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

人的不完美是自由的基础。 缺乏制度支撑的原则与缺乏原则指引的制度一样，在政治上都是无效的，对社会秩序有害无利。因此，对他们而言，方法与原则同等重要。他们的成功不仅要归功于所遵循的原则，也要归功于所采用的方法。 过去200年的西方历史中，每次极权主义运动都源自当时的自由主义。从卢梭到希特勒之间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他们都产生于各自时代理性自由主义的失败，都保留了各自由主义信条的本质，并且都用同样的机制把理性主义者潜在的、无效的极权主义转变为革命专制者公开的、有效的极权主义。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绝不是自由的根源，反而是威胁当今世界的极权主义的滥觞。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的源头不是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或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而是边沁、孔多塞、正统经济学家orthodox economist、自由宪政主义者（liberal constitutionalists）、达尔文、弗洛伊德与行为主义者所倡导的理念。人类理性是绝对的，这是启蒙运动的伟大发现。 真正的自由主义源于在宗教上与理性主义脱离关系。19世纪的英国自由党部分立足于1688年开创的和解传统，但更多立足于“不属于圣公会的英国基督教徒的良心”。前者是对自由的重申，反对理性专制主义（以克伦威尔式神权政治和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为代表）。后者源自18世纪的宗教复兴，尤其是卫斯理创立的卫理公会和低教会派福音主义。这两者都诉诸基督教的爱、信仰与谦卑，都直接反对当时的理性主义：卫理公会反对启蒙运动，低教会福音主义反对边沁等功利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 然而，绝对理性永远不会是理性的，永远不能通过逻辑证明或证伪。绝对理性在本质上凌驾于逻辑论证之上，且先于逻辑论证。逻辑推理可以且必须基于绝对理性，但不能证明绝对理性。如果是真正的宗教，那么绝对原则是超理性的，是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原则，可以为理性逻辑奠定有效基础。如果是人为的或人声称的，那么绝对理性必定是非理性的，并且与理性逻辑和理性手段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 近150年来，理性主义的所有基本教条不仅是非理性的，而且基本上是反理性的。宣扬人类固有理性的启蒙主义者持有的理性主义哲学便是如此。1848年那代功利理性主义者同样如此，他们从个人的贪婪中看到了自然“看不见的手”促进共同利益的机制。20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尤其如此，他们认为人受心理因素和生物因素支配。上述每种理性主义原则不仅否定自由意志，也否定人类的理性，并且都只能通过暴力和专制统治才能转化为政治行动。 但理性自由主义者从不将这些落实为行动，因为他们既不能为掌权而妥协，又不能为掌权而斗争。他们在政治上总是处于瘫痪状态：理论上勇往直前，行动上踌躇不前；反对时慷慨激昂，掌权时束手无策；纸面上的正确理论不能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行动。 理性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于，从他们的立场到政治成效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极权主义。理性自由主义者主观上真诚地追求自由，客观上只会导致暴政。理性自由主义者摆脱政治上的无效只有一条路：放弃理性主义，公开成为极权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 “公意”无须伪装为理性上可确定的或理性上可实现的。无可否认，公意是一种非理性的绝对真理，它蔑视理性分析，位于理性理解的范围之外，并且超越理性理解。公意虽然存在，但没人知道公意存在的方式、地点以及目的。既然公意是完美的、绝对的，那么自然而然就是普遍存在的。任何拥有理性之人，任何理解社会的最高意志之人都有权利，也确实有义务把公意强加给多数人、少数人以至于个人。自由仅在于公意的完美实现。 美国革命为一个在欧洲几乎被彻底击败且显然正迅速消亡的群体（反中央集权者、反极权主义者）带来了胜利和力量，这些人对专制的、集权的政府充满敌意，并且不信任任何声称完美的统治者。美国革命使自治的普通法免于被淹没在完美的法典之中，并且重建了独立法庭。最重要的是，美国革命重申了下列信念：人的不完美是自由的基础。 他们采用的方法不是基于所谓的蓝图或灵丹妙药。他们坚信普遍原则的宽泛框架，并且在这一点上他们不会做出任何妥协。但他们知道，唯有行之有效（即解决某个实际的社会难题），制度方案才能被接受。他们也知道，几乎每一种具体的制度工具都可以用来为每一种理想目标服务。他们在教条方面是纯理论家，但在日常政治活动中却极端务实。他们没有试图构建一种理想的或完整的结构，甚至愿意在实际方案的细节方面自相矛盾。他们想要的只是一套能够完成手头任务的方案——只要该方案符合宽泛的原则框架即可。 费城制宪会议的参会者反对在宪法中加入《权利法案》，与其说这是出于对法案条款内容的敌意，不如说是出于对抵押未来的厌恶。事实上，《权利法案》的条款基本上是消极性的，仅列出了不该做之事，而不是应该做之事。 “因袭的习惯”体现了政治方法领域的人的不完美原则，简而言之，人不能预见未来，不知道自己会去往何方。人唯一可能知道和理解的是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现实社会。因此，人们必须以现有的而不是理想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作为社会与政治活动的基础。人类永远不可能发明完美无缺的制度工具，因此最好使用旧工具而非企图发明新工具来完成一件理想的工作。人们知道旧工具的运作方式，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如何使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任。人们对新工具一无所知，而且如果新工具被作为完美工具兜售，那么就可以合理地推定，新工具的使用效果将不如那些没人期望完美或声称完美的旧工具。 “因袭的习惯”不仅体现了人的不完美，表明了“所有社会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这一意识（可以据此区分政治家与政客），而且体现了一项经济原则——比起复杂、昂贵、闪亮的创新，人们更喜欢简单、便宜、普通的事物。这是常识与绝对理性之间的对立，也是经验和责任心与肤浅的才华之间的对立。遵循“因袭的习惯”的人往往步履缓慢、低调平庸、默默无闻，但值得信赖。 事实上，如果说人们真的希望得到救赎的话，那么人们寻找的仍然是世俗的救赎。教会（尤其是基督教会）可以且应该宣扬“社会福音”，但人们不应也不能用恩典代替政治，用救赎代替社会科学。宗教是任何社会的批评者，在不抛弃真正的王国（灵魂与上帝独处的王国）的情况下，宗教不会接受任何社会或社会计划。这既是教会作为社会良心的优势，也是其作为社会中政治势力与社会势力的致命弱点。 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重要且前所未有的特征。仅有口号和形式的外表被作为一个空壳维系着，而整个结构必然被废弃。 法西斯主义崛起的真正原因就在于这种冲突。它源于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新信条和新秩序的缺失。旧秩序已经不再有效、不再现实，并且世界因此变得非理性和邪恶。但并未出现为新信念奠定基础的新秩序，也没有从中发展出新形式和新制度把社会现实组织起来，以便使我们能够树立一个新的最高目标。 最不为人所知的是，德意极权主义最根本的特征是：企图用非经济满足代替经济满足、奖金与照顾，并作为个人在工业社会中等级、地位与功能的基础。 极权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实际上都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两者都徒劳无功，因此谋求一种能够超越两者的不以经济因素为基础的社会。极权主义社会唯一的经济利益是保持工业生产机器的良好工作状态。由于经济成果完全附属于主要社会任务，所以牺牲谁的利益和谁获得收益都是次要问题。 换句话说，它们提供了典型的非经济“炫耀性消费”，这些消费通常只有掌握经济财富和特权的有闲阶级才能享受。这些满足本身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但它们是社会地位的有力象征，旨在通过一套社会平等措施弥补持续的经济不平等。 “领袖原则”（即英雄个人进行领导的原则）确定了工业企业家阶级的社会地位，该原则也声称完全基于非经济方面的区别。领导者的社会地位和功能并不取决于经济功能和财富。一名领导者必须证明自身在精神领域合格，并且如果在这点上不合格，那么他的经济地位就必须被剥夺，这个欺骗性命题得到了提出者和许多其他人的认真对待。 “领袖原则”（fuehrer prinzip），简单地讲，即“元首的话高于一切成文法律”，政府政策、决定和办公机构应为该目标的实现而努力，该原则规定了纳粹德国政治权威的根本基础。——译者注 政府不再是规则制定者、促进者、承保人、支付代理人，而是行动者和管理者。到1960年，政府是解决所有社会难题和所有社会任务的合适行为主体，这已成为所有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接受的观点。实际上，人们往往质疑社会领域中非政府的、私人的活动，所谓“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类活动是“反动的”或“歧视性的”。 作为财政国家的万能国家最不成功。无论在哪个国家，万能国家都没有成功实现有意义的收入再分配。事实上，过去4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帕累托法则，根据该法则，社会各主要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取决于经济体的生产率水平。一个经济体的生产率越高，收入就越平等；生产率越低，收入就越不平等。帕累托法则断言，税收不能改变这一点。但财政国家的支持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下述主张的：税收能够有效且永久性地改变收入分配。我们过去40年的经验证明该主张是错误的。 实现多样性的出路不在于一致，而在于联合。我们不希望压制社会的多样性。每种多元机构都有必要性，都执行一项必要的经济任务。我们不能缩减这些机构的自治权。无论政治辞令是否认可，这些机构的任务都决定了其应该自治。因此，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可以联合的共同点，唯有强有力的、卓有成效的政府堪当此任。 现在所有组织高管都习惯性地说：“人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然而，很少有组织会真正落实，更不会真正相信。尽管可能并非有意，但多数人仍然相信19世纪雇主的观点：相较于组织需要成员，成员更需要组织。但事实上，组织必须像推销产品和服务一样推销成员资格，甚至应该更加努力地从事后者。组织必须吸引人，容纳人，承认和奖励人，激励人，服务和满足人。 在大约60年前的1933年，伯利和米恩斯出版了《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这本书可谓美国商业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两人指出，传统的“所有者”（即19世纪的资本家）已经消失了，所有者身份迅速变成对企业没有兴趣或承诺，只关心短期收益的一群不知名投资者。因此，他们认为“所有权”已经与“控制权”分离，并成为一种纯粹的法律拟制，管理层不再对任何人、任何事负责。进而，20年后科迪纳提出的“职业管理者”接受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并试图将其变为一种优点。 然而，在政治过程中，人们不会试图实现最优化，而会追求“满意”（严谨的决策理论术语）；试图找到能产生最低可接受成果的方案，而不是产生最优成果的方案，更不是产生最大成果的方案。这确实是人们在政治领域遵循的规则。……确切地说，人们试图找到一个不会引起反对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个能够获得大力支持的解决方案。当政客谈论“可接受的妥协”时，其实际意思就是“满意”。政治被称作“可能的艺术”而不是“称心如意的艺术”并非没有道理。 亨利·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英国比较法学家、历史学家，他在《古代法》中提出：“我们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译者注 让我强调一遍，所有这些新概念都不符合定律“整体是各部分的结果”。相反，它们都符合一条绝非定律的新主张：各部分存在于整体的结构中。 而且，这些新概念与整体的结构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贯穿笛卡尔世界观的轴心（即因果关系）已经消失了。然而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因果关系并未被随机和偶然关系所取代。爱因斯坦说他确信上帝不会掷骰子，这是非常正确的。爱因斯坦批评的只是物理学家（包括他自己）不能设想除了因果关系之外的任何秩序概念，也就是说，爱因斯坦批评他们不能摘掉自身的笛卡尔式眼罩。统一的秩序概念奠定了新概念（包括现代物理学的新概念）的基础。不过这并非因果论，而是目的论。 知识已成为特有资源，而不是一种资源，促进了社会转型为知识社会。这个事实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创造了新的政治形势、新的社会和经济动态。 人们越来越认可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动态不平衡”是经济的唯一稳定状态；创新者的“创造性破坏”是经济的驱动因素；新技术是经济变革的主要（甚至唯一）推动力。这与所有早期和至今仍然流行的经济理论都截然相反。那些经济理论的基础是：均衡是健康经济的标准；货币和财政政策是现代经济的驱动因素；技术是经济的“外部因素”。

一本很好的社会学研究著作，它关注于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并对知识社会进行了系统描述。

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的本质恰恰在于，一极是信念、目的、愿望、价值观代表的理念领域，另一极是事实、制度、组织代表的现实领域。纯粹的理念可能是健全的哲理或伦理；纯粹的现实可能是健全的人类学现象或新闻。单凭任何一极都无法造就健全的政治，甚至根本无法形成政治 正当权力是一种受控的、有限的、负责的、理性决策的权力。 人类理性是绝对的，这是启蒙运动的伟大发现。 各部分存在于整体的结构中，而且与整体的结构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成长、变化、发展才是正常而真实的。 经验转化为知识，把学徒制转化为教材，把秘诀转化为方法，把实践转化为应用知识。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工业革命”（世界范围内社会和文明的转型）的本质。 新技术要求生产集中化，也就是把生产转移到工厂中。知识无法用于数以万计的小作坊和乡村家庭手工业。 无一例外，现代史上所有早期的经济强国（英国、美国、德国）都通过引领新技术而占据领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强国和地区（先是日本，接着是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的崛起都归功于泰勒式培训制度。该制度能在短短的时间内把一支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前工业时代并因此处于低工资水平的劳动力队伍打造成一支具有世界级生产率的劳动力大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中，泰勒式培训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卓有成效的引擎。 提供知识来发现如何通过现有知识最好地产生成果。使知识富有成效而必须做什么。换言之，知识正用于系统性创新。 知识工作者掌握生产资料，即头脑中的知识。这是一种完全可转移的巨额资本资产。由于知识工作者掌握自己的生产资料，所以他们能够移动。体力劳动者对工作的需要远远超过工作对他们的需要。 大量知识工作者既从事知识工作又从事体力工作，我称之为“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可能是19世纪、20世纪熟练工人的真正后裔。 20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奇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立足于向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这些产品采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设施进行制造，并由新兴国家或地区提供劳动力。这种方式将不再有效。 《共产党宣言》是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回应；俾斯麦的福利国家、英国的费边主义、美国的商业规制等政治理论都是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回应，共同塑造了20世纪的民主政体。泰勒式科学管理（始于1881年）及其掀起的生产率革命也是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回应。数年后专业管理的出现同样如此。 我在公共图书馆通过阅读学到的知识，比通过长达12年的中小学教育学到的多得多，也比后来在读大学的数年时间内学到的多。 当时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没有计划，也没有方向，但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被政治理论、社会理论、政策方面的著作吸引

"翻开德鲁克的《功能社会》，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他的超凡预见力让我惊叹不已，首次提出的知识社会概念，让我对21世纪充满了期待和好奇。👀知识工作者，这个新时代的宠儿，他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数据，作为知识的载体，成为新型生产要素，这让我对未来的生产方式充满了想象。🚀重读大师的作品，就像找到了破解数据资源化、要素化难题的钥匙。🔑建议大家静下心来，好好品味这份智慧的馈赠。💖"

把知识用于工作，把知识用于知识。实际上，我们所谓的“管理”，就是通过提供知识来发现如何通过现有知识最好地产生成果。但只要存在卓有成效的管理，也就是把知识用于知识，我们总能够获得其他资源。 “只要竭尽全力去追求卓越，市场总是会为我们敞开大门的。”

功能社会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的整体，其中每个部分都满足社会的某种需求，从而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这种社会赋予个人地位和功能，且决定性的权力是合法的。 一、功能社会的定义 1. 功能社会将社会比作一个人，社会中各种组织就好比其器官，个人则好比千千万万承担不同功能的细胞。当具有不同功能的各种细胞和器官各司其职，一个人才能保持健康状态。同样，只有一个社会的各种组织和个人都具有明确的功能，并且能够尽职尽责地履行功能，一个社会才能正常运转。 2. 功能社会是赋予个人地位和功能，且决定性的权力是合法权力的社会。虽然社会以它的物质形式体现，但它并非是由物质实体决定的，而是理念、信仰和价值组成社会的物质实体。 二、功能社会的功能 1. 功能主义认为，社会分层之所以在各个社会中长期存在，是因为社会分层不可避免，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既然社会上的地位差别、收入差别、贫富差别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那么它作为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必然对社会发挥着某种功能，满足着社会某种需要。 2. 功能主义学派认为，在任何社会中总有某些工作被视为比其他工作更重要，因此，社会上由贫至富的分层体系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对于不同阶层、群体之社会地位的重要性的规定；社会上人们的才能、知识、智力、技术水平各不相同，让最有才干者去担负最重要工作应是社会分层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说，社会不平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事实上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转也是必要的。

以AI和中美对抗为标志的新时期，个人与企业都在努力有工作或者存续，在处理相互关系的时候，都迫切的需要有类似德鲁克的视角。

2001年的著作，距今1/4世纪过去了，仍然睿智而深刻，充满洞察未来的远见。

吃相太难看了，把以前写的每本书里摘一个章节凑出一本新书。

德鲁克的书都会回归到两个问题 作为未来社会核心角色的知识工作者 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一套体系 知识工作者本身也是知识工作者的对象 因此完成了体系永恒推进 知识工作者需要被尊重 因其成为某种技术崇拜者而非具体的对象忠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