家中自杀，终年五十岁，成为那个疯狂年代政治祭坛上的第一批祭品。 四、态度的边界与时代局限 国共两党领导人对陈寅恪的态度，呈现出一个基本格局：国民党方面以蒋介石、傅斯年为首，竭尽全力想把他“抢运”去台湾；共产党方面则在包容其不学马列的前提下，给予生活照顾和学术尊重。 但无论哪一方，这种态度都有其明确边界。周恩来的讲话已点明：“思想界线很保守，有反动思想不待言”，但核心判断是“他是爱国的”。1955年中宣部报告称其“更恶毒地污蔑”批判运动，毛泽东虽默认下发，但并未采取进一步打击措施。陶铸的保护也以“他虽然是个资产阶级学者，但是他爱国”为前提。 1966年“文革”爆发后，随着陶铸自身被打倒，这种保护难以为继。陈寅恪最终在1969年含冤去世。但即便如此，季羡林晚年回忆时仍说：“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40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 小结 国共两党领导人对陈寅恪的态度，可概括为：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亲自登门劝说、多次派机迎接，傅斯年屡屡催行、开具赴台申请，杭立武以重金诱惑，但陈寅恪皆不为所动；共产党方面，毛泽东有“要选上”的批示，周恩来有“包容等待”的基调，陶铸有倾力保护的行动，陈毅、胡乔木等人有尊重的姿态。这种态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实属罕见，体现了对一位“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爱国”的学术大师的特殊礼遇。 但也应看到，这种保护是有限度的。当更大政治风暴来临，个人的力量终究难以抵挡时代的洪流。陈寅恪的晚年际遇，折射出那个特殊年代里，政治与文化、原则与人情之间的复杂纠缠。而他最终选择留在大陆，拒绝蒋介石、胡适、傅斯年的一切邀约，也成为他“爱国”的最有力证明。

43天，330处划线，74个想法，多次泪流满面，心绪难平。继《陈寅恪与傅斯年》之后，今天又读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对寅恪先生其人、其事、其时有了更多了解。为免读过则忘，故将印象最深、触动最大的一些细节记下来。 三次拒绝 从1949年到1969年10月7日寅恪先生去世，先生有三次影响深远的拒绝。 一，拒绝去台。从国民党意识到败走台湾无可避免之时开始，蒋经国亲自参与的“抢救学人”计划就一直把寅恪先生列入其中。然而，寅恪先生之前多次拒绝到北平接他的飞机，直到和胡适一起才愿意离开。且后辗转到广州之后再不愿离开“父母之邦”。这次拒绝，可以说是一种命运的选择。 二，拒绝北上。1953年，中国科学院欲让陈寅恪任中古史所长，昔日弟子汪篯志在必得远赴南国，却迎来了被陈寅恪赶出师门的结局。陈寅恪在答复信函中明确提出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铁骨铮铮的拒绝。 三，拒绝康生。1962年春，康生来到中山大学，要求见陈寅恪。然而却被告知陈病了，未能得见。相比前两次拒绝，这个拒绝对陈寅恪来说太平常不过了，他拒见的高官权贵，也不止康生一个。之所以对这次拒绝印象颇深，是这次拒绝再次印证了中国古语所说“宁得罪君子，勿得罪小人”的醒世意义。因为被陈寅恪拒绝，康生在几年后直接批示不让陈寅恪的书籍出版。对于潜心著作并一直痛苦地忧心“盖棺有期、出版无日”的陈寅恪来说，康生这口“恶气”出得很畅快！ 几个知交 一，刘节。陈寅恪学生。大跃进时发论调“人人意气风发，我看是一起发疯”，在批判厚古薄今时他说“科学是求真，无所谓厚古薄今”，在组织者要求他批判陈寅恪时他说“批判（陈寅恪）有如大兴文字狱”。在造反派要将陈寅恪拉出去批斗时，刘节主动“代师挨批”，并说那是他的荣幸。 二，蒋天枢。陈寅恪的托命之人，以忠厚闻名，陈的著述都委托蒋整理出版，蒋亦不负所托。 三，冼玉清。岭南文化研究者，陈寅恪晚年最知心的朋友之一。一生立志于学，家世显赫却独身独守陋室，潜心著述为学。在运动中被赶出一生引以为家的中山大学，患病后去香港治疗，提出最后两个要求“应邀去几所学校讲学、赴日研究唐代中日交流”均被拒，去世后将一万八千元现金留给亲属，十万元港币现金和几十万股权不动产全部赠予国家。 四，黄萱。时厦门首富黄奕住之女，著名医学家周寿凯之妻，担任陈寅恪助手十余年。在陈寅恪双目失明后，是陈寅恪著述的最大助力。 五，陶铸。陶铸是最高官至副总理，也是少数懂得陈寅恪价值的中共高级干部。他多次亲自关心陈寅恪，在运动中保护陈寅恪，陈寅恪的失明膑足后“三个半护士”护理、进口药品、营养保障均在陶铸的亲自指示下落实。1966年6月7日，运动已然开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下达了最后一个关于陈寅恪的指示“陈寅恪，生活不降，大字报不发动，贴也不干涉。批判要报中央”。 六，陈毅。陈毅与陈寅恪的谈话不必多说，引两段他在会议上的讲话吧。1962年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广州会议上说“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如果说十二年的改造，一点成绩没有，他们全部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也不能交代。这等于说我们共产党十二年来的领导是不行的，等于自己宣布自己破产——共产党你有什么本事呀？” ……还有陈寅恪的夫人唐筼，晚清台湾巡抚唐景崧之孙女，一生冬病多痛，却在陈寅恪失明膑足后撑起整个家，且与陈寅恪精神投契、相知相惜。这种身心相偕的灵魂伴侣与现世夫妻，让人多么羡慕。 还有很多人，难以尽述。 他的精神 这段真的很难写，但又觉得不能或缺。 先生的书，我一本都未读过。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这些书，我没有兴趣，估计也不大看得懂。那又为何为先生而哭？ 最大的原因，也许是先生一生所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1927年王国维自尽后陈寅恪为他撰写碑铭中提出的，也是先生自己一生用生命捍卫的价值。原文节选如下: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寅恪先生在托命蒋天枢后写到，回忆自己生平，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无论在什么境遇下，先生也能做到“不降志、不辱身”。尽管他的著述无法出版，依然痛苦而不失自信地说“知我罪我、以俟来世”……这种风骨、精神，也许就是我最为敬仰的部分吧。 当然，先生“三百年一遇”之大才，更是只有高山仰止了。 每个人都无法逃离他所处的时代，甚至也无法选择生活。但是，高尚精神是打不垮的，文化之灯是吹不灭的。 敬哉，寅恪先生。 痛哉，寅恪先生。

《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以冷峻而深情的笔触，勾勒出一代史学大家在时代巨变中的精神史诗。从岭南康乐园到政治风暴的漩涡，陈寅恪以目盲足膑之躯坚守学术独立之志，在《柳如是别传》的书写中完成对文化命脉的托孤。作者陆键东以档案、书信与口述为经纬，不仅复原了历史现场的血色黄昏，更捕捉到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如何以孤绝姿态守护文明薪火。书中那些被风化的细节，如陈氏拒绝北上任职时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掷地有声的宣言，至今仍在叩问知识分子的精神脊梁。 这部作品超越了人物传记的范畴，成为解读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精神密码。当意识形态的浪潮吞噬个体价值，陈寅恪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桅杆，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锚定文化人格的坐标。书中对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小楼的描摹，恰似一个时代的微缩剧场——窗外的批斗声与屋内的古典诗韵形成残酷对位，将知识精英与政治权力的角力具象化为触目惊心的精神图景。这种撕裂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整个民族在现代化转型中的文化阵痛。 陆键东的写作犹如考古学家拂去时光尘埃，让被遮蔽的文人风骨重见天日。书中那些泛黄的会议记录与检查材料，在当代语境下迸发出新的警示意义。当我们在消费主义浪潮中重读陈寅恪“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遗训，方知文化传承从来不是风花雪月的闲谈，而是需要以生命为祭的庄严承诺。这部泣血之作，既是为消逝的士人传统写下的挽歌，亦是为未来文明存续点亮的灯塔。

🖼️据我所知，陈寅恪先生学惯中西，是中国近代文史领域殿堂级宗师，单纯论中古史、中外文明交流、古典文献综合解读能力，一百年来无人能与之比肩，是文史研究领域的“天花板”，被称作教授的教授。如此大师，后半辈子却眼盲身残，半生漂泊受尽委屈，空有满腹才学，想想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最动人的莫过于大师的风骨—— 在时代的惊涛骇浪里，陈寅恪先生以双目失明之躯，守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底线。他拒绝趋附时流，拒绝放弃学术的纯粹，在广州的小楼里，用十年心血写就《柳如是别传》，借乱世红妆的气节，写尽知识分子不降志、不辱身的坚守。 ☕这本书没有刻意渲染苦难，却用平实的文字，让我们看见一位学者在寒夜里持守信念的微光。陈寅恪先生的最后二十年，是困顿的二十年，也是他人格光芒最亮的二十年。他让我们明白，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是在顺境中耀眼，而是在风雨里，仍能守住心中那盏不熄的灯。✨

陈氏所理解的“自由”与“独立”自然是系于文化的传承与更新，为“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而存在。然而“禅机蚤悟”，俗累终牵，他在“俗谛”的世界中保持沉默与高傲是为了主动地遮蔽自身，同时在历史中向陶渊明、韩愈、陈端生与柳如是等同样的“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身上开显自身，因此，从他写的诗与推崇的文章来看，他既身处“今日事”，又活在“古典”之中。颇为滑稽的是，这部时代气息浓厚的传记通篇泛滥着文化、精神、人格之类的抒情，但作者除了将形骸化到成为一种姿态的精神像咒语一样重复无数遍之外，实际上根本无法触及到精神的存在。当然，作者发掘材料之功不可忽视，目击者所述66年大字报贴满贴满楼房和周边树木，如同一口纸棺材和招魂的白幡，想到春节要去中大看陈寅恪故居，闭上眼想象了一下实在骇人。

对陈寅恪的模糊印象留在了《南渡北归》里，这本书着墨甚多，对陈寅恪本人，所处的时代就有了更多的认识。 陈寅恪大家出身，学贯中西，49年留在了国内，把岭南大学作为归宿。何兆武定性他为“新旧文化交替时的学人”，我看到了他： 1、“晚年”学术生命力的旺盛，这是远超同时期学人的。 2、他对于学术研究中追求独立追求自由的身体力行，在高压时代（可以看《筚路维艰》）这个意义也不小于其著作本身。 3、创造当中还是有很多女性缪斯的，冼玉清（有钱的女先生），黄萱（厦门巨商之后，传奇一生），高守真（澄海富商之后），广州京剧团新谷莺，夫人唐筼（名门之后），护士团，等等，终归是男人，挺好。 4、陈寅恪因为种种原因选择留在了大陆，这里面是怎么考虑的，不知道。除了党派，还有一层意思是家国？书中提到很多鲜明的个体，陶铸，陈毅（十年八年的考验还不能鉴别一个人gcd也太没眼光了，十二年的改造没有一点成绩就等于说gcd的领导是不行的），陈序经，金应熙，蒋天枢，刘节梁方仲等等，一声叹息。 何兆武在《可能与现实》里提到了这本书：即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近年来最为畅销的一部书，作者曾付出巨大的精力收集陈先生晚年的资料，但美中不足的是全书的论述与陈先生晚年心力荟萃的著作未能紧密扣合，未能深入挖掘陈先生晚年内心的思想，不免给读者留下若干遗憾。从何先生的角度再看这本书，写史书写传记确实极其考验作者本人的思维观。

《岭南雨夜里的孤灯与绝响》 读书有时候像是在走一段很长的夜路，四周黑漆漆的，只有手里这一点光亮是真实的。 读陆键东这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它不是那种让人读得热血沸腾的英雄史诗，倒更像是一声长长的、压抑在喉咙里的叹息，从1949年的广州一直延续到1969年的那个寒夜。书里讲的事，其实并不复杂，就是一个名叫陈寅恪的老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如何守着那盏快要熄灭的灯，不肯低头，也不肯闭眼。 这不只是一本传记，更像是一份关于“尊严”的病历报告。 不肯过江的抉择 故事的开头，总是带着点宿命的味道。 1949年，大时代的浪潮卷过来，无数人收拾行囊，忙着上船，忙着离开。陈寅恪没走。他留在了岭南，留在了广州。为什么？书里没给出一个那种教科书式的标准答案，但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子执拗。他是个读书人，根扎在土里，拔不出来。 这其实是一种很笨的活法。那时候的人都讲究顺势而为，讲究站队。可陈寅恪偏不。他像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不管水流怎么急，他就在那儿沉着。他拒绝去台湾，后来又拒绝去北京任职，甚至在那份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像钉钉子一样，钉在了那个时代的墙上。 读到这里，你难免会想，这老头子是不是太不懂事了？但在陆键东笔下，这种“不懂事”恰恰是一种最高级的清醒。他不是为了跟谁作对，他只是想保住心里那块干净的地方，不想让学术沾上政治的尘土。这种选择，在当时看来是孤僻，在今天看来，却是一种近乎奢侈的奢侈。 黑暗中的柳如是 书里最让人揪心的部分，是写陈寅恪晚年的著述。 那时候他的眼睛已经瞎了，腿也断了，整个人像是被困在了一具破败的躯壳里。可他偏要在这种时候，去写《柳如是别传》。你说怪不怪？一个史学大家，不去写帝王将相，不去写朝代更替，偏偏要去写一个三百年前的青楼女子。 陆键东在这里用了很多笔墨去推演陈寅恪的心路历程。慢慢地你就明白了，他写的哪里是柳如是，分明写的是他自己。 柳如是那个女子，身虽在风尘，骨子里却比那些读圣贤书的男人还要硬气。陈寅恪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种在乱世中飘零，却依然想要守住一点“气节”的悲凉。他是在借着柳如是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 这一段读起来特别慢，因为你会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孤独。一个瞎眼的老人，在黑暗中摸索着历史的碎片，试图拼凑出一个关于“风骨”的故事。这不仅仅是做学问，这是在救命。他在用文字给自己搭建一个避难所，外面的世界越是喧嚣，越是疯狂，他在这个避难所里就躲得越深。 最后的挽歌 书的后半部分，气氛越来越沉重，像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梅雨。 运动一个接一个，大字报贴满了墙，红卫兵冲进了家。陈寅恪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但他始终没有求饶。书里写到一个细节，红卫兵逼他写检讨，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无过可悔。” 这就够了。 陆键东没有用那种声嘶力竭的笔调去控诉，他只是平静地记录。记录那些档案里的只言片语，记录那些亲友的回忆。正是这种平静，才让人感觉到一种彻骨的寒意。一个大师，最后的日子竟然是这样度过的：被批斗，被抄家，在病痛和饥饿中慢慢熬干最后一滴油。 1969年，陈寅恪走了。走得悄无声息，像一片叶子落进泥里。 读到这里，你会觉得心里堵得慌。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你看着一个伟大的灵魂，被时代的磨盘一点点碾碎，而你作为读者，除了叹息，什么也做不了。 为什么还要读这本书 合上书，窗外可能还是车水马龙，日子照样过。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推荐这本书，不是因为它能让你学到多少历史知识，也不是为了让你去凭吊一位古人。而是因为在这个大家都急着往前跑、急着变现、急着站队的时代，我们需要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他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践行那十个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陆键东写得很克制，也很诚实。他把那些尘封的档案翻出来，不是为了揭伤疤，而是为了告诉我们，人活着，除了吃饭穿衣，除了随波逐流，还可以有一种活法，叫做“不妥协”。 这书读起来不轻松，甚至有点苦。但良药苦口，有些书，就是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慢慢地嚼，慢慢地咽。咽下去之后，你会觉得脊梁骨里，多了一股气。

一转眼，30万字居然花了七天读完。这一个星期，感觉过得太快，似乎又太慢。我想背后的原因是我对陈寅恪大师的不舍，但时光不会倒流，终有分别。感谢作者走访调查，收集关于陈寅恪的资料，以便我们了解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时代与命运总是贯穿在每个人的人生中。 这本书不仅是讲述陈寅恪的人格魅力、思想自由、学术领域，更是讲述了一个时代的悲和遗憾，令人窒息。作者以真实客观的笔触，诠释了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信条，最终找到精神上栖息地，完成了封笔之作——《柳如是别传》，为青楼女子立传托其心志。 书中所呈现的“遗憾”并非仅仅指陈寅恪的遗憾，更多是指中国学术界的遗憾……

最早是硕导强烈推荐学生阅读此书，后来一直默默地放在待读书单中，直到今日才将此书读完。而且刚读完《沈从文的后半生》再读此书，便有相近和比较之感。陈寅恪相比于沈从文，学术地位更隆，且在四九年之后的待遇更优渥。但是陈的性格相比于沈，更加遗世而独立，故而他在历次运动中显得不屈不挠，但这种表现一方面固然源于他的品性，另一方面不可否认是一直以来得到的照顾。只是大环境的气象突变，一会给玉米一会给棒子的情况，任谁身处其中都会变得无语失措，恰如陈老总所言显得很蠢。因此，陈寅恪后面二十年的遭遇，虽有波折，但相比于书中所述刘节、吴宓等学人的遭遇，其实已然顺遂，他们才更具时代激荡下的典型性和值得更多同情。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代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陈寅恪的哀感与痛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所经历过的哀感与痛感。这是历史之声。陈寅恪不幸代为历史言，所感受的切心之痛，一如他立于“高处不胜寒”的支点，终有“四海无人对夕阳”之叹。 历史已证明陈寅恪的中国文化的视觉比起那些“要摧毁、清算旧世界者”或“抱残守缺者”都有着本质的区别。比起后者，陈寅恪多了一种“放眼看世界”的文化心理磨砺;比起前者，陈寅恪又多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宽容。陈寅恪的经历与心态，称其在二十世纪大半叶感受着中国文化跳动的脉搏丝毫也不算过誉。陈寅恪的文化人生，当为后世有更多机会走向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文化价值取向的一个参照系! 刚好三十年前，批判陈寅恪的旋风源自北京大学燕园内，三十年后又由燕园的杰出学人对陈寅恪作出很高的历史评价。陈寅恪的命运大体也可折射出中国现代社会的命运。 陈寅恪留给中国文化的只是“历史的影响”。它只是一条默然流动的河流。在回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进程上，没有谁可以绕过或撇开这一条河流。 花时近29小时，精读完36万字，字字感动、深受启迪、数次落泪、惋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忘却历史，比无知更可怕！“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将永远激励着真正的知识分子努力前行。 合上书的一瞬间，无限感慨，益觉时不我待，愿在同道的支持下，更多努力，使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对一地乡土文化坚持不断的挖掘、整理、研究，亦能成为太行山乃至中国文脉的“一条默然流动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