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岭之春

张资平是历史复杂的一位作家。 1893年：农历四月初九生于广东梅县，原名张星仪，出身没落封建家族。 1902—1910年：读私塾，后入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广益中西学堂；1910年考入两广高等警察学堂，开始接触林译小说。 1912年：赴日留学。到日本后接触了大量日本、欧美的文学作品，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思想。 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院地质系。 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创造社，完成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成为创造社主要小说家。 1922年：回国，任蕉岭铅矿厂经理，创作《梅岭之春》等婚恋题材小说。 1924年底：任武昌大学生物和国文教授。 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少校编译。 1928年：赴上海参与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不久脱离；9月自办乐群书店。 1930年：参加邓演达组织的反蒋团体“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任中央委员兼宣传委员，1931年底因为怕担风险脱离该组织，隐居上海郊外。 1930年后：创作进入高峰期，作品量大但受进步作家批评。 1932年后：先后参与“洁茜社”及其《洁茜》杂志、“文艺座谈会”及其《文艺座谈》杂志、“汗血社”及其《国民月刊》杂志的组织与创办工作，还曾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编译，出版有关地质学方面的著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逃往香港。 1939年：化名张声，接受日军资助创办《新科学》月刊；年底访问日本。 1940年：任汪伪政权农矿部职务。 1941年：任“中日文化协会”出版组主任，主编《中日文化》。 抗战后：蛰居以翻译为生。 1948年初：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汉奸罪判刑一年零三个月，1949年初判决撤销。 建国初期：任上海振民补习学校地理教员，为商务印书馆编译、审订《化工大全》。 1955年6月：以反革命罪被捕。（关联事件：1955年春，潘汉年因“内奸”问题遭逮捕审查。1982平反，宣告潘汉年无罪） 1958年9月：被判刑20年。 1959年：被押往安徽南部劳改农场；12月2日病逝于农场。 1959年，一位自称“爱琳”的忠实读者，因听说作家张资平被关押在安徽白风岭监狱，出于旧日阅读记忆与恻隐之心写信。刻意避开政治评判，只用“世事难料”“令人唏嘘”“总觉不忍”来表达私人层面的惋惜，并关心对方健康。 张资平8月回信中拒绝“先生”“同志”的称谓，自称“罪有应得”。并详细记录从上海到白风岭的三天行程，描绘荒凉、盐碱、茅草屋、红糙米的恶劣环境，并说明身体状况。在前往监狱的路上，他特意写到经过岳飞沟时热风呼呼的响声，好似”数百年前死去的古代士卒在孤独哭泣”，好似将自己的遭遇，比喻成忠臣良将的蒙冤受难。又提到“警卫、管教和我们一起受苦”“帮助我们思想上进步”，表面虽无没有一句议论，读者很难不感受到字面下的反讽，同时有对环境与历史的冷峻审视、对命运的悲凉接受、有对政治的表面顺从，对自我价值的隐秘坚持、与对读者的真诚感激。结尾他·以“必将埋骨于此”作结，果不其然，张资平于12月份病逝，结束了他颇有争议的一生。 他的文学生涯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至1930年） 留日归国后，他以《冲积期化石》《梅岭之春》等作品成为上海滩首屈一指的言情小说家，文风受谷崎润一郎等日本唯美主义影响，颓废哀艳，被视作中国“青春文学”鼻祖，一度因畅销致富，购置专门创作室。 第二阶段（1930—抗战初期） 经邓演达推荐加入“第三党”后，创作风格转向抗日文学。《天孙之女》用日式唯美主义辛辣讽刺日军暴行，被视为国内抗日文学滥觞，三年再版五次，被译介至日本后引发日方强烈不满，本人遭威胁。《红海棠》等作品进一步奠定其“抗战作家”声誉。抗战爆发后，他南下广西大学任教，后因遭排挤、战事所迫，经越南仓促回沪。 第三阶段（回沪后） 回沪后遭汪伪特工总部持续胁迫，被迫出任伪“农矿部技正”等职，虽曾试图推辞部分职务，但最终因性格孱弱、处境艰难而愈陷愈深，原可成为抵抗文学领军人物，却因战时抉择走向反面，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化汉奸”。 张资平创作生涯中不同阶段的重心，与其人生轨迹形成了清晰的对照，其作品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留学生活 以处女作《约檀河之水》（1920）为代表，书写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女性的恋爱悲剧。这类题材与他自身的留日经历密切相关，情感哀婉，带有早期自传色彩。 第二类：自传性文章 包括《脱了轨道的星球》《从黄龙到五色》《曙新期的创造社》等，集中追述学生时代及创造社时期的经历。这类作品为理解其早年文学生涯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第三类：恋爱小说 这是张资平最广为人知的创作领域。代表作《飞絮》《最后的幸福》《苔莉》等一再重印，发行量可观，他也因此被公认为“恋爱小说家”。这类作品多聚焦五四时期青年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追求，笔调清新柔婉，在都市青年读者中影响极大，对应其第一阶段在上海文坛暴得大名、凭借畅销致富的时期。 第四类：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的小说 以《天孙之女》（1930）为开端，延续至《红海棠》《无灵魂的人们》等作品。这类创作标志着张资平从言情作家转向抗战文学的阶段，书中对日军暴行的直接控诉引发日本方面强烈反弹，也让他一度成为颇具声望的“抗战作家”。 五四运动后，青年一代虽受新思想启蒙，现实中却缺乏出路，精神普遍苦闷压抑。且性爱长期以来是文学的“禁区”，恋爱与情欲的解放因而成为部分年轻人的热衷追求。 张资平的创作，起初正是这一社会心理的反映，为苦闷中的青年提供了情感宣泄的出口。然而到了后期，他的创作逐渐转向“利用”这种心理，将文学变成逐利的工具，一步步陷入商业化的泥沼。鲁迅也曾批评“张只为利”。 张资平本人曾公开提出开设“小说工厂”，——在他那里，小说成为商品，读者变成“顾客”，写作完全瞄准市场。据说他在上海期间，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招募了一些有写作才华的年轻人，在他的“望岁小农居”别墅里，采取作坊式的流水作业：由他出故事、出情节，让学生发挥，完稿后由他再润色修改，即予刊行。一年下来，可出长篇三四本，上百万字。 不得不说，这一想法颇为“先进”，颇有当下套模板量产化爽文的感觉了。 文人也要为稻粱谋，这一工作方式放在今天来看，似乎也无可非议。 本质上，两者都是市场驱动，为读者提供现实缺憾的想象性补偿，也同样面临着“迎合市场——陷入套路——文学价值被稀释”的困境。 他也在《梅岭之春》借吉叔父之口，点出“要顾饭碗就不能不把良心除掉。在现实社会上只管顾着良心是会饿死的”这一现实，显示出其当时具有一定进步倾向。 如果说五四后张资平的恋爱小说“一出书便抢购一空”，是因为它们为青年提供了“个体解放”的想象；那么当下的系统文、种田文，反映的则是一种对“秩序”的渴望，以及对“公平竞争”的失望。 这背后涉及阶级固化的话题。而网文生态本身，恰恰能够体现这种壁垒。 传统文学期刊、出版社的版面极其有限，且被作协体系、学院派、名家圈层把持，这个标准本身未必有问题，问题在于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圈内人互相认可、互相推荐，圈外人很难进入。 且传统文学往往要求作者具备足够的文化积累、文学史视野、理论素养——这些本身就是隐性门槛，对普通家庭出身、非科班的写作者并不友好。 于是，网文成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出口：它是少数不问你出身、学历、背景的发表渠道；它直接面对读者，无需经过批评家或编辑的“认证”；它的反馈机制是即时且量化的。 说这么多，我只是想表达：一种文学能够流行，必然有其道理。因此，我不想否认张资平恋爱小说存在的意义。 回到《梅岭之春》——这篇小说1924年8月8日写于梅县的蕉岭矿山中，发表于1925年《东方杂志》第21卷第20号。 这一时期，张资平有机会接触家乡的农民，深入农村生活，文思由此得以丰富。小说中生活气息浓厚，语言质朴自然、清新明快，体现了自然主义的写法。 所谓自然主义，源起于19世纪后期的欧洲，后传入日本，形成了一股文学思潮。1907年，田山花袋模仿霍普特曼的《寂寞的人们》创作了《棉被》，由此开启了自然主义“私小说”的创作道路。私小说旋即风靡日本文坛，深刻影响了张资平、郁达夫等人，鲁迅、郭沫若、巴金亦曾受到自然主义创作思想的熏陶。（私小说又称身边小说、实验小说或个人小说，其写作模式多围绕作者自身的爱情悲剧、情欲纠葛、文坛逸事、家庭纠纷，以及贫困生活中的心情与见闻杂感展开。） 张资平作为自然派作家，相较于旧派小说作者，他的写作态度更为严肃，并不掺杂过多个人的情绪与情感。笔调相较于当代某些性描写作品显得含蓄保守。 情欲描写旨在如实呈现生活，帮助读者从更深层面理解人物的命运。《梅岭之春》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小说中呈现出复杂的乡土情感，深蕴着客家人的恋乡情结，同时又与“五四”时代的主流话语相契合。通过保瑛的不幸遭遇，大胆揭露并批判了客家文化中落后消极的因素与残酷野蛮的陋习。不愧为自然主义的代表作，体现了“直”“实”的精神。 左翼批评家钱杏邨（阿英）在论及《梅岭之春》的创作方法时，他又说：“如一个科学家一样，很精细地从各方面去考察、去描写，描写得异常深刻。”（钱杏邨《张资平的恋爱小说》） 的确，在人物塑造上，张资平并未将其处理成概念化的人物，而是依照其性格发展的逻辑，细腻刻画其心理特征，从不刻意拔高人物。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及其命运，正是客家妇女苦难人生的缩影。是啊，保瑛这辈子都没走出去过，她才见过几个男人？“黑奴”老公？捉弄她的同学？虚伪的好汉叔父？她似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对这段话印象尤为深刻—— “……若她和他真的有这种不伦的关系，是要从此地方的习惯，把女的裸体缚在柱上一任族人的鞭挞，最后就用锥钻刺死她；把男的赶出外地去，终身不许他回原籍。” 读至此处，不禁令人联想起近日观看的2026版《呼啸山庄》，片头便是吊死一个男人而众人狂欢的场景。无论是在英国的荒原，还是中国的乡村，当个体的情感自由与根深蒂固的社会秩序发生冲突时，等待反抗者的往往是毁灭性的结局。 在艺术表现上，小说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三次借用山歌，将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微妙心境与歌声紧密融合，增强了作品的民俗氛围与艺术感染力。张资平不仅善于从民间歌谣中汲取营养，也注重提炼通俗生动的语言，使小说兼具雅俗共赏的特质，可见其功力。 在思想上，揭示社会与男女问题，深刻反映了五四时期青年男女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时代呼声，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在文化层面上，小说细致描摹了客家地区的乡村景观、居住环境、生活习俗、宗族制度等，为读者呈现了客家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具有风俗史的史料价值。 简言之，《梅岭之春》是一多方面均具价值的小说。因此，我也赞成对张资平其人其作进行客观剖析，做出应有的公正评价。

一些文学史的叙述，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是合理的人的生活“好的一篇。以下： 小说叙述的是保瑛和叔父之间的乱伦故事，而它之所以得到较为一致的好评，就在于它突出了在保瑛性意识觉醒的同时，个人的自我意识也在逐渐苏醒。主人公之前是童养媳，然而没有爱情的婚姻让她实在难以忍受，因为忍受不住性的苦闷，冲破宗法制度和教会学校的双重束缚，与远房叔父暗中结合。这两种生活状况的对比是鲜明的:前者是无爱的非人的生活，后者虽然不容于社会，毕竟是人的正当生活在特定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形式，所以作者间接肯定的，就是“合理 有情”的“人的生活”。

症候两点:“黑奴般的泰安”和权力内省下对情欲的转向。比起所谓个体意识的觉醒，这种小资劣根性黑孔般的噬力才是最真实的地方。

这是20年代作家小说里让我看得最为不适的一篇了，主人公保瑛，一个悲惨的女子，让人哀其不争怒其不幸。她接触到学校教育，反感基督教会的假仁假义，触及到了新新女性的门槛，然而也仅仅是触之即离，骨子里依旧是旧式女性把人生寄托在男人身上的老气，因而既大胆又无力、既痴情又愚昧。她厌恶自己从小童养媳的身份，却无可奈何，叛逆地与有妇之夫暧昧，甚至怀子，与她叔父之间的交往充斥着不伦的淫秽色彩。与其说这是对传统礼教的反叛，不如说是一种自甘堕落，是旧时代女性眼光的局限性，是不计后果的不成熟行为。 叔父更是令人作呕的男性形象，明明有妻有子，谴责着教会里段副教授的可耻行径，自己却也是一丘之貉：怯懦、不负责任、淫欲上头…他并非没有良知，只是自己的自控力远比不上性欲的诱惑，情爱的真心比不上事业钱财。 这就是旧社会企图追求自由恋爱的女性悲剧命运的缩影，如果不合伦理或稍有来自家庭社会的阻碍，最终只能是毁灭与分离。男方或有机会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女性却只能任由命运凌迟…

我实在get不到这里写的所谓的“合理有情”的“人的生活”，即使小说以悲剧结尾也没能让它因此显得更隽永或更崇高。如果女性的自觉意识要靠性意识自觉来彰显，那么为什么是以这种乱伦的方式进行呢？也许真爱确能冲破一切阻碍，然而小说里我没有看到这样惊世骇俗、感天动地的真爱，反而更突出的是怀春少女的有意无意的性暗示，以及卑怯懦弱的中年男人的意淫与贪婪。这样的乱伦之恋确实撼动了封建礼教，然而不过是陷入了“以疑决疑”的循环，无法作为女性意识觉醒或是爱情冲破阻挠的代表。因为除了性行为或与性有关的行为是某种意义上的突破，其他方面不足为奇。

小说以“性压抑--觉醒--反抗”为线索，通过保瑛从“被凝视的童养媳”到“觉醒的知识女性”的身份转变，隐喻五四后新旧文化碰撞中女性身体的启蒙困境：在个体性意识和自我意识觉醒的同时，又深受宗法制度和教会学校的双重束缚。张资平一方面以性欲和情爱的描写呼应“直面社会性压抑问题”的时代精神，间接肯定虽违背人伦但舒张人性的“逾矩”行为；另一方面也用“反才子佳人”的颠覆性叙事，暗示标榜为拯救者和启蒙者沦为施害者的虚伪性。 即便如此，字里行间里仍透露着男性凝视的文本无意识，让人深感不适：保瑛在叔父的欲望投射下不过是承载性幻想的客体，如对胸部的物化描写和钢琴边刻意的肢体接触；保瑛看似在以性自主反抗命运，实则其只不过是从“父权对身体的剥削”转为“叔权对身体的占有”。换言之，女性在性解放运动中仍被假定需要仰仗爱情的力量和依赖男性的救赎，这本身就是一种自反性的男凝立场。

很难评，无法理解为什么钱杏邨评价张资平的这本小说是＂五四＂时期女子解放运中的产物，保瑛也能看出一点＂女性觉醒＂的影子，从坚持要读中学，对传统＂童养媳＂的厌烦、追求不伦的真爱勉强算她有点进步的思想，但是她到叔父家去后又不愿去读书，又对叔父产生情愫，还在叔母去世两个月内就和叔父在一起，怀了孩子也不告诉丈夫（ 虽然人家自己猜出来了）这算什么？这就是纯洁的、人情的美吗？ 另外，书中反复提及的处女字样读来真的令人很不适！还是说作者本人为了突出主角的纯情才反复用这个词？我只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男凝和大男子的某些可笑情结。感觉作者想塑造一个敢于突破世俗、打破传统、勇敢追爱的时代新人形象，可惜作者本身就带有一种不自知的偏见，笔下的保瑛也就变得不伦不类了

作者试图突破“性”的限制，同样是写乱伦，在阅读《百年孤独》时并没有感觉不适，但却在这篇文章中感觉到了“凝视”，可能是个人能力还不到家。

男性视角下对女性心理的臆想，完全为男性自我服务，脱离了女性真实的内心世界。

艳情有余而笔力不足，说是要歌颂自由爱恋与冲破封建束缚，但采取的情节与描写却很少能凸出这一主旨。写了女主受性的苦闷压迫与追求性的解放，但和书友所说一样，这女子所受的“教育”似乎是只让她生了从传统包办婚姻里逃离的想法，但也就仅止于想法，明明对于这一点可以有更多的阐述空间，却被情欲一笔带过，于是乎女主的书似乎是白读了，又或者“义务教育”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和叔父扯上关系的情节工具。而对于自身的“解放”追求，又是传统的性缘叙事，饥渴男女的相遇，身份权力的不对等。给女主安排将自己的身体和情欲寄托给丧妻的叔父，与其说是反抗封建包办倒不如说是换了一条狗链戴上，而好色儒弱迷恋处子的叔父自然承担不起这个“新主人”的身份，理所当然的逃逸与未婚先孕的结果，倒是颇有一种青春疼痛文学的色彩。而结局的对于一地鸡毛的自然妥协，就好像一开始的反抗就是个笑话，只是在既定的结局里添了一个孩子罢了，没有深思与血泪，徒有露水情缘，何来深刻的反抗意义？这里面有逃离，有懦弱，有决绝与妥协，有性，有粉饰出的情，但毫无自由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