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的四季：皇帝与首辅

如果能忍受翻译腔和英文绕口的定语，西式的表达可以一读，我第一次也没有读下去 少年朱厚熜刚来到北京城，因为没有根基，就在张璁等少数派臣子的帮助下，赢得了和杨廷和为代表的文臣旧臣派的胜利。之后开启了张璁主导的改革。张璁出身寒门，了解底层百姓的困苦，47岁才中进士，中进士没有授官职就遇上嘉靖登基，与杨廷和的礼法争执。张璁此时在北京，以大胆的投机、精准的策略、深厚的经验和机心，联合几人帮助嘉靖赢得了“大礼议”的胜利，压制住了杨廷和及孝宗遗孀张太后为首的文臣和勋臣集团，没有成为北京权贵的傀儡皇帝。年轻的嘉靖在大礼议中面对汹汹的反对派，踌躇犹豫时，是张璁答复道：“彼众为政耳。天子至尊，明如日，威如霆，畴敢抗者？需锦衣卫数力士足矣。”张璁为首的少数派出谋划策，帮皇帝镇压了多数派。 之后当了首辅的张璁，没有在骤贵后骄横敛财，反而开始了得罪勋贵太监的一系列改革。张居正后来实行的一条鞭法也是从张璁开始启用。张璁是一个通机变、有权谋的法家型官员，难得的是他一生不论何种境地都不忘初心，方显政治家审时度势、隐忍大胆、敢为人先的气度。 夏言出身官宦世家，为人才华横溢、刚直孤傲。嘉靖一方面爱其才，厌其不逊。他任职首辅，继续了张璁抑制权贵、关注民生的政策，也有收复河套、防御蒙古的大略。但是终因孤直结怨于众。嘉靖一生都在被人夺权的恐惧中，厌人不逊；严嵩自卑自傲，阴狠刻毒。刚直孤傲、心怀大志的夏言遇上这对阴狠君臣，陷入了死局。一代首辅被绑缚四肢，弃市而亡。夏言死后两年，蒙古俺答就兵临北京，史称“庚戌之变”。 15岁入京继位，没有受过完整帝王教育、没有自己班底的朱厚熜，在与大明最顶级狠辣的官吏过招中，从屠龙少年终成恶龙。“壬寅宫变”的宫女因不堪虐待要弑君，终于成为嘉靖不再信任任何人的最后一根稻草。本来体弱的皇帝死里逃生后，开始自己虚幻的长生之路。修仙版不粘锅、只关心权力的嘉靖上线。 嘉靖最佳白手套——严嵩上线。严嵩亦是出身寒门，少年神童，家境寒微，刻苦攻读，才华横溢。刚做官遇见正德时刘瑾之乱，回乡养望十年。因为夏言同乡，受其提拔之恩，接替了礼部尚书。严嵩遇见了只想修仙揽权不想负责的嘉靖，无限逢迎，极力隐忍，构陷夏言，独揽大权。在他那个善弄权、鬼才儿子的帮助下，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建立了政治黑帮，牢牢把控住了权力，成为了嘉靖修仙的最佳拍档。 严嵩、严世蕃的政治黑帮在大明或大或小、遍地都是。他们父子的黑帮大概是权力的剥削与垄断的一种极致了——通过打杀压制反对派，建立恐怖威慑；绝对垄断嘉靖的圣意，成为上情下达的权力中枢；由腐败与人情建立的利益共同体，短期稳定了朝局，实则掏空了国家根基。 徐阶是阳明心学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但他更像是一个典型的大明首辅。深谙隐忍和权谋，左右逢源，既能向上管理嘉靖的修仙与不安，又能保护善类，平稳政局，调和阴阳，为张居正、高拱改革铺平了前路。于私，在家乡大肆兼并，巧取豪夺。一款武装了阳明心学的典型顶级大明士大夫。 他们所有人都是大明顶级精英，面临封建专制压迫下民生困苦、政治黑暗，都给出了自己的解法，然后把问题留给了下一代。 从张璁到徐阶，每一个解法都曾燃起希望，又都在皇权的铁壁前化为新的困局。嘉靖朝的四季轮完，春天没有到来。

这个书读起来很辛苦，文言文和翻译腔双重暴击。但因为这个给它打低分是不公平的。作者做到了他声称的，将四位首辅作为嘉靖朝社会、官场的切片。既然是切片，那就注定了不会有大量作者的解释和观点。作为读者必须在奏章和皇帝的回复中构建人物的形象。嘉靖朝臭名昭著的腐败和危机并没有被渲染得很戏剧化，而是通过不带情绪的白描展现的。这可能是读海外学者著作的好处吧，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嘉靖 朱见深之孙，兴献王之子，因堂兄朱厚照无子嗣，兄终弟及登基为皇。藩王继位，是运气的加持。年少入京，勇于反抗文官集团，以继统不继嗣掀起大礼议风波并取胜。后又借多次礼制（父亲入太庙太宗改成祖、天地分祭、改动孔子祭典）之争，对大臣进行服从性测试，完成权力驯服。写青词，戴香草冠，都是他对大臣的服从性测试。在李福达案中，更是指鹿为马，要皇权不要对错。短暂推行嘉靖新政后，沉迷修道。20年不上朝，通过权谋操纵内阁，借奸臣之手满足自已私欲，大兴土木建观修庙。迷信二龙不相见，不见儿子，不立太子。壬寅宫变，庚戌之变……精通驾驭帝王术，精于权力的游戏。却漠视民生，心无百姓。为后世留下隐患。嘉靖嘉靖，家家皆净！真是天下第一昏君！

标题比较吸引人，相比夏言、严嵩、徐阶这些大部分人都熟悉的首辅，张孚敬其实大部分人不熟悉，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张孚敬个人与嘉靖帝的书信内容，变相了科普了张孚敬，让更多人了解，也让我洞察到当15岁的嘉靖皇帝失去的藩王府邸的袁长史之后，把40多岁的张孚敬当做半个老师半个父亲的角色特别仅仅，随着嘉靖的成年，二十多岁血气方刚，对能干的夏言也是真心的喜欢，当做自己身边人，可惜嘉靖本身是圣人心，夏言也是圣人心，两个人因为夏言不肯戴香叶冠而怒斩夏言，等到了严嵩，嘉靖权术更加精湛，驾驭臣下更加娴熟，就再也不会把大臣当做自己人、身边人的倾向，而是工具人，所以严嵩是一个合格的工具人，能撑二十多年。等到嘉靖晚年，徐阶这样高手出现跟嘉靖打太极，徐阶属于更高明的工具人。从早期唯亲，唯爱，再到唯用，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嘉靖皇帝也结束了一生，以定下了内阁大学生内斗的格局。

对自己要求高的人会更有责任心。会总结、会思考、有目标、有方法。不对立、不对抗 是一个自我激励的行动主义者。 徐阶拒绝扮演一个安静、低调的角色。 徐阶甚至自己都不承认他对最高职位的强烈野心，但是他始终对下一次机会保持警觉 讨论、阐释和内化向内寻求道德信条的主要规诫，成为徐阶终生全神贯注之事。 严嵩很可能是太老了，以至于无法改变自己的作风，他甚至没有被驱使去尝试彻底改造自己。 徐阶的行动方式是给一线的行动人员寄出雪片般的个人信件，信中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和劝告。严嵩更喜欢的行事方式是和一个最重要的人建立亲密关系。因为此时严嵩是比徐阶更强有力、对生活豪奢的人更为友好的人物；腐败和有效的官员表现并非必然对立。

略微枯燥，可能跟翻译有关系。将嘉靖帝在位时期分为四个阶段且与之代表的四届首辅与四季相对应，应该只有西方人才会这样划分，可能这也是一种特殊的视角吧。 嘉靖帝中国古代史上很富传奇色彩的皇帝。他在位45年，避居西苑二十余载，时而整顿朝纲，励精图治，时而崇信道教，宠信权臣，他的独特，从他继位时就开始显现。通过耗时三年的大礼议之争，扳倒了三朝元老杨廷和。大礼议事件是明史中非常重要的事件，它的背后隐藏意义非常大，远不止一届首辅的倒台或者单纯的礼仪之争这么简单。而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即新旧政治势力的较量。大礼议是明代皇权由明武宗流向明世宗的必要路径，也是恢复明代政治秩序的必要步骤。明世宗在大礼议中一步步的胜利和杨廷和集团一步步的失败，其实就是明世宗皇权一点点地获得和明代政治秩序一步步地恢复。借助于大礼议组建自己能够掌控的人事格局，这是明世宗最大的政治收获，符合明朝的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大礼议使得杨廷和与明世宗两人形同陌路。杨廷和被削官为民，更中断了杨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世宗日渐腐化，大肆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长生不老之术，此后明朝政治风气愈发颓废。 明朝废除了宰相制度，首辅相当于接替了它的职能，但虽位高权重，但仍要时刻把握皇帝的心思，从张骢、夏言、严嵩到徐阶无一不如此。他们君臣之间的合作、互动、纠纷和博弈展现的是明代中央政权的运转。

我自己的评价处于正面和负面之间。一方面，我尊敬他的勤奋和对权力的理解；另一方面，我厌恶他的生活方式，憎恶他的残忍。我试图理解嘉靖，但我必须承认，我不太喜欢他。不过，我在本书中的目的与其说是对他个人做出判断，倒不如说是探索他的首辅们的生活和经历，并从中获得大量在明朝历史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运转中的政权的具体画面。我希望自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后记 汗青堂087，《嘉靖帝的四季》是美国汉学家窦德士的明代史著作，全书以 “春夏秋冬” 四季隐喻嘉靖朱厚熜四十五年的统治历程，以四位内阁首辅为线索，跳出非黑即白的人物评判，聚焦皇帝与内阁的君臣博弈，还原明代中期复杂的朝堂政治生态。嘉靖并非预设皇位继承人，正德皇帝无嗣驾崩，少年藩王朱厚熜从湖北入京继位。即位之初爆发 “大礼议” 之争，年轻的嘉靖对抗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坚持尊奉自己的亲生父母，这场斗争既是礼制之争，更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权力较量，为他一生的统治定下基调。书中将嘉靖朝划分为四个阶段。春季代表张孚敬（张璁）主政时期。大礼议取胜之后，张孚敬得到嘉靖重用，作为锐意改革的意识形态斗士，他推动整顿吏治、核查土地、改革科举，强化皇权，助力少年皇帝巩固统治，朝堂充满革新的朝气。但张孚敬行事凌厉，不断遭受文官集团攻击，在君臣猜忌之中几经起落，最终退出权力中心。夏季以夏言为代表。夏言干练务实，擅长行政事务，是能力出众的技术官僚。此时嘉靖皇权稳固，朝堂国力鼎盛，但是君臣之间裂痕渐生。夏言性格刚直，在道教祭祀、朝堂礼仪等事务上时常忤逆皇帝意愿。嘉靖一边倚重他处理政务，一边不断猜忌敲打，最终夏言遭构陷被杀，盛世表象之下，朝堂危机开始显现。秋季是严嵩掌权时代。皇帝日渐厌弃朝会，移居西苑崇信道教，长期不临朝堂。严嵩善于揣摩圣意，以柔顺姿态获得嘉靖信任，执掌内阁十余年。书中没有简单将严嵩脸谱化为奸臣，而是写出他依附皇权、纵容官僚腐败的现实。这一时期朝堂腐朽，边患四起，财政弊病丛生，帝国步入萧瑟的秋天。所有权力根源依旧掌握在嘉靖手中，严嵩只是皇帝用来驾驭文官集团的工具。冬季对应徐阶当政。徐阶深谙心学，处事隐忍圆滑，长期周旋于嘉靖与严党之间，暗中积蓄力量。待到嘉靖晚年，徐阶抓住时机扳倒严氏父子，整顿朝局。此时大明已是暮气沉沉，社会矛盾重重，嘉靖帝生命走向终点。隆冬之中，王朝暗藏转机，为之后隆庆朝的改革埋下伏笔。本书打破大众对嘉靖 “沉迷修仙的昏君” 的刻板印象，还原出一个复杂的帝王形象。嘉靖绝顶聪明，深谙驭臣之术，即便不上朝，依旧牢牢把控最高权力；但他多疑敏感，极度看重个人权威，后期沉溺道教，忽视民生，纵容朝堂腐败。作者依托《明实录》与大臣文集，不做简单道德审判，揭示明代内阁制度的本质：首辅没有独立相权，所有荣辱沉浮，都取决于皇帝的信任与取舍，君臣之间是合作、试探、猜忌、抛弃的循环博弈。 这书真的是很差评，以前就读到第三章，实在读不下去了，虽说我能阅读史料，功底也不差，但是经不住本书内大篇幅的史料引用，觉得读来昏昏欲睡，今天强忍读完了 抛却小部分史实错误，能看出来架构以四季对应四个人物的结构是有巧思的，有卜正民某书的气质，然而书的内容生硬，一是翻译，二是作者自身对史料的驾驭能力不够。 明世宗朱厚熜，系明宪宗朱见深四子兴王朱祐杬之次子，即明孝宗朱佑樘侄、明武宗朱厚照堂弟，正德二年（1507）生于兴王就藩地湖北安陆。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无嗣而崩，朱厚熜依宗法承继帝位，次年改元嘉靖，开启了长达四十五年的嘉靖时代。 嘉靖帝及其子隆庆帝、孙万历帝在位时间总和将近百年，却以怠政之名见诸史册，论者以为皇帝怠政于上、百官贪腐于下，致使大明帝国日薄西山，在席卷全球的“十七世纪危机”中滑入了天崩地坼的“明清鼎革”。又另有史家认为嘉靖帝虽表面不理政事，实际仍“乾纲独揽”，以权术操纵大臣、中官，有效掌控了明朝运转已久的官僚机器，在嘉靖帝祖孙三人的统治下，明朝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以致世风迁移、崇尚奢靡，明末文人一时竟有了“幸生圣明极盛之世”（宋应星：《天工开物·序》）的缥缈盛世感。 基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总有不同。对嘉靖帝及其时代的褒贬对立如此鲜明，昭示着后人，嘉靖一朝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复杂超过我们想象。而相比以《万历十五年》闻名于世的万历朝，嘉靖朝如同隐入巨烛之下的暗影而不为人所重。国内学者林延清著有《嘉靖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胡凡著有《嘉靖传》（人民出版社，2004），卜键著有《明世宗传》（人民出版社，2013），均未达到《万历十五年》的传播度。通俗作品方面，最著名莫过于2007年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至今仍被史学爱好者评价为“神剧”，但上映时收视惨淡，至今未见重映。如今，著名元明史学者窦德士所著《嘉靖帝的四季：皇帝与首辅》译介出版 窦德士与本书 窦德士（John W. Dardess），有时译作“达第斯”，1937年1月17日出生于纽约，1958年毕业于乔治城大学，196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66年至2002年任教于堪萨斯大学，长期担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述颇丰，其代表著作包括《明代社会：14-17世纪的江西泰和》（1996）、《儒学与独裁统治：建立明朝的精英》（1983）、《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1973），他还参与了《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元朝后期部分的撰写。2020年3月31日，窦德士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本书英文版Four Seasons: A Ming Emperor and His Grand Secretaries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出版于2016年。全书将嘉靖朝四十五年的历史依照时代特征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每一季均有一名代表性的首辅大臣。作者以记载皇帝言行与军国大事的《明实录》及四位首辅的奏议文集为主要史料，依时间顺序铺陈叙述了嘉靖帝与这四位首辅大臣的互动。和前述代表作不同，本书并非研究型著作，而是以叙事为主，作者无意在书中提出重大观点或是构建模型，但穿插其中的议论亦值得读者思考。藉由这种最高层的君臣互动视角，读者可窥见当时明帝国政治的运转，国家治理的过程，以及政治格局的变动，这也是作者将本书比喻为“打入瓦砾、泥土和岩石中钻孔的探测器”的用意。 四季”的大循环与小循环 将长时段以一年之四季作喻并非窦德士的首创，早在明万历时期，张涛在《歙志·风土论》根据社会风尚的变化，便尝试将明朝此前的历史分为四季，顾炎武将其全文录入《天下郡国利病书》中： 弘治以前，“诈伪未萌，讦争未起，纷华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 至正德末、嘉靖初，“诈伪萌矣，讦争起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 至嘉靖末隆庆间，“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 到张涛自己时代，“鬼蜮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 对于以后的历史，张涛自然是不知道的，他也只能说“后有来日则惟一阳之复”这种循环的可能。 卜正民（Timothy Brook）很喜欢这种比喻，认为用“这种周期循环的隐喻”进行叙述可以“捕捉明人对于他们身处其中的那个时空的些许感受”，因此他写作《纵乐的困惑》一书时也将明朝分为冬（开始）、春（中期）、夏（结束）三季，而以秋（毁灭）作为结尾。四季，也正是当时人捕捉所在时代“变化脉搏”的感知，用以形容一个无发展的变化循环，恰如其分。 无论四季还是三季，张涛还是卜正民，他们的分期中，嘉靖朝都位于两季更替之间，也正是嘉靖帝的登基拉开了一系列变动的序幕，成为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大循环中的一次剧变，而其在位的四十五年亦足以完成一轮春夏秋冬的小循环。 在这四十五年里，实际经历了不止四任首辅，但其中任期最长的四位，也是本书四个部分的主人公，张孚敬（1475 －1539 年，浙江永嘉人）、夏言（1482 －1548 年，江西贵溪人）、严嵩（1480－1567年，江西分宜人）、徐阶（1503－1583 年，南直隶华亭人），恰好代表了嘉靖朝的春、夏、秋、冬，他们共同塑造了嘉靖朝的君臣关系与内阁政治，其影响甚至超过嘉靖朝，远及隆庆、万历。 皇帝与首辅的政治日常 作为“故事书”，本书始终紧扣“政治”的主题，以四位首辅的成长史为线索，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每个时代首辅的日常工作、与皇帝的互动，以及当时的重大政事。 “四季”正式开始前，是嘉靖帝的登场，也是他与前朝旧臣决断、打造本朝班底的开始，故此不属于嘉靖帝的四季。但此时嘉靖帝的权术已经初露锋芒，张孚敬等后来的主角亦已崭露头角，四季已有萌发之势，帝业亦已成形。从自己的入城仪，到母亲的入城仪，再到尊皇考的问题，嘉靖帝步步紧逼，杨廷和等旧臣则一退再退。即位一个月的时间，嘉靖帝已经理解了“权力”——如何运用个人资源，凌驾于那些比他年长且阅历丰富的男人（以及女人）之上并为所欲为（第8页）。他精准地注意到“礼”在政治中的重要性并始终将其掌握手中，又通过扶持当时的少数派、也是资历尚浅的张孚敬等人，在人事上亦占据了主动。当“大礼议”以嘉靖帝的胜利宣告结束，产生了“两道余波”，其一是《明伦大典》的修纂，宣告了皇帝对孝道、礼仪的权威；其二则是作者所谓的“猎巫运动”即官员互相检举参劾，本质上是官场上的一次重新洗牌，宣告了皇帝对人事和时局的完全掌控。这两端恰好分别对应了皇帝对道统与治统的垄断，于是，旧官僚黯然退去，嘉靖帝的四季正式到来。 春季的主角之一张孚敬已经在序幕中出场，当他正式步入朝堂、参预机要，嘉靖朝的革新开始了。嘉靖帝雄心勃勃，有心为整个大明重制礼法，即“复古”或“中兴”，礼仪改革也是他革新的重点。张孚敬在“大礼议”时作为嘉靖帝的得力助手，此时便先后以大臣、大学士、首辅的身份参与进来。张孚敬与其他首辅不同之处在于，他出任大学士时，嘉靖帝年仅二十岁，虽然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并树立了绝对权威，但毕竟还是少年，因此张孚敬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导师、医生、心理治疗师的角色，也参与了嘉靖帝家庭事务，如母子关系、帝后关系、子嗣问题等——当然，皇帝的家庭事务同样也是国事，但毕竟牵涉到皇帝的隐私，是以君臣在此更偏重于私人关系而不在于国政。随着嘉靖帝的成长，对权力的占有欲日益增强，他“带着与生俱来对权力的了解，展现出钢铁般的意志和狂热的野心”（46页）。他不再依赖张孚敬，与张孚敬分歧愈来愈大。而当大臣与皇帝在战略上发生分歧，基本已经预告了前者的离场。在三次下野后，张孚敬最终于嘉靖十四年（1535）彻底致仕。此时，作为少年皇帝夺权工具的大礼拥护者已经全部离开舞台，这标志着万物初萌的春季已经结束，嘉靖朝即将迎来盛大热烈的夏季。 正如夏之万物实萌发于春，嘉靖朝夏季的主角夏言在入阁前已经历任要职数十年，早在杨廷和时代便已参与政事，在“春季”时更以祭祀天地等礼仪改革深称帝意。作者在对夏季的叙述时，以夏言入阁为节点将其分为前后两段。入阁前的夏言是一位“技术专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涉及了明朝统治的方方面面。夏言的工作不止于嘉靖帝所沉迷的礼仪改造，从兵科给事中的职位开始，他纠劾佞臣、清查冗官、整理庄田，对这些工作绝不敷衍。虽然嘉靖帝当时有意以张孚敬等一派制衡、压倒杨廷和等旧臣，但仍需要杨廷和、夏言等人肃清弊政。嘉靖十年（1531），夏言出任礼部尚书，开始加入到礼仪规划与改革的工作中，作者将这段时期的工作概括为“在愤怒妒忌的同僚不断地攻击下，管理礼仪重建计划，监管外交关系，管理藩国以及官僚录用系统……参与皇帝的家庭事务”（126页）。夏言的内阁生涯则是不成功的，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作者无奈地说：“明朝中期的官僚生活中，没有人能逃离激烈的人机对抗和地下派系”（121页），夏言也不例外，在作为入阁预备的礼部尚书任上已经备受攻击，入阁后第一段任期即因阁臣不和而去职，第二段任期仍然陷入“最高层的对抗”中。虽然夏言作为“技术专家”治国有术，但作为大明的首辅，更需要的是和嘉靖帝本人的互动能力，而这并不是夏言所长——最终，夏言被牵入曾铣“复套之议”一案，严嵩等趁机发难，“竟坐弃市”。夏季戛然而止，转入肃杀萧条的寒秋。 史书评论夏言之死，有“以骄蹇得上恶”之论，故为严嵩所乘。严嵩在这方面的性格上与夏言形成了鲜明对比，后人以严嵩为奸臣，实际也是看到了他逢迎上意、结党营私的一面。是以作者在写作时，也有意将严嵩与夏言进行对比，比如强调他“所拥有的和蔼可亲的外表和灵活的政治手腕，也正是夏言缺乏的”（149页），比如两人在待人接物上“夏咄咄逼人，严较为柔和”（154页），又比如严嵩在接任夏言留下的礼部尚书后，作者以同样的顺序讨论了他任内的工作：“包括外交关系、学校和考试，然后是藩国和其他。”（168页）作者没有纠结于严嵩的贪腐事迹，而是将重点放在严嵩从事的政事及其与皇帝的关系上，指出严嵩“不是理论家、反对者，也不是狂热分子”的中庸、务实一面，当然也没有否认严嵩的野心与欲望。严嵩很明白，他最重要的任务是不断取悦嘉靖帝。当严嵩作为首辅登台，嘉靖朝已经过半，皇帝已在位二十七年，经历了春、夏两季，早已不复当初的热情。嘉靖帝在统治前半段，不仅精力充沛地参与礼仪重建，亲力亲为践行各项仪式，还乐此不疲地干预群臣政务，到了后半段，皇帝终于疲乏了，开始沉溺于精神世界的崇道修仙，与群臣的关系越来越依赖于有限的高级官僚沟通。严嵩以道教的青词取悦嘉靖帝，又能为嘉靖帝选拔能员、驾驭群臣，故虽然明知严氏一门贪腐，但深居西苑、追求清静的嘉靖帝却仍需要严嵩为自己遮风挡雨。严嵩擅权近二十年，时“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朝政萧索，国势日颓，大明已是秋风日紧了。 严嵩以逢迎上意巩固权位，以参劾攻讦使夏言倒台从而上位，讽刺的是，在担任首辅的最后岁月，他却因忤逆上意而失宠，又被随之而来的弹劾终致倒台。“嘉靖对严嵩有盲目的情感，严嵩对自己的儿子也有盲目的情感，但是嘉靖和严世蕃之间没有一丝情感，这最终导致了整个机器的崩溃。”（232页）随之上位的徐阶是一位杰出的首辅，在其之前的仕途中长期低头实干，在外省历任亲民之官、备察民情，在中央处理了包括皇子冠礼、方皇后入太庙、外国朝贡、俺答汗入寇等问题，其入阁前的经历丰富程度远超前面的三位首辅，入阁后亦能左右逢源，在严嵩擅权期间洞若观火、隐忍不发，还配合嘉靖帝修道而撰写青词，颇膺帝眷。在内阁低调经历十年后，徐阶以娴熟的政治技巧一击致命，彻底击败把持朝政二十年的严氏父子，时为嘉靖四十一年。今天的我们自然知道嘉靖帝还剩四年寿命，当时的明朝人恐怕也能感到严嵩倒台后的丝丝寒意，嘉靖帝的统治已近暮年。而徐阶顶住了下滑中的明朝国势，让制度恢复活力、重新注入了能量。在嘉靖朝仅剩的时间里，他修正了严嵩身后留下的统治机器，为内阁制定了规范——内阁、连同内阁首辅的权责事务，正是在嘉靖朝历任首辅的实践中逐渐成型。作者对徐阶评价颇高，称其为足智多谋的“党人”，赞许了他拥有丰富的经历，同时能接近嘉靖帝，在政治上能与官僚打交道、并在适当时机出手（272页）。正如隆冬仍然蕴藏着生机，徐阶所在的冬季虽然迎接了嘉靖帝的离世，但同样为未来的隆庆、万历之世开启了革新的希望，如此，似乎新一轮春夏秋冬又将启动。 全书最后，作者列举了晚明与清人对嘉靖帝及其时代的评价，大致是晚明人评价倾向于积极，认为嘉靖帝实现了“中兴大业”，而清人则认为嘉靖帝仅仅是“中材之主”。作者本人的评价兼具两面，一方面肯定了嘉靖帝在政治上对权力的控制，另一方面则对嘉靖帝的生活与感情表示厌恶。至于四位首辅，作者曾在徐阶登场时给了每个人一句简单的评语，兹录如下： 张孚敬：犀利的意识形态战士； 夏言：杰出的技术专家； 严嵩：操纵以腐败为基础的官僚机器的政客； 徐阶：将个人行为模式（“致良知”心学）引入高层政治领域、与众不同的大学士。 日常背后：礼仪、皇权与明朝政治 与大多数人想象不同，政治的日常、尤其是高层政治的日常是非常无聊的，英国著名政治喜剧《是，首相》就自嘲过“批评政府的剧是世界上第二无聊的，第一无聊的是赞美政府的剧”。但这种流水账式的政治日常，或许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侯旭东在《什么是日常政治史》里反思了“只是关注制度运行中发生变化的若干时刻”和“构建大事件序列或线索”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日常统治”的概念，即：从事件、事件序列、制度转向关注小事件、事务，关注人与事务的关系，同时亦由关注“变”转向关注“常”，以及“常”中如何产生“变”。前面提到的《万历十五年》，其英文标题“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后半段“不重要的一年”，黄仁宇称“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后人将这不重要的一年置于晚明的政治变动中，却能够发现“风起于青蘋之末”，也正是此意。 我们回过头来，将本书作者记录下嘉靖帝与四位首辅日常往来的政治活动，置入明朝政治的长河中，会发现什么？ 本书最大的背景，就是明朝政治的过分成熟。“它是成熟的力量，其机构发达而稳定，政治思想锚定在文明的黄金时代，在地缘政治上的姿态是确定不变的。治理明代中国的庞大官僚机器也是同样成熟的，甚至是过分成熟的。”（vii页）而作为一个过分成熟帝国，在政治中的体现便是对“礼”的重视。明代中国整体太平无事的氛围，使得礼仪的重要性超过了国防和国内安全等其他事务（第8页）。这也是为什么，嘉靖帝从未进入京城，便如此强调以何种礼仪入城，之后更是通过“大礼议”才得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本书的四位首辅，全都是通过礼部进入内阁这一权力枢纽——在此之前，入阁的踏脚石是翰林院（152页），同样是涉及“礼”的部门。而四位首辅入阁前后的经历同样可以看出，他们所掌管的事务几乎都是在配合嘉靖帝、对礼仪进行革新或是维系。这些看似日常的例行公事，其实正是当时的特点。这也是《万历十五年》里所说的：“统治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嘉靖、隆庆、万历，一脉相承。 本书叙事的线索是嘉靖帝与四位首辅的互动，在这种政治日常的背后，是嘉靖一朝内阁政治的发展。明代内阁政治基本成型于明初杨士奇、杨荣、杨溥即“三杨”时期，他们历仕四朝，得到了几任皇帝的信任与重用，“赖朝廷委遇责成之专”，又以内阁学士兼尚书之尊，时以“天下称三杨，政本在内阁”，“阁权益重”，隐隐有相权之形。（韦庆远：《三杨与儒家政治》）但阁权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不时仍有部权挑战，而且始终受到宦官势力的制约。虽然明人屡以宰相比拟内阁学士，后世首辅张居正也一度被人称为“真宰相”，但内阁从未真正拥有过宰相的名与实。历史学家祝总斌指出，宰相必须同时具备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而即如内阁首辅也从未真正拥有过，内阁的权力始终随着皇帝的倚重与否而涨落。作者在书中写道：“在16世纪嘉靖治下的明朝，多年稳定统治的关键在于皇帝与其首辅之间的个人关系。”（231页）实际上，明朝臣下权力本质始终来源于皇帝，整个明朝、甚至整个帝制中国都概莫能外。 我们在本书中看到，张孚敬因得到嘉靖帝的支持而能在同僚孤立的情况下平步青云，夏言因礼仪改革赢得嘉靖帝赏识而入阁、因“复套之议”为嘉靖帝憎恶而丧命，严嵩虽结党、贪腐，屡遭弹劾，却能因嘉靖帝保护而毫发无损，最后倒台也是由于圣眷已衰，徐阶更是在嘉靖帝与严嵩间长袖善舞，在严嵩倒台后赢得了嘉靖帝的信赖，直至嘉靖帝驾崩。在四名内阁首辅的身后，是无处不在的皇权——嘉靖帝。本书对嘉靖帝直接着墨不多，读者或只能在“大礼议”和宫廷事务中看到嘉靖帝的直接表态，但作者在“嘉靖统治的宏大开场”之后、嘉靖帝的四季正式开始之前有这样一段话： 年轻的嘉靖凭着自身品性的力量，充分运用明朝皇位的传统特权，以及仅仅六位关键支持者的帮助，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数以千计难以应对的官僚，再通过他们施加到亿万民众身上。（33页）这种权力结构与统治模式，注定了每位首辅所执行的必然是皇帝的意志，嘉靖帝始终没有离开本书的叙事，即使已经深居西苑，其皇权的阴影仍在每位首辅的身后，挥之不去。是故明代史学家王世贞称：“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 本书未竟之处 本书以皇帝与首辅的君臣关系为观察明朝政治的视角，以此串联其他主题，角度新颖，议论隐于叙事之中，可读性较强。但囿于叙事方式和体裁限制，以及作者对涉及史事的取舍，本书仍有未竟之处。 首先，本书以“皇帝与首辅”为副标题，而不是“嘉靖帝及其时代”，我们固然不能苛求本书对嘉靖一朝的史事面面俱到，但由于嘉靖朝首辅实际权力并非靡所不综，并不能完全覆盖当时的全部大事，当作者将视角局限在皇帝与首辅、特别是四名首辅在任期间的政事时，本书涉及的史事便很有限了。明人黄凤翔《嘉靖大政类编》列举嘉靖朝大事凡十九件： 大礼、四郊、庄肃谥议、章圣南祔、京营、河道、阉宦、二后丧祔、册立分封、宸章召对、大狱、张延龄狱、甘州兵变、大同兵变、大同再变、辽东兵变、南京兵变、南倭、北虏 以上大事，本书或轻轻带过，或隐匿无闻，这都是由于首辅并未参与或参与有限，自然无法在自己的奏议、文集中留下过多记载。作者应该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用了相当篇幅介绍每位首辅入阁前的宦迹，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其次，本书分为春夏秋冬四部分，每一部分均以一名首辅为中心人物，且记叙每位首辅时不拘于其首辅任内之事。由于四位首辅在事迹上有大量重合之处，势必造成“一事而复见数篇 ”——这实际也是传统纪传体史书一弊。为防止重复，作者不得不将一事分系于各人，这造成了原本重要的史事因分列多处而首尾难顾，如“大礼议”和“复套之议”均被分散在不同的章节，其中“大礼议”更被严重弱化。“大礼议”及其余波几乎覆盖整个嘉靖帝统治前期，深刻影响了嘉靖一朝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革新，仅就“首辅”而言，尤淑君在《名分礼秩与皇权重塑：大礼议与嘉靖政治文化》中认为“大礼议影响了人际关系、权力结构及政治文化”，嘉靖帝有意赋予首辅大权，以处理君臣冲突，由此才有了“相形成而首次遂大分”即阁权加重、首辅次辅分明的体制。作为叙述“皇帝与首辅”的著作，实在不应忽视。 第三，作者为强调明朝对“礼”的重视，所叙首辅工作基本都围绕服务皇帝的礼仪构建，不同首辅的对比也侧重于个人素质和具体庶务，这使得本书并不能完整展现嘉靖朝政治变化的轨迹。古人与当代学者均注意到嘉靖朝在明朝内阁制度发展中的革新一面，明人王世贞特作《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揭示了嘉、隆、万三朝内阁权力的发展，指出内阁权力愈大，始于“嘉靖入绍，尽扫其蠹而新之，归政内阁”，特别是从杨廷和开始，首辅地位突出，后来才有了万历朝张居正专权的可能。田澍在《嘉靖革新研究》中指出，内阁权力扩张固然有嘉靖帝有意授权的原因，但历任首辅的能力及行为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正是在嘉靖朝，首辅杨廷和成功压抑吏部尚书、结束了“阁部相持”的局面，其继任张孚敬“居内阁，则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将百官次序排列成内阁-九卿-监司-守令，以内阁为百僚之首。这些在本书中都没有涉及，于是造成了本书第五章中，徐阶与嘉靖帝讨论内阁性质与作用，嘉靖帝称“此官（首辅）虽无相名，实有相职”，徐阶强调大学士与吏部尚书均至关重要，这一段仿佛凭空出现一般。 此外，本书虽强调“礼”，但对“礼”本身及其对于皇权的意义讨论得并不够，仅将其作为一个默认的、不言自明的背景知识，也无视了对于嘉靖朝从中央祀典到民间祠庙祭祖制度的变革及关联——而这正是第二位首辅夏言在礼仪上的重要政绩，王学的兴起也只在徐阶登场介绍时如蜻蜓点水一带而过。虽然可能是作者考虑到预设受众和篇幅原因未能深入，但对比本书对“礼”的一再强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余论 当作者笔下的严冬过去，隆庆、万历相继登基，大明朝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权力首辅时代。到底是四季重演，还是长冬凌冽？历史的亲历者或许最多只能感受到风起于青蘋之末，而他们大多数看到的是万历以后，庙堂之上众正盈朝、万象更新，江湖之远齐家化乡、敬宗收族，各地无不以“诗书传家、簪笏盈庭”为尚，“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官商，横游蓟北”，一派“圣明极盛之世”的气象。因此，在他们看来，嘉靖帝“垂德泽于无穷”，隆庆帝“海内翕然，称太平天子”，万历帝“庙号曰神，殆真如神”，真“圣圣相承”也！ 但站在历史末端的我们捧起史书后却能知道，当这个享国日久、过分成熟、崇尚礼乐的庞大帝国重复着日常政治，它的东北部，一个年轻、简陋、尚武的小部落正在悄悄崛起。

聚焦明朝的“话题之王”嘉靖帝， 透视皇帝与首辅的互动博弈。 提起嘉靖帝，很多人大概会想起高分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里由陈宝国老师饰演的形象。他在位45年，是明朝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 嘉靖帝可以说是明朝的“话题之王”，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继位时爆发了『大礼议』之争，少年气盛的嘉靖帝联合张璁（张孚敬）等人，斗倒了历经两朝、根基深厚的杨廷和集团，开启了皇权强势的嘉靖时代。 在统治初期，他意气风发，作者以春季来对应，首辅是有从龙之功的张璁。之后在嘉靖帝统治的夏、秋、冬季，嘉靖沉迷道教，夏言、严嵩、徐阶相继粉墨登场，成为首辅大臣。而徐阶为了上位，甘居严嵩之下，百般讨好，待羽翼丰满之后，取严嵩而代之，这段史实堪称政争文的典范。 嘉靖帝在位后期常年避居西苑，练道修玄，却始终牢牢掌控着大明的朝政，精于玩弄帝王心术，试图在大臣之间平稳权力的天平，琢磨人心。

看完后 感觉自己的文言文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开篇从17岁楚地世子 历经三年大礼仪后大权在握 虽然统治生涯褒贬交织争议不断 还算是有始有终 天选政治家不过如此了 皇权至上 杀伐决断 掌控人心 首辅就像他手里的引线 操控他的王朝 经历四季更迭 春华秋落

这本书的角度很好，用嘉靖朝四位比较重要的首辅阐述执政后的历史。然而，历史并不是分段的，作者反复横纵跳跃描述，让人感觉比较难读。作者对嘉靖帝的评价我比较赞成，“一方面，我尊敬他的勤奋和对权力的理解；另一方面，我厌恶他的生活方式，憎恶他的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