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经典全集（全十卷）

看完这十卷厚重的《鲁迅全集》，心里沉甸甸的，像是刚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带着痛感的精神手术。以前总觉得读鲁迅是一件“苦差事”，毕竟那十卷里不仅有《呐喊》《彷徨》里那些如刀般锋利的小说，还有大量文言写就的古籍序跋、让人读得直皱眉头的译文序跋。但真的一页页啃下来，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干瘪的文献，而是一个滚烫的、在文言与白话、旧派与新潮之间来回撕扯的灵魂。 以前在课本里读鲁迅，总觉得他是个永远板着脸、横眉冷对的“神”。可在这十卷的缝隙里，我却看到了一个极其真实的“人”。他会为了翻译一本书而大吐苦水，抱怨翻译之难；他会在《坟》的后记里无奈地叹息“我早已不能算个战士”；他也会为了考据和保护古书，头头是道地写下一大堆文绉绉的序跋。他不是一个天生的斗士，他也会疲惫，也会感到“使人气闷的沉重”，甚至承认自己思想里也“中些庄周韩非的毒”。但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早早看透了这世间本质的荒诞与残酷，却依然没有选择躲进象牙塔，而是“走下了神坛”，拼尽全力去“为人生”。 这十卷书，其实就是一部中国人的“精神病历”。小时候读《阿Q正传》《孔乙己》，只觉得他们可笑、可悲；可如今在社会里摸爬滚打几年后再看，才惊出一身冷汗。孔乙己死守着“学历”和“面子”的遮羞布不肯撒手，阿Q用“精神胜利法”在失败中自欺欺人，还有那些在《药》里伸长了脖子、像“被提着脖子的鸭”一样的看客……鲁迅当年写下的那些“病”，我们现在真的治好了吗？职场里为了迎合潜规则而扭曲的“奴性”，网络上不问青红皂白就跟风网暴的“看客心理”，甚至是用“为你好”的名义去绑架别人的“吃人”礼教，不过是换了件新衣罢了。 这也是为什么，时隔近百年，我们依然需要读鲁迅。他的文字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内卷”与“躺平”之间的挣扎，照出了我们在信息茧房里的盲从与麻木。他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事：叫醒那些沉睡的人。他批判国民性，不是为了嘲笑，而是出于一种深沉的、甚至带着点笨拙的爱。他盼着青年们“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读完这十卷，我最大的感触是：鲁迅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匕首和投枪，更是一种“反抗绝望”的勇气。他告诉我们，就算身处密不透风的“铁屋子”，就算现实再让人绝望，也不要放弃独立思考，不要活成他笔下的“旧人”。我们或许改变不了整个世界，但至少能让自己离那些“病”远一点。这十卷全集，就是我们在暗夜里赶路时，最不该熄灭的那把火。

喜欢鲁迅先生，这个版本很齐全。

里面很多的内容需要查找相关的背景知识，对鲁迅先生有了更立体的认识，能够看出那个年代各种思想、主张确实丰富多彩，也学到了很多适用于现今的道理。唯一让人难以接受的就是，文章的角标的索引做的太差了，根本对不上，大大影响了读书效率和体验。

2021年12月9日 星期四 祝福早安 天气晴朗 气温12℃ 《鲁迅经典全集》 “当我沉默时，我感到充实”。 ——鲁迅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艾青 想要成为灵魂有深度的人 就去读读灵魂有深度的人写的东西 中国的鲁迅 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们都是灵魂有深度的人 But the wisdom that comes from heaven is first of all pure; then peace-loving, considerate, submissive, full of mercy and good fruit, impartial and sincere. (James 3:17 NIV) 惟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雅各书 3:17 和合本) 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为他生长在这正在灭亡着的阶级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恶，而向这刺下去的刀也最为致命与有力。固然，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也并非要将本阶级或资产阶级推翻，倒在憎恨或失望于他们的不能改良，不能较长久的保持地位，所以从无产阶级的见地看来，不过是“兄弟阋于墙”，两方一样是敌对。但是，那结果，却也能在革命的潮流中，成为一粒泡沫的。对于这些的作品，我以为实在无须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作者也无须为了将来的名誉起见，自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的。 但是，虽是仅仅攻击旧社会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点，看不透病根，也就于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现在的作家，连革命的作家和批评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现社会，知道它的底细，尤其是认为敌人的底细。随手举一个例罢，先前的《列宁青年》[13]上，有一篇评论中国文学界的文章，将这分为三派，首先是创造社，作为无产阶级文学派，讲得很长，其次是语丝社，作为小资产阶级文学派，可就说得短了，第三是新月社，作为资产阶级文学派，却说得更短，到不了一页。这就在表明：这位青年批评家对于愈认为敌人的，就愈是无话可说，也就是愈没有细看。自然，我们看书，倘看反对的东西，总不如看同派的东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要写文学作品也一样，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现在的各方面的状况，再去断定革命的前途。唯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我想，这是在现在环境下的作家，只要努力，还可以做得到的。 在现在，如先前所说，文艺是在受着少有的压迫与摧残，广泛地现出了饥馑状态。文艺不但是革命的，连那略带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现状的，连那些攻击旧来积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这情形，即在说明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 在一部旧的笔记小说——我忘了它的书名了——上，曾经载有一个故事，说明朝有一个武官叫说书人讲故事，他便对他讲檀道济——晋朝的一个将军，讲完之后，那武官就吩咐打说书人一顿，人问他什么缘故，他说道：“他既然对我讲檀道济，那么，对檀道济是一定去讲我的了。”现在的统治者也神经衰弱到像这武官一样，什么他都怕，因而在出版界上也布置了比先前更进步的流氓，令人看不出流氓的形式而却用着更厉害的流氓手段：用广告，用诬陷，用恐吓；甚至于有几个文学者还拜了流氓做老子，以图得到安稳和利益。因此革命的文学者，就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复的暗探了，较之简单地用着文艺的斗争，就非常费力，而因此也就影响到文艺上面来。 现在上海虽然还出版着一大堆的所谓文艺杂志，其实却等于空虚。以营业为目的的书店所出的东西，因为怕遭殃，就竭力选些不关痛痒的文章，如说“命固不可以不革，而亦不可以太革”之类，那特色是在令人从头看到末尾，终于等于不看。至于官办的，或对官场去凑趣的杂志呢，作者又都是乌合之众，共同的目的只在捞几文稿费，什么“英国维多利亚朝的文学”呀；“论刘易士得到诺贝尔奖金”呀，连自己也并不相信所发的议论，连自己也并不看重所做的文章。所以，我说，现在上海所出的文艺杂志都等于空虚，革命者的文艺固然被压迫了，而压迫者所办的文艺杂志上也没有什么文艺可见。然而，压迫者当真没有文艺么？有是有的，不过并非这些，而是通电，告示，新闻，民族主义的“文学”，法官的判词等。例如前几天，《申报》上就记着一个女人控诉她的丈夫强迫鸡奸并殴打得皮肤上成了青伤的事，而法官的判词却到，法律上并无禁止丈夫鸡奸妻子的明文，而皮肤打得发青，也并不算毁损了生理的机能，所以那控诉就不能成立。现在是那男人反在控诉他的女人的“诬告”了。法律我不知道，至于生理学，却学过一点，皮肤被打得发青，肺，肝，或肠胃的生理的机能固然不至于毁损，然而发青之处的皮肤的生理的机能却是毁损了的。这在中国的现在，虽然常常遇见，不算什么稀奇事，但我以为这就已经能够很明白的知道社会上的一部分现象，胜于一篇平凡的小说或长诗了。 除以上所说之外，那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和闹得已经很久了的武侠小说之类，是也还应该详细解剖的。但现在时间已经不够，只得待将来有机会再讲了。今天就这样为止罢。 拿来主义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1]，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予，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六月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霍冲。 注释 [1] 该句意在讽刺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大晚报》有关梅兰芳一事所作的歪曲报道。 以眼还眼” 杜衡先生在“最近，出于‘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重读了莎士比亚的《凯撒传》。这一读是颇有关系的，结果使我们能够拜读他从读旧书而来的新文章：《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见《文艺风景》创刊号）。 这个剧本，杜衡先生是“曾经用两个月的时间把它翻译出来过”的，就可见读得非常仔细。他告诉我们：“在这个剧里，莎氏描写了两个英雄——凯撒，和……勃鲁都斯。……还进一步创造了两位政治家（煽动家）——阴险而卑鄙的卡西乌斯，和表面上显得那么麻木而糊涂的安东尼。”但最后的胜利却属于安东尼，而“很明显地，安东尼的胜利是凭借了群众底力量”，于是更明显地，即使“甚至说，群众是这个剧底无形的主脑，也不嫌太过”了。 然而这“无形底主脑”是怎样的东西呢？杜衡先生在叙事和引文之后，加以结束——决不是结论，这是作者所不愿意说的——道—— “在这许多地方，莎氏是永不忘记把群众表现为一个力量的；不过，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的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自然，我们不能贸然地肯定这是群众的本质，但是我们倘若说，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大概不会有什么错误吧。这看法，我知道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至于我，说实话，我以为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是至今还超乎我的能力之上，我不敢妄置一词。……” 杜衡先生是文学家，所以这文章做得极好，很谦虚。假如说，“妈的群众是瞎了眼睛的！”即使根据的是“理性”，也容易因了表现的粗暴而招致反感；现在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莎士比亚老前辈“把群众这样看法的”，您以为怎么样呢？“巽语之言，能无说乎”，至少也得客客气气的搔一搔头皮，如果你没有翻译或细读过莎剧《凯撒传》的话——只得说，这判断，更是“超乎我底能力之上”了。 于是我们都不负责任，单是讲莎剧。莎剧的确是伟大的，仅就杜衡先生所绍介的几点来看，它实在已经打破了文艺和政治无关的高论了。群众是一个力量，但“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据莎氏的表现，至少，他们就将“民治”的金字招牌踏得粉碎，何况其他？即在目前，也使杜衡先生对于这些问题不能判断了。一本《凯撒传》，就是作政论看，也是极有力量的。 然而杜衡先生却又因此替作者捏了一把汗，怕“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的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自然，在杜衡先生，这是一定要想到的，他应该爱惜这一位以《凯撒传》给他智慧的作者。然而肯定的判断了那一种“朋友们”，却未免太不顾事实了。现在不但施蛰存先生已经看见了苏联将要排演莎剧的“丑态”（见《现代》九月号），便是《资本论》里，不也常常引用莎氏的名言，未尝说他有罪么？将来呢，恐怕也如未必有人引《哈孟雷特》来证明有鬼，更未必有人因《哈孟雷特》而责莎士比亚的迷信一样，会特地“吊民伐罪”[1]，和杜衡先生一般见识的。 况且杜衡先生的文章，是写给心情和他两样的人们来读的，因为会看见《文艺风景》这一本新书的，当然决不是怀着“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的朋友。但是，一看新书，可也就不至于只看一本《文艺风景》了，讲莎剧的书又很多，涉猎一点，心情就不会这么抖抖索索，怕被“政治家”（煽动家）所煽动。那些“朋友们”除注意作者的时代和环境而外，还会知道《凯撒传》的材料是从布鲁特奇[2]的《英雄传》里取来的，而且是莎士比亚从作喜剧转入悲剧的第一部；作者这时是失意了。为什么事呢，还不大明白。但总之，当判断的时候，是都要想到的，又未必有杜衡先生所预言的痛快，简单。 单是对于“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的看法，和杜衡先生的眼睛两样的就有的是。现在只抄一位痛恨十月革命，逃入法国的显斯妥夫（Lev Shestov）[3]先生的见解，而且是结论在这里罢—— “在《攸里乌斯·凯撒》中活动的人，以上之外，还有一个。那是复合的人物。那便是人民，或说‘群众’。莎士比亚之被称为写实家，并不是无意义的。无论在哪一点，他决不阿谀群众，做出凡俗的性格来。他们轻薄，胡乱，残酷。今天跟在彭贝[4]的战车之后，明天喊着凯撒之名，但过了几天，却被他的叛徒勃鲁都斯的辩才所惑，其次又赞成安东尼的攻击，要求着刚才的红人勃鲁都斯的头了。人往往愤慨着群众之不可靠。但其实，岂不是正有适用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来的正义的法则的事在这里吗？劈开的来看，群众原是轻蔑着彭贝，凯撒，安东尼，辛那[5]之辈的，他们那一面，也轻蔑着群众。今天凯撒握着权力，凯撒万岁。明天轮到安东尼了，那就跟在他后面罢。只要他们给饭吃，给戏看，就好。他们的功绩之类，是用不着想到的。他们那一面也很明白，施与些像个王者的宽容，借此给自己收得报答。在拥挤着这些满是虚荣心的人们的连串里，间或夹杂着勃鲁都斯那样的廉直之士，是事实。然而谁有从山积的沙中，找出一粒珠子来的闲工夫呢？群众，是英雄的大炮的食料，而英雄，从群众看来，不过是余兴。在其间，正义就占了胜利，而幕也垂下来了。”（《莎士比亚〔剧〕中的伦理的问题》） 这当然也未必是正确的见解，显斯妥夫就不很有人说他是哲学家或文学家。不过便是这一点点，就很可以看见虽然同是从《凯撒传》来看它所表现的群众，结果却已经和杜衡先生有这么的差别。而且也很可以推见，正不会如杜衡先生所预料，“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的理性和感情用另一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了。 所以，杜衡先生大可以不必替莎士比亚发愁。彼此其实都很明白：“阴险而卑鄙的卡西乌斯，和表面上显得那么麻木而糊涂的安东尼”，就是在那时候的群众，也“不过是余兴”而已。 九月三十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五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同年九月三十日《鲁迅日记》：“夜作《解杞忧》一篇”，即此文。 注释 [1] “吊民伐罪”：旧时学塾初级读物《千字文》中的句子。 [2] 布鲁特奇（Plutarch，约46—约120）：今译普鲁塔克，古希腊作家。《英雄传》，即《希腊罗马名人传》，是欧洲最早的传记文学作品，后来不少诗人和历史剧作家都从中选取题材。 [3] 显斯妥夫（Л.Шестов，1868—1938）：俄国文艺批评家。著有《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尼采》等。 [4] 彭贝（G.Pompeius，前106—前48）：古罗马将军，公元前七○年任执政；后与凯撒争权，公元前四十八年为凯撒所败，逃亡埃及，被他的部下所暗杀。 [5] 辛那（L.C.Cinna）：公元前四十四年任罗马地方长官。凯撒被刺时，他同情并公开赞美刺杀者。 卢梭和胃口 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连在和“民约”没有什么关系的中华民国，也难免这一幕了。 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爱弥尔》[1]中文译本的序文上，就说—— “……本书的第五编即女子教育，他的主张非但不彻底，而且不承认女子的人格，与前四编的尊重人类相矛盾。……所以在今日看来，他对于人类正当的主张，可说只树得一半。……” 然而复旦大学出版的《复旦旬刊》创刊号上梁实秋教授的意思，却“稍微有点不同”了。其实岂但“稍微”而已耶，乃是“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唯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因为那是“根据于男女的性质与体格的差别而来”的。而近代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结果，又证明着天下没有两个人是无差别。怎样的人就该施以怎样的教育。所以，梁先生说—— “我觉得‘人’字根本的该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或由政府下令永禁行使。因为‘人’字的意义太糊涂了。聪明绝顶的人，我们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样的叫做人，弱不禁风的女子，叫做人，粗横强大的男人，也叫做人，人里面的三流九等，无一非人。近代的德谟克拉西的思想，平等的观念，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人类的差别。近代所谓的男女平等运动，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男女的差别。人格是一个抽象名词，是一个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点的总和。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点既有差别，实即人格上亦有差别。所谓侮辱人格的，即是不承认一个人特有的人格，卢梭承认女子有女子的人格，所以卢梭正是尊重女子的人格。抹杀女子所特有之特性者，才是侮辱女子人格。” 于是势必至于得到这样的结论—— “……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是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 那么，所谓正当的教育者，也应该是使“弱不禁风”者，成为完全的“弱不禁风”，“蠢笨如牛”者，成为完全的“蠢笨如牛”，这才免于侮辱各人——此字在未经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政府下令永禁行使之前，暂且使用——的人格了。卢梭《爱弥尔》前四编的主张不这样，其“无一是处”，于是可以算无疑。 但这所谓“无一是处”者，也只是对于“聪明绝顶的人们”而言；在“蠢笨如牛的人”，却是“正当”的教育。因为看了这样的议论，可以使他更渐近于完全“蠢笨如牛”。这也就是尊重他的人格。 然而这种议论还是不会完结的。为什么呢？一者，因为即使知道说“自然的不平等”，而不容易明白真“自然”和“因积渐的人为而似自然”之分。二者，因为凡有学说，往往“合吾人之胃口者则容纳之，且从而宣扬之”也。 上海一隅，前二年大谈亚诺德[2]，今年大谈白璧德，恐怕也就是胃口之故罢。 许多问题大抵发生于“胃口”，胃口的差别，也正如“人”字一样的——其实这两字也应该呈请政府“下令永禁行使”。我且抄一段同是美国的Upton Sinclair[3]的，以尊重另一种人格罢—— “无论在那一个卢梭的批评家，都有首先应该解决的唯一的问题。为什么你和他吵闹的？要为他的到达点的那自由，平等，调协开路么？还是因为畏惧卢梭所发向世界上的新思想和新感情的激流呢？使对于他取了为父之劳的个人主义运动的全体怀疑，将我们带到子女服从父母，奴隶服从主人，妻子服从丈夫，臣民服从教皇和皇帝，大学生毫不发生疑问，而佩服教授的讲义的善良的古代去，乃是你的目的么？ “阿嶷夫人曰：‘最后的一句，好像是对于白璧德教授的一箭似的。’ “‘奇怪呀，’她的丈夫说。‘斯人也而有斯姓也……那一定是上帝的审判了。’”

终于读完了《鲁迅经典全集（全十卷）》，发现鲁迅的文字并没有过去想象中的那么艰涩难懂，反而有些亲切感，大概是因为过去只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上看到几篇课文，那时候又年幼无知，读他的文字，实在有难度，这次看完他的全集，是一个比较全方位的品读他的文字，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立体的鲁迅，看到了一个反封建反国民劣根性的斗士，看到了一个既冷峻也不乏温情的鲁迅，看到了一个具有黑色幽默，甚至有点可爱的鲁迅，看到了一个君子坦荡荡式的鲁迅。看他的文字要放在那种特殊的年代去看，更能感觉出来力量感，以及他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和对那些麻木不仁的国人的救赎心。他刻画的人物，寥寥几笔总是那么的典型，如祥林嫂、闰土、阿Q、狂人日记里面的我等等。他描写的风土人情、节日活动等，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用笔简洁深刻，总能抓住最关键的部分，展示给人看。他的笔墨并不多，却把中国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生活、社会各层面的人生百态，真实地展现给读者，并总能发人深省，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我总在想：他要是生活在当下，会写些什么文字呢？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鲁迅先生，清醒第一人。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这套书排版不是按分集出版的，不过很好，鲁迅全集对研究鲁迅有用，对于读的话，这些就够了。

我买过实体书，里面的内容百分之40以上都是重复的…… 怪自己无知，想清楚分册名和鲁迅全集两个字应该都能知道是个什么羊头狗肉。

有的是重温，有的虽是新看、也不是很懂，但还是值得学习、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