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光斌
如何认识中国政治,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重大课题。本书提出“大十字视野”,即从纵向的中国大历史和横向的世界政治的维度,历史地分析中国政治是如何一路走过来的,以及中国治理成就在世界政治中的比较优势。在此前提下,本书尝试对当代中国政治逻辑进行民主话语的阐释:政治道路(国体)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政体)的民主集中制——政治过程的协商共识型民主——政治评价体系上的“可治理的民主”。这种“大十字视野”下的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以及对不同层次的中国政治的民主理论解释,是作者长期以来与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政治的观念和认知的对话性产物。
这是我第一次啃对专业素养要求这么高的书,不过幸好啃完了。一开始经历了一系列的纠结与困惑,到最后逐渐明晰,云开雾散。多了几分欣喜,添了几分信心。对政治学又满是好奇,满是憧憬,满是思索和面对无数的谜题。 书中反复涉及“历史政治学”的内容,涉及到中西的对比,但更突显了我国政治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特殊性在于,我们的政治学是内生性的,是政治史。最早能够追溯到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又或者是大一统的天下国家。我们强调“治理”,民心与致治,反映到今天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思想和历史文化传统都是镶嵌在中国政治中的内在宝石,闪闪发光,光彩夺目,不容忽视。而西方则是社会史,站在类似于“丛林法则”的政治环境之中,更强调程序与过程性的正义和对稀缺性资源的争夺。不管是竞争性选举的提出还是李普塞特将“选举授权”引入合法性概念,都表现出西方政治学关照到的制度设计合法性和正义性,但对于实际的效果则考量不多,并把单一的西方政体模式或制度构建奉为圭臬,捧为普适性的标准与价值来衡量世界上的一切国家都组织形式。纷纷效仿的国家们,大多不是政治巩固和政治秩序建立,而是政治衰败,根本上是因为政治环境不同,不能随意移植。党政民主需要同质化文化的政治环境,民族、宗教冲突频发的异质化文化难以兼容,只会导致进一步的冲突和动乱。 而普遍性在于,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要的似乎并不是程序上的“民主”,而是维护国家性的存在本身,要稳定的发展,而不是混乱不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选举戏码。集中实际上不是专制,民主集中制是最生动的正面案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我国积极借鉴学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民主制和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生动体现,我们不能被西方的秩序和标准牵着鼻子走,这样只会导致对于民主集中制的误解。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任重而道远,政治学是其中的一部分,尤其也是最应该走在时代前列,成为时代经济发展先导的学说。 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政治学发展能有自己真正的理论范式和框架,希望我们能构建出破除西方理论束缚的自主知识体系。 阿颦,写于25.12.19。
非常好的书籍,作者三观正,估计还会受到某些公知或者有公知思维而不自知的人的攻击,但是知识分子群体不就缺乏敢于讲好中国故事的宣传者吗,真正制度自信还要讲的清楚,这是一本赋予了理智与情感的书,值得大家品读!推荐!
此书展现了中国政治学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贯穿全书,其既对民主理论进行了正本清源,又回答了中国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的重大理论问题。在阅读中屡屡使人醍醐灌顶,获得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 此书有着对民主考察的世界视野与历史视野,一方面是“冷眼向洋看世界”,从先发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回顾了其现代政治体制的形成有着诸多特殊因素,包括国内资产阶级的发展及其与封建势力的斗争夺权,尤其涉及了宗教改革运动,而后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建立以及资本霸权上的冷战意识形态战争,最终才将“自由主义民主”话语作为成果输出给世界各国,只有理性地看待了后发民族国家的民主失败,才能清醒认识到西方所宣称的普世价值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谎言。另一方面是“人间正道是沧桑”,从中国晚清以来尝试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核心历史问题,用三次国家失败的惨痛历史教训,有力证明了为何中国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封建的君主帝制因其专制统治者的自我利益和腐朽的思想观念,既无法更新制度,也无法统合地方;分裂的北洋军阀更是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下彻底分裂了中国各地,弱化了中国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军政的蒋介石政府则进一步巩固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无力于建设中国社会和应对外部危机。因此唯有发动中国广大工农无产阶级、有着先进思想纲领的中国共产党可以自下而上,整合广大人民群众,以“建党-建军-革命-建国”的道路完成历史伟业,人民民主思想不仅组织起了最广泛的先进革命阶级和广大人民,更是作为方法论一直贯穿党和国家革命与建设历程,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爱国统一战线等等,这些理论与战略的人民主体性,使得党带领人民打垮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建立人民民主、民族团结的现代国家之宏伟目标,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在于历史选择了党、人民选择了党,党性与人民性永远统一。 此书另一大理论脉络是以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与实践探讨了超越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话语和道路。民主不是“理想国”式的空想和一成不变的政治模式,其基础根植于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基础和政治力量,而其实践又需要恰当的组织和运行机制,并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认识民主,要从民主模式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基础出发,观察民主运行过程中的社会参与,并根据国家治理的政治效果进行评价,才能形成对民主的全面理解。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以个人私有权利为价值基础,以党争式竞选民主为组织形式,更希望选出代言人最大化自身以及阶级的利益,民主中的竞争博弈有余而统合协调不足,尤其在不同资本利益集团的操控下,使得政策缺乏稳定性、重大决策难以推行等治理失灵问题,近来英国、法国、韩国的政治局面,可谓是这种基础问题在现今时代的激烈表现。有了比较,则更易认识到中国人民民主的价值,一是在价值基础上“通三统”,将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传统、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组织民主、群众路线等革命传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代多元民主等改革传统贯通结合,追求最大限度的人民主体性和人民利益的体现;二是在实践运行上多层次、多形式、多主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民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使得广大群众、不同阶层的社会力量能够在不同的政治事务上被民主动员起来;三是在民主的治理效果上追求善治,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能够以集中制进行政治决策,使政策能够落到实地,转化为建设成果和治理成果,实现最广大的人民利益。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国内外形势日益复杂的新时代,必须对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有着清醒全面的认识以及坚持,推动各层次多种形式的民主有效运行,破除少数利益集团俘获、民主空转等弊端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扬中国人民民主的优势,推进更好的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 此书中所提出的民主理论核心概念也颇具深思价值,“价值模式”和“实践模式”两个方面指明了民主理论内涵和评价体系,民主既需要合法性的价值支撑,也需要有效的运行机制并彰显有效的治理过程。“国家自主性”则明确了国家这一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对于民主的统合功能与纠偏功能,不仅是保护与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以实现公平正义,更在于防止强势的社会阶层假借民主获取不当利益。“可治理的民主”不仅是回应了西方那些仅以形式标准评价民主政治的歪理,更是明确了要以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来对民主运行进行全面评价,更深一层的是民主本身是可治理的,要通过国家自主性去回应民主的发展,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不断完善民主的实践。可以看出,作者在对民主历史以及理论进行研究叙述后,是形成了逻辑自洽、体系完整的、属于中国话语的新民主理论的,本书最后一章的价值不可轻估。 这本书让人看到了中国视野、中国问题、中国方法、中国话语,站在中国这块伟大的土地上,我们需要以如此的自信来直面时代,直面世界,直面未来,我坚信我们民族的宏伟目标最终能够实现!
中国政治认识论 作者:杨光斌 一、核心问题与写作背景 如何认识中国政治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重大课题。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人们衡量中国时总是不自觉地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标准,因此中国就算做得不错也总是被说错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认为,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对中国政治制度体系及发展成就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因此需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 杨光斌历时十年完成此书,是中国政治的全景式、体系性研究,也是其长期以来与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政治观念和认知的对话性产物。 二、全书结构与主要内容 第一章 多元视角下的中国政治——世界大历史维度与国际大空间视野 "观念世界"中的中国政治。二元对立政体观或近似值政体观。世界大历史维度中的中国政治。国际大空间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告别过去,走上新时代。 第四章 世界政治体系中的"逆势而上"——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 "人民主权"实现的新路径:政党中心主义。"人民民主"的宪法表述问题。世界政治体系下的两大民主:自由主义民主与人民民主。 第五章 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原理。作为政体的民主集中制。 第六章 以民主集中制为轴心的权力关系 中央—地方关系:政治单一制与经济联邦主义。政府—市场关系:作为事实性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型国家。国家—社会关系:作为事实性民主集中制的统合主义。 第七章 政策过程:共识型民主 共识型民主。共识型民主的类型分析。 第八章 民主模式:民本主义民主与可治理的民主 推广"自由主义民主"的诸"标准"。替代性民主模式:民本主义民主与可治理的民主。 三、核心概念 大十字视野 本书提出"大十字视野",即从纵向的中国大历史和横向的世界政治的维度,历史地分析中国政治是如何一路走过来的,以及中国治理成就在世界政治中的比较优势。 民本秩序与自发秩序 中国和很多国家不一样,大多数国家走了"自发秩序",而中国是"民本秩序"。人们衡量中国成就时总是不自觉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标准去看中国,因此中国就算做得不错也总是被说错了。 人民民主的政治道路(国体) 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理论表述的总体思路的逻辑框架。政治道路层面是人民民主,区别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道路。 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政体) 实行自由主义民主的西方国家总人口不超过世界人口的15%,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的20%左右。如此成功的政体、这么多人口基数的政体,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对民主集中制是忽略不计的,所以国际社会科学解释不了中国。 民主集中制是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原则,即党领导的人大制度产生一府两院,后者反过来对人大负责。在中央—地方关系上也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由此保障国家统一前提下的社会活力,否则大一统就难以存续。 协商共识型民主(政治过程) 政治是有层次性的,对不同层次有不同的理解,一刀切的政策、一刀切的认识不符合中国政治的内在过程。 中国的政策过程追求的是一种共识民主。共识民主的要素包括:包容性而非对抗性的文化基础、全过程性而非一次性票决的政策过程、广泛而非相对多数的参与者、政策过程的协商—协调—协作原则。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几乎满足了共识民主的所有要求和特征。 政策过程的共识民主模式大致可划分为"制度化协商型共识""市场化压力型共识""谈判型共识",不同类型的共识有着不同的政治意义。 可治理的民主(评价体系) 民主说到底是为了"好生活",因此民主首先必须是可治理的。"可治理的民主"强调兼顾大众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国家理论,结合民众参与、自主性回应与有效治理。 "可治理的民主"实现的是价值导向的"民本主义民主",正如作为实践模式的选举式民主实现的是价值导向的自由主义民主。 民本主义民主 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最强大最持久的政治哲学无疑是民本思想,它是以"社会"为"主义"的价值观。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可以表述为民本主义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明的时代性转化。 民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通约性,社会主义民主完全可以被论述为民本主义民主。中国民主模式不仅有共同性的实践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而且这些实践形式还是基于自己悠久历史文明的价值模式即民本主义。 四、核心逻辑框架 政治道路(国体)的人民民主 → 政治制度(政体)的民主集中制 → 政治过程的协商共识型民主 → 政治评价体系上的"可治理的民主"。 这一逻辑框架是"大十字视野"下的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以及对不同层次的中国政治的民主理论解释。 五、主要学术观点 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中国处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当中,但走了不同于大多数国家"自发秩序"的"民本秩序"道路。 西方民主的局限性 流行的民主常识如"选举式民主""党争民主"遭遇到世界性挫败,"无效民主"无处不在,民主形式的变种还直接引发了世界政治冲突。竞争民主是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乱源。 当民主条件不具备时,强行推行竞争民主必然成为世界政治的重要乱源。许多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封建制乃至部落制状态,国家认同没有完成,世袭土地制度仍然存在,结果竞争更加强化了固有的社会结构,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根本得不到执行。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在同质条件下出现的竞争民主,在异质文化下就可能是分裂国家的制度性工具。这就是为什么伴随着民主化运动,世界上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原因,也是理解阿拉伯之春演变为阿拉伯之冬的要素。 中国民主的优越性 "可治理的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种学理化表达。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民主价值、制度、过程和绩效有机统一起来,尽可能靠近民主的本质:不仅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与制度模式,更有协商共识的全链条参与;不仅追求过程的合理性,更看重结果的有效性;实现了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的统一。这是一种能够带来良好治理的可治理民主模式。 政党中心主义 "人民主权"实现的新路径是政党中心主义。政党事实上改写了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然而现有主流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没有政党的影子,理论和历史现实之间的距离太远。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使命型政党的信仰和文明基因,将使政党国家具有超越现实主义的行为特质。 六、与西方民主理论的对话 本书是作者长期以来与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政治的观念和认知的对话性产物。 相对于西式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及其文化霸权,人民民主政治道路体现在由政治制度上的民主集中制和政策过程中的共识民主而构成的"可治理民主",它既满足了民众的治理需求,也强调以民为本的国家责任,更不回避大众政治时代的民主政治趋势,因而是一种更为可行的、具有操作性的、符合正义原则的替代性方案。 七、主要学术贡献 中国政治的全景式、体系性研究。从中国实践出发,对中国的政治实践和运行逻辑进行系统阐释的理论创新。 探索形成自主性中国政治学科体系,对中国政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一个重要成果。 基于中国民主实践而形成新的民主理论的"中国方案"表述,把中国的民主理论研究推上一个新层次。
孔子与子路论为政,以“正名”为先,并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杨先生此作立足政治、贯通经济与社会,沿着正名、顺言、成事以及从“名”至“可言”“可行”的逻辑,不限于“制”,更注重“治”“志”“智”,突出实践性与人民性,展开比较政治和历史政治的“大十字视野”,破立相成、巨细相得,祛魅明道、颇多启发。 由此想到:选好路,还要走好路。不能一劳永逸,唯有力行致知。 此外,书中论治国理政,对公司治理、组织管理等也有启发(理念与模式,主体与关系,矛盾与互动,等等)。
中国在民主建设方面的实践走得比理论远,所以作者在书中提出的愿景就是,一是理论要能解释当前中国实践所取得的成果,二是理论要脱离西方范式发展出符合中国特色和实践的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作者肃清了“民主”一词如何被西方意识形态化,指出我国民主集中制政体的巨大优势,并提出以“治理民主”超越“自由民主”。 在作者解释民主集中制概念以及它如何体现在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中时,我想到一个小切口,就是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能够体现民主的地方,但在西方民主概念定式的宣传下,我们却不把它当作民主。比如居委会、业委会要办成一个事儿,必然要东奔西走、收集意见,保证没什么大的矛盾,保证大家伙同意的占多数,但我们不把这个叫民主,因为我们默认身边影响切身利益的事儿,本来就得大多数人同意才行。再比如一些因政策不当致使利益受损的行业群体、弱势群体进行的社会抗争,我们也不管这个叫民主,我们通常把这个当做是闹事,并且把闹事看做是一种社会治理局面不稳定的表现,而不把这些事情的最终解决视为民主。 回到国家政治运行的视角上来,这种情况也会类似。一个政策的制定施行,要经过广泛的政治协商,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在落地的过程中也要不断吸收民意以进一步完善修改,但因这个反复磋商、不断磨合的过程不在西方选举式民主制定的“标准”范围内,这些取得最广泛社会共识的努力就没被当成民主。而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我们既能够对自下而上的民意诉求进行回应,也有自上而下的群众路线进行提炼,在这一双向互动中,服务对象始终是人民。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传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要求。我们本身就处在一个中式的民主话语中,这一现实却被西方“自由”的大旗遮蔽住了。 把这种下意识的忽视和误解放到民主理论上,就变成了——我们国家的政策都是有商有量着来的,是顺应了民意、顾全了大局的,民众的诉求是可以被看到、也可以被回应的,而这些政策和回应都是能够推行得了、落实得到的。结果外面的人居然说我们不民主?你说这幽不幽默。 也因此,我意外收获了一个识别好书的小技巧。看到评论区下面有人对国家阴阳怪气的,这本书指定是写了点什么好东西戳到他们的肺管子上了。哈哈哈哈。
一部非常专业的政治理论书籍,从中可以学到很多的关于政治理论,特别是作者所提到的可治理的民主,这一概念对于政治理论的发展具有很强的这种指向性。 学习到了一些知识性的内容 1.认识中国政治发展需要两大历史维度,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和比较历史的视野,以此来看中国制度选择的自然性与正当性。 2.中国共产党革命不但是夺取政权的过程,更是一个重新组织国家的漫长历程,其中一个最伟大的组织化办法就是通过群众路线将底层人民组织起来,这无疑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种政治发展道路。 3.对于自由民主的再认识,自由是基于经济权利,而民主是基于政治权利,或者说是平等权利,这样一来,自由民主说的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与个人权利掺杂其中。 这无疑就打破了竞争性民主等价于自由民主的这种共识的片面性。
考虑到传统文化的单一权威崇拜是挥之不去的文化信仰,我觉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政治优势就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创新。在上世纪特殊年代的自由与混乱依然是痛苦回忆的前提下,权威与秩序和稳定不可能被丢弃。 特别是,我们的能上能下现行制度一方面克服了置苏联模式于死地勃列日涅夫陷阱,另一方面又克服了中国历史上家族世袭统治的基因悲剧和自残悲剧。上层出问题的历史恶性循环周期律被打破了。中央的集体领导,条块分割,梯队递补巧妙交织,既能促进选拔较为贤能的领袖,也有助于防止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内瓦解人物,更有利于防止历史重复上演的高层权力对峙和争夺。我们的模式可以说是千百年人们追求的贤能政治之魂所能得到的较优制度保障之体。这种制度是的治理的利益和能力一致化,不会像独裁君主制度下,以家族利益压到统治能力,也不像西方民主制度那样,使得统治利益过于分散,所谓统治能力更多体现为竞选能力,而非执政能力。 要知道,中国君威崇拜文化基因,导致我们,强君不容立宪,弱君不保立宪。宪政民主的高法治要求和政权公地悲剧,与反规则信仰的单一权威崇拜相结合,导致我们民国共和立宪一再失败。这是我们回顾历史可以得到的总结。所以,政治处方永远存在一个“操作费用和操作利益如何统一”的问题,要知道的是,能治病的人不一定想治病,想治病的人不一定能治病,能治病又想治病的人不一定看的准病,能治病想治病又看准病的人不一定顾得上全力治病,政治博弈的要害永远是追求分配优势,不追求抽象的单一化目标。 如果我们的模式可持续性超过了一些崩溃论者所预测的中期结果,这将必然是一个对那些西方和平演变论者所无法想象的制度性挑战。所以就连福山也感觉,其所谓的历史的终结,目前看来还是无法终结。可以说,在过去几百年里,全球化的展开,两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俄欧对峙,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的新博弈,这些大多都是欧洲历史纷争和西方条约体系的延续,只有具备独创性的当代中国模式是影响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最大变量,而这背后的政权模式,和制度文化的含义,我想只有国人才能明白,而这恰恰是西方人的地方主意意识所难以理解的。
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是知识点很密集的,很系统的梳理了国际国内政治体系的形成和特点。 中国政治学从一开始就是学习乃至移植的产物。 书中将世界体系的起源时间定在1700年,即工业革命启动的时刻。世界政治体系的三个关键词是“资本主义”“白人”(尤其是盎格鲁-萨克逊人)和“国际制度”。 现代政治有两个要素,第一个是民族国家,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才规定了以民族为单位的国家疆界;第二个是资本主义革命。 西方国家的建国过程中有两大支柱:战争和贸易。资本主义的故事除经济帝国主义,即先后的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还有文化主义上的种族主义,用所谓“普世性”的自由主义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作为改变两国权力关系的手段。 资本主义孕育了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列宁还提出了各民族平等的“民族自决权”。从此,资本主义国家有了真正的对手。 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在发展人类的同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也是空前的。自由主义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政权的产生。而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又催生了一系列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了19世纪以来确立的白人主宰地位。冷战政治因此产生,西方从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转换为文化上意识形态的渗透。西方赢得冷战,是赢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用所谓的“国际制度”和自由主义民主的普世价值论(本质还是白人优越论)套牢了非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 自由主义民主是基督教文明的一种现代政治表达,是一种政治基督教。基督教文明一直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和主线,塑造了西方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文明。 20世纪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本质是“去国家化”的运动: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治理社会化,都是阉割国家的政治方案,是以美国政治制度为本体的单向度的意识形态学,以此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美国化。 现代性政治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高度的组织化,但各组织的力量并不平等,必然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固化、扭曲公民意识、扭曲公共政策议程和寡头控制。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政党和NGO后面是利益不可调和的群体,如不同的民族、种族、教派以及贫富对立的阶级。事实上,基于特定历史、特定国家的契约论引发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国际政治冲突和国内冲突。 现代性政治的基本要素是科学技术、个人权利、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大众民主。现代性不应该等于“西方性”。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与这个国家的文明基因相适应,绝不存在“普世制度”。 中国政治制度由人民民主的国体、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和共识民主的政道所构成,体现了合法律性、人民性、有效性和正义性所构成的合法性,从此真正解决了中国的问题。 在中国的百年危机中,经历了三次国家失败。第一次是大清帝国,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是北洋政府,从1916年袁世凯刺杀国民党政治活动家宋教仁至1928年,这时期的中国处于军阀林立的“丛林规则”状态;第三次是南京国民政府,从1928年到1936年,蒋介石坚持武力统一。 延安时期,中共就已经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很成熟了。毛泽东同志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杜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机械主义;形成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化,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同时,毛泽东特别强调文化自信,强调兼容并蓄为自己服务,以中国为中心,无论在文化上还是研究中国的“中国认识论”。 毛泽东指出,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国体的性质来自阶级力量的对比,新中国宪法上的国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的国家建设时间顺序和组织路径是:建党-建军-革命-国家制度,这就决定了民主集中制作为政体的必然性。思想上,民主与集中在中国从来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有机的统一。另外,我国的民主集中制不但是民本主义思想的政治制度,还有实现民主集中制度的群众路线作为中介机制。民主集中制在政治过程中是“可治理的民主”,是比自由主义具有更多民主属性的政体。由“民主参与-政府回应-责任政治”三要素所构成。 中国共产党以政党中心主义实现了“人民主权”,坚持走群众路线。在党指挥枪的原则基础上民主建军,民主建政。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政党中心主义的人民性。 “中国方案”建构的新世界政治体系:经济主义方式核心是国家主义,奉行“天下观”之下的“和而不同”,以上两者所塑造的世界政治主题必然是以治理为核心的合作主义。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构成的“中国方案”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制度丰富了世界政治文明(基于自身文明基因而探索出的政治道路、政治制度),更新了人类发展理论(发展能力与特定的政治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是比较好的分析了中国的“人民民主”和西方的“自由民主”的区别,接触到了关于民主的更深层次的论述,以前只只知道毛主席说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杨光斌教授在本书中进一步细化,更强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以及当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更好的坚持民主集中制。尤其是说到中国是政治上的单一制和经济上的联邦主义,这一观点我第一次了解,党管干部不仅仅是一个制度程序,更关乎我们国家能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能否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毫无疑问,当下中国已经出现了大量利益群体和利益集团,资本如毛细血管一样无孔不入着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不能坚持党的领导,那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和美国可以说毫无不同。从小到大听过不少美化西方社会的言论,也简单将民主认为就是选举式民主,实则在中国的语境中,它只是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亦或者说是民主的形式之一。这几年作为年轻人明显感到的是我们国家的繁荣稳定,使得我们这一批年轻人越来越接受“中国叙事”,坚信我们道路选择的正确性。我们应该扎根于自己的国土,不人云亦云,不敢想象如果当时中国和苏联一样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那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还不如当下的俄罗斯。战略定力,科学谋划,久久为功,在我们这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以前一直在想,不是说人民当家做主吗,为什么官方的表述总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科学为什么总是放在第一位,现在觉得科学是意味着一种对客观规律的深刻掌握,马克思主义如果真的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那它不就是一种科学吗,或者说一种社会科学,真正的民主从来都不是只争论那些形式上的东西,而在于一个国家能否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历来都有高度的中央集权传统,事实证明这种集权的传统在现代中不断完善发展,它同样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人民的利益诉求,所以当有了清晰并且在比较中的了解后,我觉得中国的民主并不是西方所谓的独裁式民主。 再深思细想,发觉意识形态的文化叙事侵略如此可怕,它将一种不容置疑的正确性内嵌在其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阅历不足和认知片面主观的青年人,甚至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幸好我们国家顶住了。和平演变一直存在,不能掉以轻心。 不过这本书还是更适合政治学专业或者有政治学基础的人士阅读,关于民主的理论建构和澄清以及中外的比较需要一定的政治素养,我觉得对于书本一些观点和论述理解的还是不够深刻,希望以后进一步完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