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系年考校
汪启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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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启明等
晉常璩《華陽國志》問世以來，或以为史，或以为志，或以为地记。实际上都是因为其中体例较乱。本次整理，书家多次翻刻。宋人刻本今已不见，明清两代刻本、钞本众多，但错、讹、衍、倒之处不少。任乃强、刘琳二先生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对《华阳国志》所记人、事时间的准确性目前既没有专门的梳理，更没有系统编年。本次整理，（1）将《华阳国志》全书史实一事一目，按先后顺序重排，用编年体结构全书。如一事跨越数年，则于该事末尾标明互见。（2）将《华阳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所记同年、同人、同地、同族史实，及相关的政治、经济、人物事迹、地理、风俗对勘比较。并以按语呈现文字、史实异同。（3）将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和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及新旧版本对校，对其中的龃龉不合之处，指出并酌情考证。（3）结合野史、地下出土文献、较新研究成果，验证文献考据的意见。（4）通過按語对《华阳国志》进行笺注。注释部分形、音、义兼顾，字、句义兼顾，史实、风俗、民族、地理等兼顾。
系年校考，体例创新，亦为校本之佳者。当配合任校、刘校或汇校本阅看，效果更佳。
系年校考，体例创新，亦为校本之佳者。当配合任校、刘校或汇校本阅看，效果更佳。
华阳国志》的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而一至四卷无疑是全书的精华。这里记载着各州的历史，郡县的沿革，治城的所在，著名的山川，重要的道路，一方的物产，各地的风俗，主要的民族，乃至名宦的政绩，各县的大姓，等等。它为西南地区古代地理、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在有些方面，其价值超出了西南一隅的范围。除了一至四卷外，《华阳国志》的其他各卷，价值略逊一筹，但沙里含金，决非可以轻视。当然，《华阳国志》这部书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不少封建的糟粕。常璩写作此书本来就是要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这从他的《序志》可见。他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和英雄史观，在他看来，天命历数决定政治的兴衰成败，地方官的好坏决定地方的治乱安危，“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的言行构成地方历史的主要内容。而且他的思想是属于东汉以来正统的儒家思想，所以在《华阳国志》中有不少三纲五常的腐朽说教和谶纬迷信的荒诞宣传。因此这部书从思想性来看没有多少可取之处。在编写技术上也不是没有毛病的，如有的地方考证不精，记载失实；有时叙事不够严谨，以致疏漏错乱；还有的材料琐碎芜杂，失于裁剪。不过总的来说，瑕不掩瑜。（《华阳国志校注。在北宋之时，《华阳国志》仍然是完本。到南宋之时，《华阳国志》已经残缺不全。如今所流传的《华阳国志》，是一部经历代人士校勘、校改、删补的残缺本。 常璩（约291年—约361年），字道将，东晋蜀郡江原小亭乡（今四川崇州三江镇）人。常姓为蜀中文学大族，族人多习文艺，因而常璩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精六艺、善文辞、通经史。公元304年，李雄在蜀中建立成汉政权后，常氏一族受到招抚，常璩亦入仕成汉为史官。后桓温伐蜀灭亡成汉政权后，常璩降徙建康，进入朝廷专门收藏珍贵图书的秘阁掌管著作之事，又为他从事《华阳国志》撰写提供了方便。常璩入建康后，受到东晋中原士族排挤，郁郁不得志，晚年无心仕途，专心文史。 公元301年（西晋永宁元年），李特在蜀地率流民起义。当地士族纷纷举家迁往他乡。 常氏以常宽为首，跟随杜弢等人迁徙到荆湘一带。常璩当时年幼，家境贫困，没能迁徙，改为依附青城人范长生。李特死后，其子李雄继续率领农民起义军。 公元304年（西晋永兴元年），李雄建立成汉政权，常璩一族受到李雄的安定抚慰。《华阳国志》赞誉了中国西南地区文化悠远，记载描述了诸多中国西南的历史人物，以此抗衡中原、扬越，反抗东晋士族对蜀人的轻藐。因为资料新颖可靠，叙述有条理，文词典雅、庄严，符合古代士流的爱好，所以能够流行，成为千百年来地方志著作的取作准则，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曾祖：常廓，字敬业。以明经而闻名，早亡。从祖：常宽，字泰恭。博学多闻，西晋时历任为益州主簿、别驾、侍御史、繁令，著有《典言》《蜀后志》和《后贤传》，成汉时为武平太守
蜀自漢興至于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風雅英偉之士命世挺生，感於帝思。於是璽書交馳於斜谷之南，玉帛戔戔乎梁、益之鄉。而西秀彦盛，或龍飛紫闥，允陟璿璣，或盤桓利居，經綸皓素。故司馬相如耀文上京，楊子雲齊聖廣淵，嚴君平經德秉哲，王子淵才高名雋，李仲元湛然岳立，林公孺訓詁玄遠，何君公謨明弼諧，王延世著勛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