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斯·韦伯
本书是马克斯·韦伯的两个演讲名篇。一战后,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对未来的道路充满了迷惘。应其之邀,韦伯做了这两次演讲,旨在为大学生解答学术与人生道路上的核心问题。在一个祛魅的时代,以学术或政治为天职,这意味着什么?学术生活就如一场“疯狂的赌博”,而政治则被韦伯喻为“坚定而从容地钻透硬木板”。他以冷峻、清醒与独有的内心深处的激情,直面我们时代深刻的命运,为我们描绘出学术与政治的职业状况,阐明从事这两种职业所需的素质与条件,揭示学者与职业政治家的责任与内在使命。《学术与政治》可看作韦伯晚年对毕生致力的两大领域的反思,这两篇演讲在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成为韦伯极重要的两篇演讲。
祛魅与清明 ——读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9/2022】 第一次听说“祛魅”这个词,是读刘擎的《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他在书中用《祛魅时代的学术与政治》一章,专门介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读后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 久闻韦伯大名,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名著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深远。哲学家雅思贝斯称韦伯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德国人”,只可惜自古天才多夭折,与尼采一样,韦伯晚年患精神疾病,于1920年英年早逝,年仅56岁。 关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读者是绕不开韦伯的,于是我先从他的这本《学术与政治》入手。感谢刘擎老师,让我认识韦伯,知道了什么是“祛魅时代”。读书方法之一是以书找书,白岩松说“人找书很难,但书找书很容易,越读书才越知道要读什么书。”认识一位作者及其著作,既是偶然,也是缘分。有如交友,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那些影响你一生的“贵人”,往往是偶遇或经人介绍认识的。 打开我的微读书单“韦伯专辑”,《学术与政治》有四五种译本,选择罗卫东先生的这个本子,因他译自德文,且写有长篇导读。韦伯的思想博大精深,但他的书与许多德国思想家一样,内容庞杂,行文曲折,初读时如坠云雾,考验耐心。看完刘擎与罗卫东的两篇专论,再读原著,方理出一点头绪,弄明白韦伯这篇名著究竟好在哪儿。 本书是韦伯生前两个脍炙人口的演讲名篇:《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前后,昨日世界业已崩塌,新的社会及政治秩序尚未成型,德国年轻人对未来的道路充满了迷惘。韦伯应慕尼黑大学邀请先后做了两场演讲,史称韦伯的“志业演讲”,旨在为大学生解答学术与人生道路上的核心问题,后成为20世纪西方著名的思想文献,获得经典地位,被列为西方大学生的必读物。 据媒体披露,今年我国有一千多万大学生毕业,称为史上之最。面对就业压力,他们有的报考公务员,选择从政,有的应聘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或研究机构,立志与学术和专业为伍,有的投身企业,实业报国。来到人生的十字路口的大学生,读读韦伯一百年前的忠告,正当其时。 《学术与政治》也可看作韦伯晚年对自己毕生致力的两大领域的深刻反思。韦伯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两个关键词要记住,一是祛魅(除魅),二是清明。本人试着从三个方面加以解读。 (一)世界已进入一个祛魅的时代 古代人们生活在一个魅惑的世界中,被神秘超验的东西所笼罩,于是依托神和上帝等比人类更高的存在,通过宗教信仰和仪式,产生敬畏之心,从而确立人生存的目的与意义,获得“安身立命”的根基。 西方人文思想的源头之一,是起源于耶路撒冷的宗教。犹太教以《圣经》立规,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他高高在上,不可琢磨,任何想要描述他的存在都是一种荒谬,任何试图给他画像都是一种亵渎。人要无条件地信仰服从上帝,通过虔诚的祷告来影响神,以期改变尘世中个人的命运与处境。斯宾诺沙认为,人类之所以信仰宗教,是根植于人内心的两种情感,一是对未来不确定的困惑与期望,二是对痛苦与死亡的恐惧。 西方人文思想的另一源头,是起源于雅典的古希腊哲学,倡导理性主义。哲学因其理性精神,天然使命就是为宗教祛魅。西方通过宗教改革,在文艺复兴的土壤上,开始了启蒙运动,随着18世纪科学革命的成熟与工业革命的崛起,推枯拉朽般取代了神学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观念,科学与理性主义成为主流的思维模式,随着宗教信仰的大退潮,神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被隐去,于是尼采振聋发聩地发出一声呐喊:“上帝死了!”,人类从此进入一个袪魅的时代。刘擎说“现代的来临意味着一种觉醒,像是世界到了梦醒时分,解除了古代迷梦一般的魅力或者魅惑。现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时候,会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这就是所谓世界的祛魅。” 韦伯说得好: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世界已被祛魅,那些曾经被奉为最神圣最崇高的价值观,以及其代表人物已经退出了公共生活。对曾经顶礼膜拜的东西,人们早已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再三拜九叩、三呼万岁也无济于事。世界祛魅之后,现代社会基于宗教信仰统一性的价值体系崩塌,人的社会价值观趋于多元化,思想意识难以统一,不再定于一尊。“袪魅”是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根本判断,是他对现代世界特征的深刻洞察,也是影响深远的一个见解。 中国本无宗教传统,求神拜佛从来就不是历史的主流,而封建皇权则借助儒教,统治民众数千年。上世纪初,随着皇朝退位,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引进,孔家店被掀翻在地,传统的儒家文化日渐试微,“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国际歌》从此响彻华夏。经历文革的洗礼,40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观念深入人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祛魅”相当彻底,甚至比起西方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上帝等偶像早已跌落神坛的今天,任何新的造神之举注定应者寥寥,无法持久。中国与世界己迈入一个袪魅的时代,这是我们当前思考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二)保持头脑清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很喜欢“清明”一词,在汉语中,“清明”一是形容政治清明,有法度,有条理,反之即腐败与昏暗。二是形容头脑清楚镇静,神志清明。三是形容自然清澈而明朗,如天气晴朗,月色清明,反义词是混浊。 清明一词,首先让我联想起17世纪初英国的一批清教徒,为摆脱宗教王权专制,逃避迫害,寻找自由和财富,毅然乘“五月花号”帆船漂洋过海,移民荒凉的美洲新大陆,成为美国精神的肇始。 清明一词,还让人联想到光绪年间朝廷的清流党,当时一批有名望的士大夫自喻德行高洁,他们以敢言著称,评议时政,上疏言事,弹劾大臣,因特立独行,不苟随时俗,不愿同流合污,在晚清昏暗的官场有如一股清澈的流水而得名。 无论是西方的清教徒还是东方的清流党,他们的共性都是为了追求清明的政治与理想生活,特立独行,甘愿冒险,这与韦伯倡导的 “清明”异曲同工。韦伯的清明,是指在这个万事万物已经祛魅的时代大背景下,人应该保持独立清醒的头脑,以一种客观性的眼光看问题,以实事求是的立场冷眼向洋看世界,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保持“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定力,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进入21世纪,人类摆脱了愚昧的观念和宗教的羁绊,世界的祛魅成为难以逆转的现实。在互联网时代,知识的爆炸日新月异,一切都是速朽的。随着人工智能以指数级发展,“奇点时刻”日益临近,“元宇宙”也迈入人们的视野。而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世界进入一个更加动荡的不确定时代,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受到挑战,西方主导全球的神话开始破灭,国际政治与金融也进入一个祛魅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如何保持清醒头脑,冷眼观察,沉着应对,以百折不挠的勇气与忍性,一心一意发展经济,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千年梦,值得国人深思。 (三)袪魅时代的志业 何谓志业?志业即志向与事业,是内心和信仰的召唤而选择的“神圣事业”或者“天职”。在一个祛魅后的世界,学术及政治还能否成为一种志业?韦伯的回答是,学术与政治作为“启人清明,唤醒责任”的事业,仍然弥足珍贵,值得当作“志业”去追求。韦伯并不教人如何择业,因为人各有志。韦伯强调的是择业的态度,即做人做事应具备的素养与品质。他以冷峻、清醒与充满激情的演讲,描绘学术与政治这两种职业的状况及所需的素质与条件,揭示学者与职业政治家的责任与内在使命,如何将志业视为毕生的追求与理想,而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那么,在一个祛魅的时代,以学术或政治为天职,意味着什么?韦伯的回答冷峻克制,暗蓄悲情,寄托深远。 首先,就学术而言,韦伯提出“价值中立”和“责任伦理”两大原则,可作为学者的最高信仰。他强调“为世界除魅”,即致力于以学术为业的人,应该将各种崇拜与魅力驱除,以理性的推理和基于事实与数据的客观分析从事学术研究,不迷信权威,不弄虚作假,不为五斗米折腰。在拜金主义日盛的今天,学术的可贵之处,在于使人头脑“清明”,写文章做学问不是为了捞取名利,更不是为了晋职称,分房子,那样是永远出不了大师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你必须凭良心写文章,为自己的学术后果承担责任。韦伯坚信,学者遵循的最高原则是“智性的诚实”,就是要揭示真相,无论真相有多么严酷。具备这种清明,我们才能获得“内心的一致性”,形成完整的人格,保持精神上的宁静,这就是韦伯所讲的“思想的清明”。韦伯以自己一生对学术的奉献,抵达了思想清明的境界。学术工作投入很大而回报很少,作为谋生手段“性价比”很低,像是“一场鲁莽的赌博”。选择学术,意味着选择了一条冷清孤寂艰苦的攀登之路,只有少数幸运者才能登上峰顶,摘取学术皇冠上的明珠。对此你有思想准备吗? 其次,就政治而言,政治被韦伯喻为“坚定而从容地钻透硬木板”。中国自古有“不为良医便为良相”的传统,许多青年学子志向不凡,怀有忧国忧民的满腔热血与宏大抱负。职业政治家是政策法律的制订者和实施者,具有职位带来的权力、威望和影响力,也享受决策成功带来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政治家在人格上应当具备三种品质: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政治家应常怀增进百姓福祉、促进社会进步、推动政治清明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而不是将从政当作一个养家糊口的职业,更不能将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政策不是在认定一个乌托邦后拍脑门决定的,政治家们应该时刻牢记自己权力背后的社会责任。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大学生千万不能把眼睛只盯着学术与政治这两种岗位有限的志业。作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实业永远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因此到企业去,到生产一线去,应该成为绝大多数青年的正确选择。 阅读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一书,对即将踏入社会的青年莘莘学子,无异于岗前培训,上一堂难得的职业生涯课。 开卷吧朋友!你将获益。 (2022年7月3日)
清扬斋哲思 /走进马克斯韦伯 倾听时代的波涛/ 缘起——Omg!韦伯这该死的无处释放的魅力! 年前收拾书房的时候,看着一排排的史书中夹杂着两本社会学书籍,一本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另一本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将两册书捧在手里思绪荡漾,费老作为中国社会学的扛鼎之人,其作品深刻而又立体的描摹着脚下这片古老的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热土之上的人,初读时的震撼与欣喜似乎历历在目,故而决定将社会学置入新年必读之列。从何读起又是我犯了难,公认的现代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一是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代表作《社会分工论》等;另外两位均为德国人,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卡尔·马克思,著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另一位则是马克斯·韦伯,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享誉中外。说来也巧,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元旦之后我鬼使神差般的购入了一册刘擎教授的《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书一到手拿起来便读的如痴如醉,作为第一章的路标人物,我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过那个闪闪发光的名字:马克斯·韦伯。 侧目——只因在人群之中,多看了你一眼! 既然笃定要读韦伯,关于韦伯其人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以下内容摘自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韦伯出生于1864年,学术生涯起步很早,25岁就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不久之后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1894年就被弗莱堡大学聘任为正教授,两年多以后又获得了海德堡大学一个重要的教授席位,当时不到33岁,令同辈学人望尘莫及。但很可惜,1897年秋季韦伯患上了精神疾病。那一年他父亲去世,此前父子俩有过激烈的争吵,却再也没有和解的机会,这给韦伯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冲击,引发了他的抑郁症。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他时而处在精神崩溃的状态,完全停止了学术工作。 1902年韦伯病情有所起色,虽然有轻微的反复,但已经能重新投入工作。1903年他担任了重要的学术编辑职位,同时开展基础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但直到1918年他才重返大学,先是在维也纳大学授课一个学期,后来接受了慕尼黑大学的正式教职。但不幸的是,这个教职他只做了一年。韦伯染上了当时肆虐欧洲的西班牙流感,引发肺炎,于1920年6月14日去世,年仅56岁。 韦伯的思想生涯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韦伯的研究横跨了经济、政治、历史、宗教和哲学等领域,甚至对古典音乐也有独到的研究,他是一位博学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第二,韦伯广泛介入了公共讨论,在报刊上发表过重要的政论文章,还直接卷入了许多政治活动,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军,参与野战医院的管理和建设,作为德国战后谈判使团的顾问参加凡尔赛和会,以及讨论起草“魏玛宪法”等工作。因此,韦伯不只是纯粹的书斋型学者,他还是德国当时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去世之后,他的学术和思想遗产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被视为西方现代历史上的一位思想巨人。 倾心——再也没有忘记你容颜! 面对着这样一位思想巨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深思熟虑多方参考之下,我决定从这本《学术与政治》入手!《学术与政治》是马克斯·韦伯于1917-1919年间在德国慕尼黑为一批青年学生所做的《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两场演讲的合集。当时的德国在普法战争后,以国家主义的铁血政策飞速跃升为资本主义经济强国,以理智化为核心的现代化使理性在为世界祛魅后成为时代的主导精神,工具理性成为社会生活的通则,但其价值无涉的特质无法为现代人提供解决终极意义问题的场所,造成旧的价值体系已然崩塌,而新的信仰秩序尚未建立。面对如此困境,年轻的学子们普遍感到迷茫,急需一个伟大的导师来为未来指明发展方向,而韦伯作为当时德国思想界巨擘,正是他们所期盼的不二人选,他以热烈的关切和冷峻的思想,对现代性诸问题进行了解释,《学术与政治》便是这一诠释的思想精华。 沉沦——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 Part.1: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之祛魅后的精神荒芜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 韦伯如是说道,这便是祛魅的过程。在现代以前,绝大多数人相信这个世界上是存在神鬼的,那些超越人类经验感知的存在,就构成了古代人精神的重要部分,譬如图腾崇拜,鬼神敬畏,人与世界在此种连接下获得了生存的终极意义。但经过启蒙运动之后,自然科学飞速发展,以理性的方式来探索世界成为主流,人们逐渐抛弃了古代对于神秘力量的崇拜。随着理性化的推进,世界被祛魅,而科学又无法提供新的信仰,人们因此失去了以往可靠的终极价值,于是现代人陷入价值多元的冲突困境,精神由此变得荒凉而迷茫。 Part.2:《以学术为志业》:从价值判断到事实判断 马克斯·韦伯创造性地提出“世界的祛魅”这一说法,反映的是步入现代性不久的人们普遍的精神困惑。但较之当时流行的悲观主义论调,马克斯·韦伯的悲凉却表现出勇于直面惨淡现实的精神品质。既然基于事实判断的科学理性不涉及终极关怀,那么作为天职的科学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学术的意义不在于帮助人们理解神的旨意,也不会让人生活的圆满,更不会让人得到真善美。然而,虽然学术没有以往所认为的种种意义,但学术依然有价值。韦伯说,在现代性社会在价值层面步入多元纷争的困境时,科学虽然不思考价值,但科学能够促进思想锻炼,扩展思考,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科学的价值在于头脑的清明。 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可调和的固有冲突下,“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故而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因此,“唯有理智的正直诚实,才是最有价值的美德”。自我之清明,必须实现从价值判断到事实判断的过渡。 Part.3:《以政治为志业》: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 《以政治为业》中,韦伯认为真正的政治家应该同时具有激情、责任与适当的判断力。在论述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时,韦伯抓住目标与手段的本质将伦理分为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既然国家是“合法垄断暴力的工具”,且支配可以分为传统式、魅力式与科层式三种理想类型,那么国家在达成一件事情时,会不会出现目标与手段的伦理冲突呢?答案是肯定的,国家为实现“善”的目标而使用“恶”的手段,本身就是政治思维的利益逻辑,比如说,为了实现减少犯罪这一“善”的目标,必然要采取惩罚犯罪这种“恶”的手段。 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虽然相互矛盾,却也并非截然对立。韦伯说,唯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人,才能更好承担起政治所赋予的使命。基于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并察觉到青年对政治浪漫主义的狂热幻想,韦伯冷峻地告诫道:“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他说,“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他还说,“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仰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刘擎教授在《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中将韦伯提出的理论称为“现代思想的成年”,因为韦伯在看清现代的同时反思现代,使得现代社会步入不惑之年。在读过《学术与政治》后我更加理解了刘擎教授所说的思想成年的两个标志:第一是明白自己,对自己的过往有真正的理解;第二是反思自己,能看透自己存在的问题。是的,一个人成年的决定性标志就是开始自觉的自我反思:你不只是在过自己的生活,而且能够有意识地反观自省你的生活。自理解与反思忠于事实的科学与从于责任的政治起,我与韦伯同行的思想探险才刚刚开始。 新的欲望已经苏醒, 我要赶去享受永恒的光, 白日在前,黑夜在后, 苍穹在我头上,波涛在我脚下。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浮士德》
我一直在想,沉思或阅读是否真的有必要塑造、并发生于那些十年如一日的生活里,还是说,这只是值得我在某个星期的周末,花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探讨的东西;就像存在主义的悖论,如果人们已经讲明白存在了,怎么会有人一直停留在存在的释义与学习里,亦甚至就在这种研究当中保留自己的荣耀呢(就比如说陈直 ,如果他发现自己的所有困惑都已经得到了解决,自己的问题都有了答案,亦甚至对于可以用于自己一生的那种思想都已经成熟,思想在“占领一切过往”的工作中也开出了朵朵由沉思雕琢出来的花;最后发现自己若决意搞研究的唯一理由只会是满足自己的好奇,那这种生活是否有还有必要继续呢——明明是协助人理解生活、知道该怎么面对生活、并最终理解人其自身的存在。一旦生活被占领之后,那剩下的时间也只想用来思索了。但是思索值得吗,尤其是当思想“触底”的时候)? 对存在的感知时时刻刻都有,怎么会存在在五六年对同一些问题反反复复研讨,还似乎找不到事物在最本质次级的揭示与万物理解的边界呢?对于我而言,如果人们不是那些毕生可著书最后出成 二三十册的人,不要听从文化者或政治者的建议去寻找自己的“志业”——不要看到韦伯给你台阶下,让你甭管社会的喧嚣与人的浮躁,去做“当下能做的事情”,你就真下,要看清楚自己是不是有什么真本事——以沉思,讨论与书斋来替代自己的生活及其当中必须做出的选择(所有人都必须承认,所有文化性质与观点性质的学识是最简单的,对社会的价值是最贫乏的。而那些困难的则是认知性质,强调逻辑思维的严苛推理与证明的,亦或者是极其强烈的自我揭发与自我批判与自我反省;而除这些对象以外,人的对象只剩下物质自然、生命自然、技术科学等所有形式的“硬科学”了)。我或许已经自知,成为研究与学术者并不是我感到值得过的生活。同样的,那些与我一样的,同那些被豢养、着生活在制度里的人并不一样的人,也过不上那种生活的;就更不要把这种学究式的天职当成是自己所要追寻的人生了
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以"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两篇演讲,深刻剖析了现代性语境下学术与政治的本质分野与内在张力。韦伯强调学术应坚守"价值中立",政治则需秉持"责任伦理",二者各有其独立的运行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镜鉴重读此书,既能看到韦伯思想的深刻洞见,也能发现其历史局限性,从而获得更为辩证的认识。 韦伯提出学术的"祛魅"功能,认为在理性化时代,学术不再承担提供终极意义的责任,其价值在于通过概念工具和因果分析增进人对世界的理解。这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认识论功能有相通之处——马克思同样重视科学认识对把握世界规律的作用。然而,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真正的认识不仅是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学术若仅仅停留在"价值中立"的描述层面,便可能沦为维护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工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知识生产的阶级属性,提醒我们任何学术活动都无法真正脱离特定的社会关系与价值取向。韦伯的"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方法论自觉有其合理性,但若将其绝对化,则容易遮蔽学术背后的权力结构与利益诉求。 在政治领域,韦伯区分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主张政治家应以对后果负责的态度行使权力,而非仅凭道德激情行事。这一观点体现了对政治复杂性的清醒认知。马克思主义则从阶级分析的视角出发,指出政治的本质是阶级斗争,国家机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韦伯的责任伦理侧重于政治家的个人品格与行为逻辑,而马克思主义更关注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韦伯对科层制合理性的分析,揭示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技术理性特征,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追问:这种理性化服务于谁的利益?当技术理性脱离人民立场,便会异化为压迫性力量。因此,政治的责任伦理不仅要对行为后果负责,更要对人民根本利益负责,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核心要义。 韦伯对现代性困境的悲观洞察——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意义世界的萎缩——在当代依然具有警示意义。马克思主义则提供了超越这一困境的路径:通过生产力的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在更高历史阶段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学术不应止步于"祛魅",更应致力于揭示社会矛盾、推动社会进步;政治不应仅是权力运作的技术,更应是实现人民解放的实践。 纸书阅读标记:2026年8月17日
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志业》观点汇总 1 学术共同体具有边界,外来者发言需要获得许可。 2 学术不提供某些最终结果,而是提供方法、提出问题。 3学术道路没有保障,并不适合作为一种职业。因为全身心的投入和天赋,也不能保证获得教职。很多人生的偶然。 4学者需要把整个私人生活奉献给学术,需要牺牲掉私人生活,进入一种苦行僧式的自律。 5学者有两种对待学术的态度,一种是对科学的热情,另一种则将科学视为手段。后者是危险的,因为这逼着此人去做和内在态度并不匹配的学术成果,才能在系统中获得成就和声望。因为科学不回答过于存在的终极问题,也不会给任何人意义。科学不能回答伦理问题。 6科学只能教我们怎样达成一个目标,却不能告诉我们是否应该追求这个目标。 7科学同时教我们祛魅 (entzaubern)。让世界从幻觉和神话被冷静清晰取代,但是不给人安慰。➡️因此,学者必须是严格而冷静的自律而富有激情(Askese苦行僧 & kühle Leidenschaft 冷静的激情)。 8客观性Sachlichkeit是科学家Wissenschaftler&Wissenschaftlerin的第一美德。这种客观性需要自我克制,在真正理解对象之前,暂缓自己的判断。决定一个人是否适合做学术,不是看智商而是看人格,也就是客观性、激情和自律。 Und diese Sachlichkeit beruht auf Selbstbeschränkung: auf der Fähigkeit, das eigene Urteil zurückzustellen, bis man den Gegenstand wirklich verstanden hat. 9科学不断被替代,学者要做好自己一定会被淘汰的准备,这种迅速的消亡甚至会发生在完成学术作品的那个瞬间。➡️因此学者的幸福不是拥有真理,而是为真理劳动。 Sein Glück liegt nicht im Besitz der Wahrheit, sondern im Arbeiten an ihr. 10科学给我们的是,清晰。对事实的清晰和对概念的清晰。 Die Wissenschaft kann uns Klarheit geben: Klarheit über Tatsachen, Klarheit über Begriffe. 11没有任何科学能赋予生命意义,科学带来的是清晰,也就是智性的诚实。 es gibt keine Wissenschaft, die dem Leben einen Sinn gibt. Aber sie kann uns etwas anderes geben: intellektuelle Redlichkeit. 12从事科学的人,被一个内在的恶魔所支配。因为他无法从其中脱身。其中的意义在于,他必须如此。 Es ist dies: daß der Mensch, der Wissenschaft treibt, von einem inneren Dämon beherrscht wird. Nicht der Wunsch, etwas zu gelten, nicht der äußere Erfolg, sondern dies innere Müssen ist entscheidend. 13每个人都必须跟随抓住她的那个恶魔。 Und jeder von uns muß dem Dämon folgen, der ihn hält. 14学者的命运不是获得幸福,而是承受清晰的诚实,排除掉一切幻想,追求智性的纯正。它迫使我们看到事实的本来面貌而非我们希望的样子。学者必须学会在无意义中继续前进。 Und wir müssen fähig sein, diese Sinnlosigkeit auszuhalten – wenn wir wissenschaftlich arbeiten wollen. 15老师不能在课堂上讲述任何关于价值观的话题,尽管每个人都先天具有自己的判断。无论置身何处,一个人只要怀着他自己的价值判断从事学术,他对事实的完整理解也就终结了。
读了以学术为天职、以政治为天职,说老实话,没太读懂,特别是学术这篇。打4.5吧,不是文章本身不值得满分,纯粹是因为我个人水平差的太远。 这两篇是韦伯1917年和1919年的即兴演讲,现场感强,翻译成中文后很多语气和时代背景都丢了。加上韦伯的论证方式是在跟当时的德国听众对话,如果我们中国读者不了解那个语境,读起来像听一场没头没尾的辩论。特别是学术一篇,不做学术研究的爱好者更是这很难代入。 大致是韦伯在一百年前根据当时的时代特点,对于学术研究和政治环境的困境提出他的理解与对年轻人的希望吧。在祛魅的现代世界,人如何找到值得献身的事业?学术不能给意义,政治需要责任伦理。个人必须在“诸神之争”中选择自己的神,并为之负责。这就是韦伯所说的“志业”(Beruf)——既有职业的含义,也有使命和召唤的含义。 以政治为天职里,韦伯提出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概念,比如国家是“合法垄断暴力的组织”,政治是“追求权力和资源分配的努力”,这些概念比马克思提出的阶级统治论更温和,也更容易被人接受。他还强调,政治家必须兼具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两种伦理,但责任伦理是政治家的底线。因为政治涉及暴力和权力,手段往往是恶的,如果只讲信念不讲后果,就会造成灾难。他用“登山宝训”作对比:绝对伦理要求“有人打你右脸,把左脸也转过去”,但政治不能这样,政治家必须面对手段与目的的冲突,可能不得不使用恶的手段,但必须为后果负责。 最后他讲现代政治的困境:官僚化和理性化压缩了政治家的空间,大众民主与领袖民主之间存在张力。从这些观点中,也能判断出后来韦伯为什么深度参与政治以及与魏玛共和国政权的关联。 读韦伯对照着马克思的思想一起,是很有意思的体验,他们总有很大的相似,同时又那么地不同甚至相反。
马克思韦伯,对自己负责。 开头:永恒的昨日、卡理斯玛、法制。 中间:忘了 结尾:那么我要坦率地说,我立刻就想问问,这种信念伦理究竟有多大的内在份量,而我的印象是,我十有八九是在同一些夸夸其谈之辈打交道,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正在干什么,不过是陶醉在一种浪漫情怀之中而已。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这种表现既引不起我的兴趣,也完全不会打动我。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应该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自己对实际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了这一责任,然后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到了某个时刻,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感人表现。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精神尚未枯死,就必定有可能在某时某刻置身于这样一个处境。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就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两者共同作用,才能造就出真正的人,能够担当“政治天职”的人。 现在,尊敬的在座各位,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十年之后再来讨论这个要点。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我不得不担心,那时或许已是反动岁月降临已久的时代。各位中间的许多人,坦白地说,也包括我自己,我们的希望和期待可能极少如愿以偿,极少,也许不会一无所获,但至少在我们看来,很可能是太少了。虽然我不会因此被击垮,但无疑,认识到这一点毕竟是一种内心的负担。我希望能够看到,那些今天觉得自己可以成为真正的“信念政治家”、分享着这场革命带来的陶醉感的人,从内在的意义上究竟“变成”了什么人。 但事情并非如此。无论现在是哪些人表面上获胜,我们的前方都不会是繁花似锦的夏日,而是冰冷严酷的极地寒夜。因为:在一无所有的地方,丧失了权利的不但有恺撒,还有无产阶级。当这漫漫长夜逐渐退去,那些今天看上去盛开的锦绣花团,存活者能有几何?届时,在座各位的精神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悲观厌世还是流于平庸?是干脆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个世界和自己的职业,还是做第三种选择,而且这也不算少见:神秘主义遁世?有人有此天赋,不过也有人往往只是令人厌恶地追随时尚。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会得出结论说,这些人没有能力胜任自己所夸口的作为,没有能力应付这个世界的真相和他们的日常存在。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说,他们虽然自认为是在以政治为天职,但并不知道它的最深层含义。他们要是能够朴实无华地把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照料好,此外又能本本分分地经营自己的日常工作,那就足可称道了。 政治就相当于坚定而从容地钻透硬木板,这需要兼有激情和眼光。确凿无疑的是,全部历史经验都在证明:除非你不懈追求世间的不可能之事,否则连可能之事也会不复可能。但如此作为的必须是个领袖,不仅如此,在非常通俗的意义上说,他还必须是个英雄。即使那些既非领袖也不是英雄的人,也必须准备好一颗坚强的心,可以用来承受全部希望的破灭,现在就应当这样去做,要不然,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都无力做好。一个人只有确信,即便他打算为之献身的这个世界在他看来如此愚蠢和卑劣,他仍然不至于心灰意冷,面对这一切他仍然能够说:“但是!”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可以说他担负起了政治这项“天职”。
1.在韦伯看来,学术化越来越专业化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只有这样,学者才能在自己的知识领域内做出一些完美的成就。 2.学术自由意味着思想自由,但学术自由也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自由。 ------------------------------------------ 3.来自演讲“在今天这个亢奋的时刻里,当整批的心志政治家,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地蹦出来,异口同声地复诵着:「愚蠢而庸俗的是这个世界,而不是我。对后果应付什么责任,与我无关。这个责任,是那些受我辛劳服务,并有待我来扫除其愚蠢与庸俗的其他人的事情。」在这个时刻,我公开说:我们首先要问,在这种心志伦理的背后,有多大的内在力量。我的印象是,我碰到的十中有九都是大言炎炎之辈。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想承担的事是怎样的一回事,而只是陶醉在浪漫的感动之中。就人性的方面而言,我对这种东西缺乏兴趣,更毫无使我感动之处。真正能让人无限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真诚而全心地为后果感到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候说:「我再无旁顾, 这就是我的立场。」这才是人性的极致表现,使人为之动容。只要我们的心尚未死,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会在某时某刻,处身在这种情况中。在这种情况中,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不是两极对立,而是互补想成。这两种伦理合起来,构成了地道的人,一个能够有「从事政治使命」的人。”
较之第一篇,《以政治为天职》更加琐碎难读,很容易让人细节难以自拔。但通篇来看,就现代人如何安顿自身而言,其宗旨还得一以贯之的。 〈一〉 首先对国家和政治进行定义,指出三种不同正当性支配类型,即传统型、克里斯玛型和法理性。进而转入对权力形成后运行状况的研究,权力经营需要人力和工具,同时也要满足个人利益,包括精神荣誉和物质奖赏。 控制资源的手段包括直接控制与代理人,现代国家一般选择后者。现代国家源于君主对私人权力的剥夺,包括行政权力、战争工具和金融手段,这与资本主义企业剥夺独立生产者意义。现代国家中,所有资源和工具都集中于最高权力,行政人员与物质手段进行分离。 现代职业政治家作为臣僚服务于政治领袖,获得物质与精神满足,类似企业的经理阶层。专职政治家把政治变成职业,为政治而生的政治家需要经济独立,靠政治而生的则透过政治谋生。 党派更替就是政治岗位的轮换,形成政务官(随党派更替)和事务官(不更替)。传统政务官有:僧侣、文士、宫廷贵族和士绅。现代政党政治中律师影响极大,因为需要通过利益集团进行运营,而律师擅长这类工作。新闻工作者因为山洞等特质,适合政治工作。 政党分肥制:如在美国,党老大是政治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争取选票是为一目标,通过政治支配实现利润最大化。德国政党沦为权贵的行会组织。 〈二〉 政治为志业的内心享受是权力感,可以影响他人,超然于琐碎事务之上,掌握历史命脉。政治家需要的素质有:客观冷静的激情,具有眼光和责任感,进而把激情和冷峻熔铸在一起。政治家的罪孽有:虚荣心、不实事求是和无责任心。 韦伯否不认可用日常伦理衡量政治的做法,政治自身离不开合法垄断暴力的特性,应该高度关注选择的后果。心志伦理为了目标不择手段,而责任伦理则考虑行动逻辑和后果,如何抉择,就像学术层面的价值选择一样,最终还要靠个体做出判断。但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并非完全割裂,政治人需要将恪守信念与结果导向结合在一起,尽管二者存在深刻对立,就像价值无涉与宗教信仰之间存在对立一样。 韦伯认为,做政治工作就像从容地钻透硬木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即使面对愚蠢和卑劣,也不灰心丧气。
行文非常弯弯绕绕,说句实话,没看懂,但毕竟久负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