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

$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了后来被称为“没有胜利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的演讲，重新解释了“门罗主义”： 所有国家应自愿将门罗主义作为世界性的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应将其政治体制扩展到其他国家或民族，而且每一民族都有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体制，有不受阻碍、不受威胁、不必恐惧地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自由，无论是小国还是大国和强国。 在这里，威尔逊突破“西半球”或“美洲”的空间限制，将“门罗主义”解释为各国家或民族自己决定自身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的原则，因而具有适用于地球上一切地方的潜在可能性。从表达上来看，这种解释与“罗斯福推论”之间存在张力——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恰恰是以“文明程度”的名义，论证美国应当对美洲国家行使某种国际警察的权力，这对于美洲国家自己选择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必然构成限制。但实际上，威尔逊说每个民族具有选择自己政治体制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威尔逊对于各种政体一视同仁，乃至于承认有些民族可以自由地选择反对民主体制。威尔逊事实上抱有这样的假设：一旦一个民族有权选择，它必然选择民主制。因此，拉丁美洲国家并不能自由地转向君主制，否则，就有可能招来美国的干预。 从实践上来看，威尔逊不仅完全没有放弃对拉美国家内政的干涉，甚至可以说还变本加厉了。他在总统任内数次发动对拉美的军事干预：1915年侵入并控制海地内政、1916年对墨西哥进行“潘兴远征”（Pershing's Expedition）、1916年军事占领多米尼加。对于深入了解“门罗主义”实践的人来说，威尔逊的解释几乎就是“硬拗”，完全与美国在拉美的实践背道而驰。但既然世界上大多数人并不清楚美国在美洲的所作所为，威尔逊的解释仍然能吸引大量听众。 威尔逊在这一演讲中同时提出了建立普遍的国际合作的设想，这实际上是后来的集体安全机制的雏形，但威尔逊强调，它基于自愿，不是一种义务性联盟，这一强调也打着19世纪美国外交传统的深刻烙印——慎于在美洲之外承担国际义务。威尔逊设想的理想状态是，美国基于自己的善意领导一个世界，却无须对这个世界负刚性的义务。 1917年4月，美国打破中立，对德奥宣战。威尔逊论证美国参战的意义是：“必须让世界变得对民主更安全”（The world must be made safe for democracy），同时坚持了“没有胜利的和平”的口号。然而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俄国退出“一战”，颁布《和平法令》，公布十月革命爆发之前俄国政府签署的各项秘密外交文件。为了防止欧洲各国被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吸引，威尔逊被迫提出一套战后国际秩序构想，与布尔什维克竞争人心。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演讲中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其主要内容包括：废除秘密外交、公海航行自由、签订贸易平等条约、减少军备、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建立国际联盟等。“十四点和平原则”中包含了支持战败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境内一系列少数民族独立建国以及波兰复国的内容，但并没有出现列宁式的“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的提法。 威尔逊并不是列宁。他在“十四点和平原则”中支持某些族群独立建国，首先是对战败国的打击；其次，这些被威尔逊认为有资格独立建国的族群，通常都被视为白人而非有色人种。在种族主义盛行的美国南方长大的威尔逊，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超越白人至上的思维，他在联邦政府中推行黑白种族隔离，并反对亚洲人与美国白人通婚。他无意主张欧美列强海外殖民地那些被归类于有色人种的民族立即实行“自决”，即便是针对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威尔逊也会断言“在政府与正义等深刻的事务方面，他们还只是孩子，而我们则是成人”，主张菲律宾人必须在美国的托管之下，形成自治能力之后，才能够获得独立建国的资格。虽然他并未断然将非欧洲族群排除出“自决”的范围，但后者首先要经过在更高的文明程度的列强“托管”（Mandate）之下，形成“自治能力”，这正是威尔逊所倡导的国际联盟下的“托管”制度的思想根源。无疑，这与列宁所要求的当即实施的“民族自决”，不可同日而语。 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也公开否决了日本代表所提出的“种族平等”提案，担心这一提案会对美国国内的种族不平等政策产生冲击。然而，在威尔逊政府利用新设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展开的全球宣传之中，“民族自决”的地位不断抬高，越来越被普遍化。在欧洲与亚洲诸多国家的报章将他的主张概括为列宁式的“自决”的时候，威尔逊自己并没有做出澄清，其结果是从埃及、印度到中国、朝鲜、安南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渴望民族独立的人士都对威尔逊产生了极高的期待，而当威尔逊无法满足这些期待的时候，其声誉也就跌落尘埃。 $1942年，太平洋战争在进行之中，荷兰裔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出版了《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 美国与权力平衡》（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用佩里·安德森的评价说：“突显了华盛顿长时段反思的空白。”在德日崛起的背景之下，斯皮克曼主张，美国如果要保障西半球的安全，就不能不寻求全球范围内的势力均衡。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者相信，由于太平洋与大西洋的阻隔，德日联盟在旧世界的全面胜利将不会影响到西半球的存亡，斯皮克曼对此不以为然。他将美洲划分为（包括美国与加拿大在内的）盎格鲁-撒克逊美洲与拉丁美洲，认为如果德日入侵美洲，拉美国家基本上只会拖美国的后腿；即便没有入侵发生，德日控制的旧大陆也能够轻而易举地对西半球发动贸易战，并利用拉美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与盎格鲁-撒克逊美洲的巨大差异，对阿根廷的亲德政权实施和平演变，建立柏林控制的傀儡政权，进而在南美扩张，建立“大南美共荣圈”。因此，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均势，以保障西半球的安全，美国必须主动出击，加入欧洲与太平洋战事，击败德国与日本。 在1942年，斯皮克曼甚至设想了战后国际体系的基本形态：美国需要吸取“一战”之后草率退回美洲的教训，积极介入欧洲与亚洲的联盟体系，维持旧大陆的势力均衡。斯皮克曼确定无疑地指出，在战后亚洲，美国需要平衡的力量并不是日本，而是拥有更大经济与军事潜能的中国。斯皮克曼将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名言“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改成了“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控了整个世界的命运”。而中国，就处于他所说的“边缘地带”的关键位置。 势力均衡原则的政治心理基础是“恐惧”，因为“恐惧”，在很多时候就可以“先发制人”。论证“先发制人”正当性的思想，在西方传统中源远流长，从古罗马的西塞罗（Cicero）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随处可见其踪迹。1823年，门罗总统的论证诉诸了“恐惧”——欧洲列强对美洲革命的干预，最终有可能导致美洲乃至美国革命果实的丧失。1904年，罗斯福总统也诉诸了“恐惧”——如果拉丁美洲国家欠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列强太多钱，导致后者上门武力逼债，就有可能导致美洲自主性的丧失，进而威胁美国的安全。而斯皮克曼的论证，则进一步扩大了“恐惧”的范围。威廉二世确实把德国的军舰开到委内瑞拉来了，而“二战”中德国根本没有向拉丁美洲派出军舰，可也成为斯皮克曼恐惧的根源。至于中国，在当时还在反抗侵略者的炮火中浴血奋战，可也已经成为斯皮克曼“均势”盘算的对象。 不久之后，斯皮克曼的筹划就变成了政策现实。美国确实全面介入欧洲与亚太事务，在欧洲建立了北约，深深介入欧洲大陆事务；在亚洲则通过与韩国、日本的安保条约，对中国与苏联进行遏制。只是，美国官方为斯皮克曼式的“均势”盘算，加上了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修辞。在今天，美国在海外拥有八百多个军事基地，其中很大一部分密布在中国周围，形成一个C形包围圈。中国海军在第一岛链内稍微活动一下，美国报章上就经常高呼“中国威胁”，仿佛中国海军已经游弋到了佛罗里达海岸一样。在别人的家门口高谈阔论“威胁”，要求别人承担证明自己“人畜无害”的举证责任，已经是美国掌权者的习惯。 在今天，美国的“门罗主义”运行的区域绝不仅仅是西半球；“门罗主义”早就已经越出了西半球，而这种逾越，意味着在美国执政精英眼里，全球都应该是拉丁美洲的样子。1903年5月，梁启超曾拜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受到极大的震撼，他这样概括美国官方对“门罗主义”的新解释方向：“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

连着刷了作者两本书，都受益匪浅。 原来“XX是XX人的XX"这个经典的句式来源于门罗主义，同时引发全球近代史上许多思潮和事件。 这席卷全球的思维模式当然也到了还算闭塞的蜀地，刘湘那"打回四川去，保卫大四川"，算是"XX是XX人的XX"这个句式的一个变体(>ω<)。话说回美洲，既然美洲是美国禁脔，那后来智利总统阿连德的遇难是否也应该算作美国门罗主义下的常规操作手法？毕竟按照“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这种思维模式，想在此地行社会主义路径会直接触发帝国最敏感的神经。 此外书中对卡尔施密特大空间理论的讲解倒是可以看做一种安利，激发出下一步的阅读兴趣。

很有收获。看的时候还让我想到游戏《文明6》，里面老罗斯福的领袖特性“罗斯福推论”：在首都所在大陆战斗加力5点，想必对应的现实就来自这里罗斯福推广版本的门罗主义

优点和不足都挺明显的。优点在于作者站在全球视野下，对门罗主义的阐释，门罗主义在不同区域的演变，以及其概念转变做了分析。不足就是作者是学法的，历史分析相对薄弱了些。有的结论经不起推敲。但了解一下不同区域的门罗主义的演变也是可以的，顺便复习了下门罗主义，威尔逊主义的基本概念。

意外非常棒的一本书，虽然是学术类书籍，但完全不枯燥，学术性和可读性平衡把握的非常好。全书的主题是在讲门罗主义的起源发展和在世界地区的衍生。但最根本还是在探究一种全球地区空间政治在近代的发展和衰落，在全球化浪潮减退的今天，我们仍然能从20世纪思潮里看到今天的影像。 ps这本书也是疫期期间写的，我发现疫情封城期间写的书好像都很不错

概念史的梳理与评注非常非常详细。全书也正如刘小枫所说的一样，资料充足但理论框架仍然有待丰满，同时现实关怀与学术中立的确存在一定张力。但除开充实的概念史梳理以外，最宝贵的还是门罗主义-空间政治秩序这一近代以降国际政治主题与各民族国家观念实践之间的互动。后两章回顾了中国回应门罗主义的历程，并指出了一条由李大钊开创，经由列宁，在共产主义革命与国家实践中淬炼形成的话语的解放性。这是中国对门罗主义的回应，也是中国革命与国家叙事的基础之一。同样的冲击与回应模式在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被反复演绎，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 对于某种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的整体观念建构而言，这或许也是一种可行的视角。

门罗主义就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莫匪尔极。 贻我来牟，帝命率育。 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亚洲者 全地球之宗主也 中国者 亚洲之宗主也

门罗主义发源但溢出美洲，在全球各区域空间传播、流变和实践，最终能够成为多极化世界格局的话语养料还是被彻底抛弃，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