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郁
苦雨斋是周作人书房的名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周作人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他们既迥异于以鲁迅为旗帜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不同于以胡适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书以随笔形式,自由、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这一文人群体的文化心理、价值选择、人生姿态和社会取向。本书系作者旧作的修订本。在旧版基础上,作者对部分文字表述作了修改和润色,增写了《弟子之五》《佛门风景》《与路吉阿诺斯为伍》三篇,删除了《后记》,显见,初版十余年后,本书作者对周作人及其历史影响在认识上有所深化。
研究周氏兄弟,孙郁出品,都有保证的。而他文笔也不错。审美、观念、判断上,也与我基本一类。这是本群像书,喜欢知识分子研究的人,大约喜欢看。
03年的書,此版改動很少,當年讀時是很引起對周作人的興趣的。如今再讀,感覺很淺,大段引文可能是為了佐證,總是強調魯迅第一,然後周作人如何如何,恐怕作者於周作人也未必能知其真際,其他的學問非作者所長,只能露怯,考慮到當年出版周作人還算很少,姑給予一般評價。
周作人确实是一典型的文人,其文风、品味、情趣胜在有文人气,而其安逸、短视、失节亦由于其文人气。读此书很可以感到文人的一体两面,可惜是以札记短评的方式来写作,读来还是有一些零散琐碎。
读孙郁《苦雨斋旧事》 孙郁笔下的苦雨斋有两层意思,一指周作人,一指周作人的住处八道湾十一号(大概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吧,周作人常称自己的书房为苦雨斋)。由此孙郁的《苦雨斋旧事》也就书写了两部分的内容,其一关于周作人,其二到访过苦雨斋的文化人,当然重心还是在于周氏。在《苦雨斋旧事》的“引子”一文里,作者说道:“周作人之于我,一方面在学识上是个参照,现代以来,像他那样博览群书的人,十分少见。另一方面,他的逆于常人的空漠,散淡后的绝望,让我产生了自省的感觉,似乎那里,也映着我们这代人的某些影子。中国的读书人,有许多徘徊在苦与乐、明与暗之间,内心流动的,就有周作人式的情调。”以往写周作人是犯禁的,毕竟曾经落水,做过文化汉奸。后来湖南的钟叔河主持岳麓书社,开始出版周作人著作,让我们知道伟大的鲁迅先生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弟弟。孙郁谈周作人,其笔法采取的乃是从外到里,先写周作人的朋友,譬如钱玄同(鲁迅生前,奚落钱玄同之处多多,但鲁迅死后,钱氏的文章,并不以恶语相报,却肯定了他的治学、为人以及艺术上的贡献)、刘半农、张凤举、徐祖正、沈尹默、沈士远、沈兼士等,然后弟子如废名、江绍原、俞平伯、沈启无、冰心等,最后才是周氏个人的文化关注与随笔趣味。作者旧事重谈,带着周作人的笔墨风格,展现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多难处境。孙郁谈周作人,有真知灼见处。譬如说:“周作人为文的特点是举重若轻,轻描淡写,能减不增,以平实为本。其《饭后随笔》《知堂回想录》,几成化境,如清水出芙蓉,景观之美,为他人所不及的。世间以为周作人是个喜欢吟风弄月之人,那其实是大谬的。他的讲风土、民情、佚事、帝京岁时,不过是与主流文化抗争,寻一块自己的园地罢了。”这是深知周氏才能写出的话,立场不偏不倚。张中行说,好的文章,非用力为之,周作人文章之美,恰在此处。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周氏之文,亦得益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一定的自由空气,而非万马齐喑。至于孙郁亦有不解人处,如说“周氏一生,败笔的地方在骂人的文章里,如暗射鲁迅的《破脚骨》《中年》《老人的胡闹》《〈蛙〉的教训》等,就写得轻浮,很少雅量。周作人晚年谈鲁迅的家事、掌故,沉静得连一点感情也没有,就有点过于无情,不见人的性情了。”前者云周氏暗射鲁迅即是“轻浮、很少雅量”,但看鲁迅在书信及小说里挖苦嘲笑历史学者顾颉刚的生理缺陷,鲁迅又何曾有过雅量呢?后者那时鲁迅已成革命偶像,金光万丈。写鲁迅自然容易发表,但在周作人的内心深处,写鲁迅对于他来说其实亦是一种折磨。于是周作人把关于鲁迅的文字定为“以事实为主,不杂议论”;他不能说鲁迅的坏话,但他更不愿虚构鲁迅的神话。早年,周作人对文学还是抱有玫瑰色彩的,他说过:“真正的文学能够传染人的感情,它固然能将人道主义的思想传给我们,也能将我们的主见思想,从理性移到感情这方面,在我们的心的上面,刻下一个深的印文,为从思想转到事实的枢纽:这是我们对于文学的最大的期望与信托。”后来看惯人世间的风雨与历史的轮回,把目光凝注在希腊文明、妇女儿童问题、性心理学、民俗与风物,原创随笔与异域翻译并重,以为于此对国人更加有用。正如孙郁所写:“苦雨斋及其客人并非远离尘世,他们只是觉得,学问乃学人要义,专心致志,心不旁骛,在学理上深入下去,于国于民,均很有利。”
大概率是因为周作人曾服务于日伪,因此早前很少能接触到关于周氏的书和事,随着时间的延展和时代的变化,周氏的往昔像一副卷轴渐次被有心的读者所了解、知悉。本文作者从八道湾苦雨斋为切入点,多角度展示了那个时代周作人周围的事与人,为有意于进一步了解、评判周氏的读者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二先生是冷门,研究二先生更是冷门。