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

很少有著作像这本书一样，让你觉得翻译者尽心用力，努力做到高水准，但原作本身却名不副实。看这本书，你就会看到如何对于一部漫长历史作极其简化的解释，提出一些简单的观点，但通过不想让你看懂的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而显得高深莫测、信誓旦旦。看完之后，你得承认至少有一半内容不知所云，另一半内容价值有限。 首先，如果说通过几个有限的古代作品，还是诗歌之类的文学作品，几个有限的案例，还是那种不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就能把几千年的环境历史和环境观念说得明白，那就是简化论解释。从资料来看，书中大量截取诗经、楚词、谢灵运诗歌、个人杂记之类的非常主观的内容，本就不科学。这些资料要么掺杂了大量想象、历史典故而与当时实际存在偏差，要么对这些想象和典故难以解释，从而偏离时代背景。从案例来看，选择浙江嘉兴、河北遵化和贵州三地来说明中国古代环境实践的不同模式，也没有说服力。一是案例类型过少，这三地是中国多种模式中的三种，不能代表总体。二是案例不够典型。如果了解中国农业的就知道，嘉兴是海塘农业，沿海地区的农业模式与大平原有很大区别；遵化是北方农业边缘带的农业；贵州是山区、少数民族农业。恰恰缺少了处于农业核心地区的平原农业和长江中下游的稻作农业，这才是中国传统经济模式的核心之核心。 其次，书中重点解读了“天人感应”的环境观念，这同样是简化论和缺少代表性的选择。人与天地的交互感应，通过解读天文现象、气候反应来映射人事，这的确是中国一直存在的思想观念，但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这种解读不只是、甚至不主要是一种环境观念，针对的不是环境，而是对人事的限定。就像天人感应不一定通过气候灾害来表达，还可以通过大规模的起义、预言等形式表达，这跟环境有什么关系？二是作者分析天人感应时，为什么单把清代拿出来说呢？天人感应主要是一种合法性建构，与统治有关，如果你去看汉代的天人感应，你就会发现西汉被王莽篡权恰恰是汉武帝天人感应所埋下的祸根。到清代，再提天人感应，还是与合法性有关，但早已变形，这其中的流变，又反应了什么环境观念呢？作者没说。三是天人感应这种学说到底对民间社会有多大影响，这难以判断，但我想不是应该不是很关键。如果去看清代官方思想与民间思想的差异，就会看到二者差异之显著，官方以天人感应、官方祭祀，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反对民间的宗教和文化思想以及民间祭祀。到封建时代末期，中国确实人满为患，对环境的利用和压力达到了极限，但怕是在天人感应中找不到答案。 最后，作者本身所持的思想也未必正确。作者一边说中国有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无为而治等思想，但另一边对实践没什么影响。这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批评中国古代不知珍惜环境，只知道给环境施加压力，通过建设大型水利工程增加了后续负担、锁死了科技发展，这却有很大问题，甚至就是错误的。类似地观点，如超稳定性、高水平均衡陷阱，它们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是要么针对经济问题而言，要么针对文化和政治而言，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但伊懋可却不知所谓的将矛头对准大型水利，这是中国文化早熟的代价吗？这些东西不过是经济投入的一部分，就如同农民每年种地，每年都需要投入种子成本，但只是农业需要播种，而不能说播种锁死了农业，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代价是有，但绝不是这么具体的东西。或许在作者看来，这些东西就是错误的，我们就应该顺其自然，将自己命运交给环境。

伊懋可（Hark Elvin），1938年生于英国剑桥，剑桥大学毕业，1990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中国史教授，曾在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巴黎高师和海德堡大学任教，在哈佛大学做过访问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的模式》《另一种历史：从一个欧洲人的视角论中国》《华人世界变化多端的故事》，合编了《中国文化图集》《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还发表了署名为约翰·达顿的小说《圣伊莱斯集市》和《虎岛》。 本书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分为模式、特例、观念三大部分，包括地理标识和时间标记、人类与大象间的三千年搏斗、森林滥伐概览、森林滥伐的地区与树种、战争与短期效益的关联、水与水利系统维持的代价、从物阜到民丰的嘉兴的故事、汉人在贵州苗族家园的拓殖、遵化人长寿之谜、大自然的启示、科学与万物生灵、帝国信条与个人观点等12章。 核心内容 一、大象的退却，看大象的生存空间是如何一步步被压缩的。 二、森林砍伐，看古代的滥砍滥伐现象，以及古人的森林保护意识。 三、水利工程，看古人如何维持一个水利灌溉系统的有效性，“技术锁定”是如何出现的。 四、中国古人的环境观，看“风水”和“天人感应”思想如何影响统治者和普通百姓的生活。

去年底曾发誓不再沉迷于二十年前的书，这么快就打脸了。这本中国环境史乃至世界环境史研究的扛鼎之作，是由几个相互独立的章节组成。 以大象为代表的野生动物历史分布变化主要参考文焕然的几部研究，但论述着重于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其中有关虎的内容并不如我所拜读过的王祖望等先生梳理的清晰。森林和水利部分各有跨时空的论述框架，从资源利用和景观竞争的角度诠释中国人与所生存环境关键要素间长期的相互作用。嘉兴，贵州和遵化三章在处理民族迁移和地方文化方面作出尝试，但有时又显得过于对立作为特例不方便相互对照。观念，认知和信条三章陷入了如中国特定古人一般的不可知，毕竟以西方人的观念，现代科学方法学去观察分析东方玄学，去类比物的认知和帝国意识形态实在是充满挑战。Mark Elvin以这些艰深要素贯穿四千年中华帝国，讲述一部中国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串联历史，环境，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故事，支撑一些论点，诸如前现代技术锁定，多产但不稳定，金融制度的环境影响，水利专制统治，以及，不存在一种可称之为中国观念的自然观。所以现代人如何可以通过转变观念来摆脱当前环境困局呢？

首先要感叹一下伊懋可先生对中文古籍文献的利用，伊先生通过对中国古典如《诗经》、《周礼》、《山居赋》、《五杂俎》、《清诗铎》以及各种方志、诗歌的阅读，从中挖掘出中国古代环境变迁的历史和中国古人的自然观 ，可谓学识渊博，学术视野开阔，功力深厚。我也正是因为这本书才第一次去读《山居赋》、第一次翻阅《五杂俎》。 其次，对于本书结语部分提到的彭慕兰先生著:《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我不久前刚看完，正是为了有所比较才来看的伊先生这本书。 结语中讨论了“到帝制晚期,中国的环境承受了人类经济活动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某些方面,这一情况出现得更早。但是,这一'压力'是否比1800年左右施加给欧洲环境的压力还要大得多?抑或像彭慕兰所认为的那样,如果首先聚焦于英格兰和尼德兰,那么这一'压力'甚至不那么大?”这一问题。 如果我没理解错，伊先生的看法似乎和彭先生相反。我个人比较支持彭慕兰先生的观点，因为彭先生一书中对欧亚大陆两端核心地区关于马尔萨斯生活四要素（食物、燃料、纤维、建材）进行了量化比较分析，以及对两个核心地区市场制度和生产要素的比较分析，包括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等各各方面。而伊先生“大象的退却”此书中，量化分析部分较少，大部分是通过对中国古代典籍文献进行文本分析来勾勒中国环境史，如果仅是对中国环境史进行分析这么作是足够了，但要是进行中欧环境史比较个人以为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在缺少对欧洲相应地区的量化分析师时）。 再次，虽然个人以为本书在结语的中欧比较部分存在一定缺陷，但是伊先生总结的“到18、19世纪,中国的水利经济陷入前现代的'技术锁定'(technological lock⁃in)模式之中,从而进退维谷”，最后导致“约束延缓了中国经济整体迈向现代的步伐”，这一观点是合理的。 最后，个人以为，上述这一“技术锁定最终导致环境困境、发展陷阱”的观点，同样可以用在工业革命以来、以欧美国家为代表、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现代全球经济体系上。传统中国农业社会，以水力与森林为能源基础，历时数千年终于在19世纪走向了崩溃边缘；那么现代全球经济体系，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短短两三百年就已走向了目前的困局；核能、太阳能、风能等等新能源目前看来还不是可靠的替代方案，不知人类前路何在。不由让人感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可能也是好师法中国古人“在面对具体问题时采取的随遇而安的态度”了。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巨著，它以大象的迁徙为线索，勾勒出中国四千年环境变迁的宏大画卷。这本书不仅是一部环境史，更是一部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综合研究，堪称西方学者撰写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 这本书的标题看似简单，却蕴含深意。大象的退却不仅是自然生态的变迁，更是人类文明与自然关系的缩影。作者伊懋可通过对大象栖息地的分析，揭示了中国古代农业扩张、森林砍伐和水利系统建设对自然环境的巨大影响。这种“人进地退”的现象，不仅反映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也映射了人与自然之间复杂的共生与冲突关系。 书中以浙江嘉兴、贵州苗族原居地和河北遵化三个地区为例，深入探讨了环境变迁的具体表现和背后的社会经济动因。这些案例不仅丰富了全书的内容，也为读者提供了微观视角下的历史细节。例如，浙江嘉兴的农业发展与森林砍伐之间的矛盾，贵州苗族原居地的生态压力，以及河北遵化水利系统的建设，都生动地展现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深远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伊懋可在书中提出了“天人感应”这一中国传统观念对环境史的影响。这一观念认为，自然现象的变化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体现了中国古代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然而，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敬畏之心往往被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所取代，导致了环境的恶化。这种矛盾正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书中还涉及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如战争、水利系统建设和森林滥伐等，这些事件不仅改变了自然环境，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发展。例如，战争导致的资源争夺和人口迁移，使得大象的栖息地进一步缩小；水利系统的建设则改变了河流的自然流向，加剧了生态系统的失衡。 然而，这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篇幅较长且内容繁杂，部分读者可能会感到阅读难度较大。此外，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虽然体现了作者的学术严谨性，但也可能导致普通读者难以理解。因此，如果能适当简化语言并增加一些通俗易懂的案例，或许能更好地吸引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大象的退却》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部启发思考的作品。它让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正如作者所言，“人是世界的一部分，不能脱离大自然的存在”。在当今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时代，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只有尊重自然、保护环境，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本书也提醒我们，环境史不仅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未来的启示。通过研究大象的退却，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历史上的环境变迁，还能从中汲取教训，为当今的环境保护提供借鉴。正如作者所说，“大象的退却”不仅是自然界的悲剧，更是人类文明的警钟。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是一部值得深读的经典之作。它以大象的迁徙为楔子，揭示了中国四千年环境变迁的复杂历程。无论是对环境史感兴趣的学者，还是普通读者，都能从中获得深刻的启示和思考。让我们一起跟随大象的脚步，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这本书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它讨论的主题很宏大，讲的是几千年来古代中国的环境史，探讨了中国历史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但是切入点非常有趣。作者从历代文献里，解读出大象退却的路径，进而管窥中国环境、气候变迁与人类活动，让人耳目一新。大象为什么会退却？大象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一切答案尽在书中。

说三点印象比较深的。 1，技术锁定，且因技术而达致的效果需要持续投入，从而如果技术没有突破式的革新，则原有成绩无法维持。 2，水利专制。水利除带来专制外，也面临类似困境:后代水利工程受制于前代技术，且需要后代长期持续投入而难以维系。 3，不存在真正独特的“中国观念”，种种中国观念似乎都能找到西方观念与之对应。

0、退却的历史 中原农耕文明沿黄河由东向西、由内地向西北阶梯式垦荒拓殖，垦荒毁林、铲除草原，同步造成大象、大型野兽西撤南退、黄河泥沙剧增。西北开发分先秦奠基→西汉大规模拓荒→魏晋时断时续→唐代全域屯垦→宋元收缩调整→明清极致山地垦殖六大阶段。 一、先秦（商周—战国：公元前1600—前221年）：黄河中游起步，农耕西进到陕北、晋西 1. 商（前1600—前1046）：农耕核心在豫北、晋南（中原核心），少量垦殖渭水谷地（关中），关中仍遍布森林、草原，大象、犀牛广泛栖息于黄河中游全域（豫、晋、陕）； 2. 西周—春秋战国（前1046—前221）： ◦ 秦国沿渭河向西开垦：关中平原全境、陇东泾洛流域（今甘肃东部庆阳、平凉），是中原农耕第一次伸入西北农牧交错带； ◦ 三晋（韩赵魏）向西开垦吕梁山区、陕北黄土高原南部（榆林以南），清理原始森林、草地辟为农田。 中原原生森林率先消失，西北黄土高原边缘开始出现局部水土流失。 二、秦汉（前221—220年：西北农垦第一次高峰，黄河中游、河西全面开荒，黄河自此由“河”改称黄河） 秦汉西北大规模垦荒是黄河变黄的决定性原因，此前黄河无黄名，汉代因黄土高原植被破坏泥沙暴涨得名黄河。 1. 秦朝（前221—前207） • 地域：陕北河套（鄂尔多斯南部）、宁夏南部，迁中原百姓实边，清除草原开荒，农牧线第一次推到长城沿线。 2. 西汉（重点：前121—前90年，汉武帝时期） -1. 河西走廊（核心开发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今甘肃全境河西）：前111年设河西四郡，迁徙关东贫民、戍卒60余万，铲除祁连山山前草原与河谷森林，修渠屯田（千金渠等大型水利），全面推行中原代田法，民屯+军屯并行； -2. 黄土高原全域：陕北、晋北、宁夏平原（银川河套）、内蒙古前套平原：上郡、西河、朔方郡大范围垦殖，原本连片的黄土高原草原、落叶阔叶林被成片改造为耕地； -3. 西域点状开发（南疆塔里木盆地：轮台、焉耆、楼兰、若羌）：戊己校尉主持军屯，沿绿洲点状开荒，中原农耕技术传入南疆。 3. 东汉 国力收缩，河西、河套部分耕地撂荒变回草场，但关中、陇东垦区永久固化为农耕区，农垦不再退回。 黄河中游地表植被大面积消失，水土流失爆发，泥沙入河，“黄河”名称固定；大象彻底退出关中、陕北，仅残余于秦岭以南。 三、魏晋南北朝（220—589年：农垦大幅萎缩、时垦时弃，西北耕地与草场反复切换） 中原战乱、人口南迁，河西（高昌、楼兰）保留少量军屯（西域长史、戊己校尉持续屯垦）；黄土高原、河套大部分农田废弃，重回游牧草场；仅关中渭河平原维持原有农田规模，不再向西扩张。 寒冷气候+政权分裂→农耕回撤，西北生态短期修复，野生动物小幅回迁。 四、隋唐（581—907年：西北农垦第二次鼎盛，向西拓展至北疆） 1. 隋代：修复关中、陇东旧垦区，初步复垦宁夏河套 2. 盛唐（贞观—开元，630—755） 1. 河西走廊全境复垦、扩垦祁连山浅山地带； 2. 北疆（北庭：吉木萨尔、伊犁河谷、哈密伊吾）：唐朝大规模军屯，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屯垦，史料“安西20屯、北庭20屯”，中原农民、流放罪犯批量迁入北疆绿洲开荒； 3. 陇右（甘肃南部洮河流域）、湟水谷地（青海西宁）：农耕首次深入湟水，打破原生草原生态。 安史之乱后（756—907） 吐蕃占领河西、陇右，河西、湟水垦区大面积抛荒，农耕收缩回关中、宁夏平原。 五、宋元（960—1368：农垦南北分化，西北整体收缩，局部河谷精细化开垦） 1. 北宋：农耕止步陕北南部、泾渭流域，陕北北部、河套沦为西夏牧区，仅沿黄河河谷小块开荒； 2. 元朝：大一统后局部恢复宁夏河套、河西绿洲农垦，整体以游牧为主，西北山地开荒放缓。 两宋气候转冷，西北干旱加剧，农垦难以向高原纵深推进。 六、明清（1368—1912：中国历史西北农垦终极扩张，深入黄土高原深山、陇南山地，全区域深度毁林开荒，大象彻底退出中国北方） 1. 明代（洪武—明末1368—1644） 1. 陕北、晋西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政府强制移民“山陕填三边”，百姓进入黄土高原深山、坡地开垦，陡坡毁林种地； 2. 河西复垦+宁夏平原水利大开发，银川平原引黄灌溉农田规模翻倍； 3. 陇南山区（甘肃天水、陇南）：中原流民进山伐林垦荒，秦岭北坡森林大面积消失。 2. 清代（康雍乾至晚清1662—1911，开发强度顶峰） ① 政策：摊丁入亩+玉米、土豆美洲作物传入，山地开荒无地理限制，垦荒直达高山陡坡 • 黄土高原全境（陕、甘、宁、晋黄土丘陵）：无一处闲置荒坡，原生草原、次生林基本消灭； • 河西走廊南部祁连山山麓浅山、青海东部湟水、大通河谷：流民垦殖深入山前林区； • 新疆全域绿洲（南疆塔里木、北疆准噶尔绿洲）：清朝大规模移民实边，陕甘百姓入疆开荒，南疆绿洲耕地扩张数倍。 ②关键环境结论 1. 中国北方（秦岭以北）原生森林、草原基本终结，野象彻底从黄河流域、长江以北绝迹，全国仅云南边境残存野生象群 2.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彻底定型，黄河下游悬河格局固化，历代黄河水患根源落地。 1、河什么时候黄？ 黄河直到大约两千年以前才开始叫“黄”河,之前仅被称为“河”。 黄河变色的最可信的原因,则是秦汉两代农耕在西北部的推广。为发展农业,覆盖中游沿岸广大地区的草地被清除;为满足都城的木材需要,西北部东南方向的温带森林被砍伐。 茂密的森林会减轻风蚀和水蚀对表土的侵害。 树下累积的枯枝落叶能让雨水慢慢渗漏。 这种渗漏还可防止土壤被冲刷到下游的灌溉系统。一旦树木消失,泥沙俱下,就会给下游的定居农业造成更大的困难，一困难就挖得更勤快，一勤快树木更少，如此恶性循环。 黄河的典型特征，高原山地土壤侵蚀，到了平原区悬浮沉积物的沉淀,使黄河河床升高,超出了周围的平原,然后靠人工堤坝才能约束河床。没有堤坝,河岸会不时地溢洪。当溢洪减弱,其裹携力也就下降,负载的泥沙就被倾卸在洪泛区。直到最后,这条河总会决堤改道,从而水患连绵。 2、定居农业不可能不利用（不管）黄河 黄河黄的主要原因是中原古文明发展太好，人口压力大，中游山地和高原的林草地开垦为农业。 定居农业的第一步就是开垦农田，平原开垦完了，由于人口压力就开垦山地林草，山地没有了林地就流失的土壤，然后在平原沉积在河床、河滩、洪泛区、三角洲。 沉积下来的地特别肥沃，然后开垦，要农业耕作，那就修河堤保护农田，一修河堤，把河流约束的更小，一来大水就决堤。 如此循环。这是人类定居农业和环境之间无解的相爱相杀。 3、历史上黄河水患，越强大越开发水患就多 从丰富的史料及遥感环境研究看： 战国时代，黄河堤坝后撤至离河岸约10公里处,目的是给洪水让路。《汉书》说,堤坝里面的“填淤”由于“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这段话基本是2000多年，开发、水患、治理的基本模式。后面的史料可以看到水患越来越密集】 汉朝的大部分时期,即公元前186—公元153年,黄河堤坝大约每16年出现一次大决口。公元前66—公元34年间最为集中,频率上升至每9年1次。 接下来的400年,东汉政治混乱，三国到南北朝混乱时期，无力拓殖，向西北部的移民以及农业拓殖结束。气候变得更为寒冷,农民与牧民之间的边界在南移,草与森林重新生长。结果,黄河堤坝大决口的频率降至每50年一次或更少。 直到大约公元500年的北魏末年,黄河中游的部分地区重新得到开垦,位于大转弯西北角的河套也开垦了。当时世界上最大城市之一的都城长安 对木材和燃料也有大量的需求。 唐朝时期，强大就意味着更大的农业开发，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西北部的牧场加快向谷地转变。 公元788年,西域东南边界周围地区，在今甘肃省，是这样开发的： 芟林薙草,斩荆棘,俟干,尽焚之,方数十里,皆为美田,劝军士树艺,岁收粟菽数十万斛。 唐代最后160年,公元746年到900多年，黄河堤坝大约每10年决口一次。 随后的五代时期,这一数字上升至每3.6年一次。 宋朝。从公元960年到1126年北宋中古经济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其频率是每3.3年一次。 这还有些低估，因为只包括了明确提及的决口，在1117年,据说有一百多万人葬身于此。 大清。1645年到1855年间的清朝大部分时间里,人口压力迫使人们在黄河中游地带开垦脆弱的黄土地, 使得黄河南部河道每1.89年就出现一次灾情。

优点：开创性 一定启发性 不足：困在了“一定”这个“窠臼”，不客气地来说简直是无聊透顶，就作者论述的连续性来说给一个“不行”的评价也可以。作者论述思路太过跳脱，而且并不是汉语的母语掌握者，隔阂在大量的“译者注”中得到了体现。

先看的杉木，因为书里一直提大象，大象刚好在我的书库里，干脆一起看了。 说实话，两本我都不满意；但相比之下，我觉得杉木更胜一筹。 《杉木与帝国》聚焦于杉木这一具体的产品，提出中国古代（宋元明清）不只“大毁林”，而在自由市场的发展下，也有“大造林”的措施。整体章节安排始终围绕论点，不是一般历史的线性叙事方式，导致我读的时候有一点混乱，且翻译团队能力也一般，好多都不知道到底在描述什么。 《大象的退却》聚焦于大象这一象征的意象，通过森林、水利、生物等描述，中国古代一直在“大毁林”。整体章节安排分为总分总，先论述相关知识，再引出具体案例，最后讨论古代诗词中的意识形态，整体写得像一篇散文一样，每一篇结尾都没有总结性描述，全书的结语更是像文学一样，戛然而止。 杉木一书更具体，时间跨度更短；大象一书更意识形态，时间跨度长，主打大而全。杉木的结论更具有“可迁移性”，书中结论表明，高层的决策和制度不是决定某一件事的最终因素，而在不断连续地执行和不执行中，也对事物造成了影响。大象除了开头提出的论点，剩下不知道在说些啥，大段直接引用一些诗词的原文，很少解释，也不做总结，看得费劲。 这两本书的研究内容和风格也体现了近年历史圈的风向：更具体、更聚焦、更细致。杉木一开始表态，挑战大象中的大毁林说法，但其实通篇读完以后，会发现大造林其实就是大毁林的一部分，一脉相承，大象是地基，杉木是上面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