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转向：全球学研究的理论、研究设计和方法

欧美学术界内关于交叉学科研究价值的争论不绝于耳，这些争论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重复上演着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学科间对立。固守传统学科的学者把交叉学科学者看作业余人士，或认为交叉学科研究仅仅在理论分析与文献之间建立起肤浅的联系。此外，交叉学科研究还常常被认为是不可控、无法解释、支离破碎的，并且难以对其价值及发展进行评估（Jacobs 2009；另可参阅Strathern 2005）。另一个阵营中，交叉学科研究的倡导者则把传统学科描绘成自我边缘化的濒临灭绝的恐龙。当不同阵营的学者们互相争夺机构内部的资金支持与有限资源时，这些争论就会愈演愈烈。近些年，美国高校的管理层都在竭力应对经济衰退所产生的影响，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作为结果，欧美大学里对交叉学科研究的支持普遍减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跨学科工作支持的减少并不包括主要的科研资助机构。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在过去5年间增加了对跨学科与合作研究的预算，并且从总体上说，它们对创新的研究理论及方法持欢迎态度。无论支持还是反对交叉学科研究，这些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它们都深深植根于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等现代主义概念与逻辑之中（Ludden 2000）。正如国际研究实际上是对国家的再确认，内隐于交叉学科研究的则是对现代学科的再次强调。跨学科研究只能在既有学科基础上拓展超越，因为前者的创新性与作用要通过作为参照物的后者才能加以衡量。…在过去四十年里，关于交叉学科性的学术争论有增无减，而在学术实践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既定学科之间的交会之处开始涌现出引领性的学术成果，包括米歇尔·福柯、皮埃尔·布迪厄，以及时间上离我们更近的学者如布鲁诺·拉图、阿玛蒂亚·森、玛莎·努斯鲍姆和夸梅·安东尼·阿皮亚等人的贡献。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说的，这些变革共同反映了一种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登顶的新的世界观。战后，欧美学术界开始质疑其自身对那些公认知识的稳定性与不变性的执念。以北美、欧洲和拉丁美洲民权运动所引发的社会、法律变革为基础，很多曾在19、20世纪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受到了挑战。交叉学科研究的出现横贯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中包括地区、环境、种族、女权主义、性别、宗教和科技研究（弗格森2012）。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冷战的落幕、对国际化进程日益增长的意识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综合的新形式，跨学科学术创新再次活跃起来。为应对这些新兴挑战，学者们建立起此前难以想象的新型跨学科联系。这些发散开的学术努力新近汇聚成一个跨学科框架，这一框架在某种程度上使学科边界和“交叉学科性”概念本身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在自然科学、工程学以及医学中，交叉学科性久已存在，神经科学就是一个突出的跨学科范例。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神经科学“已经成为解剖学、生理学、化学、生物学、药理学和遗传学的结合体，并对文化、伦理及社会背景怀有深切关照……为了适应21世纪，神经科学必须进一步加强其所有部分之间的关联，同时将遗传学、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也一并结合起来，从而发展出更为复杂的心智模型”（Burnett 2008：252；另参见菲茨杰拉德和Callard 2014）。在社会和人文学科领域内，学科边界也同样变得模糊不清，但正如我们将在后面所讨论的，这常常是在不经意甚至不认可的情况下悄然发生的。…我们深深感到，大学校园里普遍存在着一种集体压力，它“把学科、教师、学生，最后是专家都切割成迷你的专门化碎片”，为学者们的整体性、创造性思维及其对我们时代“最紧迫的道德、政治和文化问题”的关注设置了障碍（Hedges 2008：89-90），有鉴于此，这种对跨学科性的拥抱极为必要。…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是基于问题的，因此涉及知识在现实世界中的实际应用，而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往往具有多个面向、需要多样化的分析视角。同时，跨学科研究还探究了最初作为特定世界观、意识形态及文化偏见的反映与产物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罗斯玛丽·约翰斯顿认为，跨学科研究“公然想方设法打开‘无限可能性的思维地图’，……从而创造不受传统模式及程式束缚的思维空间”（约翰斯顿2008：229-30）。跨学科研究通过将西方与非西方知识整合成一个回应当前各种紧迫问题的整体性方法，明确地试图将学术界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和知识组织方式中释放出来，在此意义上它具有潜在的解放性。Patricia Leavy进一步补充道：“跨学科性产生了新的知识建构实践……对于使学术研究成为它本身所要研究的全球化世界的真实组成部分来说，这些实践至关重要”（Leavy 2011：14）。作为一种被正式命名的研究取向，跨学科研究是相对比较新近才有的，但我们认为其首要关怀，即使知识生产过程向多样化的视角与世界观敞开，是能够在那些学术通才的涵盖面更广的知识取向之中找到共鸣的，这些知识取向在现代学科建立并根深蒂固之前曾经极具影响。科学革命的伟大人物——包括弗朗西斯·培根、尼古拉·哥白尼、约翰内斯·开普勒、勒内·笛卡儿和艾萨克·牛顿，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没有被现代学科束缚住手脚，原因之一便是当时还没有建立起后来的这些学科。同样地，约翰·洛克、大卫·休谟、孟德斯鸠、伏尔泰以及托马斯·杰斐逊等早期启蒙思想家从文学、哲学、理论与方法的浩繁卷帙中汲取力量来突破传统思想的疆界。这些“前学科”时期的科学家与哲学家们对19世纪的伟大社会思想家有着深远影响，后者包括了杰里米·边沁、奥古斯特·孔德、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和杜波依斯，他们也几乎完全不受学科羁绊。这些经典现代思想家通过借鉴包括历史、科学、经济、政治、哲学等在内的多领域知识，思考有关殖民主义、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相伴生的对民主的吁求、工业化以及现代帝国主义的复杂社会问题，这些构成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动荡时期的主要特征。如今常被认为是其各自不同学科创始人的这些早期知识分子对跨学科研究开放灵活的应用，在许多方面是非凡和令人惊异的。直到19世纪晚期与20世纪早期，现代学科才开始将知识结晶化为各自分离的专业领域，诸如政治科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学科在大学校园里，并通过专业协会、资助网络、期刊和会议被制度化，而所有这些努力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民族国家所发起的。在知识生产变得国有化的同时，先前那些综合性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冷落。每一个学科都为“何为权威性知识”制定了自己的规范和标准，并且各自作为排斥非成员的知识生产俱乐部行使着职能（皮尔斯1991；Stichweh 2001）。尽管像法学、经济学等学科宣称比其他学科更加理性与科学，但这些学科都是由现代性逻辑所架构的，它们最终都依赖于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世俗主义、实证主义、私有制和民族国家等西方观念（福柯1975）。但是，当知识生产被隔离为互不相关的学术领域时，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等思想家的影响仍未曾衰减。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能发现这些“前学科”时期的学者们为辨别和应对我们当代互为关联的那些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自从1970年皮亚杰的跨学科研究著作发表以来，一大批来自于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们也开始采用这一方法取向了（Fam etc.2016）。令人遗憾的是，在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跨学科研究一直处于学科/交叉学科之争的阴影下，从未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这些学科往往过于看重对自身边界及资源的防卫，故而未能充分参与各种合作性努力。例如，既有学科用来抵制交叉学科的关键策略之一就是吸纳新兴的跨学科领域。政治经济学领域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至少1615年，早于“经济”这个词在英语中定型为现在的意义（1835年）之前200年，以及现代学科发展之前近300年。这段历史并没能阻止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都曾在不同时期对政治经济学宣示其主权。另一个例子是国际关系研究，这一交叉学科领域始建于1919年国际联盟成立前后。国际关系领域甫一建立就明确涵括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地理、法律、政策、社会学、人类学、犯罪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然而，政治科学或多或少成功地宣示了国际关系是其专属领域，这可能是挽回了它自身与后者的关联性但却最终贬损了它的价值（参见科恩2014）。同样，曾经令人振奋和富有成效的跨学科领域——社会心理学也已分化为两个显然不再那么多产的次级领域，其中一个归入心理学，另一个则归入社会学。在文化研究、传媒学和其他几十个新兴跨学科领域中，这种限制性、批发式占用的模式也在不断地重复着。在此意义上，这些学科在吸纳曾经属于跨学科的研究从而努力克服自身局限性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融合（Gass 1972）。这种吸纳的结果之一便是很多核心学科的学者实际上已经在从事超越学科范式的研究工作了。…在美国，尽管交叉学科学者们面临着发展的制度障碍，但自1985年以来，授予学生的交叉学科学位数量却大幅增长。1985—2010年，授予的多学科及交叉学科学士学位的数量增长了307%（从13754人增加到42228人）。（资料来源：2013年教育统计数据摘要，表313，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d12/tables/dt12_313.asp）。 —伊芙·达里-史密斯，菲利普·C.麦卡迪《全球转向：全球学研究的理论、研究设计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